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驻藏办事处时期（1940—1949）

1939年，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使“中央西藏情感融洽，达民国以来最高点”⁽⁶³⁾。1940年离藏前夕，吴鉴于“中央与西藏之关系，既已显有进步，将来有关政治推动之事，当日渐增多，亟应乘此时机组设一健全机关，以专责成”⁽⁶⁴⁾，为“强化中央与西藏之联络，推动有关政治等事宜”⁽⁶⁵⁾，经与热振活佛商议，并报请行政院同意，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以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孔庆宗兼任办事处处长，张威白为副处长。驻藏办事处的设立，是“为民国以来中央设立驻藏办事处机构之始”⁽⁶⁶⁾，中央政府之官员可以常驻拉萨，使“中央与西藏当局随时可取得密切之联系”⁽⁶⁷⁾，“象征着中央与西藏关系之恢复”⁽⁶⁸⁾。

驻藏办事处作为南京国民政府重要的部委机构及蒙藏委员会设在拉萨的派驻机构，以电报、公函等方式秉承蒙藏委员会指令办理西藏事务，从1940年4月到1949年7月，共存在9年零2个月，先后经历了孔庆宗（1940.4—1944.8）、沈宗濂（1944.8—1946.1），陈锡璋（1946.1—1949.7）三任处长。⁽⁶⁹⁾期间，因历任处长的身份、处事风格迥异，以及藏内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数度波折。

孔庆宗主理藏务期间，在政治、宗教、文化教育和交通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其要者，政治上有坚持“汉民由汉官管辖”的原则，强化对在藏汉人的管辖；尽力与噶厦政府洽商中印公路的测修；1942年7月6日西藏地方擅自设立“外交局”之后，因其独立性质，拒不与之往来；10月6日“藏警案”发生后，扣押冲扰办事处的藏警，指责藏警的行为是“欺辱中央，威胁本处”⁽⁷⁰⁾，要求“撤惩密本⁽⁷¹⁾，严办不法警兵”⁽⁷²⁾；宗教上坚持年度传昭布施，赓续前清时期驻藏大臣布施藏传佛教的历史传统，联络以三大寺为首的僧俗势力；管理和补助汉僧，以增进宗教文化之交流；积极办理班禅转世案等；文化教育上，创办了江达小学、昌都小学和古扎⁽⁷³⁾小学等；交通上注重邮政与电政的建设和发展，开通了昌都至德格段的秘密邮路。

孔庆宗被称为“学者型的行政长官”，⁽⁷⁴⁾“并不擅长政治和行政领导”，⁽⁷⁵⁾吴忠信甚至认为他“不懂政治，更不懂边政”⁽⁷⁶⁾。但孔庆宗有过外交工作的经历，影响了他对西藏事务的态度，在其主理藏务的4年间所经办的上述事务中，非常注重国家主权和中央政府的威信，各种事务的交涉和处理也相对较为强硬；加上1941年亲汉的热振活佛辞职，亲英的达扎（stag brag）活佛出任摄政，亲英势力日益活跃。1943年，英印势力又调整对藏政策，有条件地承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宗主权，积极策划“西藏独立”。最终导致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逆转，进入民国时期的最低点，噶厦政府与驻藏办事处之间互不往返，形成“僵局”。

对于这种僵局，孔庆宗只有无奈，自认“局势至此，挽回无方”，向蒙藏委员会呈请调会服务。⁽⁷⁷⁾为挽回局势，蒋介石最终决定撤回孔庆宗，破格任命其侍从室秘书沈宗濂接任驻藏办事处处长一职。⁽⁷⁸⁾沈宗濂除了政治身份远高于孔庆宗之外，其权势也胜过孔。“沈本人之任命已是打破成例，处中人员，亦可由他推荐蒙委会加以委派，而且沈可不通过蒙委会而直接言事，俨然是一特派大员”，⁽⁷⁹⁾之所以“名义上仍袭用过去主宰办事处处长的称谓”，是为避免“引起英印当局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疑虑”⁽⁸⁰⁾。

沈“为人精明干练，富有谋略”，为秘书时，“为蒋出谋献策，颇多建树，深得蒋的赞赏”，也曾“禁言蒋介石利用时机，加强与西藏的关系”正合蒋意，因此，蒋介石此次任命，本身也寄予厚望。在沈入藏前，他特别召见沈宗濂谈话，述及入藏“工作艰巨，使命重大”，并拨给他一笔巨款。沈认为“同落后又转知封闭的西藏政教上层人物打交道，不单要施之以威，还要诱之以利，在器量和魄力上都压过他们”。入藏前他大肆采购礼品，入藏后对噶厦政府官员，及以三大寺为首的宗教势力，以拜访、馈赠礼物、宴请、发放布施等方式，大肆联络，“一时在藏甚是活跃，身手确实不凡，颇令拉萨上层人物刮目相看”⁽⁸¹⁾，孔时期的“僵局”在他的活动下逐渐解除，双方关系因此有所好转。沈还利用双十国庆节宴席和庆祝抗战胜利之欢庆会，在拉萨造成浩大声势，极大地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威信与声望。

