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国民收入与国民素质
§1.直到近期，第7章和第8章所给出的一般性结论依然有如它们被揭示出来时的那样被陈述着，并没有引起争论或纠纷。但是最近若干年间，生物学有了长足进步。在早期，经济学家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到了经济因素对于人口数量的影响，以及对于由环境所决定的人口质量的影响，不过并未提出关于经济因素如何影响由基本生物属性所决定的人口质量的问题。现在，情况已经不同。生物学家和孟德尔学派的学者们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社会学，并坚持根据遗传法则对我们的科学加以适当的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据说经济学家们的讨论，有如我们关于国民收入的状况对经济福利产生的直接影响的讨论，是在浪费他们的精力。直接影响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分别对好的和坏的世系家庭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才至关重要。因为福利的每一种形式，最终都取决于比经济的安排远为基本的某些元素，称之为决定生物选择的基本力量。我们有意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来陈述这些观点。因为我们热衷于研究这一问题，故以一种建设性的而非批判性的精神把它提出来。在以下部分，我们将尽可能地予以准确说明，生物知识近期的进步，对我们的科学实际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为此目的，我们应该识别：第一，尽管极具价值，但并不与经济学直接相关的该知识的某些成果；第二，在以前各章中根据经济研究方法得出的、但已被新知识判定为无足轻重且不重要的一般性结论；第三，关于新知识开始直接触及到的我们所着手研究的问题的某些观点，并对已经得出的结论给予必要的修正。
§2.迄今为止，现代生物学研究对社会学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它对某些先天性缺陷所具有的一定的遗传特性给予确认。不论对遗传的生理机制持有何种观点，实践的结果均属相同。我们知道，具有先天缺陷的人如果结婚，很容易将有缺陷的生理构成要素遗传给他们的某些子女。有关一般性的理想的素质，尤其在精神方面的，我们并不具备确切的知识。贝特森（Bateson）对此表现出来的谨慎十分明智，他写道：“虽然我们关于某种构成的极端不适应性的经验相当可靠并且确实，但是我们却对估计社会可用或也许可用的素质，或者可能需要它们的在数量上的比例所知甚少……在有关较高精神素质的家族世系方面还不具备任何知识，足以说明它们遵从任何简单的遗传系统。似乎智力与更显著的体力的发展更主要地取决于若干因素之间的相互协调，而不是取决于拥有任何一种遗传的基本成分。”[1]同样，惠斯姆（Whetham）夫妇正确无误地观察到，理想的素质诸如才能、道德品质、身体健康、体力充沛、优雅、美丽且有魅力，“以遗传的观点看，均与迄今为止所考虑到的坏的素质截然不同，它们取决于许多因素的相互结合。在遗传过程中，追踪这种结合一定非常困难，很可能每种品质独立地遗传下来，或者不同的品质连接在一起，或者彼此互不相容，其方式比我们在植物和动物素质方面追踪到的远为复杂。我们目前的知识远不足以使我们能够预测，形成一位有才能或有魅力的男人或女人特征的一种复杂的多种因素的结合，将如何在他们子女身上重现”。[2]事实上，在这一领域，我们被如此之多的问题所环绕，必须保持较高程度的谨慎。唐卡斯特（Doucaster）清醒地意识到：“在此方向上，经验规律与常识仍然需要遵循，直至科学能够确切地发表意见。”[3]更晚些时候，已故的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先生曾经发表过权威性的观点：“对于那些已经研究过这一问题，并在头脑中对一般性的结果不存在任何疑问的人们来说，所掌握的已经足够充分，但是不够充分的是，除去极端的情况之外如何定量地进行公正的立法和采取其他行动的问题。”[4]最好不要忘记贝多芬（Beethoven）的父亲酗酒，而他的母亲则死于肺病。[5]关于这些确定无疑的缺陷，我们的无知尚不十分严重。