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学文献学贡献
述及俄国汉学学术传统，其对典籍、档案、文献的注重，和汉学文献学的学术史梳理必然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自1741年俄国第一代汉学家罗索欣（О.К.Россохин）、列昂季耶夫（А.Леотьев）开始为彼得堡珍宝馆馆藏中国图书编目，俄国学者的汉学文献整理、研究已经成为俄国汉学学术研究的开端和基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室下设的“汉学家科研实验室”，“主要目的就是研究书目资源、整理重要的中国文献牵引和重要的汉学论著索引”[1]。
正如П．Е.斯卡奇科夫（П．Е．Скачков）本人的回忆，1922年在彼得格勒东方通用语言学院，阿列克谢耶夫问他（他是课堂上唯一的学生），是否知道В．И.缅若夫（В．И．Межов）的《亚洲书目》和《西伯利亚书目》。由此可以证明，学者赋予了目录学何等的意义。[2]
李福清的汉学研究典型地体现出这一传统。
阿列克谢耶夫曾为大学一年级的李福清和同学们讲授“中国学导论”，他向学生们推荐的书目之一是斯卡奇科夫（П．Е．Скачков）1932年出版的《中国书目》（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这本书引起了李福清的浓厚兴趣，他开始常常到学校图书馆查阅书刊，记录下所有关于中国的新的著作。
我的目录学兴趣由此而生。[3]
阿列克谢耶夫逝世后，大学三年级的李福清又有幸聆听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彼特罗夫（В.В.Петров）讲授“汉学词典及指南”课程。谈到这些课程对其后来研究著述的重要意义，李福清曾说，没有这些课程的学习，他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不可能产生对词典和指南的兴趣。[4]
李福清自1960年代陆续发表的《苏联几个大图书馆的东方藏书》（Востоковедные фонды крупнейших библиотек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статьи и сообщения，М.，1964.）[5]；《中国文学体裁书目补遗——根据苏联各大图书馆所藏资料著录》（Дополнения к каталогам китай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жанров：по данным крупнейших библиотек СССР．М.，1966.）[6]；《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所藏汉文珍本目录》（Описание редких китайских книг，хранящихся в Австр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е，1992.）[7]；《俄罗斯所藏广东俗文学刊本书录》（Описан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кантонской простонарод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собраниях России）[8]；《德国所藏广东俗文学刊本书录》（Описания хранящихся в Германии изданий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гуандунской простонарод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9]；《〈三国志演义〉研究文献目录稿补遗》（Дополнения к библиографи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Троецарствия》）[10]；《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罕见广东木鱼书书录》（Описание редких изданий гуандунск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жанра муюйшу，хранящихся в библиотеке им．Фу Сы—нян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11]，以及附录于各种著作和作为专书出版的几十种文献目录学著述，都代表了他汉学文献学的学术成就。
2010年，李福清在撰就的百余页长文《关于新旧汉学词典及指南》（О си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словарях и справочниках，старых и новых）中，阐述了阿列克谢耶夫20世纪30年代已经完稿的《汉学家研究文献目录：汉语和中国文化学习者图书指南》（Рабоча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иста：Книга руководств для изучающих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у Китая）的内容价值，巨大的编著意义和几乎一个世纪后才得以面世的出版艰辛。
