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宅心高远”：玄风理趣的审美品性

谈魏晋之际的审美文化，不能不谈魏晋玄学。如果说魏晋文学是这一时代的心脏，那么魏晋玄学则是这一时代的灵魂；如果说魏晋文学是用感性体验的方式朦胧地表现了审美文化的时代变折，那么魏晋玄学则是以理性思辨的姿态明确地导引了审美文化的历史转换。

魏晋玄学是在正始年间形成而盛行于魏晋时代的一种社会理性思潮。为什么当时会产生这样一种带有思想解放性质的社会思潮呢？其背景原因比较复杂，不过大致说来有这么几个：其一，它是随着门阀士族这一新的社会势力的发展而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门阀士族作为新兴的社会特权阶层，它当然不愿意轻易接受现成的旧的思想体系，它要建立反映自己意愿和权利的新的理论依据与话语方式，于是便产生了所谓的玄学。所以魏晋玄学说到底主要是以门阀士族阶层为社会基础的。它是以门阀士族为主体的一种哲学，一种思维。其二，当时动荡变乱黑暗虚伪的社会政治现实，使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忧惧情绪和怀疑意识，一种时事难为、人事不测的孤寂感和绝望感。人究竟该怎样活才既安全又快乐？究竟什么样的人格才是最理想、最完美的？这一些早在建安诗文中就被朦胧意识到了的严峻的时代性问题，此时变得愈加清晰，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答，于是魏晋玄学便应运而生了。其三，两汉时代所“独尊”的官方化儒学此时已趋衰微。两汉儒学的衰微有其必然性，一是作为迷信荒诞的谶纬神学和枯燥繁琐的章句经术，它已失去了学术生命力，渐为士人所厌弃；二是它所讲的纲常名教和道德伦理那一套，无法在当下险恶变乱丑恶虚伪的社会现实中找到客观依据，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时人的怀疑和疏淡；三是它作为一种服务于大一统专制集权的理论工具，一时难以适应封建的大地主庄园经济和各自为政的门阀士族阶层这一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因而自然要暂时“退场”，以让位于反映时代要求的新的理性话语——玄学。

魏晋玄学的始作俑者是曹魏正始年间的名士何晏和王弼等人。他们高倡“以无为本”的“贵无”说，成为玄学发展中的第一个阶段；大约与王弼生于同时而迟卒十余年的竹林名士嵇康，则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成为玄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晋元康、永嘉年间的裴頠著《崇有论》，试图矫正“贵无”说的“虚诞之弊”。郭象则以“独化于玄冥之境”一说，将“贵无”说与“崇有”论统一起来，是为玄学发展的终结阶段。一般认为，王弼和郭象代表的是玄学正流，或谓正统派；嵇康则代表的是玄学旁流，或谓“倒戈派”“异端派”。就对审美文化的影响而言，王弼的“贵无”理论和嵇康的异端学说最为重要，值得我们集中关注和重点释读。

然而，玄学并不完全是一种书斋里的学问，它所反对和逃避的其实正是那种坐在书斋里皓首以穷的繁琐学问。所以更多的时候，它是在文人、名士、朋友等等之间的交谈或议论中“悟”出来的，这也就是它为什么又叫玄言清谈的原由了。鲁迅说：“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实际上清谈之风与玄学之思同是正始年间“刮”起来的，《资治通鉴》卷七十九胡三省注曰：“正始所谓能言者，何平叔数人也。”这说明清谈早在西晋名士何晏、王弼等人那里就已开始，只是东晋以后此事光“流为清谈”而“不做文章”了。可以说，“清谈”是魏晋玄学的一种重要的存在方式，而且是一种极富游戏意味和审美色彩的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