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库兹马一辈子梦想读书写作。
诗算得了什么！诗他不过是“写来玩玩”。他想述说他怎样沉沦，用最无情的笔描绘他的贫困，以及使他变成一个畸形人、一株“不结果的无花果树”的平庸得可怕的生活。
每想到自己的一生，他既自责，又为自己辩解。
本来嘛，他的经历是俄国一切无师自通者共同的经历。他出生在一个有一亿多文盲的国家，成长在至今盛行斗殴、把人往死里打的黑镇上，环境极端野蛮愚昧。邻居别尔金，一个胶皮套鞋注型工，教他和吉洪认字识数，那也只是因为别尔金根本无事可做——黑镇上哪有人穿胶皮套鞋！再说，有人让他揪着头发揍一顿也是快事，他不能总闲坐在墙脚，垂着乱蓬蓬的头晒太阳，往两只赤脚之间的尘土里吐唾沫。克拉索夫弟兄俩在市场上马托林的小店里当伙计的时候，学会了读书写字。库兹马渐渐迷上了一个会拉手风琴的老头儿巴拉什金给他的书，这老头儿是市场上的自由派，脾气古怪。不过在小店里哪有工夫念书啊！马托林经常对他呵斥：“该死的小鬼！你再念那些书我就揪你的耳朵！”
库兹马就是在那里开始写作的，第一篇是短篇小说，讲某商人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可怖的夜晚经过穆罗姆森林，投宿到强盗窝里，被强盗宰了。库兹马满怀激情地描述了这个商人临死的默祷和心事，他如何哀叹自己那“过早断送了的”作孽的一生……市场上的人却毫不留情地给他浇了一瓢冷水，说：
“你这蠢货，上帝宽恕！什么‘过早’！这个大肚皮早该死啦！再说，你怎么知道他想些什么？他不是给宰了吗？”
于是库兹马模仿柯利佐夫的诗，写了一首歌颂古代勇士的诗，那勇士把自己的宝马传给儿子的时候感慨地说：“我年富力强的时候，它就是我的坐骑！”
“好啊！”市场上的人说，“这匹马该有多大岁口啦？唉，库兹马，库兹马！你倒是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来也罢了，比如写写战争……”
于是库兹马去迎合市场上那些人的口味，写了那个时候他们经常议论的俄土战争：
在那个七七年，
土耳其要开战，
派来一支大军
想把俄国侵占；
而那支大军——
头戴尖顶丑帽，
摸到炮王跟前……
后来他痛感这些歪诗写得笨拙无知，语言粗俗，还表现出俄国人对异族尖顶小帽的蔑视，毫无价值！
母亲死后，弟兄俩变卖了她的遗物，离开马托林的小店，开始经商。他们多半在家乡黑镇上转，库兹马和巴拉什金友善如初，如饥似渴地读着巴拉什金送给他或者向他推荐的书籍。不过在和巴拉什金谈论席勒的时候，他也极想借老头儿的里文式手风琴来玩玩。他一面热烈称赞《烟》，一面又说：“聪明人不识字也心明眼亮。”他瞻仰过柯利佐夫墓，狂喜地抄下有许多拼写错误、该大写处不大写的碑文：“沃罗涅日市民，诗人阿列克谢·瓦西利耶维奇·柯利佐夫之身葬于此墓碑下。他沐浴皇恩，不学而天生成为饱学之士……”
身材高大的巴拉什金年迈而瘦弱，无论冬夏都穿一件变成绿色的厚呢袍，戴一顶暖和的有檐儿便帽，大脸盘刮得光光的，嘴歪向一边，说话尖酸刻薄，嗓音苍老深沉，灰白的两腮上布满扎人的银白色硬胡子，绿色的左眼暴突出来，闪闪发光，正好朝着嘴歪的方向斜视着，这种模样看上去使人毛骨悚然。有一天，他听了库兹马说的“不学而成为饱学之士”那番话以后，这只眼睛是怎样地冒火啊！他正用一个鲱鱼罐头盒接着卷烟，突然把烟卷儿一摔，厉声呵斥道：
“蠢货！胡说些什么？我们‘不学而成为饱学之士’说明了什么，你想过没有？”
接着他又拾起烟卷儿，愤愤地说：
“慈悲的上帝啊！普希金给打死了，莱蒙托夫给打死了，皮萨列夫给淹死了，雷列耶夫给绞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刑场陪绑，果戈理给逼疯了……还有谢甫琴科呢？波列扎耶夫呢？说是责任在政府？俗话说，按头做帽，有什么样的奴才主子就得用什么样的办法对付他。世上哪里还找得出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民？真是十恶不赦！”
库兹马激动地揪着常礼服的纽扣，一会儿扣上，一会儿又解开。他皱起眉头苦笑着难为情地说：
“这样的人民！请您注意，是最伟大的人民，而不是‘这样的’人民。”
“别戴高帽啦！”巴拉什金又吼起来。
“不行！那些作家就是这人民的儿子啊。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已经被公认为这人民的典型！”
“为什么不是叶罗什卡？为什么不是卢卡什卡？老弟，我要是想在文学方面露一手，肯定错不了。为什么是卡拉塔耶夫，而不是拉祖瓦耶夫和科卢帕耶夫，或者敲骨吸髓的恶霸，或者放高利贷的神父，或者出卖灵魂的教堂职员，或者萨尔特奇哈一类的女地主，或者卡拉马佐夫加奥勃洛莫夫，或者赫列斯塔科夫加诺兹德廖夫？好了，别扯远了，为什么不是你的浑蛋哥哥？”[33]
“普拉东·卡拉塔耶夫……”
“去你的卡拉塔耶夫！那也能算个典范！”
“那么俄国的殉道者、苦行僧、圣徒、假托基督之名的先知、分裂派教徒呢？”
“啊？那么大斗兽场[34]、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数不清的教派呢？还有路德[35]呢？你想将我的军！办不到！”
对，就是需要学习。可是什么时候学，又上哪儿去学呢？
他做了整整五年的买卖，这五年正是一生的黄金时期！能进一趟城就是最大的幸事，可以休息，访友，闻见面包房和铁屋顶的气味，在商业大街的马路上走走，喝茶，吃小白面包，听“卡尔斯”旅店里的波斯进行曲……小铺子的地板用茶壶里倒出来的水洒过，鲁达科夫门口在斗那只出了名的鹌鹑，卖鱼、茴香、马合烟的小摊子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巴拉什金一看见库兹马来了就露出慈祥而又可畏的微笑……接着是大声诅咒斯拉夫主义者，别林斯基的名字和恶毒的谩骂连在一起，天南海北慷慨激昂地引出许多人名和言论来互相攻击……最后的结论总是极为悲观。“现在算是彻底完了，我们一个劲儿倒退，要蜕化成蛮子啦！”老头儿吼道。忽然，他谨慎地环顾一下四周，压低嗓门儿说：“你听说了吗？萨尔蒂科夫[36]要死了。这是最后一个！据说有人给他下了毒药……”第二天早晨又是大车，草原，毒日头或者泥泞，在摇来晃去的大车上紧张而艰难地读书……库兹马久久地注视草原的远方，心里酝酿着甜蜜而悲哀的诗歌，但是如何摆脱这种困境的思虑和与哥哥争吵常常打断他的思路……路上的尘土和柏油气味使人心神不安……大车上薄荷饼的甜香和让人窒息的猫皮恶臭混合在一起……这些年真把人折磨得精疲力尽，经常一连两个星期不能换洗衣服，随便吃点干粮充饥，皮靴穿变了形，脚后跟磨出血来，走路一瘸一拐，晚上在别人的屋里或者穿堂中过夜！
