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传统的写作教材与教学

汉末建安年间，曹丕在《典论》中对文章的价值意义大为歌颂：“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在曹丕的描绘中，生命短促，富贵难久，只有文章才可使人永垂不朽。所以，写一手好文章，不仅关乎国运和人生，关乎生前荣辱，还关乎生命凋谢后的青史留名。

古代中国自秦汉以来便是一个文书行政的国家[42]，魏晋以来文学自觉后，文章被赋予重大意义，隋唐创立科举后，文章成为最主要的取士标准，激励着世人对写作的重视。所以在传统语文教育体系中，听说读写四个部分，读是关键，写是主要的落脚点，写作的要求也更高，它不仅需要认得一些字，了解一定的词汇，还需知道言之成文，有一定的语法知识、经史典故和文章理路。儿童接受识字写字的训练后，掌握了一定的典故、名物知识，还阅读了一些基本的散文、诗歌和书籍，已经具备了写作的基础和能力，需要接受有系统有步骤的写作训练，不断夯实自己写诗和作文的能力。古人的写作教学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诗歌的写作，二是文章的写作。由于写作是一个综合能力的培养，相对于听说读来说，属于较高层次的训练，古人在写作教学的探索上比其他方面都要艰难些，历史上游的时代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写作教学，多是凭经验进行摸索，历史下游譬如唐宋以来的时代，受科举取士和诗文风气的影响，基本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写作教学理论，也出现了不少写作教材。

一、周秦两汉

先秦时期的教育内容常被概括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书”包括识字、写字、写作，写作是“书”的较高层次。但由于文体发展的程度不同，东周之前的写作内容还是局限在一些与祭祀、政令有关的文体上，如甲骨文、青铜铭文及《尚书》中的誓、命、训、诰等。东周随着百家争鸣，文体逐渐有所发展，形态各异风格不一的诸子散文集中反映出当时的写作训练达到了一个高度，如《孟子》的雄辩酣畅，《庄子》的汪洋恣肆，《荀子》的严谨周详，《韩非子》的犀利峻拔。这时期并未出现专门的写作教材，人们在写作时更多地是在阅读“六经”和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如《左传》《国语》等基础上进行模仿。但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写文章是有一定的理论和方法的，“夫子文章，可得而闻”，也出现了一些在写作方面有专长的人才，如孔门四科中的文学一科是子游、子夏。

先秦诸子中最大的两个派别“非儒即墨”，两者在写作方面就有不同的思考。孔子认为自己的写作只是在整理前人著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在写作上一方面提倡“辞达而已”，需要提高自己的修辞能力方能让别人理解自己的思想，“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另一方面也反对过度的文饰，主张“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他一贯提倡的“中和”思想在写作教学上的反映。与孔子“述而不作”不同，墨子主张“述而且作”，“古之善者不诛，今也善者不作”，“古之善者则诛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只有摆脱前代的影响，才能更好地实现今天的创造，他更加注重写作的实用性和创造性，不必拘泥于一定的范式。但无论何派，先秦诸子在写作训练上基本遵循“学”“思”并重，也讲究切磋琢磨。东周除了文章的写作训练外，还有诗歌的写作训练，北方地区多是模仿《诗经》的风格；南方除了受《诗经》影响外，还模仿地域特色的《楚辞》风格。

秦汉一统后，百家争鸣局面消失，代之以儒表法里的中央集权体制，所以此时期的写作内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实用性的行政文书，包括各种公文、应用文等，这是举孝廉后从政当官的必备技能，汉代文书种类繁多，从中央到地方，格式和体例都不尽相同，所以士子多对此勤加训练。二是叙述议论的散文，学童在阅读《论语》《孝经》和“五经”之后，已经试着写一些简单的散文。当时西汉初期为了选士创制了策论制度，分为射策和对策，尤其是“对策选士在贤良、秀才、孝廉等诸科的开展，对策文创作也因之繁盛”[43]，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对策文皆是影响重大的名篇，所以士子在读经的同时也要学习写作这些策文。三是陈情言志的诗赋，诗歌在汉代有了新的发展，融合了《诗经》和《楚辞》的特色，突破原来的四言，向五言、七言迈进，而赋又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体裁，许多人都从小就练习写赋，不少优秀的赋作家以作品名动天下，甚至得到皇帝召用。

