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小说创作中台阁文学思想之影响
台阁文学思想不惟左右着诗文创作领域，也影响着小说创作，给小说创作契入程朱理学思想。虽然此时程朱理学思想在小说中的表现不像在诗文中那样充分而明确，虽然它仅在若干篇中初露端倪，但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这种影响以后在才子佳人小说中从题材到人物形象，都得到了充分的展开。这个初露端倪的影响由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可以得到说明(96)。
《剪灯余话》二十篇，作于永乐十七年李昌祺谪役房山时；附录《贾云华还魂记》，作于永乐十年(97)。自创作动机言，李昌祺《剪灯余话》自序中，说是受到《剪灯新话》的影响，有一种要仿效的创作欲望(98)。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他内心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失落感需要发泄。他董役长干寺和谪役房山的经历，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说：“矧余两涉忧患，饱食之日少，且性不好博弈，非藉楮墨吟弄，则何以豁怀抱，宣郁闷乎？虽知其近于滑稽谐谑，而不遑恤者，亦犹疾痛之不免于呻吟耳，庸何讳哉？”(99)他的创作动因分明是郁闷的渲泄，虽“近于滑稽谐谑”，而决非以文为戏。
他写《剪灯余话》时的心境，在诗中也有表现。《己亥房山除夕营中作》：
患难仍连岁，蹉跎独此身。风尘双短髩，宇宙一穷人。向曙繁星没，凝寒积雪新。椒花今夕酒，谁寿白头亲！
风雪当除夕，空营一榻孤。天涯悲舐犊，地下忆童乌。宁复衰颜壮，惟应泪眼枯。大灵如不妄，再拜谢贤夫。
今夕犹常夕，如何倍忆家？二三千里道，四十五年华。贫有文章在，官无品秩加。遥知妻共女，愁坐卜灯花。
警柝严巡逻，寒更独坐听。凄其孤影瘦，邪许万声停。败壁风穿苇，空庖凌在缾。茫茫天壤内，么麽一螟蛉。(100)
己亥是永乐十七年，正是他写《剪灯余话》之时，被摒弃的孤独、凄凉之感，是整个这一时期心态。《客夜闻砧》：
荒草萧萧郭隗台，清砧明月两堪哀。千愁百感多如雨，今夜灯前一并来。
《房山旅舍》：
枕寒衾冷对孤灯，室似邮亭榻似僧。清泪几行揩又落，斜风细雨送残更。(101)
在这样的心境中，发泄愤懑，寻求慰藉，借文字以表达，乃是很自然的事。《剪灯余话》正是这种心境的很好的载体。
在《长安夜行录》、《何思明游酆都录》、《青城舞剑录》、《泰山御史传》、《洞天花烛记》等篇中，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了对于社会不公的不满。《长安夜行录》借写唐朝宁王抢夺人妻事件，以讽明初藩王之不法。《何思明游酆都录》借着因果报应言说世间种种恶行终将得恶报。小说写宋人何思明崇尚理学家的性命之学，非议佛、道，被酆都之神逮至酆都，亲见世间恶人所受之种种酷刑，如：“世之凶恶，虐害善良者”，被送“剔镂”狱，刀镂全身，浇以热醋；“世之小人，谤毁君子者”，被送至“秽溷”狱，投入滚沸之粪池煮之，溃烂化为蛆，又炒之使成灰；世间“招权纳贿，欺世盗名”之官，被送至“惩戒赃滥”之狱，受夜叉宰割、铁蛇铜犬吸血之苦。在这一篇里，除了对贪官污吏加以抨击外，就是对诽谤害人的小人的气愤。这使人想起他两次被谪服役的事。两次谪官，原因都未明，但与小人的诽谤当不无关系。这一篇与《剪灯新话》中的《令狐生冥梦录》有相似处(102)。同是讲佛家的因果报应，但是它在果报之外，加入了儒家思想，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而且它虽在讲因果报应上有仿效处，但此种仿效，由于有身世之感，因之也就显出感情发泄之真实。《青城舞剑录》隐约表达出怀才不遇之感。《泰山御史传》表达了对于欺世盗名者的厌恶。《洞天花烛记》虽仿自《新话》的《水宫庆会录》，同写文才为仙界所用，但《花烛记》隐含了对权贵之家无能的嘲弄。从以上这几篇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借小说以发泄郁积的创作心态。
《余话》中也流露出他在寂寞、孤独、凄凉的心境中所寄托的一点慰藉，这主要反映在描写爱情的那些篇里。