当库兹马终于从这苦役中挣脱出来的时候，他在胸前大大地画了一个十字，但是仍然必需想法糊口。他在叶列茨附近跟着一个牲口贩子干了几天之后，就到沃罗涅日去了。他早就在沃罗涅日爱上一个有夫之妇，心里总惦着那边。他在沃罗涅日混了将近十年，住在一个粮站附近，当过经纪人，给报纸写过一些有关粮食的文章，读托尔斯泰的文章和谢德林的讽刺小品来解闷，实则更增添了烦恼。他虚度了光阴，而且还在虚度，这个念头始终折磨着他。
九十年代初巴拉什金患疝气病去世，死前不久与库兹马见了最后一面。这是一次怎样的会见啊！
一个皱起眉头发狠说：“应该写，不然会像地里的野草那样枯死……”
另一个呆呆地乜斜着一只已经毫无生气的眼睛，艰难地翕动着颚骨说：“嗯，嗯，不是说了嘛，要勤学勤想……观察周围的生活，观察我们的一切贫穷落后现象……”他手里的烟丝怎么也装不进纸筒里去。
后来巴拉什金难为情地笑了笑，放下手中的烟卷儿，打开小桌子的抽屉。他翻着一叠揉皱了的纸和剪报喃喃地说：
“瞧，朋友，这堆宝贝……我总在这儿看啊，剪啊，抄啊……我死了以后你用得着，都是有关俄国生活的好材料。等等，我马上给你找一篇故事……”
巴拉什金翻了半天，没有找到，又去找眼镜，心急地摸摸这个口袋，摸摸那个口袋，最后摆摆手，把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摇摇头说：
“算了算了，你现在还不到这个程度。你的文化还低。量力而行吧。我给你的题材，关于苏霍诺瑟的，你写了吗？还没写？真是一头蠢驴。多好的题材！”
“应该写乡村，写人民，”库兹马说，“您不是总念叨俄罗斯，俄罗斯……”
“苏霍诺瑟就不是人民？不是俄罗斯？整个俄罗斯都是乡村，你好好记着这一点！你四处看看，你说城市像个城市吗？太阳一落畜群就上街，烟尘滚滚，连隔壁邻居都看不见了……你还叫它‘城市’！”
苏霍诺瑟是黑镇上的一个老头子，多年以来一直在库兹马的脑海里。这个卑贱之徒的全部财产不过是一床沾满臭虫屎的褥子，加上他老婆死后留下的一件给蛀虫咬了许多洞的女式大衣。他靠乞讨度日，病馁交加，以一月半卢布的代价在市场上一个卖熟食的女摊贩家里栖身。这个女摊贩认为，他只要卖掉老婆的遗产，情况就会大大好转。然而他十分珍爱这份遗产，自然不是出于对死者的眷恋，只不过心理上觉得自己总算有一点财产，即使跟别人的不能相比。他以为这件衣服值大价钱，说：“如今这样的大衣上哪儿找去！”他并不反对把这件大衣卖掉，可是要价高得吓人，叫买主听了目瞪口呆……库兹马对镇上这段凄惨的故事有深切的体会。然而，每当他开始考虑怎样将它写出来的时候，他仿佛又过上了小镇那繁杂的生活，孩童和青年时代的回忆涌上心头，于是他的思路乱了，苏霍诺瑟湮没在五光十色的场景之中。库兹马极想披露自己的心灵，把摧残了他的生命的一切写出来，但是无从下手。这种生活之可怕，首先在于单调平庸，它以使人困惑的速度化为区区琐事……
自那以后又过了许多年，他仍旧一事无成。起先他在沃罗涅日当掮客，等到跟他姘居的女人患产褥热死去以后，他就到叶列茨去当掮客，以后又在利佩茨克一家卖蜡烛的小店里站柜台，还在卡萨特金的农场上当过账房。他一度成为托尔斯泰的狂热信徒，差不多一年不吸烟，不喝酒，不吃肉，身边总带着一本《忏悔录》[37]，想迁往高加索，到反正教仪式教派那里去……不料有人托他到基辅去办事。那是九月底，天气晴朗，大自然是那么欢欣和美丽，空气清新，阳光温和，列车在奔驰，车窗敞开着，窗外闪过五色缤纷的树林……在涅任站，库兹马忽然看见车站大厅门口聚集了许多人，他们围着什么人喊叫争吵，群情激昂。库兹马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他跑过去，迅速挤进人群中，看见了站长的红色制帽和一名大个子宪兵的灰色军大衣，那宪兵正在申斥顺从而又执拗地站在他面前的三个霍霍尔[38]，那三个人身上都穿着既短又肥的袍子，脚下是极其结实的长筒靴，头上戴着褐色羊皮帽。帽子勉强盖在三个吓人的圆脑袋上——都扎着浸透浓血并且已经发硬的绷带，眼睛肿了，肿胀而呆滞的脸上尽是紫血斑和糊着黑色凝血的伤口。这几个霍霍尔给一只疯狼咬伤了，要到基辅去治疗。他们身无分文，几乎每到一个大站都饿着肚子等一昼夜。库兹马听说，现在不让他们上车只是因为这趟车叫快车，便勃然大怒，在一些犹太人的助威声中对那个宪兵吼叫，跺脚。他因此被拘留，他的言行给作了记录。在等下一班车的时候，他喝得烂醉如泥。
三个霍霍尔来自切尔尼戈夫省。那地方在库兹马的想象中十分荒凉，森林上空是一片阴沉的青色雾霭。三个霍霍尔与一只疯了的野兽进行过一场肉搏战，这使他想到弗拉基米尔时代，想到古代的丛林生活，想到古代农夫的生活。库兹马闹了一场之后，斟起酒来两只手都发抖。他一面喝一面兴奋地说：“嘿，想当年！”宪兵和那三个俯首听命的穿袍子的畜生叫他憋了一肚子气。愚钝，野蛮，一帮该死的东西……可是罗斯，古罗斯啊！于是酒醉的兴奋和把一切形象夸大到不自然程度的想象力，使得库兹马热泪盈眶。“那么勿抗呢？”有时他想起这一点就摇头苦笑。一个衣着整洁的年轻军官与库兹马同桌吃饭，背对着他。库兹马既亲切又无礼地盯着这位军官身上的白色制服看，因为那制服短而腰身又太高，叫人看着直想走过去帮他往下拉一拉。库兹马想，“我这就走过去！要是他跳起来大喊大叫，我就给他一耳光！这就是勿抗……”后来他到了基辅，把正事搁在一边，一连三天喝得醉醺醺的，兴奋地在城里和第聂伯河陡峭的岸上闲逛。他在索菲亚大教堂做午前祈祷的时候，许多人都吃惊地回过头来看这个站在雅罗斯拉夫[39]石棺前的瘦瘦的俄罗斯人。他很古怪——祈祷结束了，人们往外走，看守来熄灭蜡烛，他还站在那里倾听响彻教堂上空的低沉而悦耳的钟声，牙关咬得紧紧的，稀疏的灰白胡子垂到胸前，两只深陷的眼睛闭着，神情既痛苦又幸福……傍晚，当地人看见他在洞穴修道院附近，坐在一个残废男孩身边，正望着修道院的白墙和一个个在秋天的晴空里闪金光的小圆顶，脸上露出一丝忧伤的微笑。那男孩头上没戴帽子，肩头挎着一个粗布袋，骨瘦如柴的身子披着肮脏的破布片，一只手端着一个木碗，碗底有一枚一戈比的硬币，另一只手不停地摆弄他那条裸到膝盖的变形的右腿，仿佛在摆弄别人的腿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似的。那腿萎缩了，细得不正常，晒得漆黑，还长了一层金黄色的汗毛。四外没有别人，这个残废男孩昏昏欲睡，恹恹地仰起他那蓄着因风吹日晒变得刚硬的短发的头，露出细细的孩子的锁骨，也不去管盯在他鼻涕上的苍蝇，只不停地拖腔拖调地唱：
