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帕特里克离开母亲的棺木，意识到除非他歇斯底里发作再跑回去，他这是最后一次站在她身边了。头天晚上他去班雍殡仪馆时，已经见过了棺材里面冰冷潮湿的内容。一位态度友好身着蓝色制服的白发女人在门口迎接他。
“你好，亲爱的，我听见出租车来，想应该是你。”
她领他下楼，粉色和褐色菱形图案的地毯就像是在一个乡村客栈的酒吧间里，还有关于特殊服务的低调广告。带框的摄影图中一位女人跪在一个黑色盒子旁，一只鸽子为获得自由而迫不及待，扇动着白色翅膀，身子挺直。它会回到班雍的鸽舍再来一次吗？哦，不会的，不会回到黑色盒子里。“在你的葬礼上我们可以为你放飞一只鸽子”。哥特字体似乎扭曲了所有进入葬礼大厅门的字母，仿佛死亡是一个德国乡村。在去地下室的楼梯旁，电灯照亮了彩绘玻璃窗。
“我让你同她待一会儿。如果你需要什么的话，别犹豫，我就在楼上。”
“谢谢你。”帕特里克说，等她转了弯，才走进垂柳堂。
他关上门，匆忙瞥了一眼棺材，好像母亲曾经告诉过他盯着人看是粗鲁无礼似的。无论他看的是什么，那肯定不是别人几分钟前以严肃和抚慰的口吻允诺的那个“她”。这个熟悉的身体缺少生命，这张他甚至在认识自己之前就认识的脸庞上修整过的僵硬的五官，使一切都变了样。这是一个为了抵达彼岸生涯的过渡物体。他得到的不是母亲不在时小孩凑合着玩的柔软的玩具或者破烂，而是一具尸体，它那干枯的手指握着一支假玫瑰花，硬邦邦的花瓣被扭曲摆放在停止跳动的心脏的位置，既有一种借代的威望，也有遗物的讽刺性，都以同样的权威代表了母亲，也代表了她的缺席。总而言之，这是她隐入别人记忆之前的最后一次露面。
他还是再看一眼吧，更长久地、不那么评头论足地看一眼，但是他在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地下室里如何能定下心来呢？垂柳堂位于一个繁忙的人行道下面，被人们在手机上慷慨激昂的演说声击穿，被咯咯的脚步声不断敲打。一辆出租车轰隆隆地离开车流，溅起一洼水洒在另一端天花板上面的石板路上。他想起了几十年都没想到过的丁尼生的诗句：“死了，早就死了，/早就死了！/我的心是一抔尘土，/车轮在我头顶碾过，/我的尸骨痛苦地颤抖，/被扔在一个浅浅的坟墓中，/离街道只有一英米，/马蹄声嘚嘚，嘚嘚，/马蹄声嘚嘚敲打，/敲打着我的头骨和脑髓，/伴随无尽过往的脚步。”[5]他明白了为何班雍殡仪馆会把这个房间称为垂柳堂，而不是矿井或浅坟。“喂，亲爱的，你的妈妈在矿井里。”帕特里克嘟囔着，“我们可以在浅坟里放飞一只鸽子，但它绝没有逃离的可能。”他坐下来，双臂交叉摇晃着。他五脏六腑都在翻腾，自从三天前听说母亲去世后就一直这样，不需要十年的心理分析来发现他感觉“被抽空了”，他现在做的就是遭遇压力时一直在做的：观察一切，用不同的声音自言自语，绕过无法接受的感情。在眼下情形中，这种感情很方便地嵌入了母亲的棺木。
