Ⅳ

杰文斯对经济学感兴趣不到两年便发现了效用的意义。在他24岁（当时仍滞留澳大利亚）时给其姐姐的信中说：“透彻理解社会的各项原理现在对我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事业。”在此（1858年）之前，他还抱有人人都对物理学有热烈和强烈兴趣的想法。对于他从物理学转向经济学，杰文斯未作解释，只是说“从事物理学的人很多，而实用科学和工艺学则听其自然”。

杰文斯后来又说过，对经济学的新兴趣使他逐渐转向经济学。一年后他给姐姐写信说，虽然物理学提供了“一个几乎无穷无尽的研究领域……然而在人的科学研究方面要做的事情更多”。同时，他还想把物理学方法，至少把应用数学方法应用到社会的研究中。他说：“我的大部分理论是以数学为基础来进行的，不过，我深为抱歉的是，除了一般的论证外，我不能把数学方法贯穿到底。”

结果，当他1859年秋从澳大利亚回国并开始在伦敦的大学学院学习时，他便着手研究经济学和微积分。正是这次对经济学的系统学习，为他发现边际效用提供了直接的刺激。杰文斯参加学习时，威利正执教大学学院的政治经济学讲席，他可能以某种方式鼓励过杰文斯的效用发现。不过这种影响一定是间接的和不自觉的。威利的主要兴趣在法律方面，而且有引人注目的经历，他只把一部分时间花在经济学上。作为一位教授，威利的主要任务是讲授课程，主持考试。【8】杰文斯上课时，威利每周二讲授，从1859年11月13日开始，每次从下午5:20到6:20，这一年讲了大约20课时。3个月间（从听威利的课开始到他最终看出效用和经济学问题的关联为止），杰文斯不可能听很多课。威利讲授的课题也是严格遵循着约翰·穆勒《原理》的章节次序，因而没有给杰文斯在利用效用方面任何直接的帮助。

杰文斯春季的政治经济学考试成绩不佳，可以很好地说明他在效用问题上下了多少功夫。很可能他在自己新奇的想法上花的时间太多，而在阅读威利所指定的穆勒著作上却不甚努力，这是相对于他应当做的事情以及应当相信的思想来说的。他认为他应该得第1名，结果屈居第3名。杰文斯责备威利，并把自己相对的失败归因于“观点分歧。这种分歧是完全允许的，而怀有偏见的教授却反对我的答案”。对于这个轻微的责难，我们尚无其他证据加以确认。可以肯定的是，威利可能的偏见不会来自对数学的完全忽视，因为当他于1839年在伦敦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时，他的数学成绩是第1名。其次，威利在1860年所主持的考试中没有包含几个问题（如果有的话），会给杰文斯提供一个机会，让他运用新的效用观点或数学与经济学关系的观点。许多问题反而给他提供了运用关于穆勒的广泛知识的机会。296个多月以后，当威利在奖给杰文斯以“李嘉图奖学金”方面予以合作时，威利也表示，他对杰文斯不抱偏见。但是，不管杰文斯对他的成绩如何不满和抱怨（或是因为忽视穆勒，或是因为威利教授对他可能有反感），威利的课程和备考毕竟为他集中注意经济学（此时即集中于边际效用）提供了一种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