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让历史有“实践”

近年来，“历史人类学”已成为学界一个时髦的名词，各种解释也纷至沓来。历史人类学在被热炒之余，也在陷入某些误解。考察历史人类学的轨迹，它其实一直是在寻求一种理论方法论上的创新，摆脱传统史学方法的局限和桎梏，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超度方法论的炼狱，由此希望给史学带来新的生命——普度史学方法论之众生。这个意义上的“历史人类学”，涵盖了年鉴学派以来各种主要的历史人类学领域，包括新社会史（新事件史、日常史、微观史）、新文化史（心态史、意义史）、人类学的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以及在实践理论之影响下的实践史学，等等。历史人类学不是一个以历史为研究领域的人类学学科，而恰恰是要摈弃学科的狭窄视野，追求一种全息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论。

历史人类学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进入中国，这是由于在之前那个知识分子被聚类为“臭老九”的年代，一套“左”的政治语言笼罩之下的中国史学，自然不会关注尚属于资产阶级史学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及他们的新史学，更不会理会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什么“历史人类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当然会有春风吹过，睁开眼睛的人们，眼睛是向外的。常建华教授曾经精心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现场的“兴起”，说2000年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基地的成立，会令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这位历史人类学的倡导者和新史学的布道者欣慰。他最后友善地发问：“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家，你们是中国新史学的代言人吗？”其中的语气，蕴含着期望和担忧，甚至有几丝悲凉的自嘲，似乎在借历史人类学向今天的史学界发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世界史学界的大脉络中，中国史学的位置何在？

其实，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只是一块刚刚开垦的处女地，一些论文著述不断出现，但并没有形成“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局面。只要稍微了解历史人类学的历史，就不难知道史学如何“抢注”了历史人类学。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勒高夫在20世纪70年代论述新史学时，曾经这样描述史学的一种可能前景：

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则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

记得在法国，一次去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看到勒高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一间非常普通的办公室——在人类学那边。这令我想到他对人类学的感情；另外也可能说明了在他头脑中对历史人类学的某种理解。勒高夫认为，“也许历史人类学作为扩大了范围的史学的代名词，能更好地表达这一愿望”。对史学的人类学转向，海伊（Cynthia Hay）曾经作了如下描述：“‘人类学转向’是新叙事史的形式之一。……这种人类学取向更主要的影响是，促使历史学更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物。”在勒高夫眼中，情形也大体如此。1993年，勒高夫在中山大学座谈，不忘推动他的历史人类学，他说：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对我们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一切人的历史，而不单纯是理解社会上层的历史。然而人类学主要是从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两个学派内部发展起来的。可是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并不重视时间，也不考虑历史。所以，有意成为人类学家的史学家应当创立一门历史人类学”。

作为人类学者，我对勒高夫在人类学方面的某些误解（如有关“人类学主要是从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两个学派内部发展起来的”说法）也许应当争辩。至于有多少“有意成为人类学家的史学家”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人类学确实疏于历史的研究。不过，这并不影响它对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新史学受人类学影响而强调平民历史和平民文化，背后涉及三对有关历史的争论：上层历史／下层历史，事件史／连续史，当地人的历史观／外部人的历史观。人类学强调关注下层平民、连续的日常生活世界和当地人的看法，批评国家和政治精英建构的历史、琐碎的事件历史和外人强加的历史观。这些强调启发了历史学家的理论革新和人类学转向。

人类学其实也受到史学的深刻影响。萨林斯（M. Sahlins）是美国的人类学家，在人类学里面被称为历史人类学的提倡者，他的《历史之岛》和《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在理论上对“结构”和“实践”特别强调，还借用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长时段”的概念，创造了“长时续”的概念来表述社会深层稳定的结构。可见，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与布罗代尔及其之后的历史人类学并非没有联系，甚至继续了被年鉴学派第三代批评的布罗代尔的某些大理论倾向。

萨林斯在讲“历史人类学”的时候，是想要创造一种结构的和实践的历史人类学，他认为：“实践显然已经超越了意图区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理论分野。人类学家从抽象的理论转而解释具体的事件。历史学家降低对独特事件的热情而钟情于潜在的反复出现的结构。”这里包含有对历史学的潜在批评：过去的历史研究比较忽视理论把握，它们对理论深度的关心不够。美国人类学家奥特娜（S. Ortner）认为人类学与历史的和睦相处对整个研究领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发展。

要用“历史”这个词回答这些问题，就要避免把历史当作一条人们特别反应的事件之链条。历史不是简单地发生在人们身上，而是他们身在其中的创造，当然，其中有着强烈的系统性限制。实践的观点试图理解这种创造，无论是对过去还是现在，也无论是新的创造还是旧东西的再生产。实践的观点提倡，或者至少希望带来的，是一种历史和人类学研究有分寸的联结模式，而不是盲目迷恋历史。