她的离世拖延漫长，简直是一寸寸地没入虚无。起初他情不自禁地享受在她面前这种相对的宁静，但是随后注意到自己留恋外面的市井闹声，以求避免陷入房间中央那沉默的深渊。他必须更仔细地看看，但的确先要去关掉一些穿过低矮的塑料天花板上那些镀铬格栅的炫目灯光，这些灯光使棺木四角的铜烛台上站立的四支大蜡烛黯淡无光。他弄暗了聚光灯，使蜡烛恢复了一点教堂似的装模作样。他还要去核实另外一件事情。一张粉色丝绒帘幕分割了房间；他必须先看看那后面有什么，才能去注意母亲。原来那里堆满了各种设备：一台灰色的金属推车，附带结实的轮子，一些不容小觑的橡胶管子和一个巨大的金色十字架。给一位基督徒做防腐处理需要的东西都有了。埃莉诺曾经期待死后在一条隧道的尽头见到耶稣。这个可怜人是他的粉丝的奴隶，等待着向迫不及待的死亡者展示尘世湮灭的重生河流彼岸那流光溢彩的田野。被挑选担任乐观主义的主要俗套角色，成为隧道尽头的亮光，主宰着闪闪发光的一大堆半满水杯和银色镶边的云朵，那肯定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帕特里克不情愿地放下帘幕，承认自己没有别的法子再拖延了。他慢慢地走向棺材，好似接近悬崖。至少他还知道这具棺木里装着他母亲的遗体。二十年前他去纽约看父亲的遗体时，被带错了房间。“深情怀念”。他竭尽全力摆脱了那次哀悼过程，但是这次他没法避免了。他冷静干燥的那一部分心智试图将自己的感情置于婉转陈词的作用之下，但是五脏六腑感到的尖利刺痛毁坏了这种企图，扰乱了他的防御。
他朝棺木里面看去时，感觉受到一种焦躁不安的动物性悲伤的侵蚀。他想要疑虑地徘徊在遗体旁边，仍旧给予它一些在世时要求的关注：摇一摇，触摸一下，一个词，询问的目光。他伸出手去，放在她的胸口上，感受到令人震惊的消瘦。他俯下身去，亲吻了她的前额，感受到令人震惊的冰冷。这些尖锐的感觉进一步降低了他的防御能力。对自己面前这个被毁的人越来越汹涌的怜悯感几乎淹没了他。在转瞬即逝的一刻，这种巨大的温柔情感将他母亲的人格缩减至一个细节，将他自己与她的关系缩减成细节中的细节。
他又坐了下来，双腿交叉，抱着两臂，支撑着身体，使自己能略微减少一点腹中的疼痛。然后，他恍然大悟。当然，多么奇怪——多么果断。他七岁，第一次单独同母亲出国，当时父母离婚才几个月。他第一眼见到的意大利：白色的门牌号码，蓝色的海湾，赭色的教堂。他们住在那不勒斯的艾克塞尔酒店，面对码头怒吼的摩托车和轰隆隆满载乘客的有轨电车的喧嚣。站在他们豪华房间的阳台上，母亲指点着蹲在屋顶上或趴在电车尾的街头顽童。帕特里克本以为他们来那不勒斯是度假的，听埃莉诺说来这里是为了拯救这些可怜的儿童，吓了一跳。有个了不起的人是位神职人员，名叫托特利神父，他孜孜不倦地收留流浪的那不勒斯儿童，给他们栖身之处，埃莉诺一直从伦敦给这些避难所提供大把钞票，现在是第一次要去看这些地方。太激动了，对吧？这不是在做好事吗？她给帕特里克看一张托特利神父的照片：一个壮实的小个子，五十岁左右，身穿黑色衬衣，看上去是经常光顾拳击场的那种人。他那像熊一般粗壮的手臂紧紧搂着两个晒得黝黑、身穿白色背心、瘦得皮包骨的男孩。托特利神父保护他们不至流落街头，但是谁来保护他们免于托特利神父之手呢？肯定不是埃莉诺。她为他提供资助，使他能让避难所塞满越来越多的孤儿和离家出走的儿童。那天吃过中饭，帕特里克突然肠胃炎猛烈发作，他母亲倒没有肆无忌惮地置他于不顾，自己去照看其他儿童，而是不得不留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而他在绿色大理石铺就的浴室里疼痛地叫喊。