高尔顿考虑过这些极端的情况。不少医学界的人士长期呼吁在弱智、白痴、梅毒和肺病患者中间，采用强制性的手段防止其繁育，以便从根本上消除一系列有缺陷的人口。这个问题对于精神不健全的人群来说尤其紧迫，如果放任自流，则他们倾向于多生子女，会形成极高的出生率。因此，作为一名特别富有经验的见证人，特雷德戈尔德（Tredgold）博士对低能者问题皇家委员会提出，“在公立小学就读的家庭的子女的平均数约为4人，而在特殊学校就读的精神智障者家庭的子女的平均数为7.3人，而且未包括流产的数字”。[6]不仅如此，精神不健全的妇女通常在非常早的年龄就开始生育；而且必须牢记的是，纵然家庭的大小不受影响，早婚也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在任何人群中，如果通常的婚姻年龄提前了，“则各代人将会以更快的速度相互延续”，致使该群组中具有初始成员血统的人口比例增大。[7]不过，精神不健全者并非是对其繁育最好加以限制的唯一的一部分人。某些学者认为，犯罪的一定形式以及助长贫穷的一定素质也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从种族中予以清除。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教授提出建议，如果正确的话，将极大地增加这种政策达到目标的可能性。他认为，许多不同种类的缺陷是相互关联的，而且“不存在类似于胚种退化的某些元素，其自身表现为同一机体的不同缺陷或者不同机体的多种缺陷上”。[8]贝特森的观点虽然属于不同的理论，但却具有相同的实际作用。他认为在极端的情况中，存在着一系列的“标识，其不适应性的遗传因果关系比较显著，虽非经常但却可能被识别，使之归结为因某种简单的遗传因素的存在所造成的”。[9]总之，正如最后引证的学者所说的，不容怀疑的是，“只要社会如此决定，那么某些肉体和精神方面的严重缺陷，几乎可以确定的某些病态的素质，以及某些形式的恶习和犯罪，就可以被消除”。[10]这一结论极为重要。它似乎也是看起来容易被接受的且实际应用起来也没有很大困难的某些措施之一。这样的机会经常出现，堕落的人，不论是犯罪还是精神错乱，都会被强制送交给政府机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经过仔细盘查，或者通过永久性的隔离，或者可能时，如某些美洲国家由法律授权通过外科手术，是可能防止其繁育的。[11]我们拥有的知识似乎已经相当充分，足以指导我们在此方向上采取某些谨慎的步骤。不必怀疑的是，这种政策将会增加社会的一般性福利和经济福利。为此结论以及为由此结论可能产生的伟大步骤，我们对现代生物学感激良多。但是，这种结论已经超出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而且并未以任何方式对前几章所得出的结论产生干扰。
§3.因此，我们转向某些其他问题，其相关性无论如何都是不容置疑的，即由生物学家所证实的认定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均属无足轻重且具有方向错误的所有这类观点。从广义上讲，其指责是这样的，即经济的变化，诸如国民收入在大小、组成或分配等方面的调整，只对环境产生影响，但环境并不重要，因为环境的改进并不能够对享受这些改进的人们所生出的子女的素质产生影响。庞尼特（Punnett）教授使这种观点更加明朗化，他宣称：“卫生、教育等等至多也不过具有短暂的缓冲作用而已，它们延缓了但却增加了需要解决的困难……永恒的进步是一个关乎育种的问题而非教学的问题；是配子之事，而非培训之事。”[12]洛克先生[13]甚至进一步强调了与此相同的观点。这些学者的观点在实践方面，与卡尔·皮尔逊教授的观点完全一致。
当然，所有这些观点得以成立的科学基础是，由环境影响而产生的品质是不遗传的这一命题。这一点至少对于比较复杂的多细胞机体来说是正确的，生殖细胞将最终形成生命体的后代，但最初是与形成生命体实体的那些物质相区别的。于是，威尔逊先生写道：“认为遗传发生在自父母的肉体至子女的肉体的过程中，是对正确观点的颠覆。对子女的遗传来自于父母的生殖细胞，并非来自于父母的肉体，而且生殖细胞所拥有的品质，并非来自于承载它的肉体，而是继承于先前已经存在的相同种类的生殖细胞。因此，肉体是生殖细胞的产物，事实的确如此。就遗传而言，肉体只不过是生殖细胞的携带者，为后代承载委托。”[14]唐卡斯特采取与此完全相同的立场：“在早期的遗传理论中，均认定生殖细胞系由肉体所产生，故假设其包含肉体的所有各部分的样本，或者至少由这些部分所派生的各种单位，以便在下一代中实现自身的发展。