在具体的写作教学方面，汉代注重老师指导和自学模仿相结合。受经学研究风气的影响，汉代读书和写作注重师法训诂，在文章上不断推敲修改，《尔雅》云“灭字为点”，即不断删除修改一些应删的字句；与此相反的是写文章不用修改，如汉末的祢衡写文章“文不加点”。另外，人们还可在模仿以往优秀作品的基础上训练自己的写作技能，如司马迁自言写《史记》的笔法也是受《春秋》影响；而扬雄更是一个靠模仿法写作的典范，他模仿司马相如写赋，模仿屈原写楚辞。总体来说，因为当时文学尚未从经史中独立出来，汉代在写作上更加注重文章本身的经世致用，文章并非单纯是书斋里的作品，强调知行合一。如西汉司马迁为写《史记》，不仅读万卷书，还行万里路；东汉王充在阅读、思考和写作方面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也认为“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

二、魏晋南北朝

秦汉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崩塌后，大一统的文化局面也消失，代之以魏晋南北朝人生几何的乱世和自由多元的文化，这激发文学开始思考人本身的问题，进入自觉的时代，所以此时期，无论诗歌还是文章都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品。在乱世的刺激下，人们开始思考文章对人生的不朽意义。与前代相比，此时期的写作教学已不再满足于模糊的经验，而是开始总结优秀文章的特点和写法，按一定的标准编选文集如《文选》供世人学习，创作文学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指导写作与鉴赏。也就是说，此时期在写作教学上已出现相关的教材或指导书目。

曹丕的《典论》，原书有22篇，现存3篇，是最早的一部文艺批评专著。此书将文学抬到与经学并列的高度，评述了一些文学家如“建安七子”的作品的优劣得失和写作风格，提出了写作中“文”和“气”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析了历代文人相轻的现象和原因，区别了文章的不同文体和特色，“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书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对后来的几部文学批评作品有所影响。

陆机的《文赋》，是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批评文章，对当时和后来的写作训练产生了较大影响。此文首次把文章的创作过程、写作方法、修辞技巧等问题纳入理论探讨的范畴，强调文章写作中“意”的重要性，并在曹丕“四体八类”基础上把文体扩充到十类。此文在写作训练上的基本主张有：一，写作应注重修辞技巧、音韵结构等形式要求；二，写作应博览群书，深入观察，专心构思，充分运用想象和联想，表达自己高尚的情志；三，写作应力求创新，反对抄袭，无论在文辞上还是在立意上都应新颖；四，应根据不同文体进行相应的创作，还要重视艺术灵感对写作的作用。

钟嵘的《诗品》，是第一部关于五言诗的诗论著作，齐梁时代人人写诗谈诗成为风尚，但也出现诗风混乱的局面，钟嵘此书便是针对这些现象而写。此书品评了从汉至梁122位诗人及其诗作，他指出了诗歌写作的一些毛病，如过于追求用典、过于讲究声律等形式主义。此书在诗歌写作上纠正了一些偏失，提出了优秀诗歌的标准和特征，对诗歌的写作训练产生了积极意义，还对后世的许多诗话著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诗品》一样成书于齐梁时代，是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巨著，体大思精，皆“言为文之用心”，全面系统论述了写作中的各种问题。全书共10卷50篇，上、下两部各25篇，按主题共分为五个部分。其中，“总论”探讨“文之枢纽”；“文体论”分析了59种文体，可贵地评论了44种应用文文体；“创作论”细致探讨了创作过程、作品风格、文质关系、创作技巧、修辞声律等问题；“批评论”主要品评了之前时代的文学风气和文学成就；“总序”陈述了此书的创作意图和体例要旨。此书以儒家中庸的审美思想为主导，批评了齐梁时代的形式主义文风，尤其重视写作中的主客关系、情境关系、风骨关系、艺术想象等，他提出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的写作理念。