现在肚子再怎么疼痛也没有办法让她留下来了。并非他想要她留下来，而是他的身体自有记忆，自顾自唠叨，不需要顾及他当下的愿望。究竟是什么驱使埃莉诺为她丈夫和托特利神父提供儿童，为何这种驱动力如此之强，以至于一旦婚姻破裂，她又马上找了一个神父来取代父亲，一个祭司来取代医生呢？帕特里克相信她的动机是无意识的，正如最近三天令他深陷其中的身体记忆那样无意识。他除了把这些碎片从黑暗中拖出来并加以承认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在轻轻地敲了一下门之后，门开了，管理员探身进来。
“只是想确认一下没有问题。”她悄悄地说。
“也许吧。”帕特里克说。
回公寓的路上有一种轻微的幻觉感，乘坐日光灯照亮的巴士在雨夜中前行，受到纷乱的印象和遥远记忆的重新洗刷。车上有两个耶和华见证会成员，黑人男子分发传单，黑人妇女高声宣讲。“悔过你的罪恶，拥抱耶稣，等你死时就太晚了，来不及在坟墓里后悔，你会在地狱的火焰中烧焦……”
后座上一位身穿花呢上衣、红着双眼的爱尔兰人用同样的声调也开始大声叫嚷，“闭嘴吧。操你妈的婊子，去舔撒旦的卵蛋吧。你不能这样做，不管你是穆斯林、基督徒还是撒旦的信徒。”发传单的那个男人朝上一层走去时，他依旧不依不饶，还不怀好意地带上了一些南方鼻音，“我看得见你，伙计。你觉得用手抱着头看上去会怎么样？伙计。如果你不让那个婊子闭嘴，我会帮你整整容，伙计。”
“噢，你自己闭嘴吧。”一位再也听不下去的乘客说。
帕特里克发现自己肚子不痛了，他看着那个爱尔兰人在座位上摇晃，继续动着嘴唇无声地同耶和华见证会争论，或者同他年轻时碰到的某个耶稣会士争论。让我们把一个男孩抚养到七岁，我们就会拥有他一辈子。那不是我，帕特里克想，你们不会拥有我。
巴士走走停停地驶向他的目的地，他想着那些在自杀观察室度过的短暂却关键性的夜晚，一件件剥去汗水湿透的T恤，掀掉让人热得像蒸桑拿一样的被子，结果却因为少了被子而在冰柜里发抖，灯开了又关，因为光亮而痛苦，因为黑暗而惊恐；毒汁四溅的头疼潜伏在脑袋里，就像是跳豆里灌的铅。他只带了一本《西藏度亡经》[6]来读，希望它那异国情调的象征手法足够荒唐，能使他摆脱幻想，不再执迷于人死后还会有意识这个念头。结果他发现自己的想象受到了《中阴解脱经》前言中一句话的诱惑：“啊，你出身高贵，当你的身体和心智分离之时，你肯定已经瞥见了一眼纯粹的真理，微妙、闪烁、明亮、炫目、辉煌，灿烂夺目、令人敬畏，好似海市蜃楼穿越春天的美景，持续不断地颤动。因此不要畏惧，不要害怕，也不要敬畏，那是你自己真实本质的光芒。认识它。”
这些话有种致幻式权威性，淹没了他渴望相信的唯物主义的寂灭。他挣扎着想要重拾对死亡终结性的信念，却又不得不将其视为迷信中的迷信，未见得比其他更加具有令人振奋的理性。有人说死后还有生命是捏造出来安慰那些无法面对死亡的人，也有人说死亡终结性是捏造出来安慰那些无法面对无尽的人生体验这样的噩梦，前一种说法未见得比后一种说法更能自圆其说。当他被驱赶进睡梦的屠宰场时，他那震颤性谵妄与《中阴解脱经》的诗人联手打造出了一种热气腾腾的电刑效果，令他深恐自己理性的刽子手会让他“瞥见一眼纯粹的真理”。
记忆和词语朦胧地闪现，就像夜间雾气蒙蒙的道路两旁。思绪远远地威胁他，但等他接近时，却又消失了。“淹没在梦里，焦灼地要离开”。这是谁说的？别人说的话。他已经想到“别人的话”了吗？事情似乎离得很远，然后马上又循环往复。是像雾，还是更像热沙，他正在挣扎着摸索，同时尽量试着不去触动它吗？湿冷，干热，怎么可能两者兼有呢？怎么可能不是两者兼有呢？对不同性的依此类推——又一个词语似乎像迷你火车在小小环形轨道里打转。请让它停下来吧。
