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家庭经济的测量

国外对家庭经济测量指标进行系统表述的文献较少，多数都是将其与其他内容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的。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我们能够间接地从不同的文献中找到相关的测量指标。德·佩尼拉(M.De Pernillo)等论述了患有癌症的儿童与他们的家庭经济收入状况之间的关系，研究使用了较为全面的测量指标来评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包括收入的多少、家庭成员就业人数、住房状况、交通及通信工具的类型、受教育的水平，以及每月用于食物、娱乐休闲的费用。玛赫德·哈什米(Mahdi Hashemi)等比较了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和父母的支持对他们孩子的体育锻炼的影响，研究选取了两个不同发达程度的地区进行抽样测试，采用的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主要是家庭的经济收入和家庭成员的文化水平。安吉拉·唐金(Angela Donkin)等分析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的影响，研究通过对收集到的0~3岁儿童的数据的分析发现，社会经济地位(SES)越低的家庭的孩子越有可能发胖，这些家庭在巨大的压力下更难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对孩子造成了消极的影响。研究采用家庭收入作为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

国内学者罗菊花等从家庭消费的角度对家庭经济指标体系进行了细致的论述，他们探讨了可用于评价家庭经济状况的指标，以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为基础，采用中位数定权的方法，得到每个家庭耐用消费品的得分，并以此分类，然后用家庭人均年收入做参考对分类进行调整，最后得到家庭经济状况的分类指标。此外，其他国内学者也不同程度地论述了家庭经济水平的测量指标，为我们建立更加完善的指标体系提供了重要借鉴。罗云等以家庭环境因素为中介变量，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学习倦怠的影响，他们采用了年收入、父母职业类型和受教育水平三个指标作为测量家庭经济水平的依据。王殿春等和周蜀溪使用相同的家庭经济状况调查问卷测量家庭经济水平，其家庭经济状况问卷共计六个方面，包括住房状况、家庭耐用消费品、食品消费、营养状况、零用钱消费和整体经济状况。李勇等分析了父母职业、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他们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测量涉及家庭月收入和家庭居住条件两个方面。周芳研究了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大学生自杀意念在性别、年级、本专科、家庭类型、是否独生子女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在家庭经济收入上有显著性差异，其在对家庭经济水平的测量上使用家庭人均年收入指标。吴梅丽等研究了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新生心理的影响，家庭经济水平测量指标为“家庭月收入”。阎秀丽等和秦云等分别在分析家庭经济水平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和家庭经济状况对于青少年学生阅读的影响研究中，采取了与吴梅丽等相同的测量方法。我国台湾学者研究了家庭经济地位和学校因素对单亲父亲家庭的孩子抑郁症状的影响，发现单亲父亲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一般更低，这样环境下的孩子得抑郁症的风险更高，研究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高低两类，并以是否有资格申请政府的救济作为分组的依据。孙涛等提出了我国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的重要指标，分别是家庭人口、家庭成员全部收入、家庭需要供养的子女、非工资性收入、资产(房产、土地等)、家庭基本支出状况和特殊情况的说明(失业、重病、残疾、意外灾难等)等。

二、社会资本

(一)社会资本的理解

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学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整体观之比较模糊。社会资本最早由莱达·汉尼芬(Lyda Hanifan)用来解释社会交往对教育和社群社会的重要性。其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首次正式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将其与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起来，将其应用到社会学领域，提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同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联系在一起。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它由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构成。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我国学者薛在兴认为社会资本是认同关系的工具性价值。认同关系既是一种关系，表明对方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家人、同事、熟人这样一些结构性特征，同时也表明对方对自己的认可和信任这样一些认知性特征。工具性价值有三层含义：一是认同关系必须在目的性行动中被使用才能成为行动者的社会资本；二是认同关系的社会资本意义在于能够给行动者带来实质利益，比如收入和地位，而不仅仅是情感的满足；三是价值量的大小既取决于认同关系的强度(关系人愿意提供帮助和信任行动者的程度)，也取决于关系人掌握的资源的价值。