《诗品》《文心雕龙》皆批评当时写作的形式主义，恰反映出当时写作教学的重点和倾向。一是崇尚用典，无论写诗还是作文，都在比拼用典使事，竞求新奇，以炫耀自己才学的广博。二是讲究声律，以沈约提出四声八病和永明体诗歌为代表，学童和士子在写诗上都重视音韵和声律的训练。三是注重修辞，不仅要求文辞绚丽新奇，还要求文辞对仗工整，如当时人们利用“连珠体”的文章训练逻辑的贯连和语句的对偶。

三、隋唐五代

在六朝文学的基础上，隋唐时代勇于开拓创新，把文学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从隋炀帝、唐太宗等帝王到一般的读书人都崇尚文学创作，科举考诗赋的规定也激发了诗歌的创作。所以，此时期，群星灿烂的诗歌成为空前绝后的高峰，凋敝的散文也因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而“文起八代之衰”。诗文创作的巨大成就背后是时代对写作训练的重视，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歌写作训练，二是散文写作训练，三是应用文写作训练。

诗歌写作训练方面，学童已在识字过程中阅读了一些韵语蒙书如《千字文》《太公家教》《兔园册府》等，大致掌握了初步的音韵对偶的语感，接下来就要集中对写诗的声律、对仗等进行训练，训练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属对，即对对子，这实际上不仅可以训练作诗，还可以训练写骈体文，因为属对“是一种实际的语音、语汇的训练和语法训练，同时包含修辞训练和逻辑训练的因素。可以说，是一种综合的语文基础训练”[44]，经过多次训练后，学生可以熟练地掌握造词和造句的规律和方法。二是联句，这是一种特殊的诗歌训练方式，多是在写诗基础比较好的人群中进行，它由两人或多人以一主题共作一诗，连接成篇。联句多是集会时的酬酢游戏之作，以五言为多，也有三言、四言、七言等，一般是一人一两句起韵后，后人依次而下轮流相续，联成一篇，以训练或表现自己作诗的才思和语感。在诗歌写作教材方面，隋唐五代多以前代或当代所编的一些诗集作为教材，如《玉台新咏》《文场秀句》《百家诗》等。在诗歌写作的过程方面，唐人多强调新奇、炼字和推敲，如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改罢自长吟”；贾岛“二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卢延让在《苦吟》中更能表现出作诗比作文更艰难的体验：“莫话诗中事，诗中难更无。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赋易，为著者之乎。”

散文写作方面，在隋朝和唐代早期，人们在文章训练方面仍多沿袭六朝的骈体文，直到韩愈正式树立“古文运动”的大旗，散文的写作训练才重新振兴。韩愈的文章写作理论主要是“文以载道”，主要是为了破除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风气，“惟陈言之务去”，强调在写作方面，应做到文道之间的统一，以“三代两汉之书”为模仿对象，提要钩玄，即以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散文作为文章写作教材。与韩愈形成共鸣的是柳宗元，他的文章写作理论主要是“文以明道”，他在总结自己从小到大的写作经历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啀啀，务釆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一方面，他认为写文章应结合自己的切实需要，重视内在，“凡为文，去藻饰之华靡，汪洋自肆，以适己为用”，“君子病无乎内而饰乎外，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另一方面，他主张写文章应博通百家，“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韩柳二人在写作理念上有共同之处，一是写作思想不能脱离儒家经典；二是应博览群书，以理解文章要旨为重点；三是做到文道统一，以表达思想为主。