有个场景一直兜转回他谵妄的思绪。哲学家维克托·艾森有过一次濒临死亡的体验之后，帕特里克去拜访他。他在伦敦诊所里见到了这位圣纳泽尔的老邻居，当时他身上还有管子连接着一些几天之前曾经呈一条直线的仪器。维克托枯黄的手臂乏力地从医院病服下露出来，但是他描述发生的事情时，语调依旧快速有力，充满他一生持有的自信观念。
“我来到一条河边，对岸有红灯控制着宇宙，两边各有一人，我知道那是时间之主和空间之主。他们直接用思想与我沟通，没有使用任何语言。他们告诉我时空的布帛已经撕裂，我必须修补好，宇宙的命运依赖我。我有极大的迫切感和目的感，正准备去完成任务，然后我感到自己被拖回身体内，很不情愿地回来了。”
接连三个星期，维克托都对伴随着自己幻象的真实感深信不疑，但是接下来他公开的无神论习惯占了上风，再加上害怕他的哲学著作中包含的逻辑推理可能会因此失效，这使得他将那种新的开放感觉硬归于他当时正遭遇的生物危机。他认定宇宙主宰者指派他去完成的紧迫任务是大脑缺氧的征兆，当时他的心智正在缺失，而不是在扩展。
帕特里克一身汗躺在那个狭窄的房间里，想着维克托需要决定每件事物的意义是什么，他好奇是否有可能足够放松自我，不再有去判断事物意义的需求。那会是什么感觉？
同时，自杀观察室的确不负盛名，他在里面看到自杀总是构成他自身存在的无争议的背景。后来帕特里克养成习惯总是在外衣口袋里携带一本《西西弗斯神话》，将其第一句话作为自己二十岁出头时的符咒，但甚至在此之前，他每天起床第一件事都是问一个基本问题：“有谁能想出什么好理由不去自杀吗？”当时他生活在一种戏剧性的孤独状态中，满脑子疯狂和嘲讽的声音，不大有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他最多只能希望有意地拖延，到最后还是必须说话的责任比死的愿望更强大。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自杀的嘀咕声消减为海岸小路上或者静悄悄的药房里偶尔的低语，当它开足马力回归时，形式是阴沉的独白，而不是超现实的合唱。它最近的攻击相对简单，使他意识到他只是表面爱上了予人安慰的死亡，实际上更对自己的人格着迷。自杀戴上了自我排斥的面具；但实际上打算按照人格的指令自杀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拿自己的人格当回事，比任何人都更有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处于掌控位置，迫使生活中最神秘的一面进入他们自己专横的日程安排。
他在普利奥里度过的一个月是他生命中的关键时期，改变了导致婚姻破裂和酗酒升级的危机。一想到他刚在那里待了三天就因为贝基的离开而几乎差不多逃走，就感到不安。她离开前在抑郁症病房的休息室里找到了他。
“我在找你，我不该同任何人说话的，”她嘲讽地低语，“因为我对别人有坏影响。”
她递给他一张折叠的小纸条，轻轻吻了一下他的嘴唇就匆匆走出了房间。
这是我姐姐的地址。她去美国了，所以我会一个人待着，如果你想要逃离这个该死的地方，做点什么疯狂的事情的话。爱，贝克。
这张纸条让他想起上中学时在早上的课间休息时，抽了一支大麻后随手涂在普通化学课堂笔记边上那些乱七八糟的疯狂两字。去拜访她是不可能的，他告诉自己，一边在后门楼梯下的投币电话亭里叫了一辆出租车，那里列出了出租车服务电话号码。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不由自主吗？
