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苏联模式的形成
一、苏联经济模式的特点
在完成了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之后，苏联不仅形成了一整套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而且形成了以斯大林个人权力和声望为载体的以人治国的政治管理体制，还形成了一整套以诠释最高领导人思想为载体的文化管理体制。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就是苏联模式。它形成于斯大林时期，但理论根基是马克思主义，而实践根基则是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除戈尔巴乔夫之外，从本质上说都坚持甚至强化了这种模式，但有时会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在操作层面上做出某些调整。
苏联模式在中国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关的著述非常多，国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有不少论述，但具体观点不尽相同。[57]如果根据前面讲的，苏联模式的主要内容可以做如下的概括。
第一，单一的公有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一切剥削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苏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必须是生产资料公有的。由于发展程度不同，苏联生产资料公有制有两种形式，“高级形式”是全民所有制，低级形式是集体所有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但后者要尽快过渡到高级形式。虽然1936年宪法规定，允许自主经营、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小规模私有经济存在，但实际上在向城乡资本主义进攻的年代里，这种小规模经济并没有立足之地。到1937年，苏联工农业中非公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已经微乎其微，在工业总产值中，公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占99.8%，在农业总产值中占98.6%，在商品流通中占100%。与此相适应，在阶级结构上除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之外，苏联已不存在其他阶级了。
第二，非均衡的经济发展。苏联为了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实行战备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因此经济结构长期失衡。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苏联过于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在重工业中又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1932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占70.7%，其中，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重由1928年的60.5∶39.5变为1932年的46.6∶53.4。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1937年），重工业增长速度为19%，产值增加了1.4倍；轻工业增长速度为14.8%，产值增加了1倍；但农业产值只增加了54%。
第三，在经济管理上排斥市场调节，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实行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计划是整个经济运转的轴心，这一点也有理论上的依据。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资本主义在私有制基础之上实行整体无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危机并激化阶级矛盾。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之上实行计划经济，唯此才能避免经济危机，快速发展。基于这样的考虑，苏联的计划经济适应范围非常广泛，无所不在。计划程度非常高，是指令性的，即国家的计划具有法律效力，国有企业由国家经营。企业生产什么、生产数量、产品供销、价格等统统由国家规定，企业没有自主权。
第四，用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苏联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中央各部门根据已定计划，用行政手段运转整个国家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配权全部集中在联共（布）中央，党和政府通过下达计划、发布命令、做出决议的办法和采取行政组织的手段，与各企业和经济组织发生关系，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二、苏联政治模式的特点
苏联模式的核心是政治体制，而这种体制是在列宁时期构建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特点就是执政的共产党过度集权，不受监督和制约。
第一，共产党过度集权。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最优越的地方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由少数人统治。人民当家作主唯一的标志就是共产党执政，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十月革命之后只在极短时间里有一些其他政党，但很快就不复存在。苏联共产党单独存在，单独执政，其他党派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在苏联，共产党是政权的核心，党直接管理国家，苏维埃实际上是一台党把自己的决定变成国家法令的表决机器，并没有真正的立法权。行政和经济管理机关很大一部分被党的机关取代了，社会团体只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
第二，中央过度集权，地方缺少自主权。苏联名为联邦制，实为单一制，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治、经济、财政、文教大权过分集中于中央政府，进一步又集中在党中央特别是最高领导人手中。历次宪法都规定苏联是各民族的自愿联合，但事实上的权利平等原则没有得到贯彻。
第三，人民群众缺乏充分的民主权利。理论上说，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但实质上这种权利是虚化的，而无任何实质性的表现。比如，在干部制度上，选举制流于形式，任命普遍盛行。监督机制极不健全，干部权力，特别是最高层领导干部的权力几乎不受制约和监督，这就导致了官僚主义、滥用权力、特权以及各种腐败现象，逐渐形成高居民众之上的官僚特权阶层。
第四，最高领导人个人集权制和职务终身制。表面上，苏联共产党是民主集中制，但在实践上集中是实，民主是虚。苏联共产党党章规定的权力体制被倒置，形成总书记——总书记办公室——书记处——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党代会和全党组织的金字塔。站在权力金字塔顶端号令一切、不受任何监督的党的最高领导人，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其职务是终身制的，这又导致民众对他的迷信和崇拜。在这种情况下，最高领导人的任何失误对整个国家发展的消极影响都是巨大的。
第五，国家安全机关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不受其监督，不受法律制约，成为领导人控制社会的工具。由于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威不能受到任何挑战，甚至不能丝毫违背他们的意志。为了保证这种一致性，苏联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基层都有一整套庞大的、自成系统的国家安全机构。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特殊地位和拥有着特殊权力，包揽了从侦察、逮捕、审判、监禁到处决的整个司法程序，可以逮捕包括党中央委员和地方党委书记在内的任何党政领导干部，干预、破坏社会和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使从普通公民到高级领导人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