(二)社会资本的测量

国外学者金伯利·洛克纳(Kimberly Lochner)等论述了社会资本的测量问题，他们从群体效率、群体认同、邻里和睦和群体竞争性四个方面测量社会资本。詹妮·奥克斯(Jenny Onyx)和保罗·布伦(Paul Bullen)从公共参与、互惠、社会规范、信任和社会机构等维度来测量五组有代表性的群体的社会资本状况，其中能够解释社会资本的题项有36道，研究发现这些群体在不同的社会资本指标上都有显著性差异。玛瑞亚·萨洛蒙(Maria Salomon)测量社会资本时用了五个指标，分别是：友好、归属感、社会信任、包容性和责任感。她的研究发现，商业组织通过发展员工的自信和社会资本状况，处理好他们与其他员工和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不断强化他们的技能，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娜塔莎·马格森(Natasha R.Magson)等通过测量社会资本比较了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她们为进行此项研究开发了一个社会资本和凝聚力的量表，将社会资本分为“家庭、同事、邻里的信任”“互惠”和“社会网络”三个观测维度。

国内学者韦璞提出了三种社会资本测量方法，分别是：按概念层次划分的微观和宏观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按构成要素划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以及前二者相结合的综合测量方法。周娟也肯定了综合测量方法的优势。在诸多国内文献中，论述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较为细致的是方然的《“社会资本”的中国本土化定量测量研究》。其研究综述了国内外不同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并以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具体的符合中国本土化特色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即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其中社会网络包括人际网络、社区网络和社团网络；社会规范包括人际交往规范和集体规范；社会信任包括人际信任、一般信任和政治信任。

(三)社会资本与大学生

卡伦·萨恩斯(Karen P.Saenz)和茱莉·康伯斯(Julie P.Combs)在一项调查中将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分为学校环境、家庭和教师的支持，以及学生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观。他们认为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会让学生更有可能完成学业。凯瑟琳·斯托勒(Kathleen Stolle)认为，为有天赋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STEM)的黑人学生在入学之前建立暑期过渡学校，以培养其社会资本是很有必要的。这些暑期活动能够帮助学生在以后的STEM学习中获得更大的成功；研究借鉴了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是个体的声望和社交网络的范围。杰·惠特尼(Jean Whitney)等对一所学校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STEM)中有身体疾病的学生的学习共同体进行了研究，旨在了解这些共同体中的学生所学习到的社会资本，包括知识、技能、资源和社会支持。穆斯塔法·科特(Mustafa KOÇ)和卡伦·安(Karen Ann)调查了计算机网络对土耳其大学生的社会资本的影响状况，他们对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包括孤独感、家庭关系网络、朋友关系网络和社会态度。塞伦·普瑞斯特(Suellen Priest)以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和培训为例分析其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以及如何将社会资本放入到职业教育与培训之中，他们认为社会资本的测量应当包括人际网络、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彼此之间的信任。卡尔梅拉·马斯莱克(Karmela Aleksic-Maslac)和玛莎·麦格赞(Masha Magzan)认为通过信息和交流技术(ICT)能够有效地在高等教育阶段建立社会资本，还能在巩固现有的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开展新的关系网络，更好地促进社会资本的建立，他们将社会资本归结为人际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约翰·奈特(John Knight)等认为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并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学生进入高校的影响，认为学生能够通过社会网络平台获得朋友，为他们进入高等教育阶段提供机会和社会网络支持。菲奥娜·布真(Fiona Budgen)等为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提供了一个运动教育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的留级率。这个项目重在培养学生的社会资本，即帮助在校学生培养社会性和大学性的人际关系，这些帮助大一学生的项目能够增加他们的社会资本。托拜厄斯·布兰德勒(Tobias Brändle)等将社会资本看作是接受教育的一种特殊所得，并探究德国大学中传统学生与非传统学生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是否有所不同，他们依据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将其看作是个体从组织中得到的物质或者是精神上的帮助。罗克珊·莫斯凯蒂(Roxanne Moschetti)等研究了第一代上大学、非第一代上大学、工作阶层和白人男性之间的社会资本状况，认为大学生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在学校和社会中的关系网络，是能够提供社会地位所需要的支持和帮助的价值关系。同第一代上大学的学生相比，非第一代上大学的学生在大学之前所获得的社会网络使他们懂得如何寻求帮助，在社会资本拥有方面更有优势。罗尼·塞莫(Ronnie Semo)以澳大利亚官方社会资本调查问卷为依据研究青年学生的社会资本状况，并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青年学生的学业成就的影响。该社会资本调查问卷主要是测量学生的家庭、学校和团体组织的关系网络。

