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傅雷一家的采访

第二，我想讲我对傅雷一家的采访。

作为一个纪实文学的作家，我最忌讳的就是对作家同行进行采访；在同行之中，我尤其忌讳采访上海作家。因为我作为一个上海作家，再去写上海作家的话，不管怎么写，总有种种嫌疑。所以我的采访几乎不涉及同行。

最初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傅雷，而是傅聪。在“文革”结束后准备为傅雷先生平反时，傅聪从英国回来了。那是傅聪出走之后第一次回来，回到上海。我看到《中国青年报》内参上刊载了当时傅聪说的一些话，非常感动。傅聪隔了那么多年之后回来，他说的话中还是饱含着对祖国非常强烈的热爱之情。按照当时的规定，对傅聪的报道还是很注意分寸的，比如傅聪在上海的某项活动，规定只能刊登在第几版，报道的字数不能超过多少多少字之类的。可见当时对傅聪的报道还是低调的、有所控制的。我看了这些报道之后，当时就决定去找傅聪，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未能直接采访傅聪，但傅聪的经历引起我非常大的兴趣，我注意到了这位不平凡的音乐家。当时我说过，在中国的音乐家中，引起我极大兴趣的就是两个“聪”：一个是马思聪，一个就是傅聪。不能写纪实文学，当时我就写了篇小说，题目是《爱国的“叛国者”》，发在《福建文学》杂志上。小说的主角就是一个音乐家，实际上是以傅聪作为影子来写的。

后来我开始采访傅雷和傅聪的亲友，前前后后总共采访了傅雷的23位亲友。特别是去北京采访傅敏，使我对傅雷一家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亲友们都非常热情地介绍了傅雷一家四口不同的性格。

傅雷是做事非常认真而性格又非常急躁的人，在某些时候他可以说是非常暴躁的，所以他的名字叫“雷”，很符合他的性格。但他做事情又非常之认真，好几件事情我听后都十分感动。一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一部一百多万字的书。可后来他重新看了这部书之后，不满意自己当年的译著，于是又把这一百多万字重新翻译了一遍。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翻译是一件非常吃力的工作，不满意自己的翻译，别人只是在原有的译著上面修改，而他则是推翻了重新进行。

傅雷夫妇性格相辅相成，配合得非常好。几乎所有傅雷亲友都说傅雷夫人是极其贤惠而又性格温顺。如果傅雷是铁锤的话，傅雷夫人就是棉花。铁锤敲在棉花上面就没了任何声音。傅雷先生的成就，是和傅雷夫人分不开的。傅雷先生做事情非常细致，而傅雷夫人则是大大咧咧，一个东西用完可能随手一放，过一会儿就忘了。因此傅雷先生总是提醒她，东西要放归原位，他们家里总是这个样子。傅雷先生家里热水瓶的摆放都十分有规则，把手一律朝右，总是从第一个热水瓶开始用，用完之后放到最后去，再轮流用。保姆知道后，灌热水瓶的时候就从最后的一瓶开始灌。傅雷翻译的时候必须经常翻阅词典，厚厚的一本本词典翻起来很困难，他就自己设计了一个架子放词典，便于翻译时的查询和翻阅。他们夫妇俩的性格是互补的。

后来我采访傅聪和傅敏，发现兄弟俩性格也是截然相反的。傅聪像他妈妈，长相也像他妈妈，而且性格不拘小节。我去宾馆看傅聪，进到他房间，看到他所有的箱子都开着，这里放着话梅，那里又随手放着什么东西……但他说话富含哲理，非常有思想。他可以同你谈唐诗、宋词，也可以谈音乐、美术等，如此之类，甚至讲到各方面的事情，他都非常有兴趣。

恰恰相反，傅敏是非常细致的一个人，完全是傅雷的拷贝，做事情非常认真。比如，我告诉他，上海江苏路傅雷住过的房子，尽管我去了好几次，但没有用，因为当年傅雷是租这房子住，他去世之后另外一家住进去了，所有的家具摆设都完全不同了。傅雷住这房子时，原先是什么样子的呢？傅敏就画了张原先的家的平面图给我，那张图纸经过了反复修改，上面有红墨水画的、绿墨水画的，画得非常仔细。哪些是巴尔扎克原著的书架，哪些是放父亲译著的地方，他和聪哥的床在哪里，三角钢琴放在哪里……那张平面图，把他们家当时的情况画得非常仔细。我在写文章的时候，这张图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还有，他给我写的信都非常认真仔细，三天两头，我提出什么问题，他都在信中予以仔细详尽地解答。我现在手头上大概有一百多封傅敏给我的信了。他的性格完全像他的父亲——傅雷。

傅雷一家，四个人四种性格，由此也造就了四个人四条不同的生活道路。

采访傅雷一家，促使我写成了《傅雷一家》一书，后来又写出了《傅雷与傅聪》一书。由于对他们一家深入的采访，也促使我对“反右派”运动和“文革”进行了深刻的思索，进而从事纪实长篇《“反右派”始末》《“四人帮”兴亡》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