瞧瞧我们，妈妈们呀，
这些受苦受难的孩子！
愿上帝保佑，妈妈们呀，
不再有这样受苦的孩子！
库兹马附和说：“唉，唉，对呀！”
在基辅，库兹马清醒地意识到，他在卡萨特金处待不长，前景是贫困，不像人样的生活。后来确实如此。他继续熬了一段时间，境况十分不堪。他总是喝得迷迷糊糊，衣冠不整，声音嘶哑，浑身马合烟气味，又竭力掩饰自己的低能…… 他的境况日渐下降，于是他又回到故乡，靠剩下的一点钱勉强度日，整个冬季都在霍多夫的客栈通铺间宿夜，白天则在市场上阿夫杰伊奇开的小饭馆里鬼混。剩下的一点钱多半花在印诗集这件蠢事上面，后来还不得不拿着这些小册子在阿夫杰伊奇的顾客中间转来转去，半价推销给他们……不仅如此，他竟至成了供人取乐的丑角！有一次，他站在市场上的面粉店旁边看一个乞丐，那乞丐向着从店里走出来的商人莫兹茹欣作态。莫兹茹欣的面孔好像茶炊上映照出来的脸相，带着瞌睡和嘲弄的神情，他对那只舔他的亮皮靴的猫更感兴趣些。但是乞丐的兴致丝毫不减，他用拳头捶自己的胸膛，耸起肩膀用沙哑的声音吟诵：
酒醒再醉，
才叫明智……
库兹马的两只浮肿的眼睛发光了，他突然接下去说：
纵乐万岁！
美酒万岁！
一个面孔像交际花似的市民老太婆从这里经过，她停下来，皱起眉头看了库兹马一眼，举起手杖，一字一板地恶狠狠地说：
“祈祷文你大概念得不这么熟！”
库兹马已经沉沦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正是这一点挽救了他。他犯了几次严重的心脏病之后，断然停止了酗酒，下定决心要过一种最平凡的劳动生活，比如说，租种果园、菜地……
这个念头使他高兴。他想：“对啦，对啦，早该如此！”的确，他需要休息，过清贫而纯洁的生活。他已经开始衰老。胡子完全白了，而且稀疏，中分的鬈发呈铁青色，宽阔的脸膛更加瘦削，皮色发黑……
春天，在与吉洪哥哥和好前几个月，库兹马听说他家乡那个县的卡扎科沃村有一片园子要出租，就连忙赶去看。
那是五月初，乍暖还寒，天下着雨，乌云在城镇上空浮动，如秋天般阴沉。库兹马戴一顶旧的有檐儿便帽，穿一件旧呢袍、一双歪歪倒倒的长筒靴，向普什卡尔镇郊的火车站走去。他把手反背在呢袍里面，嘴里叼着一支烟，使得脸上耸起许多皱纹，一面摇头一面讥讽地微笑着，因为刚才迎面跑过一个赤脚男孩，抱着一大叠报纸，边跑边活泼地喊着他喊惯了的话：
“大罢工！”
“晚了，小鬼！”库兹马对他说，“就没有点新消息吗？”
那男孩目光炯炯的站住了，回答说：
“新消息在火车站给警察扣下了。”
“宪法真不错！”库兹马挖苦说。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浆继续朝前走，经过一些被雨水淋得发黑的烂篱笆，钻过从湿漉漉的园子里伸出来的树枝，走过一排延伸到坡下，也是这条街的尽头的破茅屋的窗下，心里想：“奇哉怪哉！”以前碰上这样的天气，店铺、酒馆里的人都闲得打哈欠，连话也懒得说。如今全市的人都在议论杜马[40]、造反、火灾这一类的事，还说什么穆罗姆采夫[41]刮了总理大臣的胡子[42]……兔子尾巴长不了啦！在市公园奏乐的是乡警乐队……最近这里来了整整一百名哥萨克兵……两天前，商业大街上有个喝醉酒的哥萨克兵，走到公共图书馆敞开的窗口，对着管理员小姐一面解开裤子一面拿出他的《算学》要她买。有个在场的老车夫羞辱了他，他就拔出军刀劈开了老车夫的肩膀，骂骂咧咧地跟在那些吓得魂不附体、四散而逃的路人后面追去……
库兹马身后有几个小姑娘，她们在一条小河沟里一面跃过一块块石头一面用尖细的嗓子唱：“扒猫皮，猫皮扒，篱笆脚下趴！想把猫皮找，找着一小爪！”
“可恶的东西！谁跟你们一般见识！”走在库兹马前面的一个列车员对小姑娘们呵斥说。他身上的外套就是看上去也重得不得了。
从他的话音里可以听出他强忍着笑。他穿一双很旧的深筒套鞋，上面沾满了干泥，外套后腰的扣带吊在一颗纽子上。他走过一道小木桥，桥面已经倾斜。前面，在春水冲出的沟边，长出细弱的藤蔓。库兹马闷闷不乐地看了看这些藤蔓，又看了看坡上普什卡尔镇那一片茅屋的屋顶，屋顶上空的烟灰色和青色的云，以及正在沟里啃骨头的一条黄狗……
他上坡的时候心里想：“是啊，兔子尾巴长不了啦！”等他爬到坡上，看见车站的红房子坐落在空闲的绿色田地中间，他又冷笑了。议会，代表！昨天市公园里有节日活动，点上了彩灯，还放了焰火，乡警们演奏了《斗牛士》、《在河边，在桥畔》、《马特奇什》快速舞曲、《三套车》，在奏加洛普舞曲的时候喊着：“哎，好姑娘……”他从市公园回到客栈的时候，在大门外拉铃拉了半天，没有一个人答应。四下里静悄悄的，天黑下来，在这条街的末端，广场那边，是日落后寒冷的淡绿色天空，头上是乌云……最后总算有个人拖着脚步自言自语地出来开门了。只听得钥匙一阵叮当乱响，那人抱怨说：
“腿瘸得厉害……”
“怎么啦？”库兹马问他。
“叫马给伤了。”那人回答说。他敞开便门以后又说，“好啦，这下只剩两个人了。”
“是审判员吗？”库兹马问。
“审判员。”那人说。
“你知不知道法院派人来干什么？”库兹马问。
“审一位代表……说他要往河里下毒药。”
“代表？傻瓜，代表是干这个的吗？”
“谁他妈的知道……”
