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比较诗学的困境和出路

比较诗学的性质和特征既然是跨文化的，各种不同文化显然又存在着差异、矛盾，甚至对立，那么，我们该怎样评判这些不同的文化，我们以怎样的标准、理论或者观念去评价各种不同的文化？西方文化霸权和欧洲中心主义显然是迈纳所反对的，东方中心主义与民族主义也是迈纳所担心和警惕的。比较诗学如何消解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中心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传统思维习惯和定势，迈纳提出了相对主义理论。“相对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支配着所有的历史思想……对于特定时间而言，其特征与它们所产生文化与时代有关。这一假定显然与诗学有关。”面对“比较学者们”所普遍忽视的“比较”问题，迈纳说：“相对主义能够通过对不同体系的文学的语言和历史的理解而跨越（架设桥梁面对的鸿沟）。”^[1]关于相对主义的具体内容，迈纳分析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的自主性是相对的。文学是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但它的自主性又是通过与其他学科知识的转换而实现的，因此，文学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各种独立的知识之间并非简单地相关，因为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也就是说，一种知识同另一类知识之间相互转换或利用的性质或程度是各不相同的。”^[2]

第二，文类的划分是相对的。“用规划性术语构想的文类也具有相对性。”迈纳说：“相对而言，每一种文类里所公认的区别性特征，其他文类中也有。‘疏离’和‘内引’在戏剧中能找到，在抒情诗和叙事文中也可以找到。同样，抒情诗的‘呈现’和‘强化’也能在戏剧和叙事文中找到，叙事文的‘运动的连续’和‘实现’在其他两种文类中也能够找到。”

第三，文本中的事实与虚构是相对的。一方面，“完全虚构的作品将是无法理解的”。另一方面，“我们是通过虚构性而获得事实性的，从这一点来说，事实依存于虚构”。同时，“虚构离开了假定的事实是不可能存在的”。总之，“事实性与虚构性，这两个概念是相互关联的，但在逻辑上事实先于虚构”。^[3]

第四，文学史中的相对主义。首先历史是相对主义的：“历史事件因其发生时间和地点、文化和历史时期的不同而不同。”“历史这一词模糊不清，它既指被认为是实际发生或原始的事件，又指对这些事所作的口头或文字描述。后者是对前者的记录，但一般都要经过中间媒介的过滤。”文学史既然是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它也必定是相对主义的。“实际上被称为‘历史’的东西几乎无一例外地建立在以前的作品之上，对过去和现在的思想观念既有采纳，又有摈弃。此外，必须提醒注意的是，历史中惯性重复的力量比革新变化的力量要大得多。”^[4]总之，文学成分之间的这种相对性在本质上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如果我们一旦确认了相对主义原则，问题又会随之而来。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就意味着，在比较研究中任何有意义的工作都不能展开，任何有意义的结果都不可能获得。因为相对主义与科学性、确定性、稳定性背道而驰。佛克马（Douwe W．Fokkema）无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文化相对主义本身包含着对其他文化模式的宽容，然而它又把这种态度带到了那些不宽容的文化的研究之中……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取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果，文化相对主义正与此原则背道而驰。”迈纳则宣称：“如果在一种文化中，对文类的偏好就如此不同，那么，对于跨文化的比较诗学，我们还抱有什么希望呢？自然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因为我们必须前行。大多数人试图将选择的根据建立在相对主义上。这一问题已得到非常简明而不无反讽的描述：‘比较的中介不是一下子就能获得的’。”并且，“在文学研究中，比较的中介不仅不能一下子就获得，而且压根儿就不会获得”。^[5]

相对主义如果贯彻到底，必定走向自己的反面，其自身便会发展成一种绝对主义。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相对就变成了绝对，而“相对”本身也应相对地看待；如果“相对”也是相对的，那么，相对主义就不可能是普遍的、恒久的。如何走出相对主义困境？迈纳的办法是：“控制相对主义”，“辨识被比事物形式上的共同特征”。具体的辨识方法有三种：推论性的（inferential）、评判性的（judicial）和实用性的（pragmatic）。

推论性的方法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即有关文类学的研究。既然存在着“摹仿诗学建立在戏剧文类上，而其他生成性诗学建立在抒情文类上”这一事实，那么，比较诗学的任务就是根据这些历史事实去推论它们的意义。“相对主义的基础转变为某种特定的系统诗学，以此作为与基础文类相关的系列推论。一旦我们发现了赋予某一文类特殊地位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比较活动……但它通过使其变得为人所熟知而为比较学者驯化了相对主义。”评判性的方法是推论性方法的一种延伸，是“对个人所做的假设进行精心的悬置与检查。这牵涉到确认其原则，将其视为偏见，检查这种偏见来自何处，并且寻找其他的思路”。当然，这样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总是充满偏见。迈纳说：“我和中国文学原则的冲突是因为中国文学的观点对我来说特别难以接受。我受到的关于文学批评的教育使‘遗传谬论’（genetic fallacy）原则在我的心目中变得根深蒂固。”实用性方法则是评判性方法的扩展。这种方法是实用主义的，“原因在于在相对主义的两难境地中，抉择的根据显然是实用性的而不是确定性的”。实用性方法究竟如何操作，迈纳语焉不详。不过，他说：“虽然要对这种方法进行理论阐述是最困难的，但在某些意义上它却是最容易操作的。”^[6]

总之，迈纳并没有从相对主义走向不可知论或后现代主义的“怎样都行”。“我们中间没有谁能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任何观念都同别的观念一样好。”而“语言，毋庸置辩，是指涉性的，即便在条件句和虚拟语气中，也是有明确意义的”。因此，“我们必须假定某个稳定的客体，某套合理的观念系统，以及一些有助于联系与区别的内在逻辑”。而我们最佳的做法：“就是使自己研究中的预设条件明确化，以利于他人接受，同时尽量去理解其他研究者为其研究所作的假定。”^[7]我们首先必须确认相对主义，否则我们便无法实现真正的比较，即跨文化比较；同时，在确认了相对主义之后，我们又必须控制相对主义，借助某种稳定性、确定性和科学性，走出相对主义的泥沼。在比较诗学研究中，我们所应当做的就是：“在达成对于各种差异的评判，以及在各种选择的余地或者相关问题之间作出选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解释相关问题，尽可能多地说明切中肯綮的可能性。”^[8]

[1] Earl Miner，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214-215.

[2] Ibid.，p.213.

[3] Ibid.，pp.228，218，223.

[4] Ibid.，pp.216-217.

[5] Earl Miner，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231-232.

[6] Earl Miner，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233-234.

[7] Ibid.，pp.4，237.

[8]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文版前言》，王宇根、宋伟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IV-V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