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海洋经济是对涉及海洋的经济活动的统称，按照概念界定的不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海洋经济包括所有涉海经济和沿海经济，狭义的海洋经济仅仅包括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矿产与资源开采、海洋生物医学、滨海旅游等纯粹的海洋产业。简单来说，一个人在宁波梅山岛的酒店居住产生的消费属于广义的宁波海洋经济统计范畴但不属于狭义的海洋经济内容。就本书而言，所研究的对象是由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造船与临港工业、海洋贸易与相关服务业等四大产业组成的海洋经济，时间下限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因此，本书对宁波海洋经济发展历史的论述既有传统海洋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也有现代海洋产业逐步出现与推广的内容。

宁波的海洋经济从早期的人类活动开始就已经存在，不过当时仅仅是简单的商品交换，海洋经济规模化也要到宁波沿海社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才得以出现。海洋渔业和盐业是宁波最早出现的海洋经济产业，在宁波古代社会二者关系非常密切。相比之下，海洋造船和海洋贸易则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出现比较晚。不过到商周时期，宁波海洋经济各产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在技术的推动下，宁波海洋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为宁波海洋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很好的外部条件，宽松的国家海洋政策使宁波海洋经济规模在宋元时期达到一个高峰。明清时期，国家海洋政策的改变，特别是厉行海禁政策影响的不仅仅是宁波的海洋贸易与造船等临港工业，宁波的海洋渔业和盐业也受到极大影响。尽管如此，宁波的海洋经济在明清时期仍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晚清以后，在外界压力下，国家海洋政策趋于开放，西方现代海洋经济模式与技术逐渐传入宁波。进入民国，宁波的海洋经济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加速转型。这一时期，除了传统海洋经济产业的转型外，新型海洋经济产业也逐渐孕育。不过，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宁波海洋经济发展历史来看，其主体仍以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造船与临港工业、海洋贸易与涉海服务业为主。

宁波海洋渔业由沿海采集发展而来，从近海到远洋捕捞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期间，近海养殖也在宁波沿海一些有条件的地方逐渐出现。与海洋捕捞相伴的是渔业捕捞工具的专业化和大型化，所捕捞的渔业种群从海面上中层到底层都有。特别是渔民在长期的捕捞活动中逐渐总结出鱼群的季节性活动规律，极大地提高了渔民的海上捕捞效率。在长期的渔业捕捞过程中，船只大型化和船员多元化使捕捞渔民出现专业化分工。与此同时，渔船的种类和用途也逐渐细化。大、小对渔船与网捕船等捕捞特定鱼类船只的出现，捕鱼船与冰鲜船的分工，标示着宁波海洋捕捞产业的成熟和规模化、商品化。在渔业捕捞产业化的同时，宁波近海渔业养殖也开始出现并在象山、奉化滩涂区域推广开来。从成本上来分析，到民国时期，宁波海洋渔业养殖的利润率要高于同时期的海洋捕捞。渔业捕捞海产品的增多以及消费市场的扩张极大地刺激了渔业流通体系的完善。以鱼行和鱼市场为中心，民间组织和政府为提高海产品的流通效率都做了诸多尝试。铁路运输能力的提高和专业冰鲜船的出现，使宁波海产品得以运往杭州、上海等周边大城市，进而转销全国各地。

宁波海洋盐业最初也是自发式发展。其后，由于食盐在国民生计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家开始加大对食盐生产和销售的管理。唐宋时期，宁波的海盐管理体系已经建立起来，海洋盐业产量超过本地的消费量，大量海盐要么用于海产品加工，要么被转运到其他区域销售，国家对食盐从生产到销售整个环节都进行严格的管控。唐宋时期，宁波食盐产地从环杭州湾海岸向沿东海海岸线逐渐转移，与之相对应的是整个浙江海盐产地和产量也逐渐由浙西向浙东转移。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盐税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是非常高的。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对盐税征收和私盐打击都非常重视。自海盐生产规模化开始，国家严格管控食盐的产量与收购，其流通环节由官营逐渐转向官商合营。明清时期，宁波海洋盐业的运销逐渐被拥有雄厚资本和实力的盐商所垄断。国家对宁波海洋盐业的管理不仅包括对盐民的管理，也涉及对盐商食盐运销的相关限制。宋元时期，由于战争的影响，宁波沿海的食盐产量曾一度下滑。明清时期，宁波的海盐产量稳定上升。晚清时期，晒盐技术的出现和推广，大大提高了宁波海盐产量和质量。到民国时期，政府加大了对宁波海盐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效果。不过，由于地方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出台不符合实际的具体措施，导致宁波部分海盐产销区盐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加剧。

古代时期，宁波是中国沿海非常重要的造船基地。从早期独木舟的出现到吴越争霸时期战船的建造，宁波沿海的造船工人积累了丰富的造船经验，开发出一系列新的造船技术。唐宋时期，宁波的造船业发展达到高峰，中国出使朝鲜和日本的船只多在宁波建造。除此之外，宁波各造船厂还承担官营船只的营造任务。可以说，这一时期宁波的主要造船厂绝大部分以建造官营船只为主。私营造船厂主要承建小型渔船和近海运输船只。自明代开始，由于宁波本地木材匮乏，改从福建进口船用木材，宁波的造船成本因此超过广东和福建地区。除小型渔船外，大型军用船只的修造任务逐渐转移到福建。宁波的造船业逐渐萎缩。晚清至民国时期，宁波的民间造船业主要承接木质渔船和运输船只的建造，现代造船工业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产生。作为最主要的临港工业，宁波造船业的兴盛曾一度推动了宁波港口的建设。近代以来，随着宁波的开埠和浙海关对港口事务的干涉，宁波的现代港口建设在航运业发展的基础上逐渐起步。从航标灯到轮船码头，从货物仓储到临港工业的建立，港口和现代临港工业奠定了宁波工业的现代化基础。围绕宁波港口建设，纺织、面粉、卷烟、灯具等现代工业逐渐兴办起来，其产品大多通过港口运到沿海各大城市。

秦汉时期，宁波的海洋贸易路线就已经连接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其贸易产品以丝织品和陶器为主，这也是宁波港被认定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的历史依据。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和手工制品的商品化，大量产品通过宁波港或者直接销往朝鲜、日本，或者经由广州转运到东南亚乃至南亚和东非海岸。直到唐宋时期，宁波海洋贸易仍以官方的海洋贸易船队为主体。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和朝贡贸易使得官营贸易达到顶峰，其后，随着走私贸易和私营海上贸易的崛起，以政府为主导的官营贸易逐渐萎缩。在官营贸易开展的同时，私人的合法贸易或不合法的海上贸易都长期存在。海洋贸易的高额利润刺激了宁波的世家大族加入海上贸易的行列，而大量沿海民众在逐渐尖锐的人地矛盾下纷纷下海，参与到日益繁荣的海洋贸易活动中。直到明清时期，尽管有政府的高压管制，江南区域的手工制品仍通过宁波海洋贸易转运到世界各国。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通过宁波港，沿着浙东运河和长江水系与大运河运销到中国北方和内地区域。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海洋贸易的冲击，大量欧美商品通过海洋贸易线路涌入宁波。到民国时期，通过宁波海洋贸易航线出口的商品多以手工制品为主。随着宁波现代工业企业的逐渐建立，大量轻工业产品实现了自产自销与出口，改善了宁波海洋贸易的出口结构。浙海关建立后，报关行、保险公司等海洋贸易服务产业逐渐出现，促进了宁波港口进出口商品的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