逐渐地，随着有关遗传以及生殖细胞实际起源的研究的开展，生物学家放弃了这种观点，而变得更乐于相信胚种的连续性，即胚芽物质派生自先期的胚芽物质，肉体也是它的一种派生。因此，子女像其父母，不是因为他（她）产生于父母，而是因为子女和父母均产生于属性相同的胚质。”[15]如果这种观点成立，则可以认定某一机体的确切品质，其形态是由生殖细胞存在的确切的结构或物质所决定的，不能被某一祖先后天获得的素质所直接影响。仅有那些数量性并不确切的品质，不妨假设因生殖细胞与肉体的其他细胞相互交感并从它们那里吸收液体或易溶物质，才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受到影响。当然，如此保存下来的品质并非都不重要。是否生殖细胞对于毒化了的环境的屈从将给予这些细胞的后裔以永久性的影响，这一问题似乎尚无定论。汤姆森（Tomson）写道：“在毒化生殖细胞以及肉体，和以一种特定方式影响它们并使之在发展过程中能够诱发变异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16]生殖细胞并不引致“一种美好的生活，不受其承载者肉体的日常生活中的任何意外事故或偶然事件的影响”。[17]恰恰相反，有证据表明，不仅仅直接的毒品如酒精，而且来自于父母身体方面的损伤，也可能通过影响生殖细胞的营养进而造成对子女的一般性缺陷并导致其不良品质，尽管目前对子女的子女将受到多大影响仍不可知。不过，生物学家的一般观点似乎是，一代人后天获得的品质对于下一代品质的影响，与这代人先天的品质对于下代人品质的影响，无论如何都要小得多。[18]“教育之于人恰如肥料之于豆。受教育者自身因教育而变得更好，但他们的经历丝毫不能改变其子女那些不可改变的本质”。[19]同样，“粗心大意、贫苦穷困以及父母无知，其结果虽然严重，但却并不具有显著的遗传性影响”。[20]
这一生物学命题，因其在专家中间的主导地位，使门外汉没有资格进行争论，正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它已经成为这种观点的科学基础，经济状况由于它们是属于环境的，因此，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便不具有实际的重要性。对于这一生物学的前提，我们接受，然而，对于这一社会学的结论却要质疑。西德尼·韦伯（SidneyWebb）先生曾对过分孤立地关注社会问题的生物学表示过善意的不同意见。他写道：“总而言之，如果几代人过后，某些家族世系成长出坏人，则使所有的儿童均出生于良好血统是没有太大用处的。一个出身高贵但体力与道德退化的成人世界并不美好。”[21]然而，我们的批判比这更为深刻。庞尼特（Punnett）教授及其追随者们将接受韦伯的辩解。他们完全承认，周围的环境能够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立即产生影响。不过，他们无论如何都坚持认为，这些环境是不重要的。因为环境不可能影响子孙后代的先天素质，不可能产生任何持久的结果。我们的回答是，一代人的环境能够产生持久的后果。因为它能够影响后代人的环境。简言之，环境像人一样，也有子女。尽管教育等不能影响物质世界的新生命，但是却能够影响观念世界的新生命；[22]而观念一旦形成或者被某一代人所接受，则不管它们能否实现物质化、形成机械发明，都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子孙后代们所处的环境，而且可以开辟未来前进的道路。[23]因为，正如每一位新人一定起步于上一代人起步之处一样，每一个新发明都开始于前期发明的终结之处。[24]以这种方式，就可以实现环境持久性的或者毋宁说是进步性的变化；同时，因为环境被认定能够对处于其中的人们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这种变化很可能造成持久的后果。的确，对于动物来说，或者对于人类的原始种族来说，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在这里，某一代在观念世界中获取的成果很难与其后裔进行交流。“当人类的种族分布非常广泛，而且不能进行相互沟通的时候，就会使相同的发现进行一百次。其努力与成就可能因某人的死亡而消失，或者依靠传统的口头传授的发明可能因家庭中最后一位成员的死亡而消失。”