国内有关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关系的文献主要是论及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或者是创业的关系。张晓英、张季红分析了完成学业的大学生对社会资本的选择，提出了大学毕业生的两种选择模式，并就社会资本模式选择的理论结构进行了分析，意在帮助学生实现在教育领域的目标。他们研究认为社会资本包括关系、规范、网络和社会交往。李东霞探讨了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从当前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入手，分析了社会资本视角下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对于大学生就业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与研究大学生就业视角不同，魏巍、李强则分析了社会资本拥有状况与大学生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他们从网络规模、网络差异性和人际信任来测量大学生的社会资本状况，通过对收集到的问卷进行数据分析，认为社会资本会对大学生创业意愿产生一定的正向显著影响。陈华平也从创业的视角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创业的功用，他从社会资本的功能出发认为社会资本为大学生提供了网络支持和信息的获得，大学生创业者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其创业绩效就会越好，二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家庭经济与社会资本

李昕等研究了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他们采用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表(自编)、症状自评量表中的人际关系敏感分量表等量表对一至四年级大学生进行测评，发现不同学生拥有不相同的家庭背景，因此其成长的环境和教育背景及其家庭经济水平也不尽相同，而不同家庭经济水平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显著。杨金江等研究发现，彝族大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与其人际关系呈显著正相关，家庭经济好的人际关系也好，家庭经济差的人际关系也差，家庭经济一般的其人际关系也相对一般。李辉山等认为大学生人际关系在不同家庭经济状况下有差异，家庭经济状况对家庭人际关系有显著影响。李丽萍、张月研究了大学生宿舍关系的影响因素，认为月消费水平是家庭经济状况的一定代表，月消费水平与大学生宿舍关系总体上影响不显著，但在大学生亲融度和深度沟通方面有显著影响。王荣和许传新也支持了上述观点，认为不同的家庭经济状况对学生的人际关系影响存在差异。王甫勤研究大学寝室人际关系发现与上述学者有所不同的结论：大学生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有差异，但并不显著。

文梦雪等认为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产生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学生的信任水平要明显高于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和较差的。冀军分析了人际信任与家庭收入的关系，研究发现，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其对家庭成员、同事和同学的信任程度就会降低；居民的收入水平越低，其对家庭成员和朋友的信任就会越高。这一结论与之前所述完全相反。陈岩在分析学生人际信任影响因素时认为，虽然家庭经济好的学生在人际信任上要高于家庭经济较差的学生，但不同家庭经济水平的学生的信任差异并不显著。

迈克尔·怀特(Michael J.White)和盖尔·考夫曼(Gayle Kaufman)研究认为，来自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的学生必然会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董丹辉认为家庭经济水平是决定大学生就业的社会资本重要影响因素，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但其并未对之进行详细的论述，且只是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缺乏实证研究。郑洁也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就业：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综合以上文献分析，我们能够发现，无论是有关家庭经济水平，还是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都相对丰富，但涉及家庭经济水平与本科生社会资本的交叉研究则有待深入；对家庭经济水平的测量的指标都比较单一，不够完善；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纷繁复杂，标准不一，缺乏具有本土化特点的测量指标；在二者的交叉研究上往往是避开了二者的直接联系。基于如上，本研究将有一定的探索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