镇边的一间小泥屋门口站着一个老头儿，高高的个子，穿一双破鞋。他拿着一根很长的核桃木棍，只要看见有人走过，就赶快用两只手握住那根棍子，耸起肩头，摆出一副疲惫忧愁的脸相，装得比实际年龄老许多。从野地里来的潮湿的冷风吹乱了他那一头毛蓬蓬的白发。库兹马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童年…… “罗斯呀，罗斯！你奔向何方？”果戈理的感叹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罗斯呀，罗斯！……啊，空话，见鬼去吧！‘代表要往河里下毒药’，这倒干脆……应该处罚谁呢？不幸的人民啊，首先是不幸！……”库兹马的小绿眼睛突然充满了泪水，这是他近来常有的现象。不久前，他偶然走进市场上阿夫杰伊奇的小饭馆。院子里的泥浆没过脚踝，他蹚过去，顺着朽到极点、臭得连他这个什么都经历过的人也觉得恶心的木梯，登上二楼，费力地推开钉着碎毡子、蒙着破布片、用一根绳子吊着一块砖头当滑车的沉重而又油腻的门。屋里烟雾腾腾，他什么也看不见，耳朵里一下子灌满了柜台上的器皿碰撞声，穿梭不息的堂倌们杂沓的脚步声，以及一架留声机发出的嗡嗡的吵闹声。接着他走进里面一间人少一些的房间，找了一张小桌子坐下，要了一瓶蜜酒……脚下的地板给人连踩带吐弄得很脏，到处是一片片吸干了的柠檬，还有蛋壳、烟头……在库兹马对面靠墙坐着一个穿树皮鞋的高个子农民，他在听那留声机叫嚷，同时美滋滋地微笑，晃着乱蓬蓬的脑袋。他面前的小桌上摆着一瓶伏特加酒，一只杯子，几个小甜面包，而他并不喝酒，只是一味地晃他的脑袋，眼睛盯着自己脚下的树皮鞋。突然，他感觉到了库兹马向他投来的目光，高兴地睁大眼睛，抬起蓄着一把拳曲的棕红色大胡子的善良可爱的脸，高兴而又吃惊地大声说：“哎，我是顺路来的。”接着他又连忙解释说：“先生，我有个兄弟在这儿做事……是亲兄弟……”库兹马眨了眨泪眼，咬了咬牙。天杀的，把老百姓糟蹋成什么样子！“顺路来的！”他是来看阿夫杰伊奇！还不止此，当库兹马站起身来说“再见啦！”的时候，那农民也连忙站起身来，想到他竟然能够在这样豪华的地方坐着，还被当人看待，心里乐滋滋的，充满感激之情，赶紧回答说：“您别怪罪……”
从前人们在火车上只谈雨情旱象，说什么“粮价天定”。如今许多人都在翻阅报纸，谈话也是围绕着杜马、自由权、土地归公等，谁也不去注意倾泻在车厢顶上的瓢泼大雨，虽然车厢里坐着粮商，庄稼人，以及由田庄[43]上来的小市民，没有一个不盼春雨的。一个截去一条腿的年轻士兵走过，他有黄疸病，一双黑眼睛显得忧郁。他拄着木拐往前移动，不时摘下满洲毛皮高帽乞讨，得到布施以后就像乞丐那样在胸前画一个十字。于是人们又开始七嘴八舌地愤慨地议论政府，议论杜尔诺沃部长，还有什么官家的燕麦……讽嘲之余，想起早先轰动一时的事件：“维佳”[44]为了吓唬朴次茅斯的日本人，命人把他的箱子装好捆好……一个头发剪成圆形的年轻人坐在库兹马对面，他涨红了脸，憋不住插嘴说：
“对不起，先生们！你们在谈自由……我给一位税务督察员当文书，同时向首都的一些报社投稿……这关他什么事？他声明他也主张自由，可是一听说我写了一篇文章反映我们的消防工作做得不好，就把我叫去，对我说：‘狗娘养的，你再写这种东西，我要你的脑袋！’对不起，要是我的观点比他的左……”
“观点？”挨着那年轻人坐的一个胖胖的阉割派教徒，面粉商切尔尼亚耶夫，突然用侏儒的女声喊了起来。他穿一双腿肚子粗而脚脖子细的长筒靴，一直在用他的两只小猪眼睛斜睨那个年轻人。不等那个年轻人明白过来，他又大吼：
“观点？你还有观点？你还左一些？你光屁股的时候我就见过你！差点没饿死，跟你爸一样的叫花子！你只配给督察员洗脚，喝肉汤沫子！”
“宪——法！”库兹马用他尖细的嗓音打断了阉割派教徒的话，然后站起身来朝车厢门口走去，一路碰撞着坐在位子上的乘客们的膝盖。
那阉割派教徒的脚既小又肥，像老管家婆的，叫人恶心。他的脸也像婆娘的一样宽大，焦黄，肉厚；两片嘴唇薄薄的……初级中学老师波洛佐夫的长相也够意思的，五短身材，秀目圆鼻，淡褐色的美髯垂到胸前，戴一顶灰色礼帽，披一件灰色斗篷。他扶着一根手杖倾听阉割派教徒发议论，和蔼地点头……库兹马打开通到乘降台的门，愉快地吸了一口雨天清凉芳香的新鲜空气。雨哗哗地打在乘降台顶棚上，从两边往下奔流如注，飞溅着水沫。车厢摇摇晃晃，它的轰隆声和雨声混成一片。迎面而来的电话线时起时伏地掠过，青翠稠密的榛林边缘从两旁闪过。一群男孩突然从路基下爬上来，清脆地齐声喊着什么。库兹马感动得笑了，脸上顿时布满了细细的皱纹。一抬眼，他看见对面的乘降台上有个朝圣者，一张善良而饱经风霜的农民的脸，大胡子花白，头上戴一顶宽边帽，身上穿一件厚呢大衣，腰里勒着一根绳子，背上背着一只布袋和一把洋铁壶，细瘦的脚上穿着短筒靴。库兹马用盖过车厢的轰隆声和雨声的嗓门问他：
“去朝圣回来？”
“从沃罗涅日来。”朝圣者有气无力地欣然回答说。
“那边的人把地主烧死，是吗？”库兹马问。
“烧死……”
“妙得很！”
“啥？”
“妙得很，我说！”库兹马喊道。
然后他转过身，用颤抖的双手抹去由于感动而涌出的泪水，拿出烟丝来卷……但是思路又乱了。“朝圣者是人民，阉割派教徒和教师就不是人民吗？农奴制取消才四十五年，怎能责怪人民？那么究竟是谁的过错呢？还是人民自己的！”库兹马的脸色又阴沉下来。
到第四站的时候，库兹马下了火车，雇了一辆大车。赶车的农民们起先要七卢布（到卡扎科沃村有十二俄里），后来减到五个半卢布。最后有个农民说：“给三卢布我去，咱们都别废话了。如今可不比当年……”接着口气就软下来，又添上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饲料贵啊……”终于以一个半卢布的代价拉库兹马走了。道路泥泞不堪，大车小而破，拉车的马瘦弱得可怜，像驴子一样竖着两只大耳朵。大车慢慢出了车站的院子，那农民坐在车沿上拼命摆弄缰绳，似乎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帮他的马。他在车站上曾经吹嘘这马跑起来就“拉不住”，现在显然觉得难为情。而最不像样的是他本人，年纪轻轻的就那么肥胖，脚上裹着白包脚布，登一双树皮鞋，身上穿一件短短的捷克曼上衣，腰里扎一根绑鞋的绳子，焦黄的直头发上压着一顶很旧的有檐儿便帽。他就像上古时代的农夫，浑身散发着没有烟囱的小屋和大麻的气味。他的脸白白的，没有胡须，脖子肿胀，嗓音沙哑。
“你叫什么？”库兹马问。
“我叫阿赫瓦纳西……”
“阿赫瓦纳西！”库兹马恼火地想了想。
“姓呢？”库兹马又问。
“缅绍夫……喏，该死的东西！”
“有病吗？”库兹马望着他的脖子点了点头。
“有什么病，”缅绍夫望着一旁喃喃地说，“凉克瓦斯喝多了……”
“咽东西的时候疼吗？”
“咽东西嘛，不，不疼……”
“那就别瞎扯了。”库兹马认真地说，“最好赶快去医院看看。娶媳妇了吧？”
“娶了……”
“你瞧着吧，孩子生下来都会是你赏的这副好模样。”
“这是明摆着的。”缅绍夫附和说。