《余话》写爱情写得最好的是《连理树记》、《凤尾草记》和《贾云华还魂记》。《连理树记》写一对男女深情相爱的故事。两人已结连理，因战乱男方一家被杀，女被虏不屈，自杀殉情，后两墓上生连理树，纠结不可解。《凤尾草记》也是一个爱情悲剧故事。龙生与姑表姐相恋，于凤尾草侧自订终生，后来女为二嫂所迫，自缢身亡，凤尾草因亦枯死。《贾云华还魂记》是《余话》中篇幅最长的一篇，故事亦写得迭宕起伏，悲喜交错。才子魏鹏与父辈故交贾平章之女娉娉历经曲折，成就欢爱。而好事多磨，魏鹏因母丧回家守制三年，娉娉之母莫夫人借故拒婚。娉娉因相思而病亡。最后娉娉借尸还魂，与魏生终成眷属。李昌祺说他写《贾云华还魂记》是模拟桂衡的《柔柔传》，而学者们已指出，他明显的是受到《娇红记》的影响。《连理树记》、《凤尾草记》和《贾云华还魂记》都表现爱情的坚贞。这些作品虽多有模仿对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似隐约着作者某种内心的伤痛。这可从作于同时的《至正妓人行》中得到佐证。此一长诗写一流落妓人之遭遇，实亦寓自身的沦落之感，有如白居易《琵琶行》(103)。“我役房山滞客边，客边意气敻非前。螺杯谩想红楼饮，雁柱徒怀锦瑟弦”；“欷歔叹古更嗟今，少日荣华晚陆沉”；“洒翰酬渠增慷慨，风流千载系遐思”。这些感慨均语带双关，既指妓人亦指己。沦落与失意，同一心境。自李昌祺言，其中或有某些不易言说的回忆夹杂在此种心境之中。在孤独、寂寞的境况中，从以往或一情爱经历的忆念中寻求一点感情的慰藉。他有两首诗似可为此作注。《感旧游》：
深户长廊对面开，东风杨柳旧章台。芳心暗托秋波诉，幽梦空成暮雨来。燕娩莺娇徒有态，花飞蝶骇只堪哀。风流想像《高唐赋》，千载人怜宋玉才。
长干东畔是秦淮，叶自随流信自乖。花底玉纤崔护水，月中珠泪郭华鞋。晚峰尚学青螺黛，水箸犹疑白燕钗。四海遨游空有意，忍弹《归凤》独伤怀。(104)
此一种之怀旧，与他昔年的一些经历有关。他在《摸鱼儿怀旧》中有类似记述：“记昔年，十分轻健，秦淮白下游遍。……分离也，恰似云鸿海燕，音书特寄无便。风流杜牧今憔悴，谩想柳眉花面。……”(105)他有一首《席上赠妓》：“座中俱狎客，惟属杜樊川。”(106)他有过似杜牧青楼游冶、才情自许的心态，有过上述的或种经历，使他在怀旧的某种念想中寻求一点感情的发泄成为可能。
以上的分析是要说明，《剪灯余话》的写作固然受到《新话》的启发，故事与写法上也受到前此一些小说的影响，但是自创作动力言，主要还是感情的发泄，于失意、孤独、寂寞中有话要说。无论是对于社会不公的不满，还是内心深处寻求感情的一丝慰藉，都是把《余话》的撰写当作一种内心发泄的需要。把此一种的写作动机归之于“以文为戏”是不全面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准确的。应该说，自创作倾向言，李昌祺的小说观念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借叙事以抒情。
但是，借叙事以为内心郁积之发泄，并不能排除当时整个思想潮流的影响。程朱理学在其时士人心中的主流地位同样反映在李昌祺身上。因之在《余话》中便出现了程朱理学观念的印记。有的进入主题，有的插入议论，融入了感情郁积的发泄之中，成为整体。
程朱理学思想在《余话》中的反映，有的是在主题中的，如贞节观念。《月夜弹琴记》以颂美宋人谭节妇赵氏为主题，写元兵陷永新时谭家避祸孔庙，赵氏藏大成殿中，为元兵所虏。兵见其年少貌美，要强暴她，她死不受辱，连怀中一岁幼儿，并为元兵所杀，血溅柱础，隐现人形，永不退去。明洪武年间永新县令乌斯道为作《贞松操》弹奏。赵氏因贞节而成仙，上帝让其影永留人间：“影在孔子礼殿，托得其所，今必取之，未免随以风雷，惊骇宣圣，非所以重道崇儒也。莫若留在人间，永为激劝，其于世教，甚非少补。”有的是在篇中发议论，如《鸾鸾传》，作者就故事之结局，发为议论：“节义，士君子讲之熟矣，一旦临利害，遇患难，鲜能允蹈之者。鸾幽女妇，乃能乱离中全节不污，卒之夫死于忠，妻死于义。惟其读书达礼，而赋质之良，天理民彝，有不可泯。世之抱琵琶过别船者，闻鸾之风，其真可愧哉！”《泰山御史传》借着故事人物宋珪之口，谓泰山之神，“大而冢宰，则用忠臣、烈士、孝子、顺孙；其次则善人、循吏；其至小者，虽社会、土地，必择忠厚有阴德之民为之”。《两川都辖院志》借故事主人公复卿之口，发为议论：“廉、恕两字副业；惟廉可以律身，惟恕可以近民，廉则心有养，恕则民易亲，民亲化行，能事毕矣。”有时，理学思想的展示，与佛教因果报应观念相结合，贯穿于故事的叙述中。
为《余话》作序的几位也看到了理学思想的这种影响。王英在《序》中说：
是故言之泛滥无据者置之；事核而其言不诬，有关世教者录之。余于是编，盖亦有所取也。其间所述，若唐王之骄淫，谭妇之死节，赵鸾、琼奴之守义，使人读之，有所惩劝；至于他篇之作，措词命意，开阖抑扬，亦多有可取者，此余之所以喜也。
罗汝敬在《序》中亦有类似论述：
夫圣经贤传之垂宪立范，以维持世道者，固不可尚矣。其稗官、小说、卜筮、农圃与凡捭阖笼罩、纵横术数之书，亦莫不有裨于时。
矧之所记，若饼师妇之贞，谭氏妇之节，何思明之廉戒，吉复卿之高谊，贾、祖两女之雅操，真、文二生之俊杰识时，举有关于风化，而足为世劝者。
