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生恶花坏姻缘

人世间事，最委屈不过的，就是冤屈狱；最苦恼不过的，就是恶婚姻。这两件事，若是凑到一起，不必你身临其境，自己当局，就是听见旁人述说，也能毛骨悚然，伤心坠泪。明代宣德年间发生的案件里，有一件既有冤屈狱，又有恶婚姻的案子，最终经过宣德帝两次批示，才得以昭雪。

宣德皇帝是在父亲洪熙皇帝在位不及半年的情况下匆匆即位的，而他的两个叔叔却是心怀不满，在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的帮助下，采取平汉去赵的策略，一举消灭汉王朱高煦的势力，逼迫赵王朱高燧交出护卫，宣德皇帝也因此被史家称为“英姿睿略”，《明实录》收录了许多他处理刑事案件的事例和议论，此件就是其中之一。一个平民百姓的案子，为什么会惊动皇帝，并且使他直接参与处置呢？可见，这起案件是值得关注的。

明宣德元年（1426），在北京城外驻守的勇卫军中，有个义勇兵，名叫阎群儿，是个极其热心的人，平日交游极广。娶妻毛氏，年方二十二岁，用古人描述的套话，也就是生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毛氏本来出身官宦人家，因为战乱，父母死于战火，孤身一人，流落乡村，被阎群儿看到，娶为妻室。一个彪悍的军士，娶得一个官宦娇娘，可以说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但毛氏感恩，毕竟阎群儿救她于危难之中，故此夫妻生活还算是美满。

也是凑巧，勇卫军有个校尉，也就是军士小头目，名叫陈贵，是富家出身，家里有良田千亩，城里有院落两所，刚刚二十三岁，平日里打扮得风流倜傥，再加上懂得一些诗文，在军队里堪称文武全才，更由于本人自负，十分引人注目。这一天，阎群儿过生日，找平日相处很好的一些弟兄来自己家庆祝，陈贵也在其中。

一个普通的军人之妻，不可能如大家闺秀，当然要忙前忙后招待客人。要知道人生在世，往往会因为一个念头而改变了一生，当这个念头出现，即便是有回天之力，也不能将之改变，要是有恶念头就可怕了。阎群儿请来的弟兄都是粗俗之人，唯独陈贵一表人才，粗通文墨，有鹤立鸡群之势。出身官宦人家的毛氏，自然多看了他几眼。常言道，男才女貌。若是男才看上女貌，能走在一起的可能性仅有百分之五十。若是女貌看上男才，能够走在一起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这就是男追女一堵墙，女追男一张纸。捅破这张纸是很容易的，毛氏见到陈贵，未免献些殷勤，而陈贵垂涎毛氏的美貌，也心生爱慕，居然彼此留下信物，相约单独会面，两个人终于走到一起了。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毛氏与陈贵相好的事情，瞒得过阎群儿，却瞒不过他的朋友。阎群儿生日那天，请来十人，其中有个名叫李宣的义勇兵，那天看到陈贵与毛氏眉来眼去，心里就觉得不舒服。生日宴会以后，李宣就留了心，暗地里跟踪陈贵，发现他与毛氏经常在一起。不能说李宣出于哥们义气，至少可以说其心怀妒忌，所以将此事告诉了阎群儿，并且添油加醋，气得阎群儿非要找陈贵拼命。李宣见阎群儿愤怒，便告诉他捉奸要捉双，要不然打虎不成反被虎伤，毕竟陈贵是个小头目，他们都是陈贵的属下，若没有真凭实据，岂不是自找苦吃？

阎群儿是个心里藏不住事的人，得知毛氏与陈贵通奸之事，无论如何也压不住心中怒火，回到家中，看见毛氏，再也没有往日那种喜笑颜开的样子，而是面色冷峻。毛氏心中有鬼，看到丈夫怒气冲冲，也不敢多言，赶快到厨房安排饭食，却不想阎群儿嫌热怕凉，不断地挑毛病，毛氏刚刚分辩几句，阎群儿举拳便打。两个人结婚三年了，阎群儿对待毛氏，含在嘴里怕化了，捂在手里怕碎了，关在笼里怕闷了，放在野外怕飞了，一直是宠爱有加，这是他第一次打毛氏。从阎群儿的骂声中，毛氏感觉到他已经知道自己与陈贵之间的事情，但她死不承认，与阎群儿理论，而阎群儿没有证据，只好把李宣所讲的事情和盘托出。毛氏听说之后，号啕大哭，说阎群儿所结交的尽是狐朋狗友，就将李宣平日如何对自己心怀不轨，时常过来调戏之事讲出，并且拿出一副银手镯，说是李宣送给她的信物，自己不要，他死活都要留下，他调戏不成，反而诬赖我，夫君不问青红皂白，就责打我。想当初我落难之时，夫君救我于水火之中，我岂能背夫君而与他人相好呢？毛氏一哭，阎群儿反而不知所措了，看到毛氏楚楚可怜的样子，也不由得心痛起来，便好言安慰毛氏，连连赔礼道歉，哄得毛氏破涕为笑，才算完事。第二天，阎群儿拿着银手镯来找李宣，痛骂他无耻，不怀好心，并且将银手镯掷到李宣的脸上，然后扬长而去。李宣情知理亏，只好哑巴吃黄连，默默地忍受了。

