第二节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货币学说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货币的研究伴随着对财富的理解，发展了劳动价值理论，开始逐渐深入对生产领域中货币职能的探讨，是马克思货币学说重要的思想来源。囿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缺陷，造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货币概念的认识上的一些错误和不科学。
一 前古典时期的货币学说
最开始将经济看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官方学派和重商主义者，重商主义代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分为早期和晚期。早期重商主义又称重金主义，马克思称之为货币主义。在重商主义者的宏观体系中，供给成为关注的中心方面，即论证如何最大量地形成出口盈余获得硬通货实现民族国家的富强。在货币主义者看来，贵金属货币就是财富，货币的源泉来自与贸易直接有关的特殊部门。因而，为尽可能多地获得财富即货币，其提出的政策主张就主要表现在禁止金出口同时尽可能使外国货币或金银进口上。晚期重商主义者对货币的理解并没有超越早期重商主义者，依然把货币直接当作财富，但在获得货币的方法上更为宽松，并不仅仅局限于金银的进出口，而是扩展到生产可以获得贵金属的工场手工业产品并把这些产品销售出去，也就是认为财富在于可以获得货币的劳动，提出的政策主张表现为以发展出超对外贸易和利用货币来经营贩卖贸易为目的。不管是早期还是晚期重商主义，其理论对货币的考察都十分片面，把货币当作财富进而当作流通的目的，“财富”和“货币”混为一谈，还停留在流通过程的表象中。
马克思评价指出，重商主义的错误在于把货币当作流通的目的，只是从交换、流通的角度考虑，撇开了财富的物质因素，而只把交换价值当作实现财富的唯一路径。[34]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重商主义体系已经有意识地把货币看成资本，只不过是在商业资本中表现为资本[35]，而早期重商主义的错觉在于把货币只当作自然物，而不是社会生产关系[36]，因此，还不能把重商主义看作包含在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之内。
法国的重农学派是在法国实施以挣取硬币为目的重商主义从而陷入欧洲最穷国的背景下出现的。看到了重商主义对农业这一当时法国最大产业的忽视所造成的社会矛盾，重农学派批判重商主义将财富和货币等同的观念，转而将产出人类食物的生产土地看作价值的源泉，成为最早提出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的学派，而他们提出农业是自然在经济上的表现，自然秩序就成为重农学派理论的出发点，为了维护自然秩序的经济规律，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因此成为这一学派的主张。在货币学说上，重农学派认为，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因为交换只有在价值相等的东西之间才会发生，货币不过是充当交换的媒介，并不是增加财富的手段，贮藏货币是有害的，流通也就成为生产的从属要素。在研究了生产领域的重农学派那里，经济学就变成了真正独立的学科，马克思因此评价重商主义在资产阶级视野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是其最大的功绩，“正是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37]。但是在货币学说上，重商主义并没有提出系统的货币学说，其理论体系以实物分析为主，把货币本身的理论问题排除在其体系之外，因此也并没有形成科学的货币学说。
二 威廉·配第的货币学说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学说的最高成就，是马克思思想的三大来源之一。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始于威廉·配第，结束于大卫·李嘉图。马克思对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内部联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以此为依据将政治经济学划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38]
有“政治经济学之父”之称的威廉·配第，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肇始人。《货币略论》集中了他的主要货币思想。在《货币略论》中，配第否定了重商主义的货币观点，指出货币不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不能用货币的多寡来衡量一国的富裕程度。配第在其代表作《政治算术》中，从“英国怎样才能把握欧洲的霸权”的社会热点问题出发，对当时的欧洲强国特别是法国、荷兰同英国进行了比较，讨论了三国国力，三国中哪一国最可能提高国力等问题，比较了三国的人口、领土、位置、产业、军事力量等要素，认为通过合理的政策，英国可以实现在欧洲的霸权。而政策的合理性取决于财源的确保，则必须振兴工场手工业和商业，把生产的商品销往国外，因而他推崇通过把商品销往国外获得财富的晚期重商主义，并认为商品生产需要雇用更多的工人，需要更多的货币积累。配第从人口、领土、位置、产业、军事力量等要素出发，终结在货币，认为财富即货币，只要有了货币就可以增强国力，可以看出，配第的货币思想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货币源自流通领域的观点也表明他对货币的研究缺乏科学论证。