三、苏联文化体制和对外关系的特点
由于社会发展中凸显的非均衡性的成就（如工业化、农业集体化、重工业发展和高速度等），还由于最高领导人集所有大权于一身和全国性的个人崇拜，苏联还形成了以最高领导人言论为衡量真理唯一标准的文化体制。他们所讲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真理”，学者只能进行解释，而不可自由研究和探索。在具体操作层面，苏联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甚至阶级斗争的方法大批判、大清洗干预思想文化建设，通过极其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对与最高领导人有悖的思想实行封闭甚至封杀的政策。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就多次开展学术斗争，如哲学上对德波林的批判，历史学上对波克洛夫斯基的批判，经济学上对瓦尔加的批判等。这些文化领域的斗争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大批的理论工作者、作家、艺术家以及科学研究人员成为思想批判和文化专制的牺牲品。在斯大林成为各个学科的最高权威和真理的最终裁决者的同时，不少自然科学理论、学说被宣布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伪科学”。
此外，在对外关系上，由于在意识形态上将自己置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替代者或对立者位置上，苏联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强调的都是与西方国家的对抗性，恪守“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两个平行市场”的教条，长期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之中。当然，这也不能全怪苏联，因为十月革命之后，西方国家也以扼杀苏联为己任。不过，对外关系要比意识形态更为复杂，苏联及其领导人为了现实国家利益，有时不得不与西方国家发生各方面联系甚至暂时的合作。这时，苏联似乎又超越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以往的政权一脉相承。
四、苏联模式形成的背景和根源及其适应性
苏联模式是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根源。
从国际环境来看，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帝国主义国家一直企图把社会主义苏联扼杀在摇篮中，战争的危险要求全党全国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集中统一，要求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壮大经济实力，避免被动挨打的局面。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备战型的体制，是十分适应战争的需要的。
从内部环境来看，苏联模式过度集中的特点，既与俄国的专制政治文化传统有关，也和它产生的特殊内外环境有关。第一，俄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是专制，沙皇是国家的核心和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政治变革、经济变迁、宗教活动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由沙皇操纵和决定。第二，俄国经济发展与西欧相比非常落后。在十月革命前，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远远落后于英、法、德、美等国，自给自足的村社经济仍占很大比重。在俄国历史上，国家干预经济是常态，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开始，俄国的现代化就是在沙皇政府的推动下一步步开始的。第三，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非常险恶。虽然击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但是，苏联一直被战争的阴影笼罩，一切社会生活都以备战为轴心的发展思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由于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和环境，苏联模式具有明显的空间适应性。空间上，政治专制传统越强、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国家就越适用苏联模式。反之，民主传统越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就越不适应苏联模式。对“冷战”期间的欧亚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苏联模式最不适合的是东欧国家，最适合的是中国。
苏联模式时间上的适应性可以从现代化的角度进行解释。抛开意识形态，苏联模式也是落后国家通过政治力量整合全社会的资源，快速现代化的一种方式。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一个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将现代化成果合理地分配到社会各个阶层，实现经济开放、政治民主和文化资源共享的过程。随着经济开放、政治民主和社会稳定，苏联模式的正面效应逐渐减弱而负面效应日益增强，总体上看它会越来越阻碍现代化。比如，计划经济模式的管理方式是粗放型的，弊端在企业建成之后就暴露无遗。对于管理者来说，最重要的业绩不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是如何完成上级布置的计划任务。科技创新也不是必需的，得不到鼓励，经济发展就会停滞。再比如，从现代化成果分配的角度看，社会内部也出现极大的不平等。在政治领域，党和国家的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使党和国家机关日益官僚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民众却生活在日益加剧的“短缺经济”中。当权者还垄断着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任何不同的观点都会被视作“毒草”或“另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三位一体的垄断，这些领导者成为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权阶层”或“新阶级”。总的来看，苏联模式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在初始阶段正面效应大，负面效应小。随着时间的推移，正面效应递减而负面效应递增。这就是所有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或早或迟进行改革的原因。
苏联模式时空适应性的差别的综合表现是，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同一时间内对它的价值评价不一样，与此相适应的是，进行改革的时间前后不一样。改革苏联模式的呼声首先出现在东欧，其次是苏联，最后才是中国。这种因空间和时间差别而产生的分歧成为影响中苏关系、苏联东欧关系、中国与东欧关系的主要因素。多数东欧国家试图摆脱苏联模式，而苏联绝不容许东欧国家放弃苏联模式、摆脱苏联控制这个底线。苏联要在某些方面的表层上调整这种模式，但中国则批它搞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
[1] 这里讲的直接过渡到的“社会主义”，指的是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即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商品、货币的“社会主义”。在列宁的著作中，有时也称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里的“共产主义”指广义的，即包括社会主义阶段的共产主义，并非指“最高阶段”的共产主义。
