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金融体系的基本概念、内涵与新时代特征

国际上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从对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研究发展到对金融功能的分析。由于各国国情不尽相同，各国的金融体系也存在较大差异，即当前并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最优金融结构，一国的最优金融结构取决于该国产业结构，以及由该国产业结构内生决定的金融功能（林毅夫等，2009）。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稳步提升，中国的金融体系也随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优化，成为中国特色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金融体系的构成与功能特征

（一）金融体系的基本概念

国外经济学家对金融体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Gurley & Shaw（1955）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以及在《金融杂志》上发表的《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Gurley & Shaw，1956），这两篇论文开创性地将整个经济划分为盈余部门（即收入大于支出）、平衡部门（即收入与支出相等）以及亏损部门（即收入小于支出）。由于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亏损和盈余，投资者从外部筹集资金便不可避免。他们将筹集资金的方式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在间接融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的金融机构又可以分为货币系统和非货币系统的中介机构两种。随后，Golden Smith（1969）将金融体系定义为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构成状态，“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存在、性质以及相对规模体现了一国的金融体系”，即金融资产总额和有形资产总额的关系，金融资产和负债在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间的分配，金融资产和负债在不同经济部门间的分配之间的关系。日本学者玲木淑夫将金融体系分为金融的范围（金融制度）、金融交易手段的充足程度，即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在一定金融制度条件下其金融交易行为的模式或倾向，以及金融交易技术条件和经济的基础性条件三个组成部分。

从金融体系的构成来看，金融体系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运行过程中资金流动的基本框架。一般情况下，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是金融部门，包括各种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等，这些金融机构的作用在于为经济中的非金融部门提供特定的金融服务；二是金融工具或金融产品，即金融机构为居民、企业、政府等非金融部门提供的融资行为以及基本的融资工具；三是金融体系中的监管体制。因此，金融体系一般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金融体系是有关资金融通的一个体系或系统。它一般包括构成这一体系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个人和机构）；在这一体系中各类金融机构的组成、相互间的分工和职责，以及相互间的关系；整个社会资金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作用、职能以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整个社会资金在这一体系中如何进行流通，以及各资金融通机构的运行机制；在这一体系中的金融监管机制。

二是金融体系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联结，这两部分通过金融工具联结，并能够以分散的方式运作。同时金融体系是其市场构成要素的有机综合体，它大体上包括间接、直接和特殊三种性质、功能各异的融资市场。其中，间接融资市场是指以金融机构为中介的资金融通（如存款、放款、同业拆借、票据承兑贴现等）；直接融资市场是指不经过任何中介环节的货币资金融通（如发行有价证券）；特殊融资市场是指为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目的而采取的交易方式（如外汇、金融期货或期权等）。

三是金融体系包括有关金融交易的规则、惯例和组织安排，或者有关金融交易、组织安排、监督管理及其创新的一系列在社会上通行或被社会所接纳的习惯、道德、戒律、法规等构成的规则的集合。

（二）金融体系的功能——从金融深化到金融功能的视角

最早在凯恩斯主义理论居主导地位的研究框架下，人们对金融的认识主要是基于挤出假说、金融主导假说、赌场假说、金融不稳定性假说、金融短期主义假说等的金融负面影响的研究，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直到1969年，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他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并围绕金融结构使用包括金融相关比率等在内的8个定量指标，揭示了金融发展的内在演化路径，总结出金融发展的12条规律，并揭示了金融发展、外部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随后Rondd I. Mckinnon（1973）和Edward S. Shaw（1973）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纠正了传统经济发展理论中忽视金融因素的弊端，明确认识到主流货币金融理论中认为货币与实物资本替代品的假定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独特性，且明确了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的必要性，指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主义”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实践是有害的。随后，King & Levine（1993）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入手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不足会导致“贫困陷阱”。Levine & Zervos（1998）、Dmirguc-Kunt & Maksimovic（1998）等发现股票市场也有类似功能。