应用文写作训练方面，主要包括为官行政所用的各种公文以及民间社会通行的各种应用文，前者形式多样，按行政渠道，有下行文书如制、敕、册、令、教、符，有上行文书如表、状、笺、启、辞、牒，有平行文书如关、移、刺，后者分类繁多，如书信、契约、凭据、祭文、碑志、判词等。这些应用文的写作训练往往不是在学校里进行的，而是在具体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学习的，官员的公文写作多有专人指导协助训练，大多数人的社会应用文写作一般从师长朋友那里学习，但当时也出现了不少指导应用文写作的教材，被称为“书仪”，不少著名的士大夫，如裴矩、裴度、虞世南、郑余庆等撰写过书仪。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不少书仪，按照周一良、赵和平的研究，这些书仪基本分为三类。一是《朋友书仪》，主要用于朋友之间往来的书札范本，具有较高的文学性，文字优美，对仗工整，用典贴切；二是综合类书仪，如《吉凶书仪》《书仪镜》，涉及日常生活礼仪的各方面，内容十分丰富，堪称士庶阶层的生活指南或行动准则；三是表状笺启类的书仪，如《记室备要》《新集杂别纸》，专门用于公私往来的书札范本。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门用于特定场合的书仪，如“放良文”“放妻文”“结社文”等。[45]

四、宋元明清

同阅读教学一样，宋元明清的写作教学已摆脱了经验主义的窠臼，开始进行系统性理论性的探索，受科举制、官学、书院、私塾等刺激，小学、大学的写作教学中总结出一套循序渐进、行之有效的步骤和方法，进一步将写作训练的过程细化，编制出比前代更为明确的写作教材。此时期的写作教学与阅读教学不可分割，不少优秀的阅读材料也是值得模仿的写作材料，且阅读的积累基本决定着写作的质量，读书法与写作法也互相融通。归纳言之，宋元明清的写作教学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属对教学

对学童来说，属对（对对子）在隋唐就是一种重要的训练，据此可训练语音、语法、语汇、修辞、逻辑等语文综合能力，为写诗、作文培养基本的语感和遣词造句的能力，宋代及以下，属对成为一种必修的课程，称为“对课”，作诗、作词、作赋、写骈体文、写八股文，都离不开属对的基础训练。苏洵曾说：“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程端礼说：“更令记《对类》单字，使知虚实死活字，更记类首‘天、长、永、日’字，但临放学时，面属一对即行，使略知轻重虚实足矣。”宋元时期的这两位学者把属对的功能说得很明确，即属对的训练与点句读、知声律同等重要，可使学童了解字词的语法性质如虚实死活，掌握声音的轻重如阴阳四声。属对讲究的不光是形式上如声律、词性的对偶，还讲究修辞、逻辑、文理甚至意境上的匹配，所以是一种很严格的训练。蔡元培先生曾回忆自己在清末上对课的经历：“对课与现在的造句法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这一种工具，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46]

清代的崔学古在《幼训·作对》中把属对的训练步骤说得更清楚明白：第一是训字；第二是立程；第三是增字，如虎对龙，猛虎对神龙，降猛虎对豢神龙，威降猛虎对术豢神龙，奇威降猛虎对异术豢神龙，以此类推，自一字可增至数字，“为通文理捷径”；第四是句眼，如令人在“轻风柳絮”“明月梨花”二句中间各补一字，只有补成“轻风扶柳絮”对“明月失梨花”方可不失意境。

针对属对训练，宋元明清出现了许多专门教材，流行较广的主要有《对类》《时古对类》《笠翁对韵》《声律启蒙》《诗腋》《千金裘》《词林典腋》《训蒙骈句》《声律发蒙》《对语四种》《三字锦》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对类》《声律启蒙》和《笠翁对韵》。

《对类》成书于宋元之际，是教蒙童学习作对的集大成作，在明清时期流行极广。全书共20卷，前19卷分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等类，每类下面编列许多属对材料，还详细讲解了属对的方法，第20卷是《巧对门》，最为引人入胜，许多对句堪称名对，在社会上流传。

《声律启蒙》是元代祝明所作的韵对读物，后来又经清代车万育的删定。全书分两卷，编排上主要按照平水韵上下平声的顺序，每个韵部有三段歌诀，每段歌诀的形式相同，从一字对到七字对、十字对，在词性、平仄、意思、逻辑上都对仗整齐，如“一东”韵中的第一段歌诀是：“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