这句话是在她著名的文章《六十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理论》（1984）中说的，在6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曾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她在回顾60年代以后的人类学理论的时候，探讨了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的结合，认为表面上是结合，其实没有发现深层的东西——深层的系统和结构。在奥特娜的概念里面，跟萨林斯是一样的，即对历史学和人类学表面的结合提出批评：看起来好像是建立了一些事实，但这些事实却没有回答事物来自哪里，它又如何变迁这样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奥特娜的批评其实是说不能停留在事实和资料表面，还要透过史料看后面的深层结构。

本书使用了人类学中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的“实践（practice）”作为贯穿本书的核心概念，以便可以较好地涵盖历史人类学以及史学和人类学结合之精髓。实践的概念来自20个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实践理论，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布迪厄（P. Bourdieu）、萨林斯、奥特娜等学者。

实践理论的形成主要来自对结构主义等理论的批评性反思，人类学结构主义的优点是探求人类行为深层的心智规则，但是疏于历史维度和人的能动（agency）建构，也没有探寻“结构”来自何处，即“结构”后面发生学的动因是什么。实践理论一方面考虑人的能动建构，另一方面探求结构后面的深层机制。布迪厄用两个词归纳自己的研究：“建构主义者的结构主义（constructivist structuralism）”或“结构主义者的建构主义（structuralist constructivism）”。他反对将“实践”概念化而忽略实践者（agent，能动者）的实践意义。他批评理性行动理论的一个学术谬误就像是马克思说黑格尔的那样：“把逻辑的事物当成了事物的逻辑。”也就是说，把事物如何存在当作了事物为什么存在的逻辑。

如何才能进入发生（genesis）的层面来探讨深层动力机制？布迪厄使用了两个基本概念：习性（habitus）与场域（field）。他说：“就建构主义而言，我是指有双重的社会源头：一个是构成习性（habitus）的感知、思想和行动的生存图式（schemas）之起源；另一个是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场域（field）的起源和群体，特别是社会阶级的起源。”前半句讲建构，即能动者的能动实践，强调了能动者们建构的生存图式；后半句讲社会结构，表达了结构后面深层的规则。实践理论尝试消除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二分界限，将社会现实看作是一个由习性、资本和场域等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现实，可以说是二度存在，既存在于事物中，又存在于思维中；既存在于场域中，又存在于习性中；既外在于能动者，又内存在于能动者。习性是社会世界的产物，所以，当习性遭遇社会世界时，它就‘如鱼得水’，它并不感到水的重量，并且理所当然地将世界融入自身”。在布迪厄看来，习性是一个有生产能力的生存图式（generative schemas）的习得系统，它向被建构于其中的特殊条件做客观的调适。实践者的习性，亦即藉以理解社会世界的心智结构，基本上是内化了那个世界的结构的结果。依我理解，上面的习性概念，相对实践者，包含了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实践的媒质，将世界与自身的内外一体化；二是作为实践者内化的客体；三是作为实践者外化的主体。这样辩证的“三位一体”，虽然常常令人费解，却是十分重要的结合。

实践的历史观意在让历史有“实践”。这也是本书的主要观点。布迪厄说：“我们可以观察到浓缩在场域和习性概念中的实践理论，是如何使我们摆脱时间和历史的形而上学的表象，这一表象曾把时间和历史作为现实本身，认为它们外在于并且先于实践。”这一时间和历史的观点，强调了历史的“时间”也是实践出来的，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呈现、被理解、被创造的。“历史”并不是一个外在的固定的东西，历史可以在人们的实践中改变。布迪厄曾指出不同群体如何“造历史”（making history），以建立一种优越的位置，来引起场结构的置换。例如，人们可以用“封建”“资本主义”“革命”等不同的概念来创造不同的“时间”和历史。象征层面上的“可造性（makeable）”来自历史时间中包含的权力和文化威权。时间作为象征权力，可以创造历史。

由此，实践的时间不同于科学的时间，它与策略紧密关联。“当用策略代替规则，必须重新引入时间，包括这一时间的韵律、倾向性和不可逆性。”钟表上呈现的“科学时间”并非实践意义上的时间。实践的历史和“时间是在行动或者思想的自我实现中产生的……。”因此，“社会秩序的再生产不是一种机械过程的自动产物，这种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只有通过策略和实践才能完成，通过这些策略和实践，实践者把自己置于时间关系中来确定，并且制造了这个世界的时间”。时间除了策略性，还有工具性，历史性的“时间可以站在某人一边，也可以用来反对他”。例如“传统”是包含有时间的概念，但是曾几何时，“传统”被视为与现代化对立的东西，于是，很多传统（时间）变成是落后的。如今，国家又重新提倡“传统文化”，“传统”携带的时间和历史重新得到了肯定。