毛氏知道是李宣将她与陈贵的事情告诉了丈夫，心里很是愤恨。毛氏经历过家庭变故，经历过大起大落，对人情世故也颇有了解，所以面对此事，没有选择隐忍，而是采取主动出击，将事情的本末告诉了陈贵。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陈贵知道事情的原委，也就开始防范。在防范他人的时候，却没有防范自己的家。过了几天，来了一伙强盗把陈贵家打劫了。幸亏那日陈贵不在家，躲过一劫，但两名家丁被杀，还被抢走各种金银细软，价值数百两。那时候刚刚是大乱之后，散兵游勇，遍地皆是，他们这种人，非农非工，不商不贾，也算是一种特殊阶级，从军多年，平素吃惯了军粮，如今天下太平，裁撤一些军人是在所难免的。这些被裁的军人，谋生乏术，糊口无方，多年疏散惯了，要他们改弦易辙，确实很难，所以他们只好当起了盗贼。从来劫财害命，本属相连，自然就闹出了许多的血案，而这些血案是很难破获的。陈贵家被打劫，告官以后，因为没有人证物证，官府仅仅发个缉捕告示，就算是给当事人一个交代了。

毛氏得知陈贵家遇到劫匪，告官也无凭无据，便心生一计，让陈贵将李宣牵连入案，这样虽然说不上可以杀人灭口，至少可以除去心头之患。陈贵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不过他更是心狠手辣，便到官府指证李宣等九人为匪，连阎群儿也牵连在内，以便斩草除根，顺利地将毛氏迎娶进门。其状词则可谓恶笔生花。状词略云：

具禀陈贵，为谋反打劫大事。现今义勇李宣、阎群儿等九名，暗结凶徒，举动不良，久怀异志。此前因未有实据，小的也不敢轻易出首。如今李宣等，明火执仗，抢夺民财，大集党徒，号令歃血，委实反情已露。窃恐一星不灭，得致燎原，恳请大老爷衙门，速整备兵马，趁事情初起，人心未归，出其不意，一并擒拿。急急剪除，庶无后患。

这样的诉状，就将李宣、阎群儿等人纳入谋反大罪。按照《大明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这可是灭门灭族的大罪，如果没有深仇大恨，一般是不会以此罪名告状的，可谓是心怀狠毒，笔生恶花。

承办此案的监察御史是个酷吏，古人对于这等酷吏，往往略去姓名，由于监察御史官品较低，也难以查找他的真实姓名，姑且以职官称呼。监察御史见当事人指出谋反大逆者的姓名，便将这九人全部捕获。作为酷吏，最大的特征就是会滥用刑讯，采取严刑逼供，先将嫌疑人打得死去活来，再用冷水浇醒，使之最终忍受不住痛苦，然后逼迫他们画押、招供。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来支撑，嫌疑人是不可能熬过酷刑的，只有屈打成招的份了。

好在这位监察御史还算是有良心，没有按照谋反大逆罪实行拷打刑讯，只是按照一般强盗罪来诱供，使这些人被迫招供。招了就等于是认罪，然后追赃，而赃不可能全部追回，只要是有失单上的赃物，就可以定案了，而李宣的银手镯恰恰在失单之内，一举查获，就算是人赃俱获了。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强盗得财，不分首从，皆斩。监察御史按照此条律，将李宣、阎群儿等九人拟为斩罪，上报刑部核准。

李宣等人平白无故遭到诬陷，不得已被屈打成招，但李宣的父亲一直坚信儿子是清白的，多次到监察御史处鸣冤，却被认为是无理取闹，几次都被一顿乱棒赶出官府。李父不服，就来到北京的都察院，击打登闻鼓诉冤。是时负责监督登闻鼓的是给事中李庸，此人后来为顺天府尹、工部侍郎。给事中李庸审讯李父，得知陈贵家被盗之日，李宣等人正好到外地出差，不可能为盗匪，于是便将此事奏报给宣德皇帝。

宣德皇帝看到给事中李庸的奏疏，当即对都察院下达指示：“平人岂可枉杀，以事他适，当有证验。”也就是说，不能妄杀平人，既然是当事人在事发的时候没有在场，就应该有证据，因此命令都察院承办此事。都察院岂敢怠慢，当即派人前去核实，发现陈贵家被打劫那天，李宣、阎群儿等九人并没有在出事地点，而是被派往保定提取粮秣。提讯保定驻守军官，再加上查阅领取粮秣的簿册，可以确定李宣、阎群儿等九人在陈贵家被打劫那天，正在保定，而保定离事发地点有二百余里，他们不可能扔下粮秣，日夜兼程奔赴事发地点。再到沿途驿站及急递铺进行核实，确实有李宣、阎群儿等九人经过的登记，由此可以断定，他们不可能是打劫的盗匪。掌握证据之后，都察院火速奏报给宣德皇帝。