张光启刻《余话》，为之作序，亦称：
是编之作，虽非本于经传之旨，然其善可法，恶可戒，表节义，砺风俗，敦尚人伦之事多有之，未必无补于世也。
他们都看到了崇尚教化的意图在《余话》创作中的存在。创作的主要动因是发泄郁积，以求得心灵之慰藉；而社会主流思潮的影响则渗透在他内心深处，自然地在他抒发郁积中流露出来。抒情与教化结合以写情爱，遂使得情爱的表述带着理性的思索，难以进入深情绵邈、至真至纯之心灵境界。此一点，似影响着后来的才子佳人小说。
李昌祺在《余话》中反映出来的小说观念的又一点，是雅、俗兼备的趣味。自小说之故事情节言，更近于世俗化。而自其文字追求言，则似有意雅化。故事主人或双方、或一方擅长诗词，借诗词以传情表意。有的诗词与人物特征、情节发展有关；有的则无关，抽掉诗词亦无关故事之发展。诗文进入小说叙事不自《新话》与《余话》始，然像昌祺这样在作品中大量加入诗词的则少见。显然这是他有意的追求，有人称他的这种写法是为了炫才。其实《余话》中的诗词除《月夜弹琴记》中的三十首集句诗外，其他的写得并不好。（而这三十首集句诗的好处是原作好，集得也好。但是三十首诗的内容则与小说的主题毫无关系。）他的《运甓漫稿》中的诗词比《余话》中的好得多。《诗集》中的诗词是他的身世之感的产物，而《余话》中的诗词是他为故事人物代作，这就更难些，写好不易。他并非不知借此炫才之不易。他的更大的可能，是想使他的故事人物雅化，是炫故事人物之才。此一观念，似亦与后来的才子佳人小说的人物塑造观念有着某种的联系。
(1) 朱棣刚夺得帝位，就命解缙、黄淮入直文渊阁，随后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亦入直预机务。
(2) 李贽《续藏书》卷五，页87，中华书局1959年版。
(3) 刘宗周《论语学案》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关于此事，有不同之记载，《明史》卷一百四十三《王艮传》说自杀的是王艮：“时燕兵薄京城，艮与妻子决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靖（胡广）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与弼尚幼，叹曰：‘胡叔能死，乃大佳事。’溥曰：‘独王叔死耳！’”相同的说法也见于《明史纪事本末》与《国榷》，但均不可信，有当事人杨士奇之文字可证。杨士奇在《周是修传》中记此事：“太宗文皇帝靖难之师既渡江，驻金川门，宫中悉自焚。明日，是修留书其家，别其友江仲隆、解大绅、胡光大、萧用道、杨士奇，且付后事，暮入应天府学自经，六月十五日也。”《东里文集》卷二十二页331，中华书局1998年版。杨士奇把约同死节说成了周是修托付后事。关于杨士奇的人品，当时已有议论。郑晓《今言类编》卷二称：“彭惠安公（韶）《哀江南词》叙述建文死义之臣，至方逊志（孝孺）乃云：‘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盖指西杨（士奇文贞）辈修《实录》，书方再三叩头乞生者。非实事也。”（《明代笔记小说大观》页748）同书卷六亦称“西杨修《实录》，乃谤方叩头乞余生”。（《明代笔记小说大观》页844）此事所指，似为《明太宗实录》卷九（下）（齐泰、方孝孺）“咸伏辜”一句。此句虽未称其叩头，但已谓其伏罪，与当年方孝孺之慷慨就义的事实不符。彭韶作此诗，或在成化二十三年巡抚浙西时，距杨士奇之死仅四十三年。
(4) 杨
编《太师杨文贞公年谱》：“（建文四年）七月四日，成祖文皇帝御金川门，连骑诏公，仓卒叵测。既见，遂命视草，大喜。即日改翰林编修，授承事郎，赐五品服，留侍左右，谕曰：‘渡江以来，除官自尔始。’”见于浩辑《明代名人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5) 《明史》卷五页76《成祖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
(6) 有人以为这些人认识到建文帝朱允炆与燕王朱棣之争是朱家之事，因之也就无所谓。这种认识是极不确的，找不到任何的史料依据，纯为猜测之言。此一问题之解读，还应从儒家纲常名教之实质及其在社会践履中之复杂性考虑。
(7) 《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三，页418。
(8) 《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三，页425。
(9) 《明太宗实录》卷三十八，页643。
(10) 《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七，页841。
