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观 念
约翰·洛克的“观念”始自于物质对象的简单复制。在经济学里，这些对象就是商品和个人。于是，由于被动的观念联想，关于本体（substance）、关系和模式的较为复杂的观念变成了观念的“集合”。两百年来，这些内容一直都是经济理论的概念。
但是，如果心灵本身是一个活动的单位的话，那么它实际上就创造了自己的观念。观念不是现实的复制品，它是一种有用的想象，我们靠它生活或致富。由于谋取生活涉及活动的单位，所以需要更为复杂的观念分类。
我们将竭力维护以上对洛克的“观念”和“意义”所作的区分，不仅是从字面上，而且是从观念上。观念是我们借以研究的智力工具。为了让它们符合我们的学科内容，我们将对熟悉的观念层次进行重构。这一学科内容就是人类通过合作、冲突以及控制、解放、扩张个人交易的行为规则而生产和获取财富的各种交易。这些外在的活动首先仅仅是作为感觉来到我们面前的，而且同样地，我们不能确定它们是由发生在我们身体之外的变化所引起的，还是由发生在身体内部的变化所引起的。一旦内部的感觉归因于外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就称之为感知。感知是我们赋予感觉的意义。
但是到这一步为止，我们还没有超越动物或婴孩。下一步是获得语言，通过语言，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知觉叫做“张三”或“爸爸”，然后再根据相似性、相异性以及数量对它们进行分类。
出于我们的目的，从洛克的“简单”观念（就是知觉）到他的最为复杂的观念层次，共产生出了五种相似性和相异性。但我们建立的五种心理研究工具不是他的关于“本体、关系和模式”的复杂观念，而是从简单观念到高度复杂的观念。
最简单的观念（或工具）是概念，它是从属性的相似性中衍生出来的，如人、马、使用价值、稀缺价值。
复杂一点的是原则，这里我们指的是假定的行动的相似性。概念不涉及时间要素，但时间流程对于原则观念是最基本的。从原则这一观念里可以衍生出许多特殊的情形，如法则、因果、目的。所谓的“供求法则”并非是一种法律，它是稀缺性原则的一种特殊情况，而且因为原则涉及时间顺序，所以它是一种因、果或目的的相似性。例如，稀缺性原则也许是活动的原因，或者是活动的结果，还有可能是活动者图谋的目的。所以有了其他的原则，我们也许可以把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法则”分解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因、果或目的，譬如效率、未来性、集体行动的行为规则和限制性因素，这样控制限制性因素就会控制补充性因素。[143]
每种科学都会努力将自己的复杂活动归纳为最简单且最普遍的原则。如果我们对政治经济学做同样的工作，把它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与物理和生物科学区分开来，那么最简单的因此也是最不特殊的因、果或目的的相似性就是自愿（willingness）。自愿不是“意志”，也不是洛克的“本体”、“存在”或“权力”——我们只是把它假设为因、果或目的的相似性，是从人类行为的经验中衍生出来的。
然而，因为自愿的意义中包含了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充满争议而且有可能无法逾越的鸿沟，所以我们将采取奥格登（Ogden）[144]的“两种语言假设”，他用这种方法完成了从生理学到心理学的类似跨越。[145]奥格登能用两种语言描述同一事物，例如，“记忆”是心理学的语言，而“保持力”则是生理学的语言。就如何从无意识的生理学变成有意识的心理学而言，这一双语手段解决不了洛克和现代“行为主义者”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它让奥格登按照需要从一面转到了另外一面，没有让自己不可挽回地束缚于任何一方。
在自愿的经济学中，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两种语言的假设；我们需要心理学、法学和经济学这三种语言的假设。事实上，如果我们肯像奥格登那样容纳生理学上的行为主义者的话，那就是四种语言的假设。[146]我们研究疲劳和推销术的时候需要生理学。我们关于自愿的四种语言假设是心理学、法学、经济学和生理学。在心理学方面它是观念、意义和评价；在经济学方面它是构成交易的经济量和营运中机构的估价、选择、行动和预测；在法学方面它是关于习俗、政治以及习惯法和成文法的集体行动，这一集体行动控制、解放或扩张了交易和机构；在生理学方面它是腺体、分泌和神经，它们让身体进行活动或停止活动。
