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力和思辩的一次结合[1]
查尔斯·亨德尔
这是恩斯特·卡西尔教授的最后一部著作。本书刚脱稿没有几天，他就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过早地溘然辞世了。
没有必要介绍作者和他的哲学，因为卡西尔教授的名字和著作已为世人所知。在这个国家生活的四年中，他为自己在美国哲学中所赢得的地位，已为对翻译他著作的广泛要求所证明，这些译著很幸运地正陆续涌现出来。并且还将有一部纪念专集，许多学者已为它撰写了文章。这些文章将发表于《在世哲学家文库》（保罗·A·希尔普编辑，西北大学）。一部已审定的传记也将在同类著作中刊出。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去熟悉作者本人和他在学术界的辉煌成就及其重要意义。
尽管如此，撰写一篇前言，对于卡西尔教授这最后一部著作还是必要和适当的。所有知道洛克的《人类理解论》的人，只要读过那一章——作者在这儿告诉我们，他的书是如何写成的，特别是他与朋友们（他们曾恳求他把那些他们在交谈中涉及到的思想公诸于世）的那些讨论——他们都会回想起自己所感受到的极为生动的个人情趣。对于眼前的这部著作，我们也将同样叙述一些可以披露的详情。
一九四一年春天，卡西尔教授从瑞典的哥德堡来到这个国家，这位卓越的学者和哲学家正处于他的学术生涯的峰巅。他已经出版了他对知识问题的著名的专论，这一研究几乎涉及到整个西方思想。加上“几乎”这个限定词，是由于这部书的第四卷——“从黑格尔之死到当前”（“当前”系指一九三二年）——尚在手稿中，在他逝世后，这段重要的论述被遗留在美国。[2]当我们第一次欢迎他作为耶鲁大学的访问教授时，我们的确一点也不知道那部尚未出版的著作，也不知道他为我们准备的许多其他的好东西。已经出版的著作似乎足以成为名垂千古的佳作了。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康德哲学的伟大的解说者。他对于文艺复兴[3]和十八世纪[4]的研究无可置疑地显露出他的历史天才。并且，由于我们对他所涉及的以往时代的哲学、科学，和文化的著作了解得如此之多，以至我们倾向于首先把他尊崇为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还有另一理由可证明这一点：我们总是留意于当今哲学研究中极为需要的学识，而忽略了那些具有更高价值的思想和学识。当卡西尔教授真与我们共事时，这些思想和学识不久就在他的教学与谈话中清楚地展现出来。
无论何时，卡西尔教授研究任何课题，他都不仅以一种良好的洞察力依次回顾以往哲学家所思考过的问题，而且他还把这些问题系统化为一种原始的观点概要——它们从人类经验的每一方面（艺术，文学，宗教，科学，历史）涉及这个主题。在卡西尔所从事的所有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关于人类知识和文化的不同形式之关系的恒常证明。因此，他不仅具有历史想象力和丰富的知识，也具有哲学综合的天赋。他曾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成功地开设过那些难得的课程和研讨会，他在学术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上述特点，为他的同事和许多有眼力的学生极为推崇和珍视。
当然，他也曾经出版过一些具有独创性和体系化的思想著述——我们认为这些思想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所具有的。有两位学者在若干年以前，就已经着手把卡西尔教授的《实体、功能及爱因斯坦的相对性》译成英文。[5]同年，德国出版了三卷本的关于“符号形式”这一课题的著作的第一卷。[6]这些都是他本人思想的探险。从某一方面讲，符号形式哲学完成了卡西尔教授作为一个建设性思想家的雄心。这是一种煞费苦心的研究方式，在这种研究方式中，人类的经验世界通过符号活动的不同形态——这种活动是人的本质特性——被系统地整理出来。这种观点进一步深化了康德关于感性直观形式和逻辑范畴构成我们自然世界的作用的思想。现在已经得到证明：其他的形式在构成人所实际经验和认识的世界中也具有一种相似的功能。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历史、科学——所有这些文化的表现形式，都涉及人所具有的关于他自身的或他的整个环境的知识。这就是卡西尔教授自己的关于人和存在的哲学。
但是，当卡西尔教授在美国几所大学进行访问讲学时，符号形式哲学还鲜为人知，对于这个国家的哲学系学生来讲，德国出版的三卷本著作是很难懂的。此外，在他的理论的推演与证明中，详尽地考察了许许多多的论据，这些论据涉及文化的不同形式，大多数学者都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他们被如此广泛地告知这些论据，以至他们竟不能欣赏这种推演与证明。“哲学人类学”（正如他所称呼的）非常需要一部简洁而通俗的译本，以便满足那些渴望了解他的哲学的众多的朋友与学生的兴趣。他非常喜爱他的学生和他的许多新同事，就他来说，他也很希望他们能更好地了解他。他十分谦虚（对此他几乎一字未提）地用英文着手写作了一部较短的论文，这篇论文就成了他的《人论》（Essay on Man，耶鲁大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
但是，在写作《人论》时，这位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超越了他的朋友和学生们所涉及的范围，他洞悉到时代的普遍需要。在战争年代中，“人是什么？”的问题具有一种痛切而强烈的力量，这个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洛克、康德以及许多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都曾研究过这个问题。卡西尔教授对他们的研究也很感兴趣，但是，要更清晰地理解这个问题，还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除了人类的知性或理性现象之外，其他方面也必须涉及。在那部新的《人论》中，卡西尔教授回顾了由苏格拉底提出的迄今仍未穷尽的智慧的律令：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这部著作的论证展示了运用他的理论探寻认识自我的历程，并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今天的境况。这样，《人论》既有益于迎合他的朋友们的需要，更有益于满足一种广泛而一致的目的。当《人论》向他们表述他的符号形式哲学的基本内容的同时，也促成了这个时代关于人自身的智慧的发展。
