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关于资本逻辑问题研究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中，资本逻辑表现为作为表现形态的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作为本质形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发展和作为发展形态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逻辑运动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三种形态的辩证合成，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成历史、矛盾困境和发展趋势，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1]不仅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逻辑即是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则，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力量。它不仅是贯穿经济领域的主导原则，而且广泛渗透到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它从总体上塑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倘若脱离资本逻辑的内在运行机制，就难以全面把握现代社会的复杂面相。因此，资本逻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是理论界始终热议的话题。这里，主要对理论界在2015年所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作出梳理与概括。
（一）资本逻辑的元问题研究
资本逻辑的元问题是理论界的一大研究热点，这主要涉及资本逻辑的内涵、意义，资本逻辑研究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以及如何以它为切入点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问题，理论界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资本逻辑是资本所呈现出的反映资本主义客观现实活动的内在联系、运行轨迹、发展趋势。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在带来积极的、文明的一面的同时，更多的是造成了资本主义的“消极的片面性”。它是资本主义各种“灾难”背后的动力系统。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逻辑运动的资本逻辑的这三种形态的辩证合成，必然会使资本本身的性质遇到限制，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第二，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着双重逻辑，即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具有统摄作用。实践唯物主义建立在生产逻辑的基础上的这一思路在资本逻辑中被颠覆了。因此，需要从资本逻辑出发，重新审视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在资本逻辑及当代思想的变迁中，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3]第三，资本逻辑是指资本在市场交易中基于价值规律而追求利润和价值增殖最大化的规则。马克思在经济手段的维度上肯定了资本逻辑的社会历史作用，又在资本逻辑被资本主义所利用的维度上批判了资本逻辑。作为经济手段的资本逻辑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断拓展市场，形成了世界历史和世界公民。但资本逻辑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积极意义是限定在市场范围内的，如果资本逻辑超出了市场的限度，僭越到权力等领域，资本逻辑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就会遭到人们的诟病和批判。[4]第四，资本逻辑是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现代生产方式的景况，资本在现代社会是一种总体性的存在，它解释着资本社会所有的内在联系、运动轨迹和发展规律。它不仅不断生产着自身，也不断生产着毁灭自身所需要的现实关系。资本的“自我增殖”在现实中促成了资本的“自我贬值”，“克服限制”伴生着“自我限制”，再由“自我实现”走向“自我毁灭”。这是资本逻辑从“无限扩张”走向“自我克服”的矛盾性演化趋势。因而，资本逻辑就是通过“自我贬值—消灭”来“自我实现—发展”的过程，通过“自虐”的方式来“自恋”的过程。这样，资本逻辑的二重性就是文明化与对抗化的矛盾、创造与毁灭的矛盾、罗马双面神的矛盾。[5]第五，在对资本逻辑概念的理解中，存在着强调“资本”和强调“逻辑”两种不同倾向的界定。资本逻辑是由现实“资本”运行规律所形成的客观逻辑和以现代“理性”为掩护所形成的主观逻辑的统一。通过这种资本的主观与客观逻辑，恰恰充分展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对现代性问题批判的内在合理性。[6]
（二）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认识与批判研究
一直以来，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认识与批判研究是理论界研究资本逻辑问题的起点和关注的焦点，纵观各种学术文献，主要分析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马克思本人并未提出“资本逻辑”这个概念，但他对资本逻辑作出了最为翔实的表述，为超越它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资本论》本身的历史境遇，导致了学界对其研究效果的误解，认为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理论与方法是“过时的”，这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批判本质的忽视，即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资本逻辑的哲学性质就是异化劳动，其本质就是人类的感性实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研究了资本逻辑的历史性与可替代性。[7]第二，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尽管是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共同理论出发点，但二者在性质上却全然不同。现代西方哲学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一种“理性批判”，这种批判由于其理论局限性并未能完全脱离形而上学。马克思通过资本逻辑的批判，使形而上学批判由“理性批判”转向了“社会历史批判”。此种批判澄明了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内在关联或同构性，提出了以消灭资本逻辑的方式来从根基处清除形而上学的滋生土壤，因此真正实现了形而上学的革命性变革。[8]第三，马克思认为理性背后驱动物质利益追求的资本逻辑才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形成的原动力和根源。经历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的不断探索，马克思最终将批判深入至“物质的生活关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追求剩余价值与不断扩张的演化趋势和逻辑造成人的自由自觉发展逻辑的断裂，解开了人们异化命运的真正奥秘。马克思自觉意识到资本逻辑的运行存在由基本矛盾导致的内在边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底线、自然资源有限性导致的外在边界，体现了其对资本逻辑批判的边界意识。[9]