关于意志的四种语言假设承认二元论和怀疑论，通过把观念作为内部世界对外部世界的拷贝，洛克把这两论注入了所有的科学；但通过把他的“观念”这个词解释为意义、评价、选择，以及对习俗和法律这样的社会规则的服从与不服从这样一种手段，它又超越了他的二元论。
自愿的这四种语言假设的统一在于未来时间的意义。未来性同时具有心理学方面的预期、现代经济理论中可计量的数量、法律上的未来的实现，以及伴随诱因和制裁的生理学上的分泌反应的意思。
因此，自愿变成了因、果或目的的普遍原则，常见于运动的某种模式，决定于由于预期事件而赋予词语和事件的意义；运动的模式决定于那些期待事件的人们在其心中所产生的相对重要的感觉；运动模式是受我们称之为制度的集体行动约束、解放和扩张的。运动本身是由于这些意义、评价和限制而反复进行的交易，因此，自愿的意义是与意义、评价、交易和管理活动分不开的。其中，“意义”是半理性的语言，“评价”主要是感情语言，“交易”是经济语言，而伦理、法律和财产则是集体的或制度的行为规则语言。
这四种语言的假设让我们避免了处于形而上学难题的境地，而且可以让我们为非物质的内容找到一个空间，也就是与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不可分离的预期。对于形而上学，我们代之以未来性。
它还允许我们对贯穿于一切思想的类比的两种意义加以区分（我们将反复进行这样的区分），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如自然科学所允许的那样，利用带修辞色彩的类比——这样的类比充斥于所有的语言，而不用引入不熟悉的词汇和符号。因为类比只不过是发现相似性的方法。正确的类比是真正的相似。错误的类比已经在经济思想史中出现了，这种类比是通过把从自然科学中衍生出来的意义转移到经济学中产生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洛克从牛顿的天文学和光学，从最近的关于有机体的生物科学，甚至从人类意志本身所进行的衍生进行推论。这些错误的类比常常是用“实质化”、“实体化”、“具体化”、“生动化”、“人格化”、“永恒化”、“万物有灵论”、“唯物主义”这样的术语来表示的。[147]
错误的类比可以缩写成机械论、有机论和人格化这三种类比，因为它们把在物理学、生理学和个人心理学中恰当使用的观念转移到了经济学里。我们认为，通过用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这两种观念来进行替代，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而且我们承认，在说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是用心理学、法学、经济学和生理学这四种语言来表示同一行为的四个方面。这些运行中的机构和交易对于经济学，就如同怀特黑德（Whitehead）[148]的“有机机制”和“现象”对于物理学，[149]生理学家的“有机体”和“新陈代谢”对于生理学，或者是完形心理学的整个人格对于意志的特别行动。[150]尽管由于语言的贫乏，我们往往被迫通过所允许的生动类比来使用它们，但只要有一两个从机械论、有机论和个人心理学迁徙来的意义悄悄混入，我们就认为作为结果的理性工具对于经济研究是不适合的。
比原则更复杂的是由心灵勾画出来研究部分与整体之间关系的公式。在纯数学中，它在关于虚构的线段和数字方面达到了惊人的成功。我们构建的其他的心理公式有：买卖双方对于其参与的交易的关系；交易自身对它们作为组成部分的运行中的机构的关系；个人对社会、公民对国家的关系；还有无穷无尽的种种关系。然而，不管公式是简单还是复杂，它总是关于部分与整体的心理图画。
马克斯·韦伯在桑巴特（Sombart）之后和李克特（Rickert）之前创立了类似公式的东西，他把它命名为“理想类型（ideal typus）”。其目的是为了消除主观因素，提供一种最严格的客观公式，这个公式包含研究和理解一切社会事实关系最基本的东西。因此，他的理想类型不包含任何是非关系。但是，即便如此，正如克朗诺（Kr9ner）和谢尔廷（Schelting）所指出的那样，不同的研究者对于什么是基本的东西看法是不同的，或者他们在给予不同要素的权重方面是有差异的。因此，韦伯创立了“资本主义精神”或“手工业精神”的理想类型。这一理想类型对于研究者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事实与之不符，那也不会去改变理想类型以便让它与事实一致，而是把事实作为“摩擦（friction）”在后来提出来，尽管各种摩擦与类型同样重要。但关于交易和机构的公式避免了这些难题，因为它是从实际行为而不是从几种感觉或“精神”出发的。要解释行为的相似性的话，没有必要去找像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内在原则。当原则是从一个机构的行为规则中衍生出来的时候，这一原则本身就是客观的。[151]