但同时不可否认，配第货币思想的巨大贡献在于将货币概念和价值概念联系起来，把价值的论点扩及对货币的研究上。他以耗费的劳动量来阐明价值的概念，认为价值的源泉是劳动，劳动是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的金银的劳动量来决定。他认为并不是一切劳动都能生产交换价值，只有开采金、银的劳动才能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但配第还不能真正理解价值和货币。他论述了一蒲式耳小麦的自然价格为什么是一盎司银，却对小麦的价格为什么由白银来表现只字未提，价格究竟是什么在配第那里还是一个疑问。配第没有完全克服重商主义的印象，重商主义以流通为出发点，交换价值恰好是在流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因此配第把交换价值看作价值，没有从交换价值中抽出价值，也没有从价格中抽出价值，也就不能建立科学的价值论。对于利息，配第把利息和地租并列起来，“以地租的合法性来论证利息的合法性”[39]，认为出租土地既然可以收取地租，那么贷出货币也应当收取利息，如果货币所有者不能获得利息，那么他就不会去贷出货币，而是去用货币购买土地来收租，但配第并没有追问利息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是否可以像土地一样长出东西来。可以说，配第的货币学说依然呈现片断化。
三 亚当·斯密的货币学说
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抽去社会关系的单纯物质生产，斯密因此也未能建立科学的货币概念。对于斯密来说，货币是自然的贯通历史的概念，只是某个精于世故的个人的发明，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不过是社会的、历史的概念，货币是历史的产物，“如果从生产的总体上来考察生产，货币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40]。
斯密对于重商主义的货币观予以了激烈的批判，而且与配第相反，斯密并不把财富仅仅从它的流通形态即货币来理解。在他看来，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积累金银对欧洲的生产发展毫无帮助，“商品”才是财富，只有生产商品的劳动才能创造财富，货币可以流通，是因为商品可以销售，而在商品销售之前，必须有商品生产，由此向上追溯到可以提高财富生产效率的分工。对斯密来说，财富并不仅仅来自它的流通形态货币，“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41]，马克思曾肯定斯密的贡献，指出斯密认为劳动时间是最初的货币，这一点就考察生产行为而论是正确的[42]，这里，实际上斯密是在他提出“劳动创造价值”论点的巨大功绩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货币归结为劳动时间。在斯密的劳动价值论那里，劳动一般就是创造财富的一切规定性。[43]
但是，斯密是在价值概念之前论述货币的，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地阐述货币产生的必然性以及货币的本质，也就无法说明货币是真正的社会价值尺度这一点。其在著作《国富论》中，就价值问题分析之前，分工问题之后研究了货币问题。他从分工开始研究，论证了因为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所以能够增进国民财富，接着阐明了分工的原因，而因为分工与交换有着密切的联系，进而研究了交换。货币被当作为促进交换便利的工具引入斯密的体系。由于商品和货币的交换，斯密进而阐述了交换引起的价值和价格问题。所以可以说，斯密的货币学说与其价值论没有联系，在《国富论》中，货币的关系是一个从货币论（第一篇第四章）向商品论（第一篇第五章）发展的颠倒的顺序，[44]因此，斯密才会在关于货币是如何产生的问题上诉诸人的本能，从分工、交换是自然发生的观点出发，认为货币也是自然的发生，是在每个人都要克服交换的困难时产生的，是深谋远虑的人为了消除物物交换的不便而发明出来的，货币是拿去和任何人的生产物交换都不会被拒绝的特殊物。货币的产生被斯密归结为人的本能，这是用个人的能力对货币如何产生所做的说明。马克思说，交换关系这种社会制度自身就具有产生货币的必然性。斯密不能理解货币所体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不能认识货币是真正的社会价值尺度而是首先把货币理解为流通手段、交换的伟大工具，强调货币交换媒介的职能。可以说，斯密的货币理论是一种货币中性观，只看到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因而对于金属货币和纸币的区别，斯密也不能理解，他认为“在粗陋状况下，金属的使用，有两种极大的不便”[45]，纸币和金属货币的区别只在于纸币比金属货币更加方便，因而被自然发明出来。