20世纪90年代，“金融功能观”的出现让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在金融体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区域的变化，金融功能的变化往往要小于金融机构的变化，金融体系的设计应当兼顾结构与功能，而金融结构应内生在金融功能中（Merton & Bodie，1995）。金融结构这一形式背后的金融功能实质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终决定因素（彭俞超，2017），并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最优金融结构，一国的最优金融结构取决于该国产业结构，以及由该国产业结构内生决定的金融功能（林毅夫等，2009）。因此，金融体系整体功能才是最重要的，而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构成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Merton，1995；Merton & Bodie，1995）。在该理论框架下，金融系统从金融功能的视角可以分为六个功能，即交易和支付功能、提供融资机制、跨时间和地域的经济资源转移、管理不确定性和风险、协调不同领域分散决策的价格信息以及处理不对称信息，其中核心功能可以概括为便利清算和支付的功能、聚集和分配资源的功能以及风险分散的功能（Merton & Bodie，1995）。此外，也有研究者从其他视角研究金融功能的内容，如Levine（1997）将金融功能区分为促进风险改善、信息获取与资源配置、监控经理与加强企业控制、动员储蓄和促进交易等五项功能。姚长辉（1998）则认为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包括五个方面，即金融调控体系、金融企业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生态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在我国，金融体系又称金融机构体系，分为银行体系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两种类型。银行体系又分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专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则包括保险公司、投资公司、信用合作组织、基金组织、融资租赁公司、消费信贷机构、证券公司及各类市场交易平台。Allen & Gale（2000）从风险分散、信息提供、企业监控三个视角进行分析，此外还有资源匹配的功能（Adair Turner，2010）、推动创新的功能（Klapper et al.，2007；Braun & Larrain，2005）等，但这些都不外乎上述三大功能。

在上述三大核心功能中，便利清算和支付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资金结算的便利化程度上，即金融体系中的金融工具能够提供交易过程中商品、服务以及资产清算和结算的功能，由于不同的金融工具在功能上是可以替代的，因此，使用这些金融工具的金融机构也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予以变化。聚集和分配资源的功能则体现的是金融可及性的目的，就是金融体系或使用的金融工具能够为企业或家庭的生产和消费及时筹集到必需的资金，能够将社会分散的资金聚集起来并在经济体系中重新进行有效的分配。风险分散的功能则是指金融体系或由金融体系创新出来的金融工具获得收益的核心能力就是管理和配置风险，即通过经营风险资产获得收益，同时，还要为金融机构提供管理和配置风险的方法，要通过风险的管理和配置为企业与家庭带来更高的福利，通过风险管理和配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金融交易和风险负担得以有效分离，即让企业或家庭能够选择其愿意承担的风险，回避不愿承担的风险。如此，上述三大功能可以概括为金融效率功能、金融可及性功能和金融稳定性功能。

目前，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和金融业务的相互融合，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域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监管体系正在逐渐由原来的机构监管向行为监管、功能监管演变。为此，现代金融体系的构架也需要围绕金融机构市场行为的变化，从原来的根据金融机构的类型进行构架和组合转变为按照金融功能实现的效率来进行重新整合，即需要从功能金融的观点出发，系统梳理党的十九大后中国金融体系功能的演变，在确定金融体系应具备哪些经济功能的基础上，设置或建立能够最好地行使这些功能的机构与组织（Merton & Bodie，1995），从而建设现代化金融体系。

二、金融体系的类型比较

世界各国具有不同的金融体系，而且各国的金融体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很难有一个统一固定的标准来划分各国的金融体系。一般而言，根据中介和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不同作用，金融体系可以大致分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两种模式，德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的金融体系常常被称为“银行主导型”，美国、英国等国家的金融体系常常被称为“市场主导型”，而德国和美国是两种金融体系的突出代表。