他又拼命摆弄缰绳，嘴里喊着：“喏——喏……简直拿你没办法，该死的东西！”最后他放弃了这番毫无用处的努力，安静下来。他沉默了许久，突然问：
“老板，杜马召集了没有？”
“召集了。”
“听说马卡罗夫[45]还活着，不过不让说……”
库兹马不由得耸了耸肩——鬼才知道这些草原地区的乡巴佬想些什么！不过这一带真富！他坐在车板上一小捆盖着麻布片的麦秸上，辛苦地举着两个膝盖环顾四周。多么肥沃的黑土啊！连路上的泥泞都泛青色，而且油光油亮，树叶、小草、蔬菜全是深绿色的，长得十分茂盛……可是农舍却是土坯房，很小，顶上铺着畜粪。屋旁停着干裂了的运水车，运来的水里自然有蝌蚪……瞧，这是一户殷实人家。打谷场上的烘谷脱粒棚年头不少了。牲畜院、大门和住房的顶连成一片，整齐地盖着成捆的麦秸。住房是砖砌的，两栋连成一体。窗间壁上用石灰画了些图案，一处画着一根顶端分杈的棍子，是云杉；另一处画得有点像公鸡。小窗户四周也用石灰描了狗牙边。“这叫创作！”库兹马暗自好笑，“穴居时代的创作！我敢说是穴居时代的！”棚屋门上用木炭画了一对十字架，台阶旁边放着一块大墓石，显然是祖辈在为自己准备后事……这家人算是富裕的了，但是四周的泥泞齐膝深，台阶上躺着一头猪。窗户很小，住人的一边光线大概很暗，而且照例很局促，有高板床、织布机、兼做火炕的大灶、泔水盆等。屋里住着一大家人，孩子很多，冬天再加上小羊羔、小牛犊……潮湿，烟熏，以致屋里总是有绿色的水汽。大人打孩子，孩子哭闹。妯娌之间对骂：“叫雷把你劈死，贱母狗！”盼着对方“在大斋节前夕给噎死”。老婆母动辄摔炉叉摔木钵，卷起袖子露出青筋暴突的黑手朝媳妇们扑过去，扯着嗓子喷着唾沫骂这个咒那个……老爷子也没好气，身上又有病，唠叨个没完，把别人的耳朵都磨出茧子来……
接着库兹马来到牧场上，那儿正在筹备办集市。有的地方已经竖起棚架，堆着许多车轮和陶器。临时砌的炉灶在冒烟，可以闻到炸油饼的香味儿。茨冈人的脏兮兮的大篷车停在那儿，车轮旁边蹲着几只看羊狗，都用链子拴着。往前去，在一家官府开的酒馆附近站着一大群姑娘和庄稼汉，他们嚷成一片。
“老百姓作乐呢。”缅绍夫沉思地说。
“有什么喜庆事？”库兹马问。
“有指望了……”
“指望什么？”
“还不是……家神呗！”
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咦！”并且应和着沉重的顿足声唱了起来：
不用种来不用收，
甜饼给姑娘送到手！
一个身材不高的庄稼汉站在人群后面，他的树皮鞋、包脚布、新土布裤子、腰部打褶而褶以下既短又瘦的瓦灰色厚呢外衣都是自家做的，干净而又结实。他突然轻巧地跺了跺穿树皮鞋的脚，挥动双手，用高音嗓子喊道：“让开点，让老板看一眼！”接着他就跳进扩大了的圈子里，在一个高高的小伙子面前拼命抖动自己的裤子。那小伙子低下戴有檐儿便帽的头，着魔般一左一右地扭动他的长筒靴，同时把身上的黑外衣脱下来扔到一旁，露出崭新的印花布衬衫。他的脸是阴郁的，苍白的，汗津津的。
“好儿子！我的心肝！”一个穿家织方格呢裙的老太婆伸出两只手哭喊着，嗓门压过了人群的喧哗和急速的跺脚声。“行啦，看在基督分上！我的心肝，行啦，你会送命啊！”
她儿子突然把头一扬，握紧双拳，咬紧牙关，拼命跺着脚，一脸凶相地喊道：
嗤，臭老娘，别嚷……
“为了儿子，她把辛辛苦苦织的布都卖光了。”缅绍夫赶车经过牧场的时候说，“她爱儿子爱得要命，寡妇都这样。儿子呢，差不多天天揍她，酒鬼一个……真是活该。”
“‘活该’？什么意思？”库兹马问。
“就是这个意思……惯不得……”
在一间农舍旁边，有个身子瘦长的庄稼汉坐在长板凳上，样子比死人还像死人。他的两只脚如棍子一般插在毡靴里，一双没有血色的大手平放在蒙着尖尖的膝头的破裤子上，帽子照老头戴帽的方式低低地压在额头上，眼睛里有一种痛苦的乞求神情，瘦得没人样的脸拉得很长，嘴唇是死灰色的，半张着……
“这是草人。”缅绍夫朝那个病人点点头说，“他闹肚子闹得半死不活，有一年多了。”
“草人？”库兹马问，“是绰号吧？”
“绰号……”
“不像话！”库兹马说。
他扭过脸去，不想看下面一间农舍旁边站着的一个小姑娘，她仰着身子抱着一个戴睡帽的婴儿，两眼盯着过路的人，同时把嚼过的黑面包用舌尖送进那婴儿嘴里……在村头的打谷场上，野生的藤蔓在风中响个不停，一个吓鸟的草人歪着身子站在那儿，两只空袖子不住地飘动。与草原连成一片的打谷场总是显得那么不景气，再加上这个草人，天上的秋云又给地上的一切罩上一层淡青色，野外的风呜呜地吼着，把一群在野藜和艾草丛生的打谷场上一座敞着顶的烘谷脱粒棚旁边踱步的鸡的尾巴吹得开了花……
地平线上有一片青色树林，那是两块丛生着橡树的狭长的洼地，叫作裤子沟。就在裤子沟附近，库兹马遇上了夹着冰雹的瓢泼大雨，直到卡扎科沃村。到了村子附近，缅绍夫才赶着他的驽马大步跑，库兹马眯起眼睛坐在车上，头顶着冰凉的湿麻布片。他的两只手冻得发僵，冰凉的雨水顺着呢袍领子往下流，被雨水泡得沉甸甸的麻布片散发着粮囤的霉味儿。冰雹打着脑袋，泥块四处飞溅，车轮碾过的时候雨水在车辙中哗哗地响，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羊羔的叫声……末了，库兹马实在透不过气来，从头上掀去那块麻布片。雨小了，天渐渐黑下来，畜群踏着草地经过大车旁边跑回家去。有一只细腿黑绵羊跑到一边去了，一个赤脚村妇跟在这只离群的绵羊后面追赶。她拉起湿裙子披在身上，露出雪白的小腿肚子。村外西边天还很亮，东边庄稼地上空有一片青灰色的云，两道绿紫二色的彩虹横穿而过。绿色的田野散发着浓郁湿润的气息，有人家的地方使人觉得温暖。
“这儿的东家大院在哪儿？”库兹马向一个穿白衬衫和红毛料裙，肩膀挺宽的村妇大声问。
这村妇牵着个哇哇哭闹的小姑娘，站在一间农舍的石头门槛上。小姑娘的嗓音尖得不得了。
“大院？”村妇反问他，“谁家的？”
“东家的。”
“谁家的？我什么也听不见……哎，别嚎了，死丫头！”村妇说着扯了扯小姑娘的胳膊，她用力太猛，以致小姑娘转了个身。