卡西尔教授的这部著作并不仅仅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黑暗与烦恼的时代相关。大多数人很容易谈到这一事实，即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世界历史的危机。希望在公众的心灵中有一种关于历史哲学或关于我们自己文明本质的观念的骚动和纷扰，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假哲学”可能在那些宣布这些哲学诞生的人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利益的激励下涌现出来。此时，卡西尔教授的朋友们便希望他作为一个具有最智慧的判断力的人来说话，因为他能够从历史和哲学这两个伟大的视角来解释我们时代的境况。某些与他保持密切接触的朋友冒昧地问他：“为什么你不能说明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涵义而是去著述过去的历史、科学及文化？你具有如此丰富的知识和智慧——我们与你共事，对此很了解——但是，你也应该把它们给予其他人，以发挥你的理论的作用”。于是，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冬天，他着手构思一部题为“国家的神话”的著作大纲。《命运》（Fortune）杂志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发表了这部著作的缩写本。现在的这部著作于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间创作，最彻底地实现了本书的宗旨，最初，它不过是为了答应他最亲近的朋友们的请求而已。
卡西尔教授曾要求我作为《人论》和现在这部著作的批评者和编辑者，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因为这部著作是一部遗著。在这里，为了我真诚的善意，我希望澄清的是：实际上已出版的这部著作，仅仅是他个人完成的。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是他的许多显著才能之一，即他能够独立地、清晰而流畅地用英文写作，他对这门语言的意义具有一种精细的辨识力。
先前的那部著作（即《人论》），曾是作者的一种练习，是为了征求对这部著作的批评而提出的这部著作的第一部草稿。正如期望对他的语言运用进行批评一样，他也期望对他的哲学论证进行批评。他非常诚挚地欢迎任何建议性的修改和完善意见。他总是彬彬有礼且恰到好处地评价和欣赏任何对他著作的考察和探究。如果一个善意的批评者不能清晰而有逻辑地理解他所要表达的问题，那么他就认为错误一定在于他本人。他把这样一种假定当作一个公理，这种假定使他与大卫·休谟联结起来，休谟也是这样地尊重他的读者的思想。的确，人们迄今所提出的必须要做的多数建议，仅仅是需要对原书进行压缩使之更加简洁。例如，限制他大量地摘引语录。因为他总是想让被摘引的作者本人更充分地说话，这就不仅过分地增加了书的卷数，而且相应地减少了他自己应表述的思想。除了这样一种考虑外，他也总是很礼貌地接受其他一些较次要的批评并作些改动。
眼前的这部著作已准备用与《人论》相同的方式出版。仅有一点不同，即作者本人不能原原本本地看到眼前这部书的第三编，而第一编和第二编的更动（那似乎是必要的），实际上他仔细地审查过。其中大多数更动我们都曾有机会私下讨论过，可惜的是，在编辑第三编和最后一编时，无从得到他本人最后的认可，我希望没有损伤他任何重要的思想。我始终不渝地信赖在共事的短短几年中我们之间所建立起的充分理解。
在结束这部著作的准备工作之前，我于一九四五年七月被委派到驻英国的美国军队中服役，在一所军校中讲授哲学。对于第十七章（即论黑格尔）的编辑工作，在我离开时并不十分满意。我希望对我的耶鲁大学的同事布兰德·布兰沙德教授的真诚帮助表示感谢，他校阅了全部原稿，并在它交付印刷之前做了最后的修正。此外，德里弗里希·W·伦兹博士曾于纽黑文核对了所有的引文和参考资料，提出了许多有关习惯用法的问题，以使编辑留意和裁定，从而为这部著作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做了不少工作。对此，我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这些帮助，我们才能确信，这部著作具有学术价值，在各方面都无愧于以恩斯特·卡西尔教授的名义发表的一部著作。
对于我来说，倘若不能利用这个机会，代表卡西尔教授的朋友和家庭来昭示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尤金·A·戴维森先生的友善的私人关怀的话，这将是极为错误的，他对这部著作的关怀不仅是出于一种职业关系，更是一种真诚的赞赏。作者本人也将会这样说的，因为这种关怀是他在美国的经历中时时为之感动的事情之一。
[1] 此题为中译本编者代拟。
[2] 《知识问题》第四卷正在被译为英文，将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3] 例如：《文艺复兴哲学中的个人与宇宙》（Individuum und Kosmos in der Philosophie der Renaissance），托伊伯纳，莱比锡，柏林，一九二七年。
[4] 例如：《启蒙运动的哲学》（Die Philosophie der Aufklarung），图平根，J.C.B.莫尔，一九三二年；《歌德与历史世界》（Gother und die Geschichtliche Welt），柏林，B.卡西尔，一九三二年。
[5] 威廉·柯蒂斯·斯韦比和玛丽·柯林斯·斯韦比（芝加哥，奥本·考特出版公司，一九二三年）。
[6] 《符号形式哲学》（Die Philosophie der Symbolishen Fortmen），柏林，B·卡西尔，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九年。另见《文化哲学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根据》（Naturalistische und Humanistische Begründung der Kulturphilosophie），耶特堡，一九三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