最复杂的观念是社会哲学，通常是加上主义这样一个后缀进行描述的，譬如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平均地权主义、工会主义的哲学。在欧洲的经济学家用“意识形态”这个词的地方，我们用的是“社会哲学”。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理性的，它没有感情，没有行动，没有力量。但社会哲学有两个主要的关系极点——它以与人性有关的伦理感情为基础，而且它为未来确立了渴望的目标。在这里它让自己居于所有概念、原则和公式的次要地位，主要突出的是目的的相似性。哲学并非总是清晰的观念，它通常是潜意识的。如果一个人站出来证明一件事情，那他如何选择证明它的事实是很有意思的，无意识中为我们事实和定义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哲学。然而，出于研究的目的，一种社会哲学只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如同洛克所说的公正、法律或上帝，它“在自然界中没有确定的对象”，但可以从其他一切观念中推导出来。
霍布森（E.W.Hobson）给科学下的定义是“适合知觉对象的概念框架”，我们的“观念”跟他的这个定义有点相似。[152]但对于我们来说，学科对象是不同的，我们这门科学的对象是人，人们自己有自己的“概念框架”。因此，经济科学家有两个“概念框架”，一个是他自己的，用来构建其学科；一个是他的学科对象，关于人的，人们会为了自己的种种目的构建他们的框架。
因此，通过我们称之为理论化的过程，我们在心里反复构思了五种用来研究和理解的心理工具，我们把它们合在一起，命名为观念及其意义。观念作为意义来解释，就是知觉对象、概念、原则、公式和社会哲学，它们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它们的依赖性，我们创立了第六种观念，我们称之为学说。
更准确点说，学说是主动的理论化过程，而理论化是思想的方法。各种各样的理论化方法已经对经济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哲学家黑格尔把它说成是正、反、合。“正”是最初的主张，“反”是它的对立面，“合”是在更大程度上前两者的调和。黑格尔把这一公式运用到了日耳曼民族政治进化所体现的“世界精神”的进化上；马克思把它运用在了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上；蒲鲁东把它运用在了效率和稀缺的经济矛盾中。一个心理公式被赋予了客观的存在。[153]
既然外部世界的进化显而易见是公式的一部分，那么思想的过程就被描述为分析、溯源、综合。分析是归类的过程，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比较相似点，区分差异点，而且能够把学科对象划分为概念、原则、公式和哲学。溯源是对所有因素中不断进行的变化进行分析，达尔文称之为自然选择。综合是把分析和溯源结合成一个关于部分与整体不断变化关系的公式。因此，通过分析，我们进行分类、细分，对价值的各种概念赋予意义，或给效率和稀缺的各种原则赋予意义；通过溯源，我们揭示价格的变化、早期习俗到大量的现代习俗的演变，以及从石器时代到无线电时代各种发明的演进；通过综合，我们把变化的部分联合成了一个变化的整体。
这一关于世界经济事实的思想公式的引入，在后来的十九世纪后半叶，导致了对静态学和动态学的区分，这是从较早的物理科学接收过来的。如果检验其思想方法中被描述为“静态”的经济学家所做的工作，我们会发现，其方法是：除了被研究的那一个因素的改变外，他们假定其他所有的因素都是不变的。在实验室的科学中，这一方法是行得通的，而且在这些学科中已经获得了许多重大的发现。因为通过设计精巧的各种装置，除了被研究的因素外，其他所有的因素确实可以保持不变，而且被研究的学科对象不会发出任何抗议，也不会进行任何个体的或集体的抵制。但在经济科学中，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行动是个别的和集体的，而且他们不会被准许进行那种实验室的试验。所以，静态分析必须只是一种心理假定，其基础仅仅是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假设；要想通过让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真正保持不变来对学说进行检验是绝无可能的。