库兹马又到另外一户人家去打听了一番，然后穿过一条宽街，向左转，再向右转，经过一处门窗紧闭的旧式贵族宅第，下了一个陡坡，来到一条小河的桥边。缅绍夫已经像落汤鸡一样。他那被雨水洗过的肥胖的脸，配上白色的粗睫毛，显得更加呆笨。他好奇地眺望前方。库兹马也在瞭望。对岸山坡草场上是卡扎科夫家的茂密的园子，以及由倒塌的杂用房和残破的石墙围着的大院，院中三株枯死的云杉后面是大宅，墙面上镶了一层灰色薄木板，屋顶是铁锈色的。桥边站着一群庄稼汉，在他们前面，三匹骨瘦如柴的干活马拉着一辆四轮长途马车，正在陡而滑的路上蹚着泥水费力地往上走。这三匹马旁边站着一个雇工，衣裳破破烂烂，然而生得一副好脸相，面色苍白，蓄着略带红色的大胡子，眼睛挺机灵。他扯着缰绳紧张地喊着：“喏！喏！”后面那群庄稼汉却嘻嘻哈哈吹着口哨一个劲儿嚷嚷：“吁！吁！”车中坐着一位穿丧服的少妇，她焦急地向前伸着两只手，大滴的泪珠挂在她那长长的眼睫毛上。这女人身边坐着一个挺胖的蓄棕红色唇髭的男人，他那双碧绿的眼睛也露出焦急的神情，右手戴一只闪闪发光的订婚戒指，而且握着一杆枪；左手不停地挥动着。他显然感觉很热，因为穿着驼毛的紧腰长外衣，还戴着一顶呢子的有檐儿便帽，那帽子已经滑到后脑勺上去了。在他俩对面的凳子上坐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皮肤白白的，包着大围巾，正乖巧而好奇地四处张望。
缅绍夫从长途马车前面绕过去的时候，冷冷地看着这两个孩子，扯着沙哑的大嗓门说：“这是米什卡·西维尔斯基家的，昨天他给烧死了……活该。”
卡扎科夫家的事务由庄头管，他当过骑兵，是个高大粗野的人。据一个把一大车刚割下的肥嫩牧草拉到院子里来的雇工对库兹马说，有事要到下房去找他。这天庄头不幸死了个婴儿，对库兹马待理不理的。库兹马把缅绍夫留在大门外，独自走到下房去，路上看见庄头的老婆满脸泪痕，板着面孔抱着一只乖乖地缩在她腋下的麻母鸡从园子那边走来。在朽坏的台阶上两根柱子之间，站着一个穿长筒靴和印花布斜领衬衫的高个儿小伙子，他一看见庄头的老婆就对她喊道：
“阿加菲娅，你这是往哪儿抱呀？”
“抱去宰。”庄头的老婆满面愁容，一本正经地回答。
“让我来宰。”那小伙子说。
阴下来的天空又开始掉雨点了，那小伙子却满不在乎地朝着冰窖走去。他打开冰窖的门，在门口抄起一把斧子。一分钟以后，只听得咚的一声响，一只无头的母鸡伸着血红的脖子就往草地上跑去，突然绊了一下，扇着翅膀打了个转转，弄得羽毛和鲜血四处飞溅。小伙子扔下斧子，朝园子那边去了。庄头的老婆抓住母鸡，走到库兹马跟前问他：
“什么事？”
“谈园子的事。”库兹马说。
“等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来了再说。”
“他在哪儿？”库兹马问。
“马上就要从地里回来了。”
库兹马在下房敞开的窗外等候。他向屋里张望了一下，看见昏暗中有炉灶、板床、桌子，窗下长板凳上放着一个洗衣盆，其实是像洗衣盆一样的小棺材，里面躺着一具死婴，脑袋大大的，几乎没有头发，小脸发青……桌边坐着一个瞎眼的胖姑娘，她正用一把大木勺子从一个木钵子里舀牛奶和面包吃。苍蝇像蜂房里的蜜蜂一样在她头上嗡嗡叫，在死婴脸上爬来爬去，有的掉进牛奶里。瞎姑娘像木头人一样笔直地坐着，两只蒙着白翳的眼睛注视着面前的黑暗，只顾吃下去。库兹马觉得可怕，他转过身去。冷风一阵阵吹着，乌云遮蔽的天空越来越暗。院子中央立着两根柱子，架着一根横木，横木上挂着一块大铁板，就像一幅圣像，看来是怕夜里出事好鸣金报警。院子里横七竖八躺着几只善跑的尖嘴细腿猎狗，都很瘦。一个约摸八岁的男孩拉着一辆小车在它们中间跑来跑去，车上坐着他的小弟弟——白头发，双下巴，戴一顶黑色的有檐儿大便帽。车子吱嘎吱嘎吱响个不停，十分刺耳。大宅死气沉沉，大而无当，在这样的黄昏定要使人觉得百无聊赖。“哪怕点一盏灯也好！”库兹马想。他累得要死，从城里出来仿佛已经快一年了……
这一夜库兹马是在园中度过的。庄头从地里骑马回来以后生气地说，“园子早租出去了”。对于库兹马提出的投宿的请求，他竟然大惊小怪地吼道：“你倒挺机灵！把这儿当夜店啦！如今你们这帮二流子可真不少哇……”然而他终于开恩，让库兹马在园中澡堂里过夜。库兹马把缅绍夫打发走了以后，绕过大宅，朝椴树林荫道的入口走去。从漆黑的敞开的窗户里，防蝇的铁纱窗后面，传来弹钢琴的声音。这琴声一阵阵被美妙的歌喉和独出心裁的练声曲盖过，与这黄昏和这大宅一点也不协调。逐渐向下的林荫道的尽头仿佛是世界的边缘，隐约露出一角浮着白云的天空。一个头发呈深棕红色的庄稼汉拎着一只桶，踏着林荫道上肮脏的沙子从库兹马对面不慌不忙地走来。他没戴帽子，松开了腰带，穿一双笨重的长筒靴。他听着练声曲，边走边讥笑地说：
“你听听！你听听！真来劲！”
“谁这么来劲？”库兹马问。
那庄稼汉抬起了头，停住脚步，口齿不清地笑嘻嘻地说：
“是少爷。人家说，他这么唱了六年多啦！”
“哪一个？是宰鸡的那个吗？”库兹马问。
“不，是另外一个……这还不算个啥。有时候他唱《今天是你，明天是我》，那才够意思呢！”
“他这是在学唱吧？”库兹马又问。
“学得好！”
这些话他似乎只是随便说说，上气不接下气地，舌头显大，可是脸上挂着那样的讪笑。库兹马仔细看了他一眼，那人像个傻子。他的头发很直，向四周垂下；脸盘不大，平淡无奇，是古罗斯式的，古苏兹达尔式的；身子细瘦，而且像木头一般僵硬，穿一双肥大的靴子。他有一双鹞鹰的眼睛，盖着肿眼泡。他垂下眼皮的时候，像个普普通通的傻子；只要一抬眼皮，就有点叫人毛骨悚然。
“你是看园子的？”库兹马问他。
“不看园子看啥？”他说。
“你叫什么？”库兹马又问。
“我？”他说，“阿基姆……你呢？”
“我是来租园子的。”库兹马说。
“嘿……来晚了！”
于是阿基姆讥笑地摇摇头走开了。
风一阵比一阵紧，把挂在翠绿的树叶上的水珠吹得四处飞溅。从园子后面低处传来闷雷的隆隆声，淡蓝色的电光一闪一闪，照亮了林荫道。随处可以听见夜莺的歌声——在这布满厚重的铅灰色云块的天空下，在被风吹弯了腰的树上和潮湿稠密的灌木丛里，它们怎能如此尽心竭力，如此忘神，如此甜蜜地放声歌唱，发出银铃般的颤音，实在令人费解。至于更夫们如何在风中过夜，如何在发霉的窝棚里潮湿的麦秸上睡觉，那就更其令人费解了！
