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这里我们要重点发掘的是辛亥革命及民国建立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从而认识辛亥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宣告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得民主共和成为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帜。首先,它第一次打破封建社会的历史循环,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不再隶属于任何“天子”或任何王朝,而归属于全体民众。从这一点讲,革命的胜利,不仅实现了两个半世纪以来民族主义革命传统的梦想,而且还超越了狭隘的种族诉求,将政权从清政府那里解放出来,将它扩大到所有中国人,由此将中国历史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次,辛亥革命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行使统治权,这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特征。同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规定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均享有人身、财产、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述、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等民主权利,同时规定国民享有纳税和服役的义务,其中对国民权利义务的规定意味着对封建社会等级制的彻底否定。后来这部法律虽数次废除,但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段祺瑞执掌政权后,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举起“护法”旗帜,全国应者如云,这说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当时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影响力。最后,辛亥革命使得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国成立后,“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观念成为社会的高度共识。尽管共和民主制后来曾遭北洋军阀破坏,甚至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闹剧,但上述行动最终都归于失败。事实上,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共和潮流已在民众中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信念和力量,任何想要复辟帝制或个人独裁的做法都必将遭到社会有识之士和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和坚强抵抗。这种价值和信念本身,实质就是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
在政治方面,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积极主张在行政上实行总统垂直领导制,应该说这是针对辛亥革命前的清政府腐朽没落的统治做出的一种选择与创新。孙中山确立了总长直接受总统指挥的领导体制,次长也由总统“简任”,总长、次长各为1人,形成总统—总长—次长三层独任制的领导方式,避免了副职过多、纠缠不清的矛盾。虽然其行政建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行政权限划分可能也比较粗放,但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化的中央行政体制。这一新诞生的行政建制没有重蹈旧制,体现了在体制创新上的新思维新做法。它表明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新政权在行政管理、行政体制方面的创新追求。所有这些,都给后来政府的行政管理带来历史性的影响。此外,作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临时参议院的成立也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上的重大事件,是资产阶级三权分立之立法权在中国的首次实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临时参议院成立后,曾发生过很多临时政府越权、侵犯临时参议院权限的事件。对此,临时参议院都展现了维护法制的决心和努力。而1913年初进行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更是彻底打破了2000年来“家天下”的世袭王朝体系,不仅为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推选出了合法的政治领导人,还赋予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功能;不仅留下了政治体制创新的空间,也使权力合法性的认可途径发生了变化,并从根本上触及了公共权力来源的问题——统治者的合法权力只能来自民众的授权和认可——这正是一切民主政治的真正起点。
在经济层面,辛亥革命掀起了“兴办实业”的热潮。地方势力、中上层知识分子、商人、官僚都独立或联合开办新式资本主义企业。首先,南京临时政府发展实业的方针得到了各地政府的拥护和支持。“各省多能重视勃兴产业,江苏、浙江、湖南等省的都督或下属各司,还特聘富有资历与经验的华侨实业家为顾问。”[1]政策通过减免厘税、鼓励开设民办企业等措施,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其次,政府官员也积极投身于兴办新式企业。然而,这些官员对办厂经商的态度多半取决于经商事业取得的结果。如果经营失败,他们就把失败归因于实业家;反之,若有红利可分(在1900—1911年期间经常分红),官员就纷纷趋之若鹜,唯恐落于人后。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政府公职人员与企业经营活动的关系更为密切,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资本家和商人在国内的社会地位。许多社会精英(其中也不乏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参与经济活动。借助于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开办实业和投身商业很快在社会上令人尊敬、受到重视。例如,陈璧、沈云沛、陆润庠和张謇等进士出身的前清文人,就曾先后开办工厂。他们的加入,使社会逐渐形成了“绅商”这一新的社会阶层,这些人大多从事金融贸易、工业产业等经济领域的工作。随着全国兴办实业热潮的兴起,中国自身也逐渐涌现出一批有实力的企业。这股兴办实业的热潮对于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是辛亥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变之一,集中体现了辛亥革命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为一战结束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思想文化层面,辛亥革命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给人们的社会风俗带来明显变化,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群体探索救亡图存开辟了新视野。民国成立后各类新式学校的建立,大大推动了国内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有学者统计,1902年全国共有现代学校35787所,至1912年增加至87272所,学生人数从1006743人增加至2933387人[2]。与旧书院只注重个人造诣不同,民国后的新学校更加重视集体协作和遵守纪律,这样就促使青年人认识到自身团结所具有的力量,这一点在后来的五四运动中被充分证明。与此同时,妇女开始接受教育,甚至出国留学,男女平等的观念也逐渐为国人所接受。1910年有150名妇女留学日本,城市里的一些富有人家也越来越主张婚姻自主和妇女外出工作,私立学校亦逐渐实行男女同校,所教授的内容亦男女生完全一样。与此同时,中国知识界也在迅速西化。特别是在少数几个沿海城市,迅速出现一大批政治活动家和职业革命家,他们与旧式的“象牙塔”文人不同,热心参加社会活动,积极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特别是在思想方面对中国社会产生极大影响,大大推动了民国社会的近代化。例如,废除皇帝年号纪元,改以公元纪年,下级官员见上级官员不行跪拜之礼,男子以“先生”“君”等互称,取代“老爷”等封建等级称呼,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之风席卷全国。人们的服饰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洋装旗袍与长衫流行起来。
辛亥革命的胜利也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促使经济文化、社会风俗、思想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在富裕的市民中,大家开始关心妇女解放问题,多数赞助妇女发展教育事业。至1908年江苏省已拥有女子学校105所,学生4455人,而到民国初年,教育部的官方统计为女生141430人。同时,受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思想启发,自由恋爱也开始成为越来越多青年男女追求自我解放、追求婚姻自由的重要标志[3]。
总而言之,从前述情况看,辛亥革命确实给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虽然这场革命最终失败,但在鼓舞中国人民救亡图存、争取民族富强、重塑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传播新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思潮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历史功绩不容抹煞。
注释
[1]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88.
[2]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60-561.
[3]同①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