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康近代社会研究的意义
如前所述，西康地区的地理范围位处西藏的东南边缘，是内地与祖国西部的过渡地带，成为连接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枢纽，故自古以来就是川藏道南、北两线交汇的中心，川藏之间的交通孔道，以及滇藏交通的枢纽，(17)和历朝历代的兵家必争之要地。这一地带，从藏族内的民系而言，处于藏族“确卡松”（chol-kha-gaum）即“藏地三区”的一部分；从民族成分而言，处于藏族与其他民族如汉藏、藏彝等各族文化接触交融与经贸频繁往来的中介位置，是近年来学界大力呼吁进行研究的“藏彝走廊”的核心地带。所以，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所谓“茶马古道”、“丝绸之路”、“麝香之路”的必经之地，种种“道”、“路”在此的交汇，使得西康地区成为英国学者哈·麦金德（H．J．Mackinder，1861—1947）所谓的“历史的地理枢纽”。(18)
这一特殊地理区位、自然环境的“历史的地理枢纽”，自然使得西康地区更多地兼具政治、经济、文化直接碰撞和交汇的角色。自古以来，作为连接西藏与内地“桥梁”的西康地区，就成为中原关注的边疆地区之一，而在中国藏区和中国的版图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
西康地区在中国传统典籍的记载中，从2000多年前司马迁的《史记》以来，到被列入史传的《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明史》、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清史稿》，可谓是史不绝书的。这正说明了西康地区在地位上的重要性。
国外对西康地区的研究起于18世纪，早期主要为传教士、探险家、商人的调查。19世纪末期以来，罗克希尔（William W．Rockhill，又译柔克义，1854—1914）、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eel，1868—1969）、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1884—1962）、石泰安（Rolf A．Stein，1911—1999）等多位外国学者，积极参与西康研究，出版了《汉藏边境的古部落》、《岭格萨尔王的超人生活》等论著，蜚声国际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但是，他们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近代以前。
对于西康地区的调查研究，入晚清后在西方势力入侵加重、中国边疆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逐渐得到了各方面人士的重视。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炉藏道里新编》、《西招图考》、《西康建省记》等有关西康地区地理、物产、交通、人文的著作，以及《雅州府志》、《打箭炉厅志略》、《炉霍屯志》、《丽江府志》等方志。
近代以来，西康地区由于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因而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对于中央政府巩固西南国防、经略边疆，尤其是经营西藏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
西康、西藏在地域上毗连，唇齿相依，西康地区由于地处四川、西藏、云南、青海之间，地形险要自不待言，交通便利的要津优势更不容忽视。在明清及民国时期，经过西康的川藏线南北二道，成为内地入藏的“正驿”，即进藏的最主要道路：“惟云南中甸之路峻险重阻，故军行皆由四川、青海二路，而青海路亦出河源之西，未入藏前，先经蒙古草地千五百里，又不如打箭炉内皆腹地，外环土司，故驻藏大臣往返皆以四川为正驿，而互市与贡道亦皆在打箭炉云”。(20)除“正驿”外，川藏线在历史上还有所谓“正道”、“官道”、“贡道”、“商道”等称谓。明清及民国中央政权，正是通过这一“正驿”，对西藏施政，包括传递政令、运输军事战略物资、补充兵员及补给粮饷；而西康、西藏地区的僧俗官员以及广大藏族人民，也主要通过这一藏话称为“嘉兰姆”（意为“茶叶之道”）的“正驿”，入朝请封、进贡、茶马互市。所以，这一“嘉兰姆”，正如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所说“由汉人运来了很多货物”，“把汉藏两地人民的心联结在一起”，(21)增进了藏汉之间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密切了民族关系。
而且，西康、西藏就民族而言是同一民族，在宗教、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有众多相同或相近之处，渊源深远，但是“确卡松”的“藏地三区”传统认识与历史事实，说明西康、西藏从来也是互不相率的行政区域，二者在历史进程、社会发展、民族渊源、文化特点、社会结构、信仰习俗等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对于西康与西藏的这些异同，可以成为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西藏的依托，因此清代时期已经总结出了“治藏必先安康”的历史经验。晚清时，国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西康对于国防的重要性，指出这一地段为“全蜀之藩篱。”(22)而且，由于西康地区在连接西藏与内地的中介桥梁作用，民国时期已有“化藏必先化康；经康即所以经藏”之论。刘文辉就任西康省主席后创办的《康导月刊》杂志也刊登文章称：“康治而西藏之人观感自治，化导自易，日渐月渍，自然潜移默化于不觉矣。”(23)
020世纪4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认为：政府欲对西藏地方政府协商和交涉，应先整顿内部，最关键的是西康一省；西康所处地理位置及历史关系，对西藏最为密切，影响亦最大，因此中央应该彻底整理西康，对西藏方面才能有所作为。(24)因此，当时考虑通过在西康地区设立新省这一行政区划平台，有可能加强内地与藏区的经济联系，使西藏同胞特别是西藏上层对祖国内地有更多的联系和了解，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西藏与祖国内地的政治联系，加深藏汉民族感情。从后来康定商业的发展和繁荣、西康在联结内地与西藏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方面，从西康时期的农牧业、工商业、教育文化的发展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率先进行了摸索，较为稳定、正常的民族关系为新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建立产生的积极影响，为日后这一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等方面来看，这一设想可以说部分实现。