在早期经济学家著述的时候，还不存在研究复杂变化问题所必需的统计和数学理论。事实上，这些统计学和数学理论直到战后的研究中才比较容易获得，尤其在美国更是如此。所有的因素都在同时变化，而且划分成更小的因素，同时也与其他所有因素发生着相关变化。复杂变化问题是世界范围的：许多国家的数理经济学家都在努力工作，好让变化的部分与变化的整体之间可量度的关系问题形成综合性的结论。
可是，在这里出现了“动态学”这个词在意义上的区别。我们把它区分为“复合的变化”和“复合的因果关系”。在自然科学中，因果关系被整个去除了，因为学科对象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数理经济学家必须设法用类似的方法处理经济科学，把因果关系抛在一边。因、果和目的的观念严格限于人类；它们来自于人类意志在个人和集体活动中所作的努力，这些活动是为了控制和征服对人类意志而言的所有其他的人类和非人类因素，或者是为了抵制这样的控制与征服。通过利益和谐的假设，老派经济学家考虑把所有这些人类因素作为“摩擦”消除掉，就如同数理经济学家在其有关复合变化的理论中所做的那样。但除非所形成的关于活动中的人类意志的理论能够适应这些任性的、无法解释的、强烈的、打仗似的人类活动，否则就不能说整个政治经济学化为了一门可行的经济科学。
这一点我们想通过关键和日常交易公式来尽量做到。在创立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公式时，人类在探索找出什么是限制因素，对这个因素进行关键控制将会让其他因素产生变化，它们中的每一个因素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在行动。这就是因、果和目的的发端；物理学中的复合变化理论变成了经济学中的复合因果关系的理论。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使用“综合”这个词，但还是需要一个更确切的术语。马克斯·韦伯给它起的名称是“理解（understanding）”，埃克雷（Akeley）院长给它起的名称是“洞察（insight）”。我们依从埃克雷的术语，把思想方法分类为分析、溯源和洞察。
如果我们对五十年来经济学家们关于“演绎”和“归纳”两种研究方法的论战做个检验的话，洞察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演绎法似乎就是三段论法，有了大前提和小前提，就会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于是，人是会死的——大前提，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所以苏格拉底会死——必然的结论。
然而，如同埃克雷说过的，[154]我们想知道的是，现在躺在手术台上的这个特定的苏格拉底会不会死在外科医生的手里，以及会在什么时候死。
在经济学里就是这样。我们正在研究的是大前提本身，并且试图发现眼下是不是能够控制它们。“供求法则”，或者我们应该说是稀缺性原则，是必然的，千真万确的，并且像死亡和引力定律一样，不可能避免。但我们想做的是控制——只要能够做到，或者是找出控制、死亡、引力和供给或需求的对象。如果我把一个人从十层楼的窗子扔出去，他是被我还是被引力干掉的呢？如果就同样的商品和服务，一家大公司向自己的一些消费者要了高价，同时向他们的竞争者要了低价，让这些高价消费者破产的是“供求法则”，还是因为公司不公平地运用了稀缺性原则？我们需要的正是洞察。
因此，“归纳”这个词，或者说是归纳研究法，具有双重意义，这也涉及演绎。归纳也许是小前提例证的集合，这些例证汇集起来仅仅是对大前提的重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用循环论证法在推理。或者，像埃克雷所说的那样，归纳也许是一种关于大小前提复杂性的新的洞察，所有这些必须根据已经发生或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后果进行权衡。