《笠翁对韵》据传是李渔所作，在编排体例上直接受到《声律启蒙》的影响。全书也分两卷，前一卷是上平声15韵，后一卷是下平声15韵，每一韵部皆由三段歌诀构成，如“一东”韵中的第一段歌诀是：“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河左右，参商两曜斗西东。十月塞边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鱼翁。”

学童经过成熟的属对训练后，再熟读一些诗歌教材如《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填诗”训练，夯实音韵基础后，基本上已经具备了初步作诗的能力。在作诗过程中，人们多是通过模仿前人优秀诗作，不断修改，逐渐成熟起来，如朱熹所讲：“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朱子语类》）

（二）作文教学

宋元明清的作文教学与阅读教学结合得非常紧密，许多阅读教材如《昭明文选》《文章正宗》《古文关键》和《东莱博议》《文章轨范》《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等，皆是用一种优秀文章的标准来编成的，且许多都对每篇文章有详尽的评点。这些评点的功能既是帮助读者理解文意，又是为读者提高写作技巧而树立典型，所以这些阅读教材也承担着写作教材的角色。但同时，宋元明清也出现了一些专门用于写作的教材，又涌现出一些为写作服务的语文知识书和工具书。

《文则》，乃南宋陈骙所写的中国第一部修辞学论著，以其全面、深刻的论述奠定了古代修辞学的理论基础。陈骙在潜心研究了《六经》及诸子文章后，归纳总结了“为文之法”的各种修辞规律。全书分为十个部分，概括为五个方面：文体与修辞；消极修辞；语法与修辞；积极修辞（辞格）；文章风格。此书在编排体例上，先归纳出某种修辞类型，次以简要文字讲解说明，再以具体实例证明阐释，所以很是便于写作参考。

《文章精义》，是宋代李涂所作的文章理论著作，也是指导写作的一本重要参考书。此书在文章风格方面，重视“理趣”，崇尚“古淡”，还论及唐宋八大家的特色，指出“韩愈之文如海，博大精深；柳宗元之文如泉，清幽可喜；欧阳修之文如澜，曲折有致；苏轼之文如潮，气势逼人；三苏之文不离乎纵横，二程之文不离乎训诂”，此论颇有见地，为世人所称道。李涂还提出先秦文章的“三世”说，在写作方法上，他反对“作文动辄先立主意”，提倡“春蚕作茧，即物成性”的创作方法，并以文章朴拙直质为上。

《文章百段锦》，全名为《太学黼藻文章百段锦》，是宋代方颐孙所编的一部指导科举写作的书。此书搜集唐宋名家文章100段，分17格，每格又分若干小类，摘录范文，然后加以评论，揭示写作方法。此书专为科举之学，辛弃疾说：“三百青铜买一部，即可举进士。”（王恽《玉堂嘉话》）

《古文笔法百篇》，乃清代李扶九选编的古文写作指导书。此书以“笔法”名书，专讲古文写作的技法，并将笔法分为20类。此书选取的100篇范文皆是短小精悍的历代名家名篇佳作，每类笔法后以几篇范文作例，每篇皆有“题解”“评解”“书后”作为解读和赏析，参互众说，逐层评论。由于其议论精到，满足了当时广大读者学习古文的兴趣，刊布甚广。

除以上四种外，宋元明清还有《止斋论祖》《论学绳尺》《文荃》《文章指南》等写作指导书在文章写作方面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另外，除了这些文章写作指导教材外，一些语文知识书和工具书也在写作训练中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清代随着训诂学的兴盛，产生了一大批影响较大的语文知识书和工具书，如《小学绀珠》《文字蒙求》《字学举隅》《文字辨讹》《切字捷说》《虚字说》《经传释词》《助字辨略》《养蒙针度》《字汇》等。