（一）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

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主要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其中德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代表国家，德国银行资产与GDP的比值超过1，但德国资本市场规模较小，且流动性相对不高。如20世纪90年代之前，德国的股票市场市值与GDP的比值仅为0.2，即使之后有所提高，但相对于银行在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而言仍然非常有限，债券市场上的债券大部分由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当地政府、政府法人、银行以及其他中介机构发行，居民的金融资产主要以银行存款形式存在。

德意志联邦银行是德国的中央银行，落实由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集中拟定的货币政策，不再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德国三大全能银行——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在银行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银行体系以全能银行为基础，以专业银行为补充。全能银行包括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这三个体系，其中商业银行是核心。全能银行全面参与各种金融活动，包括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包括抵押贷款）、承销证券发行、直接投资于各种证券等，是一种多功能、全方位的银行。储蓄银行是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银行机构，包括地方、州和中央三个层次的银行机构；合作银行的存款人同时又是银行的股东，也有地方、州和中央三个层次的银行机构。不属于全能银行的专业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少于全能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如专门从事抵押贷款、农业信贷或小微企业信贷的银行（赵鹏程，2017）。

德国的股票市场相对不太重要，国内债券市场尽管发展良好，但由于参与债券市场的主要是政府和银行，一般工商企业很少发行债券。在这一背景下，德国的企业外部融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其中很大比例是利率固定的长期贷款，贷款证券化程度比较低。德国银行不仅直接给予企业贷款，而且还帮助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同时承担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两项职能。除此之外，德国的银行还通过代理股东投票、获得企业监事会席位等方式进一步对上市公司施加影响。

（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

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主要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资本市场在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直接融资是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在美国，其银行资产与GDP的比值只有0.53，但其股票市场市值与GDP的比值达到0.82，是德国的2倍。

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中，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起到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具有发行货币、代理国库及对其他银行进行管理监督的职能，为美国政府制定和执行金融货币政策。现在的联邦储备银行系统包括联邦储备总裁委员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家区域性联邦储备银行以及数千家私营的会员银行。联邦储备总裁委员会是联邦储备银行系统的最高权力机构，由7名委员组成，负责决定全国的货币政策，并对联邦储备银行各区域性分行、会员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活动及业务有广泛的监督和管理职责。

由于美国奉行的是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必须通过多渠道融资扩大经营规模，保持竞争力。1933年，美国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同时，银行的跨区域经营和存款利率也受到严格限制。这样，在企业大量的资金需求下，资本市场迅速发展，而银行机构遭遇了挑战和危机。虽然1999年美国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金融业又重新回到混业经营模式，但此时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已经形成，品种丰富的债券市场和多层次的股票市场构成了美国的资本市场。2008年金融危机后，混业经营进一步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流。债券品种包括美国政府债券、地方性政府债券、政府机构债券和企业债券等众多品种。股票市场法规健全，管理严密而透明，政府对股票市场没有约束，通过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等手段进行直接融资成为企业的主要融资手段，金融期货、期权和其他金融衍生品成为重要的市场。多样化的资本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了多种选择，大多数居民手中都握有公司的股票债券，居民在承担投资风险和责任的同时，也获得丰厚的分红收益。

美国资本市场规模大、体系复杂，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主板市场，以纽约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要求比较高，在该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一般是知名度高的企业；二是以纳斯达克为核心的二板市场，主要注重公司的成长性和长期盈利性，该市场的上市公司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回报、规模小的特征；三是遍布各地区的全国性和区域性市场及场外交易市场。美国证券交易所是全国性的交易所，但该交易所上市的企业门槛比纽约证券交易所低，该交易所挂牌交易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转到纽交所上市。目前美国的区域性证券交易所有11家，主要分布在全国各大中心城市，是美国的三板市场（OTC市场）（赵鹏程，2017）。