在民国时期，随着英国企图实现“西藏独立”阴谋的日益显露，以及藏区狭獈的民族主义活动频繁，西藏分离的危机增强。有鉴于此，从1912年以来，以“边政研究”、“边事研究”、“边疆问题研究”（如“西藏问题”与“西康问题”）等面目出现的关于西康研究的各类著述，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如1925年成书的陈观得《西藏志》、同年出版的胡吉庐《西康疆域溯古录》等，就是代表性著述。
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中国学术界的西康研究进入了高潮期，40年代的四川相继成立了以李安宅为首的“华西边疆研究所”、任乃强为首的“康藏研究社”和以太虚法师为首的“汉藏教理院”等西康研究机构，李安宅、任乃强等学者运用现代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的方法对西康社会历史文化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发表了《康藏》、《西康图经》、《西康纪要》、《康藏史地大纲》、《藏族宗教之实地研究》、《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等著作及论文。(25)有学者总结道：“在此之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如此之多的人对边疆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也从未有如此之多的反映边疆少数民族的著作传世。仅1929年到1941年间，关于西康问题的研究论著、调查报告和建议书之类便达1500余部（篇）。关于内外蒙古、西北和新疆、西藏、云南等边疆地区的著述，则更为浩繁。”(26)
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的学者对西康地区均有所研究。国家组织对康区的社会历史进行重点调查，出版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西康省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四川省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等调查报告。民主改革前后，有关部门又组织力量对康区寺庙、土司历史沿革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出版了相关调研报告。80年代，“川边（西康）历史资料整理”工程启动，编撰了共300万字《康藏近代重大事件史料选编》。同时整理出版了《康藏大事纪年》、《康藏风土记》、《西康纪事诗》、《雅砻江上下游考察报告》、《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赵尔丰川边奏牍》等基本史料，发表了《川康实力派与蒋介石》、《德格土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德格土司辖区的政教关系及其特点》等论著。台湾地区的政治大学边政系、民族所和边政研究会，以及中研院、台大、故宫博物院及多所大学，也有多篇关于西康历史、民族、政治、宗教的研究文章发表。(27)
进入21世纪以来，李绍明、任新建（泽旺夺吉）、石硕、杜永彬等先生在大力弘扬民国时期康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康巴学”的概念并大力呼吁，(28)西南民族大学召开了首届“康藏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出版了《西藏昌都》，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与秦和平先生主编了多卷本西康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巴蜀书社出版了《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了“康巴文化丛书”等论著，推动西康历史文化的调查以及西康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可以说在康区研究上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总体上看，近期学界对于近代西康史的研究，多集中在土司及改土归流史、乌拉制度、军阀史、经济建设等政治史与经济史领域，而对西康基层组织、宗教与文化等社会领域的研究相对薄弱。尽管国内外对西康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具备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条件，并且研究正在日益加强，但由于50年代以来外国人难以进入康区、国内多次政治运动等因素的影响，半个多世纪来，国外对西康的研究远比对西藏的研究薄弱。而这一情况，在我国学术研究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可以说，对于西康的研究时张时驰、发展迟滞、力量分散，对于西康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更显薄弱，正如有识者论道：
从我国藏学界所研究的藏区地域看，迄今为止，重西藏而轻青、康的现象极为突出，选题取向、力量配备、资金投入都是向西部（西藏）藏区倾斜，使东部藏区——尤其是在文化上很有特点的康区的研究相对滞后。国内如此，国际上似乎也不例外。若长此以往，将把我们的藏学研究工作引入误区。以点概面，既不能正确解释历史上青康藏区的种种社会、文化现象，又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脱离东部藏区的实际，则不能指导当今青康藏区的现实生活，不利于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和整个藏区社会的协调发展，也不利于作为系统工程的我国藏学学科体系完整性的保持和健康发展。(29)
因而学界公认，与西藏研究比较而言西康研究更是明显薄弱，“康区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里一直进展缓慢”，“总的来讲，还处在起步阶段”。(30)上述学界重西藏而轻西康的担忧，不仅在藏学研究领域存在，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区域研究中同样存在，在某些方面的研究更显薄弱。正因如此，近年来西康研究受到了较大的关注，开始成为国内外研究的新热点。
随着西康研究的深入，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收获，学界愈来愈认识到西康近代史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愈来愈感到西康近代史研究其实刚敲开了大门，尚未登堂奥，需要更深入地调查与进行深入的研究。(31)
基于西康地区近代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本研究从中国近代社会史、区域研究的宏观视角出发，在笔者近年来对中国藏族地区多次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以历史学、民族学（含藏学）、社会学、宗教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运用档案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文字材料与口述史料互证、中外文献史料互证，以晚清德格土司兄弟之争、近代西康建省、西康省较为成功的宗教政策等近代西康地区发生重大历史事例为纲，从政治、文化、经济等层面，探讨近代西藏社会关系的演变。