[2] 《斯大林全集》，第11卷，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3] 《布哈林文选》，上册，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 《列宁全集》，第42卷，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 《列宁全集》，第42卷，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 《列宁全集》，第42卷，175页。
[7] 《布哈林文选》，下册，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8] 参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 向新经济政策过渡。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1921—1925年）》，第2卷，3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9] 参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 向新经济政策过渡。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1921—1925年）》，第2卷，493页。
[10] 《列宁选集》，第4卷，7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列宁全集》，第34卷，122～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2] 《列宁全集》，第41卷，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3] 《列宁全集》，第42卷，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4] 《列宁全集》，第42卷，183页。
[15] 《列宁全集》，第42卷，159页。
[16] 《列宁全集》，第40卷，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7] 《列宁全集》，第13卷，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8] 《列宁全集》，第42卷，2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9] 《列宁选集》，第4卷，5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 《列宁选集》，第3卷，5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列宁全集》，第34卷，170～1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2] 《列宁全集》，第34卷，520页。
[23] 《列宁全集》，第43卷，前言，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4] 《列宁全集》，第36卷，291～2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5] 《列宁选集》，第4卷，6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列宁全集》，第43卷，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托洛茨基言论》上，17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28] [苏]列夫·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吴继淦、李潞译，26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
[2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托洛茨基言论》下，70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30] [苏]列夫·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吴继淦、李潞译，703页。
[31] [苏]列夫·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吴继淦、李潞译，703页。
[3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托洛茨基言论》上，30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3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托洛茨基言论》下，69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34] [苏]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对苏维埃经济进行理论分析的尝试）》，纪涛、蔡恺民译，46～4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35] 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510～5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6] 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511页。
[37]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1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38] 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513～5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9] 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435～438页。
[4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托洛茨基言论》下，70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42] 《斯大林选集》，下卷，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3] 《布哈林文选》，中册，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4] 转引自郑异凡：《布哈林论稿》，229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45] 参见《布哈林文选》，上册，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6] 参见《布哈林文选》，上册，296、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7] 参见《布哈林文选》，上册，414、419页；《布哈林文选》，中册，349～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8] 《斯大林全集》，第12卷，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49] 《斯大林全集》，第13卷，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0] 《斯大林选集》，下卷，3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4分册，3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4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3]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4] 《斯大林全集》，第11卷，6页。
[55] 参见姜长斌、左凤荣：《读懂斯大林》，245～24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56]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2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7] 参见[南斯拉夫]马尔科维奇、[美]塔克等：《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李宗禹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