在此种背景下，沈宗濂向蒋介石建言，提出趁机通过外交、军事等手段“切实控制住西藏”，但因为1945年的蒋介石面临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内蒙古等边疆新问题，实在无暇顾及西藏，便指示陈布雷回复沈宗濂“西藏问题只能维持现状，不宜多事更张。……按之现实，只能以无事为大事，以无功为大功”，⁽⁸²⁾“沈见后大为愤慨”，知道西藏问题大势已去，“感觉藏事棘手，亟思早日脱身”。很快，沈宗濂便利用国民政府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机会“极力活动”，并劝导西藏地方派代表参加国大会议，于1946年元旦由拉萨启程内返，并以极隐秘的方式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rgyal lo don 'grub）一同带往南京求学。此举引起西藏地方的“惊奇”，“英人则认为这是沈宗濂的政治胜利”⁽⁸³⁾。

沈宗濂离藏时表示“藏事已无能为力”“决不回任”，请蒙藏委员会委派办事处主任秘书陈锡璋“暂维处务”，但陈锡璋起初不能直接向蒙藏委员会呈报，“遇事均报由沈宗濂转呈蒙委会处理”；1947年7月，沈宗濂正式辞职，蒙藏委员会委任陈锡璋为副处长代处长。原随沈宗濂入藏的人员李有义等大部分辞职内返，陈锡璋遂而感到“独我则非有替人，不能言去。”⁽⁸⁴⁾蒙藏委员会后来任命的处长熊耀文又迟迟没有入藏赴任，陈锡璋独自苦苦支撑。与此同时，英印内部围绕是否调整对藏政策进行了长期争论，印度事务部和印度政府认为应该采取强硬政策，让西藏拥有“完全类似于主权国家的地位”⁽⁸⁵⁾，但英国外交部则鉴于战后的国际形势，认为应该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伴随着这种争论，随着印度独立的进行，到1947年，英国外交部认为他们“应该停止同西藏的任何实质关系。印度部也同外交部的观点相近”，英国开始放弃对西藏“独立”的支持。但面对外蒙古独立和印度独立的进行，以及印度国大党领导唆使“西藏独立”⁽⁸⁶⁾，西藏地方当局“为要保持‘独立’的颜面”，“急于另谋出路”，而策划“在全世界面前展示西藏的所谓事实上的独立地位”。⁽⁸⁷⁾

期间主要的事件有前摄政热振（rwa sgreng）活佛欲借助中央政府之支持，收回摄政职位，与摄政达扎活佛矛盾激化、发生冲突。陈锡璋将相关事宜转呈沈宗濂和蒙藏委员会，并建议中央“一面设法调解，一面派军队在西康境内，附近昌都一带地方，往来游弋，遥为声援”⁽⁸⁸⁾，但因南京政府内部在是否支持热振复位这一问题存在分歧，⁽⁸⁹⁾加上国内形势的演化，错过了最佳干涉时机，最后热振被捕，于1947年5月在狱中被害。⁽⁹⁰⁾1947年4月，西藏地方在英驻拉萨使团团长黎吉生⁽⁹¹⁾（Hugh Edward Richardson）的鼓动下，携带“新制西藏国旗”，参加“泛亚洲会议”，“首次插足国际政治舞台”。⁽⁹²⁾10月，噶厦政府又组织一个商务考察团，以达扎活佛的亲信夏格巴·旺秋德丹（zhya sgab pa bde ldan dbang phyuk）为首，以商务考察为名进行政治活动，主要目的是为“西藏独立”奔走游说，经印度到南京，然后秘密前往香港，后在英人的帮助下前往美国、英国。尽管夏格巴认为代表团成员在访问过程中所使用的西藏护照表明了西藏的独立地位，⁽⁹³⁾但实际上美国和英国“拒绝把西藏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来看待”，也“没有向他们提供任何新的政治支持”。⁽⁹⁴⁾

1949年，随着国民党的溃败，噶厦的官员们认为“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它对西藏的生活方式和宗教的威胁远远大于国民党”，⁽⁹⁵⁾对共产党感到害怕和恐惧，同时又想继续西藏地方的政教现状和自身已有的政教权势。于是，在英、美、印的支持和怂恿下，噶厦政府决定在共产党入藏之前，驱逐一切汉人，以此阻止共产党进入西藏，⁽⁹⁶⁾甚至幻想制造“独立”的政治地位。⁽⁹⁷⁾1949年7月8日，噶厦政府突然通知陈锡璋，民众大会决议西藏地方暂时断绝与国民政府的政治关系，所有在藏之机关人员，包括办事处、无线电台、学校、医院等，因无法排查谁为共产党，需在两星期内离藏，⁽⁹⁸⁾制造“驱汉事件”。所有驻藏工作人员分三批逐渐离藏，陈锡璋于1949年7月20日随第三批人员离藏，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历史使命随之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