宣德皇帝得知事情的缘由，当即对左都御史刘观说：“昔隋炀帝令于士澄治盗，但有疑似，辄加考掠，同日斩决二千余人，其中六七人者，盗发之日，先禁他所，不胜楚毒，亦自诬服。有司明知，不复执奏，今非各人自陈，岂不冤抑而死？是尔等皆士澄也。宜戒约诸道，凡治狱必察实情，此事若已论决，朕必不汝贷矣！”也就是说，在隋炀帝的时候，委派亲信于士澄缉捕盗贼，只要是稍微有些疑似，便用酷刑审讯，使他们屈服于滥刑之下，结果一天就有两千多人被斩决。在这两千多人中，至少有六七人在案发的时候没有在现场，而且是已经被囚禁在其他地方，结果也是忍受不住酷刑，被屈打成招了。当时主管衙门不是不知道其中有冤屈，但没有人上奏给隋炀帝。现今如果不是当事人家属击鼓鸣冤，给事中李庸上疏，那九个人岂不是也要冤抑而死呢！看来你们这些主管刑狱的官员，都是于士澄之类的人，如今还有何话可说！你应该以此事警告各道监察御史，大凡办理案件，必须要查到真凭实据，掌握实情，才是办案之道。如果李宣、阎群儿等九个人已经被斩决了，朕是绝对不会饶恕你们的。

在宣德皇帝的指示下，都察院会同刑部，将陈贵、毛氏定罪。陈贵的罪比较好拟，因为他诬告之罪明显，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应该是诬告反坐。如果李宣、阎群儿等人已经被处决，陈贵要被凌迟处死，那也算是罪有应得，问题是李宣、阎群儿等人没有被处决，按照《大明律》规定，也就是杖一百、流三千里，再于流放之地加徒役三年。问题是毛氏如何量刑。她并没有告状，却向陈贵献策，就有挑唆词讼的嫌疑；她没有想陷丈夫于死地，却有通奸行为，就有因奸杀人的嫌疑；事发之后没有检举自首，却在一边冷眼观看，就有陷夫于死之嫌。如今宣德皇帝明令让毛氏抵罪，就不能从轻论处。于是诸位官员援引《大明律》的规定：“其妻妾因奸同谋杀死亲夫者，凌迟处死，奸夫处斩。”认为毛氏与陈贵通奸，出谋划策让陈贵状告丈夫谋反大逆，实际上就是同谋，应该凌迟处死。给事中李庸认为，在这个案件中，毛氏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怨恨李宣，出谋陷害李宣，仅仅是为了报复，但没有想到陈贵会将她丈夫一并诬陷，应该算作不知情，而该律还规定：“若奸夫自杀其夫者，奸妇虽不知情，绞。”因此不能将毛氏判为凌迟处死，最多能判个绞罪。

官员们将两种意见上报给宣德皇帝，他进行了权衡，同意给事中李庸的说法，将毛氏定为绞刑，也就将毛氏处决了。史称宣德皇帝“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既有宣德皇帝“英姿睿略”的个人因素，也有明代已经发展六十年，“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的缘故，至少在司法方面已经不是任意胡为，主要依据《大明律》了。这正是：

姻缘之恶在无情，狠毒由心缘嫉妒。

毛氏在战乱之时，遇到阎群儿搭救，以身相许，是出于感恩，不可能是出于爱情，因此两个人的婚姻感情基础薄弱，在此情况下，陈贵乘虚而入，以其才情获得毛氏的好感，最终男欢女悦，情投意合。这种事情在现代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事情，离异再婚是为了爱，也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在明代，却没有那样简单，一旦妇女对别的男人动心，等待她的就是悲惨的命运。严格来说，宣德皇帝也没有认真地按照《大明律》来定罪，有先入为主之嫌，也导致量刑问题上失去公正。按照《大明律》，奸夫淫妇谋杀亲夫，都应该是死刑，而此案淫妇被处死了，奸夫却苟活了。毛氏是按照“因奸同谋杀死亲夫”来量刑的，即便是按照给事中李庸的说法，因她不知情从轻处罚，处以绞刑，但她的丈夫并没有死，丈夫没有死，却将妻子处死，也难说是罚当其罪。陈贵因为通奸而诬陷阎群儿与其他人谋反，欲置阎群儿等人于死地，就应该按照通奸的相关律例来量刑，却按照诬告罪被杖一百、流三千里。同罪不同罚，看似公正的判决，其实并不公正，其弊端是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真不知道有多少冤魂游荡于明王朝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