[25]但是在文明人类中，书写和印刷的技艺使得思想随时间而积累，并因此给予每一代人塑造和再塑造其后代人观念环境的能力。塔德（Tarde）把握住了这一点，他写道：“促进进一步的生产，是资本的主要功能，也是该术语应被加以理解的方式。但是，资本是从何而来的呢？来自商品或者来自特殊种类的商品？都不是，无疑是来自于由记忆所保存的那些幸运的试验。资本是传统的或社会的记忆。资本之于社会恰如遗传或生命的记忆，——神秘的术语，——之于生命体。至于那些被节省并储存的产品，将被用于构建发明所获模型的新的副本。对于这些模型来说，它们就是真正的社会的胚芽，正如植物的子叶，不过是食物的储备，相对于植物的胚芽一样。”培根（Bacon）也曾经说过：“新发明的引进，对全人类的活动来说似乎是最重要的。新发明的利益可以扩展到整个人类世界，可是，良好的政治活动虽然值得尊重，但却仅能惠及特定的国家。后者持续不过几代人，而前者却持续至永远。”马歇尔以同样的精神写道：“世界的物质财富如果被消灭，只要生产财富的观念仍然存在，则财富将会被迅速地重新置备。然而，如果观念已失，即使财富尚在，世界也将走向衰亡并重返贫困。我们关于实际的大部分知识如果失去了，只要思想中建设性的观念仍在，它们都可以被迅速地予以恢复；然而，如果观念死去，则世界将再次进入黑暗世纪。”[26]不，这还不是问题全部的严重性。正如马歇尔在另一处所观察到的那样：“向一代工人提供较高收入并使其获得开发他们素质的较好机会的任何变化，都将促使物质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使他们拥有养育子女的能力；同时，通过增加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远见，这种变化也将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他们为子女的美好未来而牺牲个人欢娱的愿望。”[27]反过来，这些子女变得更为健壮而聪明，长大后就可能提供某种对其子女等来说更好的环境——在环境一词中，我们包括了母亲在生育之前以及刚刚生育之后的物质状况。[28]这种影响不断地自我累积。祖先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力量，连续并累积地改变着后代环境的状况，并因此也改变着对当前的环境负有部分责任的人类的素质。对此，庞尼特教授的主张给予了高度的概括。[29]进步不仅仅是永恒的，而且也是增长的，其产生的原因能够与养育和繁殖无关。诚然，我们不应该满足于“能够”一词。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历史上所发生的人类精神文库中的无数进步，并不与任何显著的胚种的变化相关联。随着人口密度的加大，思想机制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合作得到了开发，与前代人所拥有的相比，这些人初始的天赋并不特别伟大。“这是人口问题的悖论。在自然状态下，物种的变化以胚种孤立的变化为基础；而我们人类之前的祖先中间所发生的变化，与人口素质的变化是同一问题。但是，在近代史上，对于从广义上看最为突出的事实即知识和能力进步的急剧加速的解释，都认为这是人口数量的而非质量的变化。”[30]于是，我们的结论是，假想作用于后天所获素质的因素与作用于先天素质的因素的种类之间，并不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任何一方的学者均无权蔑视另一方研究的成果。
§4.现在我们将话题转向本章§1讨论中所提出的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即新的生物学的知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修改了第7章和第8章中所给出的结论。应该记住的这些结论是，在其他事物相同的情况下所造成的影响，（1）国民收入大小的增加——假设这种增加并未给劳动人民带来不应有的压力，——以及（2）收入分配发生某种有利于穷人的变化，将很可能增加经济福利，并由此增加一般性福利。针对这些结论，在生物学领域训练有素的批评家们表现出极为慎重的态度。他们提出质疑，难道沿着第一条线索的进步，没有因妨碍自然选择的自由进行，而使天生弱质的儿童得以存活，并产生使国民经济衰败的累积的影响？而且，难道沿着第二条线索的进步，没有因实施有利于低劣血统的差别化措施而产生有害的影响吗？难到没有理由担心进步潮流的光芒极具欺骗性，它在流动中承载着灾难的种子，而我们所宣称的可能产生福利的变化，顶多具有令人怀疑的重要性吗？现在有必要对这一命题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予以检验。
