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不同阶段的教育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吗？
——来自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证据

人力资本禀赋及其投资率的差异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解释国内生产总值差距的重要因素，有很多理论模型强调教育的正外部性。一些增长模型表明，教育的公共回报超过私人回报，因为我们通常认为整个经济中较高的人力资本平均水平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率。不过，更高的教育水平可能与许多提高生产力的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并不表现为私人回报。

因此，当存在重要的外部性时，基于个人的微观分析将不能作为公共政策的指导，因为这种分析只衡量教育的个人回报。宏观研究考虑的是直接相关的数据，即经济层面的回报。然而，与教育的微观计量证据不同的是，实证的宏观研究显示出令人困惑的结果，往往发现教育与人均收入增长并没有密切联系。

有人认为，造成缺乏经验支持的主要问题是，大多数增长回归在使用大型国际数据集时，错误地强加了单一系数，从而使不同国家之间的学校教育获得平等的回报。当教育质量受到教育机构差异的影响时，这一问题就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型国际数据集中所观察到的教育低回报的一种解释是，国家统计数据可能无法比较。此外，教育的数量很可能会影响教育的质量：受教育程度较高地区的教育回报可能会更高，这一点跟增长模型的预测相一致。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由于存在参数异质性和测量误差问题，标准回归都会对教育产生扭曲的估计。

在估计教育回报时，可能出现的第二个问题是：在某些情况下，获得教育技能与生产率没有明显的联系。正如Schultz（1962）所指出的，教育不仅是对个人的一种投资，而且可以被视为一种消费商品，由个人的自身偏好来估值。但是，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Pritchett（1996）引用了1988年的数据，在沙特阿拉伯有50%的大学生正在学习人文、宗教和神学。尽管这类学位可能代表着沙特阿拉伯就业市场的一份好证书，但仍不能明显地获得促进增长的技能。Griliches（1997）强调了一个相关的问题，他指出，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雇用了大多数熟练劳动力。在估计教育回报时，这一状况可能造成三种扭曲。首先，公共部门的产出可能在国民核算中被低估了。其次，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许多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具有相应技术劳动力吸收能力的公共部门的增长并没有受到效率标准的制约。最后，公共部门显然不是一个创新的部门，正如许多增长理论模型所预测的，尤其是熊彼特模型认为，教育资本只有配置在创新活动中才会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