(11) 《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一，页393。
(12) 《明太宗实录》卷七十三，页1018—1019。
(13)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六。
(14)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五，《圣学心法》提要。
(15)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八，页1803。《国榷》卷六十八永乐十三年九月条：“《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书成。”是则初名为两书。
(16)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八，页1874。
(17) 胡广《进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表》，《明文衡》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 试举一例：其时以忠孝节义与修心养性之类的道德内容给堂、楼命名，为一普遍之现象。以杨荣、胡俨、金幼孜、王直、王洪为例，他们为人所作“记”体文字中，就有《贞节堂记》（同名三例）、《世节堂记》、《贞荣堂记》、《存心堂记》（同名二例）、《世德堂记》（同名二例）、《孝义堂记》（同名二例）、《慈训堂记》、《慈节堂记》、《慈寿堂记》（同名二例）、《奉亲堂记》、《思亲堂记》（同名二例）、《思恩堂记》、《永思堂记》、《思养堂记》、《荣养堂记》、《荣亲堂记》、《正心堂记》、《澄心堂记》、《存诚堂记》、《贞荣堂记》、《礼斋记》、《诗礼亭记》、《守一斋记》、《养恬斋记》等等。
(19) 王直《抑庵文集后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抑庵文集》卷四。
(21) 唐文凤《梧冈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 王洪《胡祭酒诗集序》，《毅斋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建安杨公文集序》，《抑庵文集》卷六。
(24) 杨士奇，江西泰和人，名寓，号榖轩，以字行。十五岁出教里塾，十六岁出教家塾；二十五岁至武昌，先后就馆于齐让宾、陈士良、萧安正家塾。建文二年，经翰林修撰王原采荐赴部，建文三年奉旨送翰林修书。建文四年，朱棣入南京，急召士奇视草，即日改翰林修撰。永乐五年，升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永乐十五年升翰林院学士；永乐十九年升左春坊大学士授奉议大夫；洪熙元年，兼兵部尚书；正统三年，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正统九年卒，享年八十，历事四朝，任首辅达三十年之久，在其时的政局与文坛中，都有甚高之地位。
(25)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读学士赠嘉议大夫礼部左侍郎曾公墓碑铭》，《东里文集》卷十四，页199，中华书局1998年版。
(26) 《东里文集》卷四，页46。
(27) 《圣谕录》卷中，《东里文集·东里别集》，页394，中华书局1998年版。
(28) 同上注。
(29) 《东里文集》卷五，页63。
(30) 黄福，字如锡，号后乐翁，昌邑人。洪武十七年领乡荐，入太学，历金吾前卫经历，出判项城、清源二县主簿，超拜工部右侍郎。永乐元年，拜工部尚书。永乐三年，改北京刑部尚书；四年，坐事下诏狱。不久复职，督安南军饷，以尚书掌布政、按察二司事，在交阯十九年。洪熙元年，召还，督工献陵。宣德元年，再使交阯，败归，仍为工部尚书，旋调行在户部。宣德七年秋，调南京户部，八年，兼掌南京兵部，十年，参赞南京守备机务。正统五年正月卒，年七十八。有《黄忠宣公文集》十三卷，《别集》六卷。（陈琏《黄福传》，王钥《黄福传》，《明史》卷一百五十四《黄福传》）
(31) 黄福《黄忠宣公文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2) 杨荣，初名子荣，字勉仁，福建建安人。建文二年进士。“靖难之役”，朱棣入南京，荣迎谒于马首，因之受到赏识，为修撰，改名荣。时方开内阁，与解缙、胡靖、黄淮、胡俨、金幼孜、杨士奇同受召，入阁预机密。数次从永乐皇帝北征。永乐十四年，进翰林学士；十六年，掌翰林院事；十八年，进文渊阁大学士。仁宗即位，进太常卿，正统三年，进少师。正统五年卒，赠太师。荣历事四朝，恩荣备至。曾说：“事君有体，进谏有方，以悻直取祸，我不为也。”从这话里，我们也可了解他何以与方孝孺们于“靖难之役”时有完全不同的表现。