§5.许多学者都强调，一般来说，福利的增长会导致国力的危机。在较严峻的环境中将死掉孱弱的儿童，而在优裕的环境中则能够存活并养育自己的子女。[31]甚至有人认为这一事实隐藏着许多富贵骄人的国家或贵族最终消亡的秘密。的确存在某些令人宽慰的情况可以淡化这种观点。首先，根据最新的生物学观点，如果孱弱儿童的先天不足是偶然造成的，而非遗传性缺陷的话，则其生存最终并不会对血统造成损害。因为孱弱儿童的子女很可能是相当强壮的。其次，婴儿的缺陷并不必然就是基本的先天性缺陷的最好的显示。耶鲁先生在运用数学方法对统计数字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很可能“婴儿的死亡仅仅是对婴儿的特殊危险有选择能力，而且其影响很少延续到生命的第二年之后，对于患病婴儿来说，缺陷的影响更为持久”。[32]这些令人宽慰的情况虽然未能推翻，但却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一命题，即在没有任何防卫的情况下，财富的增长很可能恶化种族遗传的质量。还有更加令人宽慰的情况，虽然不是最为根本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即使种族的遗传质量在某种程度上被损害了，也不能判定最终产品，当然它包含有遗传的环境的素质，受到了如此深刻的损害。如果说增加的福利消除了对不适应性加以排除的影响，那它同时也就消除了适应性所具有的缺陷的影响。这种双重行为的总效果可能是相当有利而非有害的。这一事实在由地方政府委员会关于婴儿死亡率与一般死亡率之间关系的一份重要报告中得以披露。在此报告中，纽塞姆（Newsholme）博士与这种观点展开了直接的较量，即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将使更多的弱者得以存活，对于人口的平均健康程度一定是有害的。他发现，与此相反，“婴儿死亡率高的各郡，一般会在人们生命的整个前二十年继续具有较高的死亡率，而那些具有低婴儿死亡率的各郡将会在生命的前二十年间继续表现为相对低的死亡率，尽管后期的优势并不如前期那么显著……可以合理地假定，根据普遍的经验，患病人数与死亡人数的变化大致相同；同时没有理由怀疑与婴儿死亡率所造成的损失较小的各郡相比，在具有高婴儿死亡率的各郡，——移民除外，——在年轻人和成年人的生活中患病者较多，而健康标准较低。”[33]的确，纽塞姆的论断公开回答，各郡婴儿死亡率以及晚期死亡率之间的确切的差别，可能都是由于国民素质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因此，这一论断无法证明由于较多的财富带来的较好的环境所产生的直接的有利的影响，比因为它对自然选择的妨碍所产生的间接的不利影响更大些。情况很可能是有害的影响实际上更强些，但却隐蔽于统计数字中，因为它作用于起初就具有超出平均水平的较好的体魄的人的身上——的确，正如所设想的那样，他们有能力挣更多的钱并因此生活在较好的条件下。这种批判削弱了纽塞姆博士统计推断的力量。[34]不过，直接观察到的事实还在，即良好环境消除了倾向于削弱适应性的影响。连同本节开始时所提出的考虑，这一事实不利于该观点，即增长的收入和与之相伴的改进，共同带着未来的缺陷的种子，并最终有害于而不是有利于经济福利。在任何情况下，它们可能产生这种影响的危险，都能够被适当地并彻底地予以消除，只要采用§2中所建议的隔离不适应者的政策即可。正如汤姆森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允许他们繁育后代，则不会因缺陷的保留而产生任何生物性的灾难。[35]因此，无须放弃我们的结论，即，使收入扩张的因素，一般均能产生经济福利，并通过经济福利产生总福利。
