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近代中国民族意识是怎样觉醒并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识的
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总是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以及仁人志士想要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地主阶级首先意识到西方物质技术的先进，发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正式迈开学习西方的第一步，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物质技术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欧风美雨”的到来，催生了中国早期维新主义思潮。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和官僚，逐渐转向发展资本主义。这就促使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民族资产阶级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启发下，看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落后，因此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制度方案，希望通过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希望以温和的手段进行变法维新，以图发展资本主义。革命派主张“民主共和”，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这就是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
首先，鸦片战争使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萌发。西方殖民者以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闭关深睡的中国人。从此，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反侵略斗争中不断觉醒。林则徐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组织人员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介绍西方的地理、历史等情况，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他还整顿水师队伍、增修炮台、加强海防，并且购买外国武器进行研制和仿造。魏源继承林则徐思想，著成《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理解的“长技”主要是“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然而，林则徐、魏源的急切呼声，并没有唤醒清朝的“春秋大梦”。
两次鸦片战争均以中国的失败告终，清政府的统治陷入风雨飘摇当中，此时洋务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试图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学习坚船利炮的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提倡所谓“自强新政”，大力兴办军事工业。洋务派先后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系列军事企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转入“求富”阶段，在继续筹办军事工业的同时，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着手筹办民用性质的厂矿企业，企图通过“求富”达到“兴商务，浚饷源，图自强”的目的，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洋务派在军事方面，筹办海防，相继向英德等国购买和自造各种舰船，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四支水师，并在1885年建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洋务派还创办了一些新式学校，兴办了近代教育事业。其目的是解决翻译人才紧缺之局面，希望通过谙熟外文以探求西学而图自强，扭转危局。然而，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痛定思痛，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物质技术的学习只是舍本逐末，只有从政治制度上进行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自强起来。
随后，中国出现了一股早期维新思想的潮流，这些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或直接接受过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或间接了解了资本主义文明，甚至也有从洋务派分化出来的官僚和买办，成为资本主义最早的代言人。他们的维新思想具有早期资产阶级意识，并且与资产阶级有大体相同的政治倾向。他们大都曾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或参加者，随着形势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逐渐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形成具有自己独立意识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的思想主张被称为“早期维新主义思想”。尽管早期维新主义思想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比如缺乏系统的维新理论，但是其为甲午战争后波澜壮阔的维新变法运动做了必要的铺垫。
甲午战争标志着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甲午战争血雨腥风的洗礼，加剧了民族危机，唤醒了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了一股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并迅速演变为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1898年1月底，康有为向光绪皇帝呈送了《应诏统筹全局折》（《上清帝第六书》），提出了变法维新的大纲。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从这一天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史称“百日维新”。在政治方面，设立制度局，改革旧机构，撤去闲散、重叠的衙门，裁减不必要的官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作风；广开言路，准许自由组织学会，提倡上书建言，严禁官吏借故阻止。在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发展，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局，各省设商务局，广办邮政，成立丝茶公司；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收支情况按月公布；允许旗人自谋生路，取消旗人由政府供养的特权。在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提倡学习西学，派人出国留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奖励新著作和发明，奖励创办报刊；等等。在军事方面，设厂制造军火，精练海陆军，裁汰旧式军队，改用西法练兵。这场百日维新遭到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抵制和反对，光绪皇帝被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维新变法最终失败了。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同时登上政治舞台的。1894年冬，孙中山在檀香山联合20多位爱国华侨，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1894年冬，孙中山在檀香山联合20多位爱国华侨，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年8月20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不久之后，创办了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作为同盟会的政纲。“三民主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鲜明和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纲领。同盟会成立之后，会员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大大小小的起义，旨在推翻腐朽清政府残酷的统治。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号角。革命军在3天之内占领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有15个省市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并正式成立南京临时政府。辛亥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激发了人民的民主精神和革命精神，鼓舞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进行斗争的士气。其中“振兴中华”思想的提出更是为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使国民的民族意识不断升华直至全面高涨。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有增无减，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巴黎和会对中国权益的侵害和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无数爱国学生和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表达了全体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者和国内统治者的坚强决心和勇气。可以说，五四运动“早已表现出了中国真正的、积极的民族特性”[1]，巴黎和会使中国“产生了一种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使他们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全国各阶层的人都受到了影响”。在五四运动之前，国人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认识都比较模糊，五四运动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使中国人民认清其罪恶本质和侵略行径，一致坚决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呼吁争取民族独立，维护祖国的尊严。总的来说，五四运动使国民的民族意识得到了一次升华。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更是让国人都认识到中华民族已经处于极度危亡的时刻，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此时一些共产党人士、社会先进人士纷纷呼吁反对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全体国民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所有爱国的人们都把拯救中华民族、保卫祖国和抵抗日本侵略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任务。此时强烈的民族意识激发了极大的爱国热情，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同时，民族复兴的意识也逐渐觉醒，中华民族复兴是孙中山先生首先提出的，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历史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伴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而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以前，中华民族总体来说处于一种比较“自在”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一系列层面不断碰撞、交流、互动，这样的相处模式推动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同化，也奠定了民族生存、发展的疆域。进入近代，这个“自在”的民族模式受到空前的挑战。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不断加深，使中国失去了众多领土，边疆也发生了诸多危机，中国遭遇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狂潮。这一悲惨命运将全国各族人民深刻地联系在了一起，大家都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抵抗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此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但已经形成一种事实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面对列强的侵略，全国上下各个民族都严阵以待，誓死捍卫国家尊严和民族独立。
最早使用“中华民族”这个词的人应该是梁启超。早在戊戌时期，梁启超已经初步形成了对外抵制外族侵略、对内实现各族团结的民族意识。进入20世纪以后，他进一步接受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他的横向联合的“同种合体”主张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并且将其同纵向的历史认同感相互结合。1901年，梁启超首先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一词的首次出现。
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总的来看，辛亥革命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起点。革命党人将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建构与作为社会实体的民族一体化建设结合起来，将中华民族作为国家建设的民族基石。他们基本上已经摆脱了种族革命、民族冲突的羁绊，更多地赋予其革命政治意义。他们以建立各民族平等的、以中华民族为现代民族国家基石的民主共和国为根本诉求。当革命党人真正完成了从革命角色向执政角色的转换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也就从自在转入自觉。他们的思想是要合中国境内的民族为“一人”，形成中华民族的一体化。对外，中华民族要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一员；对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无高下贵贱之分，尊荣共享、患难与共。
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的侵略使全体国民认识到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共同的命运也将全国各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在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个主要矛盾面前，国内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共同承担起保卫中华民族的重任，最终在万众一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体意志和决心高度统一的典范。
总的来说，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深刻的民族危机，在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高度自觉的民族意识，也诞生了高度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由于革命党人提出民族主张的特殊性，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成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国家建设的新开端。抗日战争高度强化了这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种意识的带领下，中国人民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实现了民族独立。
注释
[1]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