斯密劳动价值论本身的不彻底，也就造成了体系的二元论，在进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讨论中，他陷入了三位一体的教条中。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只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货币成了价值创造的三者之一，因此货币所有者才能得到利润。马克思称之为“斯密教条”，它体现了斯密体系的不彻底性。
四 大卫·李嘉图的货币学说
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靠的正是对货币流通问题的研究和参与金价问题的论战。李嘉图将劳动价值论发展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顶点，其劳动价值论具有彻底性，决定了他在货币本质的问题上，能够坚持货币并不是财富，“谷物和黄金与其他商品相对而言都可以由于生产的困难或便利而发生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三十的变动……唯一不变的商品就是生产时所要付出的辛劳和劳动永远都相同的商品……但是即使上述商品中有任何一种是正确的价值尺度，它也仍然不是衡量财富的标准，因为财富不取决于价值”[46]。他否定了货币的价值由供求关系决定，从他的劳动价值论原理出发，认为“黄金和白银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其价值只与其生产以及运上市场所必需的劳动量成比例”[47]。这是李嘉图的伟大贡献，它给马克思创立科学货币学说以启发。
但是，李嘉图把货币看作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的商品，没有认识到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同时，他和斯密一样，都停留在了衡量价值的尺度是劳动或者劳动时间上，而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劳动只是内部的价值尺度，货币才是社会的也就是外部的价值尺度。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其人教授指出，“认识到劳动是价值的尺度是很不够的，因为它只解决商品生产者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平均劳动时间大小的问题，而不能解决社会上对这种劳动的质，即它生产的这种使用价值是否需要，在需要的前提下，它的量是否与需要相等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和生产另一种商品的劳动之间的换算问题”[48]。马克思指出李嘉图货币学说的弱点，究其根源来自他把资本主义当作自然永恒存在的社会，最适当最有利于生产发展的社会，因此，特定经济形式总是被选择忽略。在李嘉图的体系中，他始终聚焦劳动和土地产品的分配问题，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原序》中，李嘉图强调如何确定“土地产品——即将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在地面上所取得的一切产品——要在土地所有者、耕种所需的资本的所有者以及进行耕种工作的劳动者这三个社会阶级之间进行分配”[49]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50]，因此，这一体系是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一分为二，交换价值在其体系中就消失了，所以在谈到货币的时候，货币关系在他那里就成了形式，[51]也就不奇怪在货币经济学说史上，李嘉图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货币数量论的代表，“产品总是要用产品或劳务购买的，货币只是实现交换的媒介。某一种商品可能生产过多，在市场上过剩的程度可以使其不能偿还所用资本；但就全部商品来说，这种情形是不可能有的”[52]。
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服务于主张英国采取对外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政策。在李嘉图的货币学说中，纸币与银行券被混为一谈，纸币又与金属货币具有同等的地位，从而将纸币、不可退换的银行券也纳入了他的货币数量论中。他认为货币永远处于流通中，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数量，无论货币数量增多还是减少，它总是表现为与货币增多或减少以前同样多数量的商品。如果货币的数量减少，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就以更少量的货币来表现，因而商品的价格就要下跌，相反，商品的价格就要上涨。商品的价格根本上取决于商品量和流通中货币量的比例，过多的货币使商品价格上涨，为了使商品的价格维持在“自然价格”的水平上，因此就要输出多余的货币储备，这样才对英国有利。