这种归纳就是埃克雷用来代替综合的东西。综合不仅仅是演绎或归纳——在一个变化和不断发现的世界中，它是对整体状况中限制与补充的各部分之间关系的洞察。它是阐明、理解和一种对事物适应性的情感认识。当它成为行动的时候，就是战略。在经济思想的进程中，重大和新颖的洞察已经留下了痕迹。从他们那里推演出当今学说的每位经济学家都贡献了新的洞察，这些洞察以前是看不到的，或者是看得不那么明确的。在获得洞察与理解的伟大运动中，老的关于演绎和归纳的论战消失了。这个进程永远也不会结束，有足够的空间留给更多的洞察。旧的洞察对于它们的时代和环境是奇妙而重要的，决不会被遗忘或抛在一边。我们需要新的洞察，而且它们需要老的洞察的帮助。因为“世界的经济困境”[155]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让人困惑，而类似的困境在过去已经出现过了。
因此，理论，按照我们对这个词的用法来说，是一种关于分析、溯源和洞察的复杂活动，这是心灵为了理解、预测和控制未来而积极创立的。“理论”或者是“理论的”这个字眼，往往是声称只与事实打交道的实践家发出的责难的代名词。对于“哲学”这个字眼他往往不像这样反对。研究者不应该问他什么是他的“理论”，而应该问他什么是他的“哲学”。毫无疑问，他用这个词是指洞察和理解。但是，当实践家预测股票的价格会升而且因此尽其所能购买的时候，他就成了理论家；相反，如果价格跌了，他破产了，这不是因为他是注重实践的，而是因为他的理论是错的。他没有分析所有的事实，没有考虑到正在发生的所有变化，没有把分析和溯源结合成关于变化中的种种复合关系的正确洞察。换句话说，他没有用正确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他是个差劲的理论化者。因此，理论意味着一种限制和补充因素之间关系的正确或不正确的洞察；如果正确，就是将适应所有未来事实所需要的洞察；如果不正确，就是一种谬误，需要纠正。
但是理论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纯理论。刚才给出的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是佩尔斯（Peirce）所说的科学的意义。[156]经济学家可以区分为纯理论学家，只要他们所进行的和欣赏的推理是基于他们正好可以接受的假设，与他们的推论在通过实验进行检验的时候是不是起作用无关；他们也可以区分为实用主义或科学的理论学家，只要他们注重自己的推理对于理解、实验、冒险和在未来指导他们自己和其他参与者的价值。纯理论必定从假定开始，也就是说，普遍规律被他们视为是理所当然的。给定这些假设，逻辑上理论必然会自己解决一切。
所有科学都要作这样的区分，数学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纯数学不是科学，而是一种公式，它是靠数字语言在脑子中构建的。在任何假设的基础上，任何前后一致、可以在脑子中把数字结合起来的方法就是一个正确的公式，这个公式有时候就可能管用。欧几里得认为自己的假设或公理都是不证自明的，因此得出了一个肯定的推论，就是经过一个确定的点不能作出两条平行的线。他把假设与外部现实搞混淆了。但是罗巴切夫斯基（Lobachevski）1829年凭着一个新的洞察，作出了一项同样一致的公式。这个公式表明经过一个给定的点能够作出两条与一条给定的直线平行的线。两者都是纯理论，但他们是从不同的假设出发的：欧几里得的出发点是平面和静止的点，而罗巴切夫斯基或他的后继者的出发点是动态的空间和相对时间。每种理论都是前后一致的，因为它们都是从其开始的假设中正确地得出的。罗巴切夫斯基之后七十五年，利用介于其间的数学家们所作的修正，爱因斯坦把到当时为止都一无用处的公式运用于在宇宙中飞速运动的光点，以代替在地球上假定静止的点，据说，他是通过对每项假设提出质疑而作出自己的发现的。后来实验证明，这个公式对于一种新的事实秩序是有用的。这是我们称之为科学的实用主义理论的一个例子。[157]
在经济学中也是如此。经济思想的每个学派都对纯理论有所贡献，这些贡献是从它自己关于有限数量的事实或公理中衍生出来的，或是从这些概念、原则、公式和社会哲学可能最终被作为理论化、研究、发明、实验、计划和行动的思想工具中推导衍生出来的。
但是，经济学中的纯理论不可能与自然科学中的纯理论完全相同，因为自然物质没有目的、意志或利益。经济学家本身就是他这门有目的的学科的对象的一部分，除非他被一场危机所迫，要在冲突的利益中进行选择，否则这一点有可能表现不出来；这时候也许会发现他的纯理论中包含了左右其选择的种种假设。