在李福清看来：阿列克谢耶夫的图书指南“不像一本普通的参考文献目录。其中不仅开列出这位学者向汉学研究者们所推荐的书目，而且还对这些书籍作了评述，他以自己使用所有这些著述的亲身经验为基础作了相关评述，既指出了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又多次提醒人们不要使用某本书，或者需要对某本书中所引用的资料进行核查。该书还包含了这位学者对一般问题和中国文化研究问题的一些思考，这些思考不仅饶有趣味，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现实意义。”正如阿列克谢耶夫本人所说：
我坚信，在同类内容的所有书籍（书目文献）中，此书定会占据应有的地位，它所起到的助益将无愧于作者所投入的大量精力。[12]
在《关于新旧汉学词典及指南》中，李福清努力遵循阿列克谢耶夫《图书指南》的编著目标和原则规范，尽力完善延续其第二部分“汉学家著作，参考资料”的丰富内容，从“百科指南”“文献手册”“总论书目”“历史书目”“中国人名书目”“地理书目”“文学”“散文作品”“戏剧曲目”“诗歌”“俗文学”“翻译文学作品”“神话与民间文学”“宗教”“中国哲学书目”“语言与文字”“民族学书目”“考古与艺术书目”和“军事艺术书目”各个方面，评述推介了逾百种一个世纪以来主要的中外文汉学研究工具书，为海外中国学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支持，从中亦可透视百年来中国学的基础文献研究状况。
此外，李福清在其广博的汉学研究视域，每一个研究主题都固守着从这一主题研究的资料搜集、学术史梳理，以及目录文献学开始的学术原则。
他研究孟姜女故事传说，首先遍阅、阐析此前的中外学者研究著述，并向中国各省文联求助搜集有关孟姜女的资料，获得了民歌、传说、民间地方戏、宝卷、古迹照片等大量的新材料，特此辑录的孟姜女故事传说书录中，路工《孟姜女万里寻夫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5）中没有包括的孟姜女散文体传说（刊本、钞本），民歌（刊本、钞本），说唱本（刊本、钞本）和戏曲（刊本、铅印本、钞本），便已计41种[13]。
他研究中国神话，1960年代便为袁珂的俄文版《中国古代神话》（Мифы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1965）编制了《中国古代神话目录索引》（包括俄文、西文、中文、日文二百余条）。后来又特别辑录有《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外文论著目录（1839—1990）》（2007），包括1839—1990年间各国学者用俄、英、法、德、意大利、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日、朝鲜、越南、蒙古、吉尔吉斯、哈萨克、土耳其等15种语言发表的，总计七百余条书（文）目的研究成果。
首次全面系统地调查、整理海外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中国神话研究基础文献，并在此基础上阐释、论述中国神话海外研究，从目录学而生成专门史，几近中国海外神话研究史，成为了解中国海外神话研究的导引，为学界提供了许多新的论见和研究线索。还应提及的是，李福清和他的协助者花了数十年时间查阅出大部分目录的页码，完全符合国际目录学学术规范，方便资料研究利用。此外，李福清还梳理研究了中国神话在东南亚的流布状况[14]。
他研究中国文学，不仅辑录有《苏联汉学图书馆所藏中国章回小说》（Старин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романы в собрании с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15]，《中国章回小说及俗文学目录补遗》[16]等文，而且专门撰著《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在俄国》（Изу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поэзии в России）[17]，《中国现代文学在苏联》（淡江，1991）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北京，1987）等重在总结评析中国文学在俄苏的论述。同时，他通过文献目录学意义的探寻，深化其中国文学的研究。譬如，他提出的“古代和中世纪的目录学对于理解中国人关于文学种类与体裁的概念（他们没有类似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文学理论）具有无可争论的意义。这样一种系统化形式产生于与必须把宫廷图书馆里的手抄书加以分类的实际活动相联系的中国人那里”[18]，班固“的目录乃是总结了古代中国书面语言的发展，并为在许多个世纪的漫长时期里，被中国书籍爱好者改造过的、各种变形了的文本的分类提供了范例”[19]等等论见，揭示了文献目录学对于确立中国古代文学体裁范畴的起始意义和作用。
他研究中国年画，不仅辑录有详细的《三国故事年画图录》（上、下）[20]、《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中国年画图录》（Китайские лубки из фонда РГБ，2002）[21]、“中国民间木版年画研究论著目录”（包括125种俄文、西文和中文目录的档案资料）、“俄罗斯学者关于中国民间年画研究成果目录”和“收藏中国年画的俄罗斯博物馆和图书馆”，而且在八万余字的《中国木版年画在俄罗斯》[22]中，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年画在俄罗斯的收藏研究史……
