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20世纪中国的经典作家中，丁玲可以说是唯一一个与“革命”相始终的历史人物。这不仅指作家活跃程度和创作时间之长，也指终其一生她都对革命保持了一种信念式的执著。从初登文坛的1920年代后期，到“流放者归来”的1980年代，丁玲一生三起三落，都与20世纪中国革命及其文艺体制的曲折历史过程关联在一起。革命成就了她，革命也残酷地磨砺了她。丁玲生命中的荣衰毁誉，与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不分彼此、紧密纠缠。

在她青春犹在的革命辉煌时代，她是革命的迷人化身。孙犁写道：“在30年代，丁玲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举国若狂的。不只因为她写小说，还因为她献身革命”；在她的晚年，革命衰落的年代，她是革命漫画式刻板面孔的化身。王蒙评价，她一生至死未解“革命”情意结，是一个“并未成功地政治化了的，但确是在政治火焰中烧了自己也烧了别人的艺术家典型”。

丁玲的一生，可以说活生生地演示20世纪中国不同的革命形态。1909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登基的第二年，丁玲随湖湘“新女性”的母亲一同入读新式女校：31岁的母亲读预科，5岁的丁玲读幼稚班。那应是她革命生涯的开端。1984年，80岁高龄的丁玲雄心勃勃地创办了“新时期”第一份“民办公助”刊物《中国》。很多人对这一举动表示不解。李锐说：“总觉得像办刊物这样繁重的工作，绝不是一个八十老妪能够担当的了。”丁玲生命的最后两年，也耗尽在这份新式刊物上。其间的77年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抗封建包办婚姻、无政府主义革命的“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而走向革命政党的“螺丝钉”，从延安边区的明星作家、新政权文艺机构的核心组建者、新中国的文艺官员和多次政治批判运动中的受难者，到“新时期”不合时宜的“老左派”作家，丁玲不止用手中的笔，更用她的生命书写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将20世纪称为“短促的”“革命的”世纪。他的纪年法主要以欧洲为依据，这个世纪只有77年。事实上，中国革命的历史比霍布斯鲍姆所论述的，要更长、更广阔、更深刻，也更复杂和更酷烈，以至费正清说，历史上所有的革命形态，在现代中国都发生了。而丁玲，是（这些）革命的一个活的化身：她是革命的肉身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