（三）资本逻辑与生态文明问题研究
近年来，理论界对资本逻辑与生态文明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对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如何辩证看待资本逻辑与生态文明的关系、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等三个具体问题的研究，其中重要论断是：第一，生态文明虽然是对大工业资本时代在场方式的某种超越，但是背后仍然可能隐藏着资本创新逻辑的故事。后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新全球化时代，资本创新以各种节约型、高科技、生态化产业为主导，表现为一种生态资本主义。生态领域绝不是阻挡资本逻辑深度进入的天然屏障。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必将成为推动生态建设的强大历史动力；生态产业成为资本创新逻辑的必然产物。绿色资本主义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全球现实。深绿思潮是生态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生态社会主义预言“生态是资本主义天然屏障”的判定是对资本创新逻辑的严重误读。但是，生态发展的最终目的与资本的生态逻辑之间依然存在着本质上的对立。我们需要全面历史地重新反思生态文明与资本创新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10]第二，造成当前生态危机的因素繁多，支配欲念、人口过剩、消费无度和技术理性最受诟病。然而，隐匿在诸缘由背后的资本逻辑才是更为深层的渊薮。资本主宰的社会贪婪逐利，漠视自然极限与环境正义，系引致生态崩溃的罪魁祸首。故此，唯有扬弃资本逻辑、弘扬人本向度，才能逐步消弭环境灾变、构筑生态文明，最终达臻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和睦共荣。[11]第三，资本逻辑主导的发展方式造成了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但由于资本的出场、在场和退场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因此当前还无法和资本逻辑实行彻底的决裂，而只能在利用与限制资本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以减少资本对自然的伤害。要从根本上化解生态危机，就必须逐步促进资本退场，超越资本逻辑，实现共产主义。[12]第四，在现代性语境下理解生态问题，资本逻辑是罪魁祸首。资本逻辑作为一种客观强制力量，通过生产扩张和消费扩张及其相互作用不断地向自然资源索取，使生态问题日益凸显。资本逻辑催生的异化劳动导致了劳动的生态异化，引起了异化消费，激化了生态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世界市场的拓展，将生态危机转嫁和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使生态问题殖民化。所以，生态问题实质上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制度造成的。生态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危机和制度危机。[13]
（四）资本逻辑与文化问题研究
资本逻辑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思考现代社会的重要维度，如何正确理解两者的关系是文化建设无法绕过的难题。就这一问题，理论界主要从马克思视野中的文化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关系、资本逻辑与我国传统文化、资本逻辑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等视角展开了探讨，代表性的观点如下：第一，文化逻辑与资本逻辑关系这一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已隐约出现并得到关注。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以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为基础，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各个环节；文化逻辑是关于精神文化亦即文明要素生产的内在规律；当文化生产为生产剩余价值服务时，必然纳入资本运动，受其逻辑规定；当精神文化生产没有进入市场为生产剩余价值服务，而只是直接、间接地受到物质生产的作用时，则文化逻辑的自组织机制更具独立性，它直接受制于唯物史观所认定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互关律，间接关涉资本逻辑。同时，马克思在论述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及两者关系的过程中，还深刻阐释了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特别是对“事物本身的逻辑”与“逻辑本身的事物”、现实生活史与观念史的辩证关系、精神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规律的论述。[14]第二，资本逻辑是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和物的逻辑，它在文化上，一方面摧毁传统文化的价值，另一方面造成现代文化的虚无主义意象。文化的超越性表现在它不是物质生产的消极附属物，而是力求摆脱物的束缚，追求某种理想性的存在。强调文化的超越性不同于文化决定论的立场，我们要充分意识到文化拯救的限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祛除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实现它的现代转化。它的历史使命在于遏制资本逻辑的泛化，重构人民的精神家园，开拓人类新文明的样式。[15]第三，文化产业既是资本创新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形式。文化产业在体现资本本性的同时更应该承担起文化责任，其首要目的是实现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性与全面性。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本性遮蔽了文化责任。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借助于文化产业这一手段，这就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地看待文化产业，既要实现资本的经济目标，更要实现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根本目标。因此，必须使文化产业的社会责任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主导力量。[16]
（五）资本逻辑与中国研究