(33) 杨荣《文敏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 《省愆集序》，《文敏集》卷十一。
(35) 魏骥，字仲房，号南斋，九十八岁时又改号平斋。萧山人。永乐三年举人，以进士副榜授松江训导；十七年升南京太常寺博士。宣德元年升行在考功员外郎，转南京太常寺少卿；正统三年，召试行在吏部左侍郎，正统十三年，任南京吏部尚书，景泰元年，以南京吏部尚书致仕，卒于成化七年，享年九十八。著有《理学要义》、《南斋前后集》二十卷、《摘稿》十卷。
(36) 《孙尚书文集序》，《南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五，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弘治十一年洪钟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孙尚书指孙瑀，他任兵部尚书在景泰三年。魏骥此序，当作于景泰三年。此时他已是七十九高龄。他的思想与永乐、宣德、正统时期并无变化。
(37) 魏骥《陈祭酒文集序》，《南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五。
(38) 魏骥《可轩吟稿序》，《南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五。
(39) 陈敬宗，字光世，号澹然居士，慈溪人；永乐二年进士，选翰林庶吉士。与修《明太祖实录》成，授刑部主事；十二年改翰林侍读。宣德二年任南京国子司业，十年升祭酒；景泰元年致仕；天顺三年卒，享年八十三。有《澹然集》十八卷。
(40) 《大司马孙公文集序》，《澹然先生文集》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1) 《归田唱和诗序》，《澹然先生文集》卷四。
(42) 《元明事类钞》卷十四。
(43) 《澹然先生文集》卷首。
(44) 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二，页5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45) 杨士奇《畦乐诗集序》，梁兰《畦乐诗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 杨士奇《杜律虞注序》，《东里集续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 《玉雪斋诗集序》，《东里文集》卷五，页63，中华书局1998年版。
(48) 《读杜愚得序》，《东里集续集》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9) 《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赠荣禄大夫少保谥文靖金公墓志铭》，《东里文集》卷之二十，页299。
(50) 《沈学士墓表》，《东里文集》卷之十六，页228。
(51) 《省愆集序》，《文敏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2) 王直，字行俭，泰和人。永乐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与曾棨等二十八人同读书文渊阁；五年擢为编修；二十二年任右春坊左庶子。正统元年，为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正统三年，进礼部侍郎，八年，升吏部尚书。景泰元年，加太子少傅；三年加太子太师。天顺元年致仕，六年卒，享年八十四。有《抑庵集》。
(53) 《泊庵先生文集序》，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清初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
(54) 《抑庵文集后集》卷十三。
(55) 《抑庵文集后集》卷三十六。
(56) 《抑庵文集后集》卷十一。
(57) 王直《萧宗鲁和三体诗序》，《抑庵文集后集》卷十六。