李嘉图把货币的职能仅限于作为交换和流通手段，将货币看作简单商品经济中“掩盖在物物交易上的薄纱”，从而把资本流通看成商品流通。[53]其理论把货币的生产看作在中性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的，这种货币中性教条的根本错误在于认为货币和商品在进入流通之前都没有价值，价格只是两者之间量的比例。[54]
李嘉图学派的货币数量论不过是对萨伊定律的解读。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自动为其自身创造需求，一切商品从来不会缺少买者。马克思批判这无疑是一种形而上学，因为一切商品从来都不会缺少买者就意味着商品买和卖即供给和需求必然平衡，这种建立平衡的办法的实质是把资本主义流通过程倒退回到了直接的物物交换阶段。这一论点被新古典经济学所继承，并在大萧条时期将资产阶级经济学逼入死角，这里不得不提及凯恩斯对这一观点的批判，凯恩斯认为古典经济学派的谬误根源之一是把现实经济是货币经济当成鲁滨逊经济体系的物物交换[55]，在古典经济学派那里，“除去会引起若干摩擦以外，有没有货币没有多大差别；相信：生产和就业理论可以在以实物交换为基础的情况下建立起来（像穆勒那样），然后再敷衍地把货币引进来——这就是古典学派传统的现代说法”[56]。而凯恩斯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所批判的这点早已被马克思所批判。
货币数量论遵从萨伊定律的教条，认为货币作为一种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是不可再生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是一种商品。在货币数量论看来，货币没有价值尺度这一功能，因为在进入流通之前商品是没有价格的，其价格在流通中才形成，而进入流通之前货币也是没有价值的，进而必然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即认为货币的价值和价格总额由流通中的货币商品数量决定。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只是符号，一种和资本主义无关的货币形式而已。当经济景气的时候，为生产而生产，生产似乎不愁销路，货币不过是单纯的手段，似乎重商主义时代的追求货币的热潮已经得到了免疫，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时，这种看法的错误才会体现得淋漓尽致，当为生产而生产的循环基础被切断，货币会露出它带有的绝对性的本性。[57]
在李嘉图那里，没有给商品货币执行作为货币的职能留下一点空间，因为他仅仅注意到货币的交换媒介职能，“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消失在交换中”[58]，货币和交换本身（流通）在他的经济学中只表现为纯粹形式上的要素[59]，“把这种货币关系看作只是形式的东西。由此也就产生了他的货币理论本身的弱点”。[60]如果货币数量的调整依赖于金币与金块之间不停地相互转换，就没有货币贮藏存在的空间，因此，“李嘉图有关商品货币交换价值的理论排除了对‘作为货币的货币’的分析，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的最有趣和最重要的职能”[61]。马克思从斯图亚特和银行学派反对货币数量论的论战中受到启发，银行学派在对货币数量论的论战中提出的重要的一点是关于货币的贮藏职能。因而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货币作为自为存在的价值使贮藏成为可能，货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流通中，另一部分进入贮藏，这一运动决定了货币流通的数量，使货币的交换价值与货币的内在价值和商品的内在价值相一致，而贮藏可能导致危机，因为贮藏使卖与买在时空上分离，就已经预示着经济的危机，货币从流通中逃离进入贮藏但又必须再回到商品流通中，这一矛盾导致货币的解体，货币因此走向资本。
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完成科学的货币理论，整体观之，其侧重于从交换的角度论述货币而忽视了货币的其他职能。虽然有种种错误，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货币学说上的贡献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来源，而其错误的一面是马克思继续探索的动力，促使马克思创立科学的货币学说，马克思自己也曾说，“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62]总体来看，马克思货币学说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货币学说的积极扬弃，因此，对于揭开货币的起源，必须思考从商品的价值关系的最简单形式怎样到货币形式。[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