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观点之核心概念有两个：文化秩序（结构）和实践。他主张“用人类学家的文化经历去推翻历史的观念”，把历史放到文化秩序中去理解。因为“人类学家所称的‘结构’——文化秩序的象征性关系——乃是一种历史事物”。“不同的文化秩序有其独特的历史生产方式。有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历史性。”“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各不相同的文化秩序都有其自身的历史性”。“只有当事件在文化系统中和通过文化系统而被挪用时，该事件才获得一种历史意义”。萨林斯是为数不多能够从“秩序”上理解文化，并将“结构”概念纳入文化秩序来理解的大师，我曾经从物理学的“波粒二象性”论述过“文化”这一概念是人类行为的编码体系，它已经不再简单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甚至生活方式的狭隘表述。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便是文化秩序的实践时。早期新文化史的文化概念依然偏向狭义，形成了意义史、观念史一类特点。未来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应该走向广义的文化秩序概念。辩证地来看，历史一方面是受到不同文化调节的，因而是一种不断被文化秩序所结构的历史；另一方面，文化秩序也是历史的沉淀，是一种被历史所结构的文化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使两个领域都受益匪浅，因为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要对某种共同文化做出解释”。

萨林斯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实践（practice）”，这一概念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人类学的“实践理论”（对应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理论”）。这一概念强调消抹掉主客观的界限，去理解人们行为后面真实的文化逻辑（动机和动力学），而不是停留在简单化的结构模式上。萨林斯认为，“……历史的过程乃展示为一种结构的实践与实践的结构之间持续不断又相辅相成的运动”。他曾在《他者的时代，他者的风俗：历史人类学》一文中说：“诸多不同的文化秩序拥有他们各自关于历史行为、意识和目的——他们自己的历史实践——的模式。由于有各种他者的时代，他者的风俗，以及遵从风俗的他性（otherness）的存在，人类学的独到之处，就是去理解任何独特的人类进程。因为不存在任何简单化的‘人类’进程。”

总之，实践的内涵简单说是一种既超越又“落地”的观点：超越主观与客观、精英与民众、国家与社会、上层与下层、真实与虚构、事件与结构、宏观与微观等等二分，最终落回到事物本身存在的文化逻辑和动力学。这一方法论对于历史和社会现象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实践史观让我们有可能从容面对各种挑战，并以宽容的治学态度去理解各种研究视角的产生。在此意义上，本书定名为《让历史有“实践”》，正是希望将“实践理论”的观点注入历史人类学研究。由于写作时有不同的理论观照，加之笔者的能力所限，本书的内容并不一定能够很好地诠释这一理论和概念之精髓。但在我看来，实践理论依然是目前能与历史人类学的过往研究和未来发展既“貌合”又“神似”的最佳理论。

史学和人类学的传统关系，如前所述，彼此缺乏对方的深度，或许可以转借这样一句话：人类学是未下苦功的历史学，而历史学则是不用头脑的人类学。所谓人类学家下苦功不够，是说对史料的搜集和分析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以建构理论为兴趣，史料成为理论的附庸。另有些自以为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不过是堆砌他人的研究史料，然后取巧冠以某些理论概念，将历史简单化和模式化，曲解了历史。而所谓史学家不用头脑，是说他们钻进史料便不出来，特别是被狭窄的精英史料所束缚，以为那就是全部历史，忽略了另类史料和理论的思考。勒高夫说“有意成为人类学家的史学家应当创立一门历史人类学”，实际上，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相互理解并非易事。

目前，关于历史学与人类学关系的误解，表现在简单地把历史人类学当作一个人类学和史学的交叉学科，或者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忽略了历史人类学产生的前述科学背景。我自己所持观点认为客观上它还是“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我的这个观点受到过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黄应贵先生的委婉批评。他客气地说我“主要仍是在历史学的脉络中谈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或人类学的历史化）问题，与历史人类学如何成为人类学中的一个分支，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他主张历史人类学的人类学本位。我其实并不反对这样一种人类学本位的看法。不过，我更主张应该尊重它的学科发展背景和脉络，将历史人类学理解为一个跨学科的历史研究视角，以便更好地把握这个研究领域的跨学科初衷和未来的理论走向。事实上，在我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生课程上，主要的阅读书目就来自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三个学科，体现了跨学科的想法。毋庸讳言，如果历史人类学能够在世界遍地开花，能够在历史研究中创新和承载更加深入的理论和方法论，它必然无论在史学中还是人类学中都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历史人类学缘起于史学本身的变革，试图在理论方法上寻求新的拓展，这也带来了理论上两个层面的发展：一是抽象理论层面，即在方法论上接受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些方法论；二是由此引起的对经验理论的贡献、例如新文化史在欧洲研究中（包括对法国大革命研究）的贡献、印度庶民研究学派在印度历史研究中的贡献，以及在我国比较有规模、成体系的华南历史人类学研究。华南历史人类学研究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一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合作进行研究，特别是通过对珠江三角洲、香港、潮汕地区、闽南、江西、广西等地域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对明清地方历史进行了批评性的反思，并且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文化过程”或者说“文化实践”的研究方法。它兼顾了对平民史、日常生活史和当地人想法的关注，对过往的精英史、事件史和国家的历史权力话语进行批评，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开端。

