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角色不同，对优势的看法也不一样

员工和管理者的角色不同，对优势的看法也不一样。管理者的角色对于员工优势的判断有重要影响。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管理者看来，是否具有优势，具有怎样的优势，也是不同的。有一个著名的例子，那就是陈景润。

陈景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四中当教师，但因为口齿不清，学校拒绝让他上讲台授课，他只能够批改作业。后来更被以“回乡养病”的理由停职处理，一度使他的工作和生活陷入了困境。

停职回家之后，陈景润不仅工作没有着落，而且疾病缠身。停职那年（1954年）冬天，是陈景润一生中最凄冷的一个冬天。家里一天到晚弥漫着呛人的中药味，父亲陈元俊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没想到辛辛苦苦送儿子念了大学，儿子却连个工作都找不到。

后来，陈景润的病情渐渐得到了控制。但是，每当他看到老父亲佝偻着腰为他拎回一包包中草药，他心里就有一种深深的愧疚。他这个已经2l岁的儿子不但帮不了父亲，反而给父亲增加了沉重的生活负担。

陈景润想出去找份工作，教书显然不行，做体力活他更不行。苦闷中，他几乎每天都去书店看书，从这家书店换到那家书店，渐渐地，离家近的几家书店的营业员几乎都认识了这个只看书不买书的顾客。这样的顾客当然不受欢迎，终于有一天，他被书店的营业员撵了出来。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他心里充满了苦痛和惆怅。为了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他决定摆个租书摊。这个活不累，还能一边守摊点一边看书。每天早晨，陈景润推着装满了书的小推车离开家，小推车“吱吱”叫着穿过小巷，停在热闹的街边，他摆开摊子放上书，将写有“租书”的牌子摆放好后，就坐下来看随身带来的数学书。这样一天下来能有几角钱的收入？陈景润勉强能维持自己的生活。

日子在毫无希望中一天天过去，如果不是大哥陈景桐偶然遇见了厦大校长王亚南，陈景润也许就在小书摊的守望中平淡地度过一生了。1955年春天，省里召开统战工作会议，陈景润的哥哥陈景桐正好负责会务。会议报到这天，来了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在报到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王亚南。站在一边的陈景桐心里一喜，王校长的名字如雷贯耳，没想到今天竟能得见。他上前自我介绍是陈景润的哥哥，并说了弟弟的困境。王亚南想起了那个戴着断了一只腿儿的眼镜的学生，获悉他失业后说：“陈景润数学基础很好，钻研能力也很强，就是表达能力差一点。我会想办法帮帮他的。”他找到厦大党委书记陆维持，商量让陈景润到厦大做资料员，不能让他摆书摊了，这样浪费人才。

陈景润到厦大后，被分配在图书馆，管理数学系图书资料阅览室。王亚南又向图书馆领导做了交代，要让陈景润有充足的时间研究自己的数学。

陈景润十分满意自己的工作。这间阅览室并不算大，里面从此有了他的一个固定座位，还有一张书桌。这里有各种中文的、外文的数学书籍、报纸杂志，这里再也见不到使自己窘迫不堪的学生的眼光，再也不用憋着嗓子讲那种并不熟悉的普通话。从此，陈景润一头扎在阅览室里，一切与数学无关的杂念都被排除到了脑后。从此，他走上了成为数学家的道路。

北京四中也是有悠久办学历史的名校，创建于1907年，也是北京市首批示范性高中。在陈景润取得巨大的成就之后，北京四中似乎成了他的垫脚石，有人调侃：“北京四中对中国数学界最大的贡献是辞退了陈景润。”事实上，北京四中的负责人和王亚南教授的做法都是正确的。差别就在于他们的角色不一样，一个是中学校长，一个是大学校长。中学的工作更多的是教学，而大学（尤其是好的大学）则偏向于科研。对于王亚楠来说，陈景润是科研好手，是难得的人才；而对北京四中来说，讲着一口福建普通话的陈景润确实算不上一个好老师。也许，将王亚楠与四中校长的位置对调，他们也会做同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