更夫一共三人，都有病魔缠身。年纪轻的一个做过面包师，如今成了流浪汉，患疟疾。第二个叫米特罗方，也是流浪汉，患肺痨病，可他自己说没什么，“就是俩翅膀中间发凉”。阿基姆有“夜盲症”，是恶病质引起的，一到黄昏就看不清东西。面包师脸色苍白，性情温和，库兹马走过来的时候他正蹲在窝棚旁边用一只木碗淘黄米，棉袍袖子卷了起来，露出两只细弱的手。患肺痨病的米特罗方个子不高，有一张宽宽的黑脸膛，穿一身淋湿的破衣裳、一双像磨损的马蹄似的硬邦邦的破鞋。他挨着面包师站着，耸起肩膀，用一双睁大了却又没有任何表情的发亮的褐色眼睛看着面包师干活。阿基姆提来一只桶，然后走到窝棚对面一眼土灶跟前去生火。他又走进窝棚去挑了几把干一点的麦秸，回到在铁锅下冒着香喷喷的烟子的灶火前，口中一直念念有词，一呼一吸都发出啸音，脸上是一副叫人纳闷的嘲弄神情，对两个同伴的打趣报以满不在乎的微笑，偶尔又恶毒而机智地回敬他们一句半句。库兹马坐在窝棚旁边一张潮湿的长凳上，闭着眼睛，时而听更夫们谈话，时而听夜莺啼啭。在电光闪闪、雷声隆隆的阴暗的天空下，一阵阵潮湿的风吹过林荫道，就会把冰凉的水珠洒在他身上。由于肚子饿，加以吸了劣等烟草，他的心口隐隐作痛。锅里的粥似乎永远煮不熟了。一个念头总在他脑子里转：说不定有一天他也会像这些更夫一样不得不过这种野兽般的生活……一阵阵袭来的风，远处单调的雷声，夜莺的啼啭，阿基姆慢吞吞而又不动声色地说出的俏皮话，以及他那吱吱呀呀的嗓音，都刺激着他的神经。
“阿基姆，你买根腰带也好哇。”面包师装作无心地说，同时调皮地用眼睛向库兹马示意，叫库兹马听阿基姆说什么。
阿基姆手里拿着长柄勺子，正把滚开的锅里翻上来的沫子撇掉，他心不在焉而又含讽带刺地说：“你等着，等咱们在东家这儿混过夏天，我给你买一双嘎吱嘎吱响的长筒靴。”
“‘嘎吱嘎吱响！’我没要你买。”
“可你穿的是破鞋！”
阿基姆于是一心一意地尝那沫子的味道去了。
面包师难为情地叹了一口气，说：
“咱们还穿什么长筒靴哟！”
“行了！”库兹马说，“你们倒是说说，你们吃得怎么样，天天喝这粥吗？”
“你想吃啥？”阿基姆舔着勺子头也不回地问，“鱼、火腿？那敢情好，再来一瓶伏特加酒、三磅鲶鱼、一块火腿、掺果汁的茶……这还不是粥呢，这叫稀粥。”
“那么菜汤，糊糊汤，你们也做来吃吗？”库兹马问。
“菜汤我们可做过。”阿基姆说，“那汤呀！泼在狗身上狗毛就直往下掉！”
库兹马摇摇头说：
“你有病，所以脾气大！去治一下嘛……”
阿基姆没有回答。灶里的火渐渐熄灭，铁锅底下只剩一堆红炭。园里越来越暗，风一阵阵把阿基姆的衬衫吹得鼓胀起来，这时候蓝色的电光把一张张人脸照得更加苍白。米特罗方拄着一根棍子坐在库兹马身边，面包师坐在椴树下一个树墩上。听到库兹马最后这句话，面包师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他听天由命地、伤感地说：
“依我看，万事都由上帝做主。上帝不赐给你健康，你找什么大夫也不中用。阿基姆说的是实话：死期不到就死不了。”
“大夫！”阿基姆盯着灶火的余烬特别没好气地说出这两个字，“大夫就知道捞钱。他干的好事，哼，看我不把那家伙的肠子掏出来！”
“也不是个个都爱捞钱。”库兹马说。
“我能个个都见着吗？”
“没见过就别信口开河！”米特罗方厉声说。
阿基姆突然一反笑嘻嘻的心平气和的常态，瞪着两只鹞鹰的眼睛，跳起身来，像白痴那样狂躁地吼道：
“什么？叫我别信口开河？你去过医院没有？去过吗？我可去过！待了七天，你那大夫给了我几个白面包？多吗？”
“糊涂蛋，”米特罗方打断了他的话，“白面包不是人人都能吃的，要看得什么病。”
“啊哈！要看得什么病！叫他撑破肚子，不得好死！”阿基姆吼道。
他火冒三丈，怒目环视四周，把长柄勺往“稀粥”里一扔，走进窝棚去了。
他在那里呼哧呼哧喘着气点亮了油灯，窝棚里顿时变得舒适起来。然后他又从棚顶下什么地方拿出几把勺子，丢在桌子上，向外面喊道：“该把粥端进来了吧！”面包师起身去端铁锅。他走过库兹马身边的时候说了一声“请”。库兹马只要了一点面包，撒上盐，津津有味地嚼着，又回到长凳上去。天已经黑尽。淡蓝色的电光似乎给风吹得越来越宽、越来越快、越来越亮地照着沙沙作响的树木。每打一次闪，那些毫无生气的绿叶就像白天一样清晰可见。一瞬间，它们又都被伸手不见掌的黑暗吞没。夜莺停止了歌唱，只有一只还在窝棚上空动人地放声啼啭。库兹马想：“他们也不问问我是什么人，从哪儿来。该死的百姓！”接着他就用开玩笑的口吻朝着窝棚大声说：
“阿基姆！你也不问问我是什么人，从哪儿来。”
“你关我什么事？”阿基姆说。
“我倒是要问他一件事。”传来面包师的声音，“他估摸杜马能给多少地？你说呢，阿基姆，呃？”
“我没文化。”阿基姆说，“你从粪堆上看得明白些。”
面包师大概又难为情了，一时沉默不语。
“他这是冲我们来的。”米特罗方解释说，“有一回我说起罗斯托夫的穷人，也就是无产阶级，冬天在粪堆里取暖……”
“一出城就钻进粪堆里！”阿基姆笑嘻嘻地接下去说，“不比猪拱得差，还挺自在。”
“糊涂蛋！”米特罗方斥责他说，“笑什么？你穷了也会钻进去！”
阿基姆放下手里的勺子，懒懒地看了米特罗方一眼，突然又暴怒地瞪圆两只毫无表情的鹞鹰眼睛，发疯似的吼道：
“啊哈！穷！你是不是想按钟点干活？”
“那又怎么样？”米特罗方也发疯似的吼起来，鼓起两个非洲黑人似的鼻孔，目光闪闪地瞪着阿基姆。“干二十个钟头只拿二十戈比？”
“啊哈！你想干一个钟头拿一卢布？财迷转向，贱骨头！”
这番争吵爆发得快，平息得也快。不一会儿，米特罗方就喝着烫嘴的粥心平气和地说：
“他就不财迷转向？这瞎眼魔鬼为了挣一个戈比能到祭坛上去上吊。人家给十五戈比他就把老婆卖了，你们信不信？上帝作证，我不是说笑话。在我们利佩茨克有那么一个老头儿，姓潘科夫，从前也是种园子的，现在不干了，他很喜欢干这一行……”
“阿基姆也是利佩茨克人吗？”库兹马问。
“我是斯图坚卡村的。”阿基姆淡淡地说，似乎谈话与他无关。
“他跟兄弟一块儿过。”米特罗方接着说，“房子和地归他俩，不过他总吃亏。老婆不用说，跑了。为什么跑了呢？就是刚才说的，他跟潘科夫做交易，潘科夫出十五戈比他就让潘科夫顶替他去储藏室过夜。他真让潘科夫去了。”
阿基姆不作声，只拿勺子敲桌子，眼睛望着油灯。他已经吃饱了，擦了嘴，坐在那里想心事。最后他终于说：
“伙计，耍贫嘴不费力气。我让那家伙去了又怎么样，她蜕一层皮了吗？”
阿基姆倾听着，忽然挺起眉毛咧开嘴笑了，那古苏兹达尔式的脸上堆起一大道一大道呆滞的皱纹，表情既快乐又忧伤。
“真该拿枪崩了它！叫它来个倒栽葱！”他说，嗓音格外沙哑，口齿也格外不清。
“你说谁？”库兹马问。
“说这只夜莺呢……”
库兹马咬紧牙关想了想，又说：
“你这家伙真坏透了。简直是野兽。”
“那你来亲亲我的……”阿基姆毫不相让。他打了一个嗝儿，站起身来，又说：
“怎么，咱们就这么点灯熬油？”