他研究台湾原住民神话传说，首先着手编辑中外（包括中、日、西方）台湾原住民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研究目录，后附录于论著《神话与鬼话》书后出版，计135种中文，162种外文。从中寻找确立深入的个案分析比较研究课题和线索，进行有效的“田野调查”。
李福清的汉学文献学贡献还在于他创见性地进入“实地”，进行田野调查，直接获取丰富、真实、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将“活态”的田野成果与“固态”的史料文献结合，考证有据，阐析有理。早在大学期间他便利用假期到中亚东干人村庄搜集、调查民间传说故事，完成了第一篇民间韩信传说记录。此后出版的《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1977，莫斯科；2011，上海），以及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台湾原住民民间文学比较研究都全面显示了他田野考察的功力和成就。
中国文献典籍在域外的传播，是国内文献的文化和学术价值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延伸，对它的研究本身即构成了中国文献学的一个特殊系统。[23]
李福清汉学文献学上的贡献，还体现于他陆续发现的《红楼梦》新抄本、《姑妄言》等中国国内久已失传的珍本文献。
从20世纪60年代起，李福清便着力调查、搜寻、钩沉流布中国本土之外的汉籍孤本、善本、石印本和手抄本等汉学文献，足迹从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诸城，遍及德国、捷克、丹麦、瑞典、奥地利、美国、蒙古、越南和日本等欧亚、美洲大陆。这从其文《未闻的〈红楼梦〉抄本》（与Л.孟列夫合作）（Неизвестный список романа《Сон в красном тереме》）[24]；《几部手抄、木刻珍本寻访记》（В поисках ред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и ксилографов）[25]中，可见一斑。
1983年，李福清曾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发现两部不为人知的粤剧作品：广州“富贵堂”梓刻的《班本斩貂蝉》（“蝉”应为“婵”）和“富贵堂”刊本《秋湖妇女》（“湖”为“胡”之误）[26]；上图下文的明版《新刻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残本；晚明戏曲孤本《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梨园会选古今传奇滚调新词乐府万象新》；后又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发现世上仅存二至四卷的明代书林文雅堂梓刻的《全像五显灵官火官华光天王传》，晚明戏曲孤本《精刻汇编新声雅杂乐府大明天下春》等文献典籍。
其中，1962年他在苏联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藏书中发现的《石头记》抄本（“列藏本”），1986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列宁格勒分所合编，在中国影印出版；他在欧洲发现的晚明戏曲孤本《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梨园会选古今传奇滚调新词乐府万象新》《精刻汇编新声雅杂乐府大明天下春》结集《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于1993年在中国出版；他1966年在苏联列宁图书馆发现的海内孤本、清代雍正年间曹去晶的言情小说《姑妄言》，也于1997年在中国台湾刊印。
海外流布汉籍的发掘呈现出钩沉者的学识洞见。李福清发现的汉籍珍本似乎都是在访学中的偶然所得，实则是其广博的汉学积累、深刻的学术敏感、俄国汉学治学传统的必然之实。以踏访各地图书馆汉籍为例，几十年间，李福清在世界各地图书馆，“捺下性子把卡片目录从头到尾地‘扫描’”，“翻阅该馆所有的旧目录与注册谱，以之核对卡片有无缺漏”，尽力征得对方同意“进入书库参观，对架上的汉籍俗文学的版本、刊刻时代、作者或编者、书名与插图特别留心，并从自己的记忆力搜索判断和它是否相识”。使得中国“古老文化”“光辉重现”，“重回中国”，[27]极大地拓展了汉学研究视野和中国文献学的构成空间。
一脉相承，学有渊源。李福清的汉学研究深刻地承习、发展着俄罗斯汉学传统及其“母体文化”理念，“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各个国家的Sinology，其实也就是他们‘母体文化’研究的一种。从文化研究体现的本质意义上说，Sinology这一学术，是属于从事这一研究的对象国的文化系统中的学术……”，而“就其学术研究的客体对象而言……这一学术研究本身”则“是中国人文学科在域外的延伸”。[28]
半个世纪以来致力于父亲汉学著述出版与研究的阿列克谢耶夫之女、班科夫斯卡娅研究员在以“‘叠加’还是‘源泉’”为题谈到李福清作为阿列克谢耶夫继承者的贡献时曾说：
这样就形成了三级结构，这种结构能反映出“遗传系谱”：阿列克谢耶夫-彼特罗夫-李福清。在最后的李福清这一级中列有А.А.科茹霍夫斯卡娅制作的设计巧妙而又一目了然的几个表格。也许有人会把所有这些“叠加”称为牵强附会的东西，但对普希金在中国的“命运”这一问题感兴趣的人绝不会这样认为，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叠加”是源源不断地提供信息的“源泉”。[29]