上述是根据纯观念作为感知对象、概念、原则、公式、哲学和理论的主观意义所进行的分类。观念也可以根据其客观属性的相似性（如使用价值、稀缺性价值、人、伦理、价值）进行分类，或者也可以根据社会关系的相似性进行分类。我们将要使用的原则是买卖的、管理的和限额的交易、习俗和统治权。
分类的这三个原则我们可以称之为概念的分类，有时候叫做“静止状态”，在其中没有出现时间和因果关系的问题。但当我们把它们作为活动单位看待时，有时候通过与过去物理学的比较而叫做“动力学”，那就要求根据时间顺序对观念进行临时的或有目的的分类。这就是根据因、果、目的或所谓的“法则” （但我们称之为“原则”）的相似性进行的分类。这些原则可以归纳为稀缺性、效率、未来性、行为规则和关键因素五种相似性。为了便于参考，我们把观念的分类列表如下。必须注意的是，这些观念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可分的，它们只是出于研究的目的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结合起来的思想工具。
观念的分类
1.按思想工具的相似性划分
（1）感知对象（感觉的意义）
（2）概念（观念、属性和关系的相似性）
（3）原则（因、果、目的的相似性）
（4）公式（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5）社会哲学（人性与终极目标）
（6）理论（洞察和实验）
2.按客观属性的相似性（概念）划分
（1）使用价值（文明价值）
（2）稀缺性价值（需求与供给）
（3）未来价值（现在的贴现价值）
（4）人的价值（善和恶）
3.按社会关系的相似性（概念）划分
（1）买卖的交易
（2）管理的交易
（3）限额的交易
（4）习俗（法律之外的控制）
（5）统治权（法律的控制）
4.按因、果或目的的相似性（原则）划分
（1）稀缺性（买卖）
（2）效率（管理）
（3）未来性（预测、等待、冒险、计划）
（4）行为规则（限额、运行中的机构、习俗、统治权）
（5）关键和日常的交易（意志控制）
最后，高见就是永无止息的变化，两个世纪带来了从洛克的观念到二十世纪的观念的最终的差异。这是学科对象从实物到活动的转变。实物有属性和关系，但人的活动具有因、果、目的、关键的和补充的因素。我们通过研究活动来代替仅仅研究属性和关系。我们通过研究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来代替对个人和物质的东西的研究。我们通过构建关于期望和不期望的原则、公式和哲学来代替洛克的概念、实体、关系和模式。
我们发现上述关于观念的分类在后面的章节中是很有用的，可以通过与其他体系的比较总结如下：
首先，反映外部世界的被动思想的观念是从约翰·洛克通过十八和十九世纪的经济思想传承下来的，直到达尔文阐明了其生存竞争的学说之后很久，这种观念才开始让位给出于研究和洞察的目的明确地表达自己观念的主动思想的观念。在优胜权的争斗中，观念是人类为战胜自然和其他人所作的最伟大的发明。把过去纯粹理性的哲学和逻辑观念，跟在利益冲突中维持生存和优胜权的情感和活动结合起来的，正是最近从心理学引入的“意义”和“评价”这样的术语。
但生存不仅是个人的生存，而是集体的生存。尽管这一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但直到始自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58]的社会学兴起和最近经罗斯[159]（E.A.Ross）加以修正和总结之后，才开始在经济学中找到它的位置。但这一社会心理学延伸到了整个人口，而我们的“社会哲学”只延伸到依靠分享公民权利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四千八百万人。社会心理学所说的就是我们的集体行动的意思，这种集体行动通过一切集体行动所需的各种行为规则控制着个人行动。
就我们讨论相关的范围而言，个人主义的心理学采取三种形式：两个世纪以来的经济个人主义，最近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以及“完形”心理学。