（三）两类市场的差异比较

两类金融体系的比较如表1-1所示。

总体来看，两种金融体系都有各自的优势，都有成功的代表性国家，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历史事实来看，很难得出哪种模式的金融体系更先进的结论。不管是市场主导还是银行主导，只要能够高效率地实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功能，就是一个好的金融体系，这样的金融体系能适应不同风险、信息和资源配置以及公司治理的需要。无论金融体系的模式怎样不同，怎样发展变化，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已经影响经济的发展进程。随着现代金融内涵和外延的发展，目前这两种金融体系的结构已逐渐趋于相似，但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之间的金融结构仍差异显著，因此，仍需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研究中国金融制度安排的比例和相对构成（林毅夫等，2009）。

三、现代化金融体系的主要研究与论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要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就要把金融搞好，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完善投融资体系，建设现代化的金融体系，真正让金融的活水，浇灌实体经济之树。因此，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现代化金融体系的建设。

党中央很早就开始关注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早在2007年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就指出，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金融体系建设面临“货币供给与杠杆率的问题、金融业快速发展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问题、现代金融发展趋势与有效监管问题”（陈雨露，2016）三大问题，随着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过程将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先后对金融支持创新、发展普惠金融、发展绿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去杠杆和防范金融风险等问题上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金融体制改革及相关体系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被再一次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在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者们对新时代现代金融体系的相关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如彭俞超（2017）从习近平金融治理思想中得出三项启示，即要使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要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坚持市场导向；要遵循金融发展规律，实现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王兰军（2017）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金融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金融的本质是服务业，金融的本源是实体经济，金融的本业是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服务，金融的根本是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张家源（2017）从金融工作的重要性、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和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等视角对新时代金融思想进行阐释。类似的研究还有吴应宁（2018）等。邹新月等（2018）从战略性、本源性、安全性及创新性四个层面对习近平金融思想进行了阐释。董竹和周悦（2019）从金融效率、金融结构、金融规模三个维度共九个指标来评价金融体系。徐忠（2018）认为金融体系需考虑规模和质量，以及金融功能和金融治理等，认为在新时代背景下，金融体系要从关注“规模”转向关注“质量”，金融功能要由传统的“动员储蓄、便利交易、资源配置”拓展为“公司治理、信息揭示、风险管理”，金融治理则要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其他治理更加密切地融合，包括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去杠杆与完善公司治理的关系、金融风险防范与治理机制完善的关系、人口老龄化及养老金可持续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等。要依据金融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建设我国现代金融体系。

2012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金融工作。据统计，习近平总书记公开发表关于金融方面的重要论述共计25次（邹新月等，2018）。在这些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从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体系、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和调控体系，推动金融双向开放等方面围绕三大核心功能进行了全面阐释和深化，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第五部分中明确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加快建设现代金融的思路。

（一）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可及性功能问题的阐述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注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关心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因此，“我们国家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习近平，2016），金融业属于服务业，通过服务实体经济来获得自身的发展，才是强基固本之道，要把“政策基点放在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上，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增强实体经济赢利能力”。

在2013年9月5日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指出：“要继续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监管，使金融体系真正依靠、服务、促进实体经济发展。”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要发展普惠金融，“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管道”。2015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再一次指出，要发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这一论断为随后我国正式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2016年，面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三大失衡”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过程中，非金融部门杠杆水平的变动将影响资产价格，进而影响金融部门的发展，而金融机构的行为也会传导到其他经济部门，影响经济部门的杠杆与风险水平。因此，习近平要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相结合，通过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助力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2016年8月3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再一次强调，要发展绿色金融，利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等工具和政策为绿色发展服务。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强调了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提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振兴实体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向振兴实体经济发力、聚力”。

进入2017年，随着全球各类金融风险增大，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017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坚持精准扶贫，加强金融扶贫，扶贫小额信贷、扶贫再贷款等政策要突出精准。”在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指出“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在2017年10月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高度指出，“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同时，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2017年12月12日，他在江苏徐州调研时又指出：“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

（二）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效率功能问题的阐述

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十九大报告中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思路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因此，构建更高效的金融效率体系是现代化金融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方面也有许多深入的论述。

