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国企改革无疑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公司治理问题。作为长期关注公司治理理论和实务的观察者和研究者，国企自然是我和我的团队十分重要的研究对象，而国企改革则成为非常重要的研究场景。事实上，鉴于国有企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历史地位和特殊作用，国企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甚至成为我国40年改革开放的缩影。
2013年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启动有其独特的现实背景。一方面，国企在20世纪90年代末改制带来的改革红利消失后陷入新的发展困境，很多国企成为“僵尸企业”或面临产能过剩所带来的效益下滑；另一方面，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进入新阶段后，公众对国资继续依靠垄断经营和高额补贴维持不公平竞争表示不满。从上述现实背景出发，新一轮国企改革以引入民资背景的战略投资者实现所有制的混合为典型特征，因而被形象地称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国企混改”。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新一轮的国企混改理解为以往职工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改造所遵循的“资本社会化”逻辑的延续。然而，资本社会化的对象从职工到普通外部投资者，再到新一轮混改所强调的民资背景的战略投资者的事实表明，经过长期探索，国企改革的实践者开始意识到，解决国企的所有者缺位、经理人诚信责任模糊、预算软约束、多目标激励冲突和中国式内部人控制等痼疾，只有通过引入盈利动机明确和具有专业经营管理能力的战略投资者，使所有者“上位”，才能使国企从根本上改善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从以前“管人管事管企业”转为“管资本”则有助于推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所有制混合构架的最终形成。因此，我们欣喜地看到，经过40年的艰苦探索后，在国企改革问题上至少我们已经蹚出一条相对清晰的道路。如果能够继续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砥砺前行，不仅有望在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制度条件下使混改成为我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的的重要手段，而且包容和接纳民营资本、实现“竞争中性”的混改也有助于平抑公众对国资垄断经营和不公平竞争的不满，促进经济发展，营造社会和谐。
本书在全面梳理和总结理论界和实务界就国企为什么需要改革所达成的理论共识的基础上，首先为新一轮国企混改寻找理论基础。由于新一轮国企混改通过在股东层面引入盈利动机明确的民资背景的战略投资者这一产权安排实现方式来解决以往国企面临的所有者缺位问题，进而解决为经理人引入和设计激励机制的股东的长效激励问题，因而，现代产权理论依然是新一轮国企混改十分倚重的理论基础之一。如同出发点是揭示企业中权威如何分配，回应为什么投资者愿意购买股份公司发行的股票这一“现代股份公司之谜”的哈特的现代产权理论被我国学者认为是国企改制的理论基础一样，最初用来解决干预过度问题的“分权控制理论”成为我们今天新一轮国企混改的另一重要理论基础。分权控制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引入新的投资者形成主要股东之间的竞争关系，建立一种自动纠错机制。
混改在实现路径上，一方面在实体经济层面引入民资背景的战略投资者，同时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实现分权控制；另一方面，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通过新设或改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来实现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在混改模式选择上，本书基于大量已经完成混改的案例观察与跟踪以及正在推进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估，总结提炼了混改的可能实现模式和路径选择。在引入民资背景战略投资者进行混改的实现模式选择上，我们既可以选择基础战略性产业混改典范的“在股权结构层面国资占优，在董事会组织层面战略投资者占优”的“联通模式”，也可以选择非基础战略性产业混改典范的无论是股权结构还是董事会组织都是战略投资者占优的“北方信托模式”。混改成功的关键是能否解决参与混改的民营资本等战略投资者的激励相容问题，以有效保障民营资本的权益。国企混改的实质是以权益融资方式选择与谁分担不确定性。从钢铁行业的实践看，相比于银行、当地的同行、优秀的同行，优秀的具有一定民资背景的战略投资者是国企混改更为适当的不确定性分担对象。通过选择与优秀的战略投资者分担风险，国企混改一方面建立了全新的激励体系；另一方面还原了董事会原本的功能，实现了经营权与所有权的有效分离。在国企改革的实现模式选择上，我们强调，如同只有开放才能促进改革一样，只有“混”才能“改”，与其“并”不如“混”。
本书主体构架和资料素材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围绕国企改革和国企公司治理问题开展的大量实证研究；二是我为FT中文网开设的“公司治理新视野”专栏以及《财经》《经济观察报》等报刊撰写的大量国企改革专题评论文章；三是在规模不同、规格不同的国企改革的高端论坛和闭门研讨会等交流场合发表的主旨演讲和简短发言。我在撰写本书时围绕前述组织构架，对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取舍和补充，最终形成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一系统讨论国企混改的现实缘由、理论支撑、路径实现和模式选择的书。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我受教于同很多国企企业家、政策制定者、国企改革专家和同行的讨论和交流。他们包括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建材集团原董事长宋志平，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产权协会董事分会会长楚序平，中国产权协会董事分会副秘书长徐旭红，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吕汉阳，北京上市公司协会秘书长余兴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剧锦文、鲁桐、仲继银，南开大学教授李维安、马连福、武立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高明华，清华大学王娴、高皓，新华社记者王都鹏，《中国经济报告》编辑吴思，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孙冰，《证券时报》记者江聃、孙琳琳，《董事会》编辑陈欣、谷学禹、严学峰，FT中文网编辑冯涛，《财经》编辑何刚、陆玲，中国银行董事会秘书梅岩石，中国煤炭科工集团纪委书记秦永法，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其先，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领导力开发研究中心主任吴向京，中石油王震、丁泉，包钢矿业刘振刚、吴雷等。在此向长期支持鼓励和帮助我围绕国企混改开展思考的各位师长与同行表示衷心感谢。
毫无疑问，本书仅是我对正在推进的国企混改的一些观察和思考，还存在不够成熟的地方，欢迎各位同行和读者不吝指正。
郑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