米特罗方拿出烟丝来卷烟，面包师收拾勺子，阿基姆转过身去背对着油灯，匆匆地画了三次十字，向着窝棚中黑暗的一角猛地鞠一大躬，甩了甩粗硬的直头发，然后仰着脸低声祈祷。他那庞大的身影投在几只木板箱上，折成几段。他又匆匆画了一次十字，再猛地鞠一大躬，这时库兹马已经怀着憎恶的感情看他了。阿基姆居然祈祷，你要是斗胆问他信神不信，他那双鹞鹰眼睛会从眼眶里蹦出来！简直是个蛮子！
库兹马从城里出来似乎已经有一年，而且再也回不去了。帽子湿了，压在头上沉甸甸的。两只脚冰凉，给糊满泥浆的长筒靴挤得隐隐作痛。面孔经过一天的风吹，烫乎乎的。库兹马从长凳上站起身来，迎着潮湿的风，向着庄园大门和大门外的田野，向着早已废弃的荒凉的乡村墓地走去。窝棚里那一线微弱的灯光射在泥泞上，可是库兹马刚刚走开，阿基姆就吹灭了灯，连那一线灯光也消失了，黑夜即刻降临。淡蓝色的电光闪得更加大胆，更加突然，把整个天空展现出来，也展现出整个园子，直到最远的云杉林，澡堂就在那边。刹那间，一切又都淹没在黑暗之中，使人晕眩。从低处再次传来遥远的雷声。库兹马站立片刻，分辨出大门口有一线幽暗的光，于是顺着一排沙沙作响的老椴树和枫树走到护园土堤旁边的一条路上，在那儿来回踱步。雨又下起来，洒在帽子上，手上。漆黑的黑暗重又洞开，雨点一闪一闪。在这毫无生气的淡蓝色电光中，猛地突现出一匹浑身淋湿的细脖子马，它站在荒地上。荒地那边，呈金属的灰绿色的燕麦田在墨一般黑的背景上也闪现了一下，那匹马仰起头来，库兹马顿时觉得毛骨悚然。他转身走进庄园大门。当他摸黑来到云杉林里的澡堂门口的时候，雨倾盆而下，使他想起儿时害怕的大洪水[46]。他划着一根火柴，看见窗下有一张宽板床，于是脱了厚呢袍，卷起来当枕头。他摸黑爬上床去，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伸开四肢，像老人那样仰面躺着，闭上疲倦的眼睛。我的上帝，这一趟跑得多冤枉，多辛苦啊！他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的？东家大宅里这时候也是一片漆黑，闪电悄悄地映在镜子里，倏忽即逝……瓢泼大雨中的窝棚里睡着阿基姆……这个澡堂当然不止一次闹过鬼，阿基姆是不是真信鬼呢？不。然而他却挺有把握地讲，他那过世的爷爷（总是爷爷，而且总是过世的）有一天到烘谷脱粒棚里去取糠，看见一个鬼，脖子上套着链子，盘腿坐在那儿，毛蓬蓬的，像一只狗……库兹马蜷起一条腿，把一只手掌放在额头上，唉声叹气、心烦意乱地渐渐入了梦乡……
整个夏季库兹马都在谋职。租种园子的想法看来很愚蠢。他回到城里，仔细考虑了自己的境况以后，开始谋求管家或者账房的职务。后来他又退了一步，决定只要有块面包吃干什么都行。可是他的奔走求情毫无结果。在城里他早已被人们看作大怪物。他酗酒，不务正业，成为人们的笑料。他的生活方式起初使城里的人惊讶，渐渐变得可疑。本来嘛，没见过像他这样年纪的城里人还打光棍，住客栈，穷得像个街头玩手摇风琴的艺人！他的全部家当是一只木箱和一把沉重的旧伞！库兹马开始照镜子了，想看看自己到底像个什么样子。他晚上住“统铺间”，和过往的陌生人睡在一处。由于天气热，大清早他就上市场，到一些小饭馆里去打听消息。吃罢中饭睡一觉，然后坐在窗前读读书，望望尘土飞扬的白色街道和炽热的淡蓝色天空……这个由于挨饿和冥思苦想头发已经花白的清瘦的小市民，究竟为了谁，又为了什么活在世上？他自称信奉无政府主义，却又说不清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他呆坐一阵，读一阵书，叹一口气，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走一走，再蹲下去，打开他的木箱，整理整理零乱的书籍和手稿，以及两三件容易褪色的斜领衬衫、一件旧的长下摆常礼服、一件西服背心、一张揉皱了的出生证……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
夏季是如此漫长。此刻城里燥热得厉害。客栈把角的这间屋子白天给烈日烤着，入夜以后闷热得血直往脑袋上冲，敞开的窗户外面有任何一点声音都能把人吵醒。在干草堆上也睡不着，有跳蚤咬人，公鸡打鸣，牲畜院臭气熏人。库兹马整个夏季都在做去沃罗涅日的梦，哪怕是乘这班车到、坐下班车走呢，逛一逛大街，看一看他熟悉的杨树和城外那间淡蓝色的小房子……不过要花掉十到十五卢布，以后晚上不敢点蜡烛，白天不敢吃白面包，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何况这么大年纪还念念不忘过去的恋情也不像话。至于克拉莎，现在还能把她当自己的女儿看待吗？两年前他见过克拉莎，那天她坐在窗下织花边，小脸文静可爱，但是长得只像她母亲……
入秋前库兹马确信他必须去各地朝圣，或者进修道院，或者干脆拿剃刀抹脖子。秋天到了。市场上已经有了苹果和李子的香味儿。中学生多起来。太阳开始向木器广场那边倾斜，傍晚走出客栈大门，穿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就能感觉到炫目的夕照。这个时候，左边那条远远伸向木器广场的街道沐浴在从低处射来的没有生气的阳光里。一座座用篱笆围着的花园都蒙着灰尘和蛛网。波洛佐夫迎面走来，他披着大氅，但原先的礼帽已经换成有帽徽的制帽。市公园里空无人迹。露天音乐堂封门了，夏季卖马奶酒和汽水的售货亭封门了，木板搭的小卖部也关张了。有一天，库兹马坐在露天音乐堂旁边，心情是那样沮丧，甚至认真动了自杀的念头。太阳落下去了，它的光线略带红色，小小的粉红色树叶在林荫道上飞舞，刮着冷风。大教堂的晚祷钟敲响了，这外县安息日的均匀、深沉的钟声使他的心感到难耐的痛楚。突然，从音乐堂下面传来咳嗽和哮喘的声音……库兹马刚一想：“是莫季卡[47]吧。”果真是那个绰号叫鸭头莫佳的人从扶梯下面爬了上来。他穿一双棕红色的大兵靴子、一件过长的中学生制服，浑身是面粉（看来市场上的人拿他开过心了），还戴一顶不知被车轮轧过多少次的草帽。他没有抬起眼睛，啐着唾沫，醉醺醺地摇晃着身子走过去了。库兹马强忍着泪水喊了他一声：
“莫季！过来聊聊，抽支烟……”
于是鸭头莫佳折回来，在长凳上坐下，抖动着眉毛，昏昏欲睡地拿出烟丝来卷，看样子还不清楚他身边坐着的这个人是谁，是谁在向他诉苦……
第二天，正是这个鸭头莫佳给库兹马带来吉洪写的一张字条。
九月底库兹马就到杜尔诺沃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