[1] 参见П.Е.斯卡奇科夫：《俄罗斯汉学史》，В.С.米亚斯尼科夫编，柳若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2] 同上。
[3] См.Рифтин Б.Л.О си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словарях и справочниках，старых и новых в кн．В.М．Алексеева，Рабоча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иста，СПб，2010，с.278.
[4] 同上。
[5] См.《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64，№ 1，с.202-206.
[6] См.《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64，№ 1，с.204-222.
[7] См.《Вэньсянь》（Памятники），Пекин，1992，№ 2，с.66-74.
[8] 《汉学研究》12卷1期，台北，1994年，第365-403页；《古典小说与传说》，北京，2003年，第 390-442页。
[9] 参见《汉学研究》13卷1期，台北，1995年，第349-385页。
[10] См.Тюкоку котэн сёсэцу кэнкю дотай．Токио，1994，июнь，с.92-111.
[11] 参见《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台北，1995年第5卷第3期，第87-136页
[12] См.Б.Л．Рифтин，О си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словарях и справочниках，старых и новых в кн．В.М．Алексеева Рабоча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иста，СПб，2010，с.280，370.
[13] См.Рифтин Б.Л.Сказание о Великой стене и проблема жанра в китайском фольклоре，М.，1961，с.242-244.
[14] См．Китайская мифология в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Алексеевские чтения》，М.，1988，ч.2，с.230-239.
[15] См.Си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источниковедческая баз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М.，1983，с.45-84.
[16] 参见《汉学研究》，台北，1993年，11卷2期，第325-360页。
[17] 参见《汉学研究通讯》，台北，1997年，16卷2期，第135-145页；《文学遗产》，北京，1997年第6期，第103-114页，1997年第6期；又见《汉学研究通讯》，1997年，16卷2期。
[18] 李福清：《中国中世纪文学中的体裁》，李逸津译，《汉学研究》第15集，阎纯德主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112页。
[19] 同上书，第114页。
[20] 参见《历史文物》，台北，1999年第9卷第11期，第31-50页；第12期，第5-22页。
[21] См.《Восточная коллекция》.2002，№ 2，с.104-119.
[22] 参见李福清主编：《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44-511页。
[23] 张哲俊主编：《严绍璗学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页。
[24] См.《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64，№5，с.121-128（в соавт．с Л.Н.Меньшиковым）.
[25] См．《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65，№3，с.243-247.
[26] 这两部剧目均遗漏于香港中文大学梁沛锦教授1985年出版的、收录粤剧剧目万余种的《粤剧剧目通检》。参见李福清：“序言”，李福清、李平编：《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页。
[27] 李福清、李平编：《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3、7页。
[28] 严绍璗：《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
[29] Китай и окрестности．Мифология，фольклор，литература．К 75—летию академика Б.Л．Рифтина，М.，РГГУ，2010，c.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