早在2014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当前金融效率的问题是金融体系中经济杠杆的扭曲，因此“要消除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扭曲，强化风险投资机制，发展资本市场”。2015年，他又指出金融效率不高的原因在于“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使资产泡沫膨胀，金融风险逐步显现，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整体循环不畅”。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要提高金融效率，就要坚持金融深化改革和市场导向，要坚持深化金融改革，必须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完善外汇市场体制机制；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优化股权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风险内控机制建设，加强外部市场约束。显然，深化金融改革是和市场导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近平承诺：“中国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方向稳步推进金融改革，培育公开透明和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完善风险管理，稳定市场预期，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综合2017年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提升金融效率的具体举措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构建高效、稳定和可及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研究。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心任务，加强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健全多层次、多元化、互补型、功能齐全和富有弹性的金融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重，降低杠杆率，发挥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在去产能、去库存进程当中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积极作用。

二是构建高效、稳定和可及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创新体系研究。明确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进金融创新，降低实体经济融资的成本，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切实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建设科技金融体系、绿色金融体系、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和特惠型扶贫金融体系，补齐金融发展的短板。

三是构建高效、稳定和可及的金融监管体系研究。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随着金融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中央银行的职责、调控体系和工具的组合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对于我国而言，在推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逐步转型的同时，稳步构建目标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完善中央银行沟通机制，实现经济金融良性互动，本币、外币稳定运行，创新与风险有效平衡，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根本目标。同时，要建立更加有力、有效的国家金融安全网，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切实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四是要构建高效、稳定和可及的金融开放体系研究。开放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也一再强调金融的对外开放，要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服务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以开放促进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构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实现境内外金融市场的有机融合，高效配置境内、境外两种资源。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当中的制度性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如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3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要加强上海合作组织6个成员国和5个观察员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推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为本组织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合作项目提供融资保障和结算平台；同时，尽快设立上海合作组织专门账户，为本组织框架内项目研究和交流培训提供资金支持。201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支持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包括东盟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5年6月29日，习近平会见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的各国代表团团长时再一次明确指出：“中国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目的是推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深化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稳定性功能问题的阐述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将金融稳定问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他一再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到金融风险产生的根源。早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脱实向虚”是我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金融风险，即“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等领域的风险正在显露，就业也存在结构性风险”。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人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2016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再一次指出，“从全球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推出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世界经济尚未从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中走出来。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对症下药，对复杂的结构问题仅仅使用解决总量问题的药方，原有矛盾没解决，又产生了不少新风险”。

同时，习近平也从不同视角提出了解决金融风险的思路。

一是要根据金融发展的特征，健全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早在2015年11月3日，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就指出：“我国金融业发展明显加快，特别是综合经营趋势明显，这对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重大挑战，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要“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指出：“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金融管理部门要努力培育恪尽职守、敢于监管、精于监管、严格问责的监管精神，形成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的严肃监管氛围。要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了“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重要性，提出通过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防控金融风险。

二是要加强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领导在国家经济和金融工作中的作用，一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因此，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这“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2017年4月25日，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他再次强调：“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要扎扎实实抓好企业党的建设，加强党性教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三是强调建立全球金融治理的联动机制，建立全球共同防范金融风险的全球治理体系。2013年4月7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大会上就明确指出：“要稳步推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2016年9月3日，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的演讲中再次指出：“全球经济治理重点要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

四、现代化金融体系的新时代特征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要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就要把金融搞好，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完善投融资体系，建设现代化的金融体系，真正让金融的活水，浇灌实体经济之树。因此，从上述研究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提炼出现代化金融体系的新时代特征。

（一）现代化金融体系是继承与发展的金融体系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金融思想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金融理论基础上进行了突破与发展。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这些论述对当时的金融改革有着非常强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一直重视金融风险防范的底线意识，他早在1986年就指出，要防范风险，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比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习近平面对新时代经济金融发展的新情况，将金融与防控风险、深化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将金融的本源归结为服务实体经济，从而对金融的功能和本质做了进一步提升，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并从战略高度强调经济风险的问题，根据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更加强调对风险的全方面防控，强调风险的底线思维，强调要通过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等多管齐下综合性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

