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寻根

在现代文明之下的企业家精神寻根，经历中西文化的碰撞，追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根源——儒释道以及古代、近现代经济思想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完成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的跨越，与西方经济思想演变比较，对接古典、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奈特式、柯兹纳式、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理论、新增长理论，构筑社会企业家精神系统。

企业家精神发展脉络

“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概念早见于20世纪后期北美的经济界，它在西方学界的提出并非偶然，他们从企业家精神理论渊源及社会企业的界定框架出发，对现实理论与实践进行反思与批判。

早期的“企业家精神”伴随着18世纪上叶“企业家”（entrepreneur，源于法国）概念的提出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被贴上了冒险的标签，并曾被视为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基础。新古典主义起初把“企业家”喻为承担着市场结构活动全部负荷的“产业车轮的轴心”（马歇尔），视“企业家精神”为一种心理特征，并具象为“果断、机智、谨慎和坚定”“自力更生、坚强、敏捷并富有进取心”加之“对优越性的强烈渴望”，后来的学者试图将其作为稀缺资源引入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因其象征主义难以量化与实证，而另寻他径。“企业家精神”在韦伯那里，是他所称的“资本主义精神”（或简单地理解为“职业精神”）的一种，是激励与约束两种精神的结合，与“新教伦理”互为催生，并推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资本家作为“无产者”的对立面，成为剥削阶级的代名词，同时也肯定了其利益动机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积累的历史进步性。奈特式的不确定性概念作为企业家精神的背景，将其开辟道路的创造精神与风险并存，强调了其风险承担的行为与精神维度。熊彼特对企业家精神的概念定义为：“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或是以别人没用过的方式做事的组合”（后来被学人改为企业家特殊技能——包括精神和技巧——的集合），这是基于他的创新理论，他用了一个词“创造性破坏”，认为“创造性破坏”是企业家精神的内核。基于不完全知识假设与行动的人假设，柯兹纳视企业家精神为早于他人发现新机会并加以把握的一种能力，并简化为“警觉”，也就是在强调认知，尤其是对机会的感知。德鲁克承接了熊彼特的创新观念，并加以系统化，称其“不仅是经济和技术的，也是文化和心理的”，以至把企业家精神界定为“社会创新精神”。后来创新被很多人视为企业家精神的灵魂。关于创新，我们将在后文详述。

20世纪中晚期迄今，企业家精神被赋予更多的含义，作为提高生产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寻找机会、承担风险、创新意识到推动社会进步、事物的发生发展，被纳入新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理论、资本理论、人力资本行为理论及知识溢出理论等。

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的类型化相伴而生，从“独立型企业家”与“管理型企业家”的区分，对应着“个体企业家精神”与“公司企业家精神”，到从后者中分离出的“内部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也具有了越来越丰富的形态、层次和内涵。

企业家精神类型

一如时人总结的那样：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冒险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性，合作是企业家精神的精华，敬业是企业家精神的动力，学习是企业家精神的关键，执着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色，诚信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石，做一个服务者也是一个企业家应有的。

随着社会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企业家队伍不断壮大，企业家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显见，成为重要的经济活动主体，推动着经济转型发展，以至于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随着技术革新以及时代演进，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迎来了相应挑战，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从信用危机到道德危机，从人口危机到生态环境危机，包括网络化、全球化的冲击，危机从生活、经济蔓延到了每个角落，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革命，日益攀高的社会期望也给企业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以解决类似这些社会问题为根本的“社会企业家”及“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概念风生水起。

体现企业家精神的几个关键词

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脉络

中国素有儒商传统，历代的商人其实从某个侧面也可以视为那个年代的企业家，说法不同罢了，如范蠡、子贡、猗顿、白圭、吕不韦、潘振承、伍秉鉴、胡雪岩、乔致庸、叶澄衷、王炽、盛宣怀……由于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几千年来对国人的影响深入骨髓，“仁义礼智信”也成了商人遵循的“五常”伦理，以至于有了“儒商”之说。不能不说，重农轻商的思想曾在很长一段时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经历了“儒”“商”对峙、“重士贱商”至“儒”“商”流通、互融的过程之后的近现代，企业家的概念的引入，与“儒商”并存。

西方学者曾质疑，言称中国儒家伦理无法催生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这个所谓的“韦伯命题”是只把其等级观念和愚民复古的精神糟粕视为儒家思想的全部的结果，而缺乏辩证的思考。谈任何问题都不应该脱离了其时代的历史背景。历史状态下的儒家传统和任何历史文化思想一样拘囿于时代环境而有着弊端种种，但也有着优良的成分，很多还与现代的企业家精神不谋而合。儒家的“不信不立”“诚者天之道”正是企业家的“诚信为本”；儒家的“日新”之见对应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儒家的仁爱思想以及其蕴含的真、善、美的观念也是企业家的服务于大众的道德尺度，儒家的“和为贵”等“和合”理念与企业家的合作精神相契合；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企业家从自身利益到企业利润到以社会效益为大的发展脉络是何其相似；还有“义利观”，我们在后文将做详述。况且，儒家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其他思想学派相互交融，而去粗取精，在近现代，儒释道的思想精华得到重新衡量，优化互补，“儒商”思想也摆脱了“金字塔”式的传统惯性与束缚，用“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以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物质和精神力量。

还有一点有必要提出的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正在成为当代西方企业家的一种追求。也是社会企业家的至高追求。关于这一“天人观”我们也将在后文详述。

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实践和理性思辨的过程中探索着影响人类经济与生活的经典思想。很多人认为中国过去没有管理学、经济学，其实，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中蕴含着很多经管主张，只是称谓不同罢了。从《易经》均衡、天人合一的古典经济思想，老子的“无为而治”到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以“礼”为核心的行政组织思想以及“货殖”思想，孟子以“仁”为目标的组织原则，荀子以“义”为规范的组织基础，到司马迁的善因、利道（经济自由主义），桑弘羊的盐铁专卖、均输政策、平准调节与双管齐下的经法配合，到王安石立法、揽才、理财、抑兼并的经济管理思想，到邱浚的海外贸易管理思想、张居正的精简机构与“以钱谷为考成”的经济管理主张，直到当代的中国式管理、情境论、人本管理、网络经济、微信经济等。

中国传统历来追求一个“善”字，以“上善若水”为至高的做人境界，其实这也正是社会企业家要达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