经济学上的个人主义总是可以看做是“净收入”经济学。个人被刻画成对一种净收入的接受，这种净收入由他的工作或货币上的支出与他的享乐和货币上的收入之间的差额决定。让个人隔离并隐瞒利益冲突的正是这一点。但我们的交易经济学始终是对所有权权利的转移，这种转移总是造成两种债务：一种是履约的债务，一种是支付的债务。它是总收入和总支出，不是个人的净收入。一个人的总支出跟交易中对方的一个或几个人的总收入是相等的，引起利益冲突的正是这一“支出—收入”的规模。在每项交易中都有两种所有权的转移：一种是物质的东西或服务的所有权，一种是另外的“东西”——支付保证——的所有权。假如我们不是从产生债务的活动出发，那么也许可以把它称为由集体行动实施的一种债务经济，使得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的交易心理或谈判心理的引入成为可能，它导致了所有权的双重转移和债务的双重产生。
这一谈判心理按照交易的三种类型采取三种形式：买卖交易中的劝诱、胁迫或强迫的心理；管理交易中的命令和服从心理；限额交易中的恳求和辩护心理。
这是一种行为主义的社会心理学，这一事实要求把它与个人主义的行为心理学作出区分。那些人完全抛弃了观念，认为那是主观的，不能度量，他们把自己的心理学建立在了腺体、肌肉、神经和血液循环等等的基础上。谈判心理学严格意义上就是关于观念、意义和通常的计量单位的心理学。
谈判心理学跟“完形”心理学比较接近，但后者显然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心理学，关注的是个人从婴孩开始的心理成长。这种相似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完形心理学是关于部分与整体的心理学，其中每一个特殊的行动都与个人所有行动的整体组合相关。但心理概念是一种“公式”，我们把它作为研究这种社会含义中的部分整体关系的工具加以利用。通过公式的构建，经济研究者或社会研究者学会了最佳的研究方法，它主要把自己分解成了一种建设性的访谈方法。[160]
社会学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把理论化的方法划分为三个历史演变的阶段，他称之为神学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实证的阶段。[161]通过对从洛克到今天的经济学家的研究，让我们得出了类似的三个阶段，我们称之为人格化、唯物主义、实证主义的阶段。
在人格化阶段，为了符合孔德的分类，实际上需要两个人格化的阶段：第一个是迷信的阶段，或者是假设存在各种专断的意志，与人类意志等量齐观，支配着人间万事。这是孔德的“神学”阶段，人类学家称之为“万物有灵论”。第二个是理性主义阶段，或是孔德的“形而上学”阶段，这个阶段假设的是非专断的、仁慈的、合理的意志支配着人间万事。这个阶段洛克、魁奈、斯密和十八与十九世纪大量的经济与法律论证都作过说明。
在接下来的唯物主义的阶段——一种非仁慈的形而上学，李嘉图、卡尔·马克思和供求理论者都已经作了说明——也是通过类比发现了原因，就是某些先天注定的“力量”或是“法则”，或是自然属性的自动“均衡”，在假定必然的世界里，它们独立于人类的意志在起作用。但是，往往很难决定这个形而上学的经济学家是仁慈的理性主义者，还是非仁慈的唯物主义者。
孔德的“实证”阶段保留了人格化、形而上学和宿命论（foreordination）的东西。我们没有篇幅来发扬这一主张，但通过观察经济学家和相关人士在思想和行动方面的冲突方式，特别是战后以来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把第三阶段看成是不断研究和实验的阶段，按照佩尔斯的说法，我们命名为实用主义。在实用主义阶段，我们回到了一个不确定的变化的世界中，没有宿命论或形而上学，也无论仁慈还是不仁慈，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世界都不断地处在变化的利益冲突中。像洛克那样，我们研究自己的心理和周围的世界在人类社会中实际上是如何行为的，坦率地说，我们认为人类社会是不可预测的，但通过洞察和集体行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控制。
我们认为这是制度经济学的问题。制度经济学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一直是所有经济理论明显的伴随物。由于这个原因，往往可以把它看成是肤浅的东西，因为它太普通太熟悉了。但可能这正是它需要研究以及它最难研究的原因。一切科学的整个进程一直是从最遥远的对象——甚至远在数千光年之外——到最熟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自己在行动中的意志。科学的进程不仅是从简单到复杂，而且是从遥不可及到普普通通。[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