§6.因收入分配的改进对国家实力与效率所产生的危险，似乎先验地非常重要。因为改进的分配很易于改变后代中分别出生于较为富有及较为贫穷阶层的人数的比例。因此，如果较为贫穷阶层与较为富裕阶层相对比，拥有较低效率的血统——事实上，如果经济状况确是先天性素质的一种指数的话——则改进的分配一定改变了先天性素质的一般水平，并因此在长期一定反应在对于国民收入量的积累的力量中。现在，我们不赞同那些认为贫穷与先天性的无效率一定有显著关系的观点。毋庸置疑，极端的贫穷常常是由于缺乏责任心的品格、虚弱的体质以及其他成年人的不良素质所带来的结果。但是，这些本身一般都与不良环境有关；把认为不良素质主要来源于不良的初始环境而非不良的初始品质的观点，看做毫无价值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36]无论如何，尽管这并非是不说自明的，但我们想很可能在贫穷与不良初始品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量度上的相关性。但是，在相对富有的人中间，总有一些人是从贫穷的环境中升迁上来的，现在仍然贫穷的他们的许多伙伴，在孩提时代曾与他们分享这种环境，而且这种变动很可能将会伴随着教育等机会更多地带给贫穷阶层而愈加显著。同样，在穷人中间也有一些人是从优裕的环境中败落下来的。在这些相对富有者的初始品质中，天生存在着产生效率的素质，这成为他们升迁的原因；而在相对贫穷者的初始品质中，则天生存在着与此种类相反的素质。[37]因此，很可能正确的是，影响相对富有者与相对贫穷者之间的相对生育率的因素，分别以相同的方向影响着他们“较好”或“较差”的初始品质（从效率的观点判定）之间的相对比率。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话，即贫困阶层的富裕程度的提高，将伴随着较高的生育能力，则可以推断，收入分配的改进，将会增加出身于非最佳血统的父母所养育的子女的数量，并因此而提高其比例。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所有最低阶层的人群的繁育，实际上是不受经济方面的考虑的约束的，穷人整体财富的增加，可能仅仅增加了较为贫穷的而非最为贫穷的那部分人的子女的数量。因此，不应必然得出整体人口的平均素质将被降低的论断。然而，也无须在这一点上止步不前。前面已经提到的布伦塔诺教授的研究认定，某一阶层富裕程度的提高，从整体上看，倾向于降低而不是提高该阶层的生育率，并给出理由说明这一倾向并未被伴随的死亡率的变化而完全抵消。[38]因而，似乎实际上可以预期，收入分配的改进将减少出生于劣等血统的儿童的比例。简言之，生物学的考虑，目前从反对第8章关于分配的改进将产生经济的和一般的福利的结论，转为在当前的条件下对该结论给予支持。故该章的成果与第7章的成果一起均未到受损害。
[1]孟德尔：《遗传法则》，第305页。
[2]《家庭与国家》，第74页。
[3]《独立评论》，1906年3月，第183页。
[4]《概率优生学的基础》，第29页。
[5]参看贝特森：《对英国学会的主席致词》，《自然》，1914年8月，第677页。
[6]《家庭与国家》，第71页。
[7]海克拉夫特：《达尔文主义与种族进步》，第144页。
[8]《国民优生学的范围与重要性》，第38页。
[9]孟德尔：《遗传法则》，第305页。
[10]参看第二编第18章。但必须记住的是，一种不良的退化的品质不可能通过禁止有这种品质的人们进行繁育而予以消除。因为这种品质也将诞生于许多表面上看起来是正常人的细胞的染色体中。弱智显然是一种退化的品质（参看盖特：《遗传与优生学》，第159页）。计算表明，如果现在人口中有3％是弱智的，则需要250代（即约为8 000年），才可能通过对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实施隔离或绝育，使其比例降至1/100 000。不过，识别那些表面上正常但却携带弱智退化品质的人，且防止其繁育，则是以我们当前的能力所无法完成的一项任务了（参看第二编第9章）。
[11]有关这一课题的标准著作是《美国的优生绝育》，劳克林著，1922年。
[12]《孟德尔遗传理论》（第二版），第80～81页。
[13]参看《变异、遗传与进化研究的新进展》，洛克著。
[14]威尔逊：《发展与遗传中的细胞》，第13页；洛克：《变异、遗传与进化研究的新进展》，第68页。
[15]汤姆森：《遗传学》，第124页。
[16]汤姆森：《遗传学》，第198页。
[17]参看第二篇第10章。
[18]洛克：《变异、遗传与进化研究的新进展》，第69～71页。
[19]庞尼特：《孟德尔遗传学原理》，第81页。
[20]艾科尔兹：《对体质退化委员会所作的证词》，《报告》，第14页。艾克尔兹博士的观点似乎形成得较晚，并未成为一般的生物学规律的推论。
[21]《优生学评论》，1910年11月，第236页。
[22]可以对这两个世界的进化过程进行有趣的比较。在两者中我们发现了三种要素，即突变的发生、突变的传播以及突变之间的冲突。