“就是不！”他嘟囔着，坚决地关上出租车门，表明他自己是多么有决心不去追逐那沾满血污的功能障碍的节日狂欢。他把贝基纸条上的地址给了司机。
“嗯，如果他们肯让你出来的话，你肯定没问题。”司机乐呵呵地说。
“我让自己出来的，我住不起。”
“很贵，是吧？”
帕特里克没有回答，他因为欲望和心理矛盾而变得迟钝。
“你听过某人去看精神病医生的故事吗？”司机问。他开上了汽车道，对后镜笑着。“他说：‘好可怕，医生，三年来我都以为自己是只蝴蝶，这还没完，更糟的在后面：最近三个月我都以为自己是只飞蛾。’‘老天，’精神病医生说，‘你日子多难过啊。那你今天怎么会想到上这儿来呢？’‘嗯，’这人说，‘我看见窗口的灯光，受到了吸引，所以就飞进来了。’”
“这故事讲得好，”帕特里克说，在想象中贝基的裸体里陷得更深了，一边想着他最近一次服用的安定的效果会维持多久，“你专门给普利奥里病人开车，是因为你性格开朗吗？”
“你还别说，”司机说，“去年我着实有四个月下不了床，着实觉得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
“噢，抱歉。”帕特里克说。
从哈默史密斯百老汇到牧羊人树丛环路，他们聊着无来由的哭泣，自杀性白日梦，难忍的迟钝，无眠的夜晚和焦虑的白日。等到了贝斯沃特，他们已经成了最好的朋友。司机对帕特里克转过身来，恢复了神情欢快精神饱满：“再过几个月，你想起经历过的这一切，就会说：‘那究竟是干啥？那么大惊小怪和恼火究竟是为什么？’我就是这样的。”
帕特里克低头再看看贝基的纸条。她签名时用了一种啤酒的名称，贝克。他开始悄声嘶哑地嘟囔，用的是马龙·白兰度扮演维托·柯里昂[7]的声音：“那个来找你约会的人，名字跟有名的啤酒一样——她才是那个想让你重新犯病的人……”
不要这些声音，他不能让这些声音重新开始。“开始时是稍稍模仿马龙·白兰度，”莫普太太叹了口气，“接下来还没等你意识到……”
“闭嘴！”帕特里克突然说。
“什么？”
“哦，不是说你，抱歉。”
他们转弯进入一个带中庭花园的大院子，停在一幢白色拉毛灰墙房子前，帕特里克探身从车窗望出去，贝基在三楼，美丽、唾手可得、精神不正常。
想想他为了得到一点小小的亲密而做过的事情吧；他给自己挖掘坟墓时泥土从耳边嗖嗖飞过。有些好女人对他关怀备至前所未有，必须折磨死她们，她们才会辜负他，才会表现得不可信任。然后还有些坏女人，一开始就不值得信任，倒是省了时间。他总是在这两大类型中来回，着迷于有些变种——她们短暂地掩盖了要维护他那正在朽烂的人格堡垒是多么徒劳——同时又希望堡垒能够相应地自我重整，成为安宁和满足的圣殿。希望和抑郁，抑郁和希望，只需一点置身度外，就知道他的恋爱生活看上去就像小孩的发条玩具径直跑向饭桌边缘陡直落下。风流轶事是爱情最受威胁的地方，而非可能获得最高表现的地方。如果一位潜在的对象足够绝望，例如贝基，那她就具有了注定招致厄运的吸引力。如此受骗令人尴尬，而更尴尬的是对欺骗作出反应，就像一个人逃离迫近自己的阴影。
“我知道这听上去有点疯狂，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帕特里克呵呵笑了一声，“但是你可以再开车送我回去吗？我还没有准备好。”
“回到普利奥里？”司机说，不再像先前那样同情他的乘客了。