笔者希望通过剖析影响近代西康社会关系的各种因素，揭示西康以及整个藏区与祖国不可分离的关系，论证西藏地区、西康地区与祖国在民族、文化等多个层面的紧密联系，证实西康地区与内地尽管社会发展的脉络各有不同、信仰不尽一致，但是西康地区与内地的人民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却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基础。这一共同的文化基础就是二者之间文化上的凝聚力，如30年代末期西康军人所言：西康是佛教重心地，“汉、康人民无不崇信佛法，宜为佛力广庇，人多寿考”，这一“汉、康人民”文化上的凝聚力，从另一角度说也就是民族的凝聚力。(32)
综上所述，对西康近代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文化价值、社会经济意义和现实政治意义，进一步深入研究西康近代社会史应是大有可为的。
(1) （元）大司徒·绛求坚赞：《朗氏家族史》，赞拉·阿旺，佘万治译：《西藏历史文库丛书》，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
(2) 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18页。
(3) 李绍明：《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成都：成都出版社，1995年，第580页。
(4) 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页。
(5) 任乃强，任新建：《“朵甘思”考略》，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第136-142页。
(6) 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19、221页。
(7) 在晚清史料中，“丹达山”是西康与卫藏的分界线。如徐柯《清稗类钞》：“康、藏、卫分三区，盖打箭炉以西、丹达山以东为康”（中华书局，1984年，第一册，第106页）；西康“与西藏交界者曰丹达山”（第一册，第111页，又可参第110页）。
(8) 土观·罗桑却季尼玛：《土观宗派源流》，刘立千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74、289页。
(9) 吴丰培：《赵尔丰川边奏牍》，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504页。
(10) （清）傅嵩炑：《西康建省记（上卷）》，廖祖桂点校，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年，第5页。
(11) 胡吉庐：《西康疆域溯古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100页。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藏文史料译文集》，陆莲蒂中译，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1985年，第198页。
(13) 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19页。
(14) 关于近代的起止时间，有很多说法。如美国学者徐中约（Immanuel C．Y．Hsu）眼中的“中国近代史”从公元1600—2000年，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故本书以“近代”涵盖所研究的从清朝中期到西康省撤销这一历史时期。
(15) 李细：《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100-123页。
(16) 国民政府内政部主编：《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第11版），1947年，转引自周开庆：《民初四十年之西康》，载《民国四川史事三集》，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9年，第151页。
(17) 任新建：《论川藏茶马古道的形成与历史作用》，“茶马古道”研讨会论文集，西藏昌都，2002年。
(18) 哈·麦金德（H．J．Mackinder），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4-63页。
(19) 陈重为在《西康问题》（上海中华书局，“史地小丛书”，1930年）一书中，专辟“第一部”《西康在全国之位置及其特质》，进行了论述（第1-42页）。
(20) 黄沛翘：《西藏源流考》，西藏图考（卷2），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21) 泽旺夺吉（任新建）：《藏族茶文化论析》，罗润苍，任新建，四川藏学论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176-194页。
(22) 佚名：《论卫藏与蜀边不可混》，载《广益丛报》，1909年第197期。
(23) 康导月刊，1940年，第1卷，第5期，第49页。
(24) 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西藏自治区的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第108-140页。
(25) 王尧，王启龙，邓小咏：《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北京：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26)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860页。
(27) 林冠群：《近五十年来台湾藏族史研究》，徐正光，黄应贵：《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年，第405-451页。
(28) 参见李绍明、任新建（泽旺夺吉）：《康巴学简论》，载《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第1-6页；石硕：《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问题——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载《西藏研究》，2006年第3期，第91-96页；杜永彬：《“康巴学”的提出与学界的回响——兼论构建“康巴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24-31页。
(29) 罗润苍：《关于藏学的回顾与思考》，载《中华文化研究通讯》，2004年，第24页。
(30) 吴建国：再现一个“逐渐消失的世界”——评《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中国民族报，2005年4月1日。
(31) 参见李绍明、任新建（泽旺夺吉）、石硕、杜永彬等先生的前揭文。
(32) 《戍声周报》，西康省理化（理塘）县，1939年12月11日，第162期，第1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