研究资本逻辑问题的旨归当是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此，对资本逻辑与中国这一问题的探讨始终都受到理论界的热切关注。主要的研究成果有：第一，共产主义不是抽象价值理想和历史乌托邦，而是集中体现为对现代社会资本逻辑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性超越。让资本回归真正属人世界、探索超越资本逻辑的现实道路、实现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构成共产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历史承诺。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构成言说共产主义当代价值的历史性契机。中国道路的价值意蕴奠基于对共产主义历史承诺的当代阐释和时代发展。[17]第二，资本逻辑内在矛盾运动的激化过程正是当代种种发展风险生成的内在机制表现。当今人类文明所遭遇的风险境况表明，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旨归的科学社会主义仍然具有可欲性、合理性和正义性。应对无人能幸免的风险挑战，消弭贫富阻隔和对立，以人本逻辑反思并超越资本逻辑，重建被资本抽象化了的生活世界，为社会主义的正当性提供了新辩护。[18]第三，欲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必须破除对社会主义框架内的资本逻辑的误解和对西方资本主义框架内资本逻辑的迷信，正确认识资本逻辑的本质及其在当代世界的影响力，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逻辑的关系，澄明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中国继续利用资本逻辑的风险性和客观必然性，以及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资本逻辑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
（六）资本逻辑与科学技术问题研究
资本文明以来，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导力量即是资本，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科学技术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它在迅速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也肇致人类社会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的困境。因此，认真审视资本逻辑与科学技术问题成为学者们争相议论的话题，其中重要的观点有：第一，资本逻辑视阈下的技术与正义蕴含两个方面的核心问题。其一，技术是如何具有资本逻辑的，换言之，技术是如何变成资本的。其二，具有资本逻辑的技术是如何撬动正义的。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技术与资本具有共契性，技术内在地具有资本逻辑，技术与资本从分离到合谋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在大工业时代，技术是资本的外化形式，二者同构性地具有双重属性，因此技术与资本一样，既有正义的一面，也具有非正义的一面，在正义与非正义的博弈中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按照马克思的机器体系思想，私人资本通过技术扩张不断扩大生产，使资本的私人性弱化，资本不断去私人化，走向社会化，趋向社会公平而不断走向正义。[20]第二，近代以来，在资本逻辑的操控下，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同时各种不轨现象也频繁发生，使得科学伦理陷入困境。这是因为，资本增殖逻辑必然破坏科学伦理规范，资本“实用主义”逻辑必然破坏科学的人文关怀，资本拜物教逻辑必然对科学研究主体及主体间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当前重构科学伦理，应合理地驾驭和引导资本，承认资本在科学研究中的合法地位，发挥资本的正面作用，防范资本的负面作用，通过培育和谐社会关系，逐渐改变资本的拜物教逻辑。[21]第三，《资本论》研究需要从单纯基于资本逻辑的方法论（资本作为支配一切的绝对权力）转向引入技术逻辑的方法论（技术与资本共同作用支撑生产方式革命）。只有理解和把握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及其科学化形态，以及技术与资本共同作用引发生产方式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机制，才能真正把握资本、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也才能深化《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研究，并在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获得更多发现。[22]
注释
[1] 参见张雷声：《论资本逻辑》，载《新视野》，2015（2）。
[2] 参见张雷声：《论资本逻辑》，载《新视野》，2015（2）。
[3] 参见仰海峰：《实践唯物主义：反思与超越》，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4）。
[4] 参见胡敏中：《论作为经济手段的资本逻辑》，载《学习与探索》，2015（1）。
[5] 参见程广丽：《资本逻辑与道德构境》，载《新视野》，2015（2）。
[6] 参见李逢铃：《现代性批判话语下的资本逻辑视角反思》，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7] 参见周露平：《资本逻辑的哲学性质与历史限度》，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2）。
[8] 参见王淼：《从理性批判到社会历史批判——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形而上学变革意蕴》，载《青海社会科学》，2015（1）。
[9] 参见韩淑梅、刘同舫：《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及其边界意识》，载《天津社会科学》，2015（5）。
[10] 参见任平：《生态的资本逻辑与资本的生态逻辑——“红绿对话”中的资本创新逻辑批判》，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5）。
[11] 参见张乐、胡敏中：《探源生态危机：资本逻辑的时空布展》，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12] 参见丁丹丹：《诊断、探索、构想：资本逻辑视域下生态危机的困境与消解》，载《青海社会科学》，2015（5）。
[13] 参见张春玲：《资本逻辑视阈下的现代生态问题》，载《理论月刊》，2015（1）。
[14] 参见胡潇：《马克思视野中的文化逻辑与资本逻辑》，载《教学与研究》，2015（9）。
[15] 参见张有奎：《资本逻辑的意义与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载《思想理论教育》，2015（9）。
[16] 参见张三元、宋格格：《论资本逻辑与文化产业发展》，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3）。
[17] 参见薛俊强：《超越“资本逻辑”：共产主义的历史承诺——兼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价值取向》，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18] 参见何小勇：《资本逻辑、发展风险与社会主义的正当性》，载《东岳论丛》，2015（5）。
[19] 参见李爱敏：《改革中的资本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8）。
[20] 参见王治东、曹思：《资本逻辑视阈下的技术与正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2）。
[21] 参见桑明旭：《资本逻辑与科学伦理危机——后学院科学时代的伦理反思》，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6）。
[22] 参见潘恩荣：《〈资本论〉研究需要引入“技术逻辑”》，载《哲学研究》，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