他没必要认识我们这些必须回去的人，帕特里克想。他闭上眼睛，在后座伸直腿。“说话归说话，心怀疑虑往前走……有些事有些事……你不想要疯人院和那里的一切。”那里的一切，那美好的无可言状，威胁地扩张，貌似迫切地收缩。
开车回去的路上，帕特里克开始感到胸痛，连他对病态的浪漫情事的渴望都无法解释这个了。他双手发抖，感到额头上直冒汗，等抵达帕加齐医生的办公室时，已经有点谵妄了。他似乎陷于一个深不见底的二维空间，像只昆虫在窗玻璃上乱爬，寻找一个出口。帕加齐骂他不该错过了四点钟服用安定，说他这么快停药，可能会引发心脏病。帕特里克揭开颤抖的手上拿着的塑料小杯的盖子，吞下了三颗安定。
第二天他对抑郁症小组成员“分享”了自己几乎成功的逃跑经历，结果发现所有人几乎都逃跑过，或者逃跑过又回来，或者大部分时间都想着要逃跑。另一方面，有些人害怕离开，但他们似乎只是表面上不同于那些想要逃跑的人：每个人都执迷于想弄明白自己究竟还需要多少疗程才能开始“正常生活”。帕特里克感到与其他病人休戚相关，很惊讶自己会对此心存感激之心。一辈子养成的独往独来的习惯短暂地被对小组所有成员的一阵善意所淹没。约翰尼·霍尔坐在房间里面一个不为人注意的位子上，帕特里克从座位另一头绕过去同老朋友会合。
“你过得怎么样？”约翰尼说。
“蛮好，”帕特里克说，在他身边坐下，“我有种奇怪的兴奋感觉，我不会告诉任何人，除了你和玛丽。开始几天我觉得相当迷糊，但是接下来我感到的是你这个专业人士会称为‘洞见’的东西。昨晚上我去了葬礼厅，坐在埃莉诺的遗体旁，我有了心灵感应……我以后告诉你。”
约翰尼鼓励地微笑着。“天哪，”他说，停顿了一下，“尼古拉斯·普拉特，没想到会见到他。”
“我也没想到。你运气好，有正当理由可以不去同他说话。”
“别人不是一样吗？”
“差不多。”
“葬礼之后我们再在昂斯洛见面。”约翰尼说，让帕特里克转向走上前来的引座员，他站在一旁等待着。
“先生，您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马上开始。”引座员说，不知为何暗示出如果仪式不马上开始的话，排队等候的尸体就会堆积起来的意思。
帕特里克扫了一眼房间，有几十个人坐在面朝埃莉诺棺材的位子上。
“好，”他说，“我们十分钟后开始。”
“十分钟？”引座员说，好似一个小孩得知等他到了二十一岁时就可以做些真正叫人兴奋的事情。
“是的，还有人要来。”帕特里克说，注意到朱莉娅站在门口，她是这灰不溜秋的上午背景中一片瘦削的黑色：黑纱、黑帽、笔挺的黑丝绸外衣，他猜，里面也是略微柔软的黑丝绸。他立刻感到了她的精神影响，那种强烈但却独有的敏感。她就像一张蜘蛛网，一碰就颤动，却对那令蛛丝在湿淋淋的青草上闪亮的光照无动于衷。
“你正好赶上。”帕特里克说，隔着朱莉娅那扎人的黑色面纱吻了她。
“你的意思是说像往常那样迟到了。”
“没有，刚好准时。我们正要启动，如果我用的词合适的话。”
“不合适。”她说，短促嘶哑地笑了一声，笑声像过去一样总是打动他。
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结束恋情的那个法国旅馆里，尽管有很多沟通余地，但他们还是找不到什么话来说。长时间地就餐，头顶是一片人工天空的穹隆，画着淡淡的云彩和垂悬的玫瑰花环。他们盯着一段台阶，通往一个私人港口里疾驶的平底船、碰着系船柱嘎吱作响的缰绳、在石筑码头上生锈的系船柱；一切都渴望离开。