在两个世界中，突变发生的类型似乎是偶然形成的且是无法控制的，虽然在两个世界中，有人认为突变的倾向是由所在环境的巨大变化或者特殊类型所促成的。例如，雷先生认为，以下条件有利于发明的出现：一般性的骚乱，诸如战争或移民，以及某种新材料的任何新形式的应用——如在建筑业中使用钢铁——不论是由于老材料的匮乏，还是由于拥有了特别有效的新材料，同时他还说明在稳定的农业领域中很少出现发明（《资本的社会学理论》，第172～173页）。此外，在两个世界中，随着变异的每一次增加，将发生一次“好”的突变的机会在增加。因此，如果其他情况均相同，则促进变化的环境就意味着好。于是，关于地方政府，马歇尔写道：“与秩序和经济管理相协调的变异的所有能力，几乎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好。进步的希望因平行实验的多次重复以及众人观念的相互沟通而增加，每个人都拥有机会实际检验他自己的设想的价值。”（《地方税收皇家委员会备忘录》，第123页；再参看布思：《工业》，第五卷，第86页；以及霍布豪斯：《民主与反动》，第121～123页）
从另一方面看，突变的遗传在观念上与在机体中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对于后者来说，生存下来的突变成员的生育能力，不受其适应性或者必要的成功抗争的影响，对于前者来说，却受到这种影响。动物只要活着，不论是失败者还是成功者，都有同等机会生育后代。但是在观念上，失败者可能不育，而成功者则可能多产。
在这两个群体中，突变成员所发生的抗争的特点之间的差别更为显著。在物质世界里，这个过程是消极的——失败者遭淘汰；而在观念世界中，这个过程却是积极的——成功的观念被采纳并被模仿。一般来说，其结果之一，就是一项成功的试验比一种成功的“娱乐”自我扩散的速度还要更快。
[23]这种考虑提供了某种很有说服力的理由，使国家基金应用于对当代女孩的培训，使其变成有竞争力的妻子和家庭主妇。因为仅仅教育一代人，就很可能使家庭传统建立起来，同时使利用公共成本首次传授的知识，无须进一步耗费任何人的成本，就可以通过后代人自动地传播下去（参看《生理退化内务部委员会的报告》，第42页）。
[24]参看菲斯克：《发明》，第253页。
[25]马耶夫斯基：《科学与文明》，第288页。
[26]《经济学原理》，第780页。
[27]同①，第563页。
[28]这一观点的重要性，可由1905年伦敦教育委员会的观察加以说明，在婴儿死亡率低的年份出生的儿童，其健康程度高于平均水平；反之亦然（参看韦尔斯：《旧日的新世界》，第216页）。
[29]在庞尼特教授著作后来的版本中，他的概括略显不足，但并不与以上观点相冲突（参看：《孟德尔遗传学原理》，第三版，第167页）。
[30]卡尔·桑德斯：《人口问题》，第481页。
[31]参看海克拉夫特：《达尔文主义与种族进步》，第58页。
[32]《白皮书5263》，第82页（1909～1910年）。
[33]《1909～1910年度报告》，《白皮书5263》，第17页。
[34]纽塞姆博士的观点遭受到严厉的批判——部分是由于对其目的的误解——卡尔·皮尔森教授，《卡文迪什演讲》，1912年，第13页。纽塞姆博士在其第二份报告（1913年）中予以答复，《白皮书6909》，第46～52页。
[35]《遗传学》，第528页
[36]在社会问题的许多统计研究中都出现过这种类型的困难。例如，由牛津的班级名单和哈罗与查德豪斯的学校名单揭示的一项关于能力遗传问题的有趣的研究，若干年前由舒斯特先生所发表。不过他的成果的价值在某些方面——尚无法说明在哪些方面——受到这种事实的损害，即有能力的父母往往是受到良好的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舒斯特先生认为（第23页）因这种状况产生的误差不可能很大（同时参看卡尔·皮尔森：《计量生物学》，第三卷，第156页）。
[37]帕累托忽略了这些考虑（《系统统计学》，第13页），他认为富人养育的子女的相对数量的增加，一定会削弱国力。因为与穷人的子女相比，富人的子女遭受不到严厉的抗争，孱弱儿童如果生于穷人家庭将会死去，而如果生于富人家庭，则将会存活下来，继而养育出孱弱的子女。根据本文所提出的事实，这种状况应该仅仅被认为是一种抵制的力量，削弱却并未消灭富人的生育能力的相对提高可能产生的有益的后果。
[38]参看前引著作第9章§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