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为了处理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我们首先需要重建巴尔特所处的历史语境。考虑到巴尔特思想维度的广泛性与跨越性，这项工程意味着我们需要解码和重新表述相当复杂的内容。更何况，迄今为止，在中国学界，包括大陆、台湾和港澳学界，以及作者视域所及的西方学界，对罗兰·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的讨论，或者说将巴尔特1964年以后的符号学相关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归类于“话语符号学”的思考还十分少见，我们的工作缺乏参考。更毋宁说，定位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在现代西方学术史上的地位，必须重建整个现代西方“话语符号学”的渊源与发展，而这项工程绝非一本三十万字的书稿能够完成的。但是，面对如此复杂的任务，我们依然注意到，对于巴尔特话语符号学这一整体而言，某些学者的影响、某些文献的影响在这个系统中扮演了关键性的、里程碑式的角色。

在建构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系统之前，如果我们仅仅是仔细分析巴尔特作品中的参考文献，分析巴尔特在书写中不断重复援引和自认接受了其影响的名字，我们可以大致规划出他在符号学领域中的导师与朋伴的关系谱。比如，《符号学基础》主要是巴尔特向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致敬；他将索绪尔的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做一逆转，应用于分析大众文化、大众交流现象；在法国结构主义思潮中，他也接受了罗曼·雅各布森的语言学理论，从而在扩展语言学的边际、打通语言学与其他学科（比如精神分析）的交流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除此之外，巴尔特既是本维尼斯特的私淑、德里达的好友，也是克里斯蒂娃、托多罗夫的博士生导师；在20世纪70年代的话语实践中，拉康的精神分析也成了巴尔特文本的重要互文文本，不一而足。总之，巴尔特在法国学术界的关系网络，可以支撑我们完成对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研究对象（话语问题）、研究模式（话语语言学）以及文本实践的探索。

在第一章，笔者试图定位并分析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三个主要思想渊源：索绪尔、雅各布森以及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与符号学思想，主要是为了厘清从索绪尔的语言系统到雅各布森与本维尼斯特对索绪尔存而不论的言语/话语问题的发展之间的学术传承与演进路径，一并描述这一学术传统对巴尔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