(58) 姚广孝，名道行，字斯道，长洲人。曾为僧，成祖即帝位，授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十六年卒，享年八十四。
(59) 姚广孝《韩山人诗集序》，韩奕《韩山人诗集》卷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景印清抄本，书目文献出版社。
(60) 梁潜，字用之，泰和人。洪武二十九年举人，三十年授苍溪训导，三十一年，除四会知县，授承事郎；建文元年，改阳江，又改阳春知县；永乐元年，预修太祖实录，授翰林修撰；五年，以本官兼右春坊右赞善，进儒林郎；十六年下狱，被杀。有《泊庵集》。
(61) 《泊庵先生文集》卷五。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景印清初刻本。
(62) 《陈子威诗集序》，《泊庵先生文集》卷七。
(63) 《中秋宴集诗序》，《泊庵先生文集》卷七。
(64) 《泊庵先生文集》卷七。
(65)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二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成祖即位，改翰林检讨，与解缙、杨士奇等七人入直预机务；永乐五年，升右谕德兼侍讲；永乐十四年任翰林学士；十八年进文渊阁大学士；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太子朱高炽即帝位，拜户部右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寻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进户部尚书，宣德六年卒，享年六十四。有《春秋直指》、《北征录》、《金文靖公集》。
(66) 《吟室记》，《金文靖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7) 《书南雅集后》，《金文靖集》卷十。
(68) 王英，字时彦，号泉波，金溪人。永乐二年进士，选庶吉士；五年，授翰林院修撰；十四年，转侍读；永乐二十二年进侍讲学士；洪熙元年，进右春坊大学士；宣德元年，进少詹事兼侍讲学士；正统三年，任礼部左侍郎；十三年进南京礼部尚书；景泰元年卒，享年七十五。存《王文安公诗文集》。
(69) 《涂先生遗诗序》，《王文安公诗文集》，转引自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页552，而改正其标点。
(70) 转引自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页552，而改正其标点。
(71) 黄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三十年进士。成祖即位，由侍书改中书舍人，与解缙、杨士奇等受召，入阁预机密；永乐五年进右春坊大学士，十二年下诏狱，在狱十年；仁宗即位复官，寻擢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洪熙元年，加少保、户部尚书，兼大学士如故；正统十四年卒。
(72) 《读杜愚得后序》，《黄文简公介庵集》卷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73) 《读杜愚得后序》，《黄文简公介庵集》卷十一。
(74)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页2231。
(75) 《非所秋夕寄示康甥》二首之二，《东里集·诗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6) 曾棨，字子启，永丰人。永乐二年进士，选为庶吉士，送文渊阁读书；五年，转翰林侍讲；十六年，升侍读学士；洪熙元年，进右春坊大学士仍兼侍读；宣德二年，升少詹事。宣德七年卒。
(77) 《应制百咏诗》，《刻曾西墅先生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78) 曾棨《香奁十咏跋》，《巢睫集》卷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成化七年张纲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版。
(79) 均见《刻曾西墅先生集》卷四。
(80) 魏骥《新凉独坐》，《南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八。