（二）现代化金融体系是现代金融理论与中国金融实践相结合的体系

习近平指出，建设现代化金融体系，需要扎实管用的政策举措和行动。新时代金融思想需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思想，不能将现代金融简单地进行国际对标，机械地理解为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模式就是现代化金融模式，而是要博采众家之长，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经济金融思想，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取舍，实现新超越。事实上，西方经济金融思想主要立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霸权服务的。因此，西方的金融思想或金融体系未必适合正在快速推进现代化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需要仔细甄别，选择性接受，消化性借鉴，“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一方面要积极借鉴西方金融理论中一些适合中国经济社会特征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做法，如稳健的货币政策、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穿透式”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机构信息透明度等先进经验和做法，同时要避免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中的重大弊端，避免金融体系的异化，偏离金融为生产性投资机会提供融资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职能，避免金融的过度衍生以及由此带来的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等经济与社会问题。

（三）现代化金融体系是金融与五大发展理念融合的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现代金融体系也应该围绕着上述五大发展理念展开，即金融要为创新保驾护航，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因此，金融要紧紧围绕促进科技创新服务。金融要为协调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即必须“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要城乡协调、地区协调”；要“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要“实现工业化和资源、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金融要为绿色发展服务，同时，金融还要融入开放发展当中，要建立服务共享发展金融体系。

（四）现代化金融体系是金融服务与“四个全面”的统一

“四个全面”的思想，即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有机联系、相辅相成，以全面小康凝聚力量，以深化改革激发活力，以依法治国规范秩序，以党的建设提供保证，体现了我党在治国理政方略上的与时俱进，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飞跃与发展。在中国的金融体系建设中，要围绕金融效率的提高深化改革。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要改革金融体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改革投融资体制扩大有效投资补短板，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同时，要紧紧围绕依法治国提高金融法治水平，并严格在党的领导下落实。

（五）现代化金融体系是政府和市场的统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明确的思想。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临沂考察时表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政府退出、不作为，而是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因此，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六）现代化金融体系需处理好金融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金融体系要满足现代经济体系提高经济效率的需求，早在2017年2月21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坚持精准扶贫，加强金融扶贫，扶贫小额信贷、扶贫再贷款等政策要突出精准。”在十九大报告中，他又提出要“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要通过“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金融业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

（七）现代化金融体系是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完善投融资体系，建设现代化的金融体系，真正让金融的活水，浇灌实体经济之树。因此，现代化金融体系的建设离不开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持，包括支持科技金融的发展。在2017年7月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因此要“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并强调“金融要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随后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和改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加大资本市场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因此，金融创新要围绕着科技创新展开，要大力推动普惠金融。2015年7月和11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强调了要发展普惠金融，“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管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多次提出要“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要“发展一批民间资本控股的商业银行，降低准入门槛，实现民营银行设立常态化”。2016年8月3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强调要发展绿色金融，利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等工具和政策为绿色发展服务。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出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

（八）现代化金融体系是金融创新与金融法治和金融监管的统一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既提出了金融要围绕效率的提升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创新的问题，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金融改革方向，同时也强调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九）现代化金融体系是金融竞争与金融协同的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统筹内外、着眼全局，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等一系列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形成东西南北纵横联动发展新格局。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在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建设统一、开放市场体系的设想。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机制是现代化的市场体系，市场体系是包含要素市场以及由要素市场衍生而来的各类市场的有机统一体”，因此，针对我国当前存在的“诸如市场秩序不规范，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竞争不充分等问题”，“必须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十）现代化金融体系是金融稳定与对外开放的统一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发展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紧融合在一起，因此，建设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也离不开国际金融市场。因此，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实际上，早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而在2013年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3次会议和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了加强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合作的主张，并推动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等一系列跨国金融机构的建立。目前，中国的金融开放正围绕着“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的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面向全球的投融资体系建设等内容稳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