如果说，历史人类学有着上述的缘起背景，已经形成了一套研究的“范式”，那么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兴起，是否可以另辟蹊径呢？我想，且不论学术的脉络和对学术的尊重，就是新史学的理论水准，也是需要我们努力达及的。这样一块带有新鲜空气的空间，确实可以让我们生长出自己的东西。

以“历史人类学”作为本书的主题是一个尝试，对笔者这样一个对历史了解不多的人类学者而言，困难很大。特别是面对诸多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尚有许多方法论有待梳理。本书仅仅是笔者从事相关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尝试，大部分内容整理自笔者已经发表的论文。全书分为历史人类学、历史的能动实践、资本与象征实践、“文治复兴”与共主体实践四个部分，共十一章。

第一部分的三章是笔者对历史人类学理论方法论的思考，第一章论述了历史人类学自年鉴学派起的缘起和发展，论述了其如何被“史学”抢注以及历史人类学的理论走向；第二章是对耶鲁大学萧凤霞（Helen Siu）教授《踏迹寻中：华南四十年田野之旅》（2016）的书评，采用了实质论、主体论、过程论、实践论和展视论的历史人类学分析视角。这部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历史人类学视角的中国研究之经典，另一方面又包含了作者在华南研究中对历史人类学的诸多理论思考，有助于理解四十年来历史视角如何影响了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第三章是关于学术共同体与华南学派的讨论，希望中国的历史人类学能够形成持久的学术共同体，将中国研究推向世界学术的高点。

第二部分重在民众的能动实践，强调实践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能动者（agent）及其能动（agency）。其中第四章为“宗族与佛寺：泉州开元寺的个案研究”，讨论了在明代中期华南宗族化的过程中，黄氏族人如何将“祖先”和“祠堂”作为文化资源，与开元寺争夺功德寺院的故事；第五章“治水之道：山西介休源神庙的个案研究”，探讨了源神庙作为民间社会分水管水系统的智慧和文化逻辑；第六章“为何他乡成故乡？——大槐树传说之集体记忆的民族主义建构”，描述了众所周知的北方移民祖籍地洪洞大槐树的历史虚构以及在民族主义之下民众对历史的能动建构。

第三部分的资本与象征实践，重点在于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生产的文化实践。第七章为北方天后信仰的个案研究，将天后信仰放在文化资本的视角下展开讨论，理解一种围绕信仰的文化资本经济；第八章通过象征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视角，分析了阳村宗族在晚清到民国时期的衰落，以此理解民国基层社会的演变，指出在轰轰烈烈的制度更替和变迁中，应更加关注深层的文化逻辑，民国的失败并不在于表面的制度，而在于没有解决深层的文化秩序。

第四部分为“文治复兴”与共主体实践，重在从宋代“文治复兴”概念引出对中国社会在宋代的转向以及后来走向的探讨。其中，第九章“‘文治复兴’与礼制变革”和第十章“‘文治复兴’与宋代以后福建民间信仰的国家化”，分别讨论了宋代以后华南地方社会的大规模宗族文化创造和民间信仰国家化的过程，以此理解宋代文治复兴对华南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影响，并展开对共主体（co—subjectivity）政治文化的思考。第十一章的“‘文治复兴’与民利主义的市场化政治”，借助上面两章内容，希望以“市场化政治”来理解中国历史上民利主义政治文化的特征。在其后面，还有着对“李约瑟之谜”的间接回答。

从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视角看，本书的研究尚不能堪比经典的历史人类学著作，远不能涵盖历史人类学的博大精深。书中的个案研究多是在完成课题或者还算用心的历史“想象”中完成的，并没有刻意去表现历史人类学。虽然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始终是我从事不多的历史研究之追求，但由于笔者的历史研究功力不足，仍然难于驾驭复杂的历史研究。对于书中的错讹与不当之处，敬请师长、同仁、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张小军

初稿2013年10月于清华园

修改于2015年7月

定稿于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