(81) 《南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依次为《冬深风雨中睡觉书怀》，卷九；《景泰丙子小至，夜坐不寐，写怀》，卷九；《丙子除夕书怀》，卷九；《写怀》，卷九；《写怀七月十三日》，卷九；《岁暮书怀》，卷九；《述怀八月初三病起作》，卷十；《述怀》，卷十；《闲居述怀，喜年将百岁，奉诏进阶一品，且值水患，禾黍无恙》，卷十；《乙酉元日写怀，是日立春》，卷十；《闲居述怀》，卷十；《岁暮雪中写怀，寄儿完》，卷十；《丁亥除夕写怀》，卷十。
(82) 均见《金文靖集》卷五。
(83) 《黄忠宣公文集》卷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84) 《黄忠宣公文集》卷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85) 《谒少陵杜先生草堂记》，《两溪文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6) 魏骥《可轩吟稿序》，《南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五。
(87) 魏骥《讲余集》，《南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五。
(88) 《晦庵先生五言诗钞序》，《澹然先生文集》卷四，四库存目丛书本。
(89) 《晦庵先生五言诗钞序》，《澹然先生文集》卷四。
(90)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页2231。
(91) 《玉雪斋诗集序》，《东里文集》卷之五，页63，中华书局1998年版。
(92)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卷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93) 这五十九体是：古歌谣辞、古赋、乐府、古诗、谕告、玺书、批答、诏、册、制、诰、制册、表、露布、论谏、奏疏、议、弹文、檄、书、记、序、论、说、解、辨、原、戒、题跋、杂著、箴、铭、颂、赞、七体、问对、传、行状、谥法、谥议、碑、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记、埋铭、诔辞、哀辞、祭文、连珠、判、律赋、律诗、排律、绝句、联句诗、杂体诗、近代曲辞。
(94) 《文章辨体序说》页41—42。
(95) 《文章辨体序说》页56。
(96) 李昌祺（1376—1452），名祯，庐陵人；永乐二年进士，选庶吉士，预修《永乐大典》；授礼部郎中。永乐十六年，迁广西左布政使，坐事谪役房山。洪熙元年获宥，起河南左布政使。正统四年致仕。景泰三年卒。有《运甓漫稿》。
(97) 宣德八年，张光启刊刻《剪灯余话》，又将《至正妓人行》附录进去，此篇亦作于永乐十年。然自文体言，实是一篇长诗。
(98) 自序称：役房山时“客有以钱塘瞿氏《剪灯新话》贻余者，复爱之，锐欲效颦”。
(99) 《剪灯余话序》，《明清善本小说初编》第二辑，天一出版社。
(100) 《己亥房山除夕营中作》六首之二、四、五、六，《运甓漫稿》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1) 均见《运甓漫稿》卷六。
(102) 程毅中先生在《明代小说丛稿》中已指出：“李昌祺的作品基本上是模仿瞿佑的，如《何思明游酆都录》模仿《新话》的《令狐生冥梦录》，《秋夕访琵琶亭记》承袭《新话》的《滕穆醉游聚景园记》，《幔亭遇仙录》类同于《新话》的《天台访隐录》，《胡媚娘传》近似于《新话》的《牡丹灯记》，《洞天花烛记》似脱胎于《新话》的《水宫庆会录》，《连理树记》、《鸾鸾传》、《琼奴传》等与《爱卿传》、《翠翠传》也有相似的意境。”见该书页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3) 萧相恺先生在《试论李昌祺〈剪灯余话〉的创作思想——兼与瞿佑〈剪灯新话〉比较》中已注意到这一点，见《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五期。乔光辉先生在《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中并就这一点有更细致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4) 《运甓漫稿》卷五。
(105) 《运甓漫稿》卷七。
(106) 《运甓漫稿》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