“既然现在你同玛丽不在一起，又不需要我，那我是……结构性的了。”
“的确。”这个单词或许太光秃秃了，只有沉默才能超越它。她站起来，一言不发地走开了。一只海燕从泥污的栏杆起飞，尖叫一声展翅飞向大海。他想叫她回来，但是这一冲动消失在两人之间逐渐拉长的厚重帷幕中。
现在朱莉娅看着这位新近丧母的人，认定她已经完全不在乎帕特里克了，除了想要他觉得她很有诱惑力之外。
“这么久没见到你了。”帕特里克说，看着朱莉娅黑面纱下鲜红的嘴唇，他总是不合时宜地被几乎所有曾经与他同床共寝的女人吸引，即使出于其他所有理由他强烈地厌恶旧情复燃。
“一年半，”朱莉娅说，“你真的不喝酒了吗？眼下肯定很难受。”
“一点不：危机需要英雄。潜在的攻击发生在事事顺心时，至少我听说是这样。”
“如果你不能以本人的口吻谈到事事顺心，那就没多大改变。”
“改变了，只不过我说话的方式还要点时间来同步。”
“我等不及了。”
“如果有机会嘲讽的话……”
“你会抓住机会的。”
“这是最难改掉的嗜好，”帕特里克说，“忘了海洛因吧，只要试着改掉嘲讽就行，这种内心深处的需要同时意味着两件事情，想要同时在两个地方，不想面对一个意义固定的灾难。”
“别！”朱莉娅说，“我边用着尼古丁贴片边抽烟，已经够麻烦了，别把我的嘲讽也拿走，”她央求着，戏剧性地拥抱他，“给我留一点讽刺。”
“讽刺不算数，它只意味着一件事情：蔑视。”
“你一直是个品质控”，朱莉娅说，“我们有些人喜欢讽刺。”
朱莉娅意识到她在同帕特里克调笑。她感到怀旧情绪的小小牵动，但坚决地提醒自己她已经完全摆脱了他。再说，她现在有了贡特，他是位富有魅力的德国银行家，每周三在伦敦度过。的确，他已婚，就像帕特里克当初那样，但在其他方面则完全相反：精明、健康、富有、有自我约束。他能弄到歌剧票，在高级酒吧订座，是各种俱乐部会员，事情都由他的私人秘书安排。有时他不管不顾地穿上熨烫过的牛仔裤和麂皮拉链夹克，带她去城里某些特殊地方的爵士俱乐部，当然，总是有一辆令人宽慰的大车默默地等在外面带他们回海斯梅斯。就在伯克利广场后面，贡特像他所有的朋友一样，在他的梅斯三房屋横向改建的地下二层修建了一个游泳池。他以一个在艺术界有朋友的人士的随意轻信，收藏丑陋的当代艺术品，更衣室里有展示女人乳头的黑白艺术照片。他令朱莉娅感觉自己很老练，却没有让她想到演戏，她同贡特在一起时这个想法干脆就没有出现过。他从来没有费力去放弃嘲讽，他当然知道它的存在，并且以他傻呵呵的劲头乐此不疲。
“我们最好找个座位，”帕特里克说，“我不大确定要做些什么；我甚至都没时间去看看仪式的顺序。”
“但不是你安排的吗？”
“不，玛丽安排的。”
“真好！”朱莉娅说，“她总是这么乐于助人，真是比你自己的母亲还像个母亲。”
朱莉娅感觉心跳加快了；也许她有点过分了。她很惊讶自己同那个自我牺牲典范的竞争突然烟消云散，早就过时了。
“她的确是，直到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帕特里克和气地说，“这让我没法躲了。”
朱莉娅起初害怕他会生气，结果发现自己希望他不要这么镇静得令人发狂。
风琴嗡嗡开始奏乐。
“嗯，无论真假，我还是要去焚烧我唯一母亲的遗体。”说着，帕特里克对朱莉娅一笑，沿着走廊走向前排。玛丽在那里给他留了一个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