宋元明清时期，古人时时强调文章的写法，基本上遵循文道统一、词意并重的写作原则，总结归纳出各种写作的方法和步骤，兹举几种较重要的说明之。

一是先放后收。此法即是“博学约礼”在写作上的体现，首先鼓励学生放开写，大胆写，等写作有了规模和格局后再要求精炼严谨。欧阳修说：“作文之体，初欲奔驰。”苏轼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谢枋得在《文章轨范》中把文章分为两部分，前者是“放胆文”，后者是“小心文”，他在序言中说：“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小心。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王筠也说儿童在习作时应先放后收：“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咆嗥，不受羁绊。”先放后收的目的是先培养学生对写作的兴趣，而后再进行约束修改，否则，开始就进行约束，会打击学生写作的自信和兴趣。

二是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这是元代程端礼提倡的写作方法，他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用熔炉与青铜来比喻阅读与写作之间的关系：“读书如同销铜，聚铜入炉，大鞴扇之，不销不止，极用费力。作文如铸器，铜既销矣，随模铸器，一冶即成，只要识模，全不费力。所谓劳于读书，逸于作文也。”实际上这也是古代名家在写作上共同的经验之谈，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有多读，胸中才有写作的材料。

三是多作多改。欧阳修说学文有三个要点，多读、多作、多商量，姚鼐进一步说：“大抵文字须熟乃妙，熟则利病自明。”（《惜抱尺牍》）多商量即是多改，在文章的修改和推敲方面，各代皆有不少案例，每一次修改都是一次成熟甚至脱胎换骨，唐彪说：“文章初脱稿时，弊病多不自觉，过数月后始能改窜，其故何也？凡人作文，心思一时多不能遍到，过数月后遗漏之义始能见及，故易改也。又当其时执着此意，即不能转改他意，异时心意虚平，无所执着，前日所作有未是处，俱能辨之，所以易改。故欲文之佳者，脱稿时故宜推敲，后此犹不可不修饰润色也。”（《读书作文谱》）

（三）八股文教学

隋唐创立科举后，文章的写作一直是科举取士的重点，唐宋以来许多写作教材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为科举服务。但文章的写法和套路讲得多了，自然就逐渐地“从模式到程式化”[47]，在宋代经义策论考试中已经有了一些文章的程式和名目，如“义头、原题、入腹、引证、结题”等五段，单到了明中叶以后，五段终于演变成了八股，八股文一直流传到清末。

八股文把文章分为八个部分，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具体写作步骤如下：先揭示题旨，即“破题”；接着承上文加以阐发，叫“承题”；然后开始议论，称“起讲”；再后为“入题”，为起讲后的入手之处；以下再分“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四个段落，而每个段落中，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称八股文。八股文的题目一律出自朱熹《四书集注》等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八股文在写作上要求必须用古人语气，代圣人立言，严禁自由发挥，文体有固定的格式，陈寅恪有诗云：“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陈规。”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一定限制。

前人对八股文的危害多有论述，如顾炎武曾痛斥：“今之经义策论，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48]八股文固然充满各种弊端，流毒甚广，但八股文既流行天下几百年，必然在写作训练上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蔡元培先生说八股文“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49]。张志公先生总结归纳八股文在指导学生写作上的意义：第一是八股文的程式符合议论文的结构特点，对初学者熟悉并掌握议论的基本步骤和方法及培养学生的思维条理都是有益的；第二是八股文先学局部，后学整体，先学勾出轮廓，后学发挥充实的写作方法，对训练基本技能也有一定作用。[50]

清代出现一些指导八股文写作的教材，影响较广的有：方苞奉旨编写的《钦定四书文》，共41卷，选取明清两代的八股文名篇，其中明代480篇，清代297篇，每篇皆择其精要，评论于后，此书成为清代官方钦定的供士子学习八股文的标准范本；王步菁编写的《八法集》，是塾课学习八股文的主要读本，在当时影响颇大，此书提出了写作的具体步骤，包括属对、省略、句读、辞赋；李元度编写的《小题正鹄》是一套为了科举考试而特别选编的策论集锦，分为初集、二集和三集（“正鹄”即正中鹄的，意谓考中功名），多用于家塾课堂，很受欢迎。除了以上八股文教材外，在清末科举改制之前，《启悟集》《能与集》《目耕斋》《八铭塾钞》《仁在堂稿》等影响也较大。[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