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赃枉法难饶恕

宣德初年，一名知县被人告发了，宣德皇帝查看案情，不由得勃然大怒，敕令三法司共同审判，在三法司裁判难以统一的情况下，宣德帝进行批示，将该知县凌迟处死，是有明一代比较少见的处罚。

县太爷被称为父母官，他们说不上人微言轻，也不是权不制人。县太爷还被称为芝麻官，但常常说他们满身铜臭。如果他们是清官，生前往往会被百姓立牌坊，死后也会入名宦祠。要是他们贪赃枉法，不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也会遭到报应。如明代嘉靖时期的浙江桐乡知县曾士彦，因为贪污而被免职，被害的百姓一边骂他儿子，一边将雪团塞入其脖颈，他也只好逆来顺受。那个时候，的确有不少县太爷是贪污的能手，不但生活荒淫无耻、糜烂不堪，而且滥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事情一旦败露，自家就会显遭天戮，家财没入官府，妻子不免流离，子孙不得昌盛，是横行累世，取祸于一朝。

宣德元年，徐州府砀山县知县，名叫于民。本来父母官应该是爱民的，不是害民的，这个于民却将本县百姓视为鱼肉，在自己的砧板上任意宰割。于知县对于财富的追求，可以说是毫不隐讳。本县的乡绅、举人、监生、生员，一定要他们来送礼，然后他回送一盒发霉的点心，这就是他所谓的礼尚往来。征收钱粮，银子加火耗，粮食加鼠耗，大秤小斗，淋尖踢斛，不勒索百姓五六成不肯罢休，还号称是为国为民，这是他所宣称的忠君爱民之道。办理词讼，吃完被告吃原告，却号称息讼解纷，这是他所讲的民无纷争。购买日常用品，不按行市，一两仅给三四钱，还要一年以后再结账，声称是公平交易，这是他认为的童叟无欺。发放钱粮，十两定扣除一二两，再预借一年，却说是存公生息，这是他所谓的急公好义。

砀山县里有个乡绅，名叫段恭，有万贯家资，却也急公好义，遇上灾荒，也能拿出一些粮食煮粥赈济，时不时还拿出一些钱财，修修桥、筑筑路，因此有善人之称。于知县得知段恭如此豪富，就与他结交。上任伊始，就前来拜会，百般趋承，就是希望段恭出些钱财。段恭最恨那些贪官，如果让他赈济灾荒，做些善事，他不会心疼钱财，是个散财童子；若是向他索贿，定是分文不给，是个瓷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一毛不拔。这样能不得罪于知县吗？于知县的陷害之心，由此而生。

于知县拜访了段恭，段恭却不回访，分明就是不肯送礼。因为段恭赋税不缺，钱粮不欠，与人无争，没有纠纷，于知县也没有理由挑毛病。段恭闭门不出，但也不是一张白纸，总会留些把柄与人，那就是夫妻不和。这个段恭千好万好，就是一样不好，那就是好色。

段恭所娶之妻，也是门当户对，是城中财主王员外的女儿，生得如花似玉，女红针黹无一不精，应该是贤妻良母型。新婚燕尔，夫妻感情还不错，生了二子一女。由于王氏是大家闺秀，少些风情，且随着岁月的流逝，也人老珠黄了，而段恭却接连纳了三个妾。好在王氏大度，并没有因此与丈夫大吵大闹，妻妾们也算相安无事。按理说段恭的家庭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但于知县却在此事上大做文章。

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也就是说，男子在四十岁以上，没有儿子，才能纳妾，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古代男人固然可以纳妾，也是因为纳妾属于户婚小事，民不告官不究，只要没有人告到官府，一般不会去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于知县要找段恭的麻烦，就利用这条法律。

段恭时年三十六岁，纳妾的时候才三十岁，而妻王氏为其生有二子一女，不属于无子者，且年纪又不够，两个条件都没有达到。段恭明显违反了这条律法，应该受到该律的制裁。笞四十是小罪，何况受完笞刑以后，也不需要与妾离异。按照律例规定，这种轻罪是可以收赎的，赎金不过两千四百文铜钱，对于财主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因此有钱人照样可以妻妾成群。

于知县得知段恭这点罪责，便小题大做起来，立时派出衙役擒获段恭到案听审。衙役见有县太爷的差票，便大张旗鼓地把段恭拘押起来，意图索要一些钱财，哪里知道段恭自以为身正不怕影子斜，就是不肯出钱，差役们便动起私刑，折磨得段恭是有苦说不出来。差役们的私刑种类很多，其中有许多让县太爷不能察觉的私刑，比如说用醋或辣椒水等灌入鼻子之中；用猪鬃毛插入耳朵、鼻子、喉咙等敏感之处；用细软的毛刷在脚心轻挠，使之哭笑不得；用浓烟熏眼睛，使之流泪不止等，能使人备受痛苦，县太爷却查不出任何伤痕，也不好治差役凌虐之罪。段恭受到差役们的私刑索财，却能咬牙坚持，因为他坚信见官定能讲得明白。按照规定，差役领到差票，必须在三天之内销差，所以到第三日，差役们虽然一无所获，也只好将段恭押到县衙，却没有想到于知县并不审理，直接令差役将段恭押入县狱。

为什么于知县可以不审理而关押人呢？因为那个时候规定农忙季节不办理户婚田土案件，本来只限于农民，不是农民则应该办理。段恭虽然是财主，但介于农民与市井之间。说他是农民，因为他家的土地全部在乡下，以农业收入为主；说其是市井，他居住在城里，又从事商业。于知县就是以此为由，将他当作农民进行关押，故意拖延时间，以便勒索钱财。

县狱是什么地方，环境恶劣不说，那些狱吏、禁卒、牢头百般凌虐，多方索诈，是常见之事。特别是牢头，他们本来是犯人，是监狱里的恶霸，在监狱中恃强凌弱、动用私刑，其手段相当恶劣，可以让人求生不成，求死不得。段恭如今不但要忍受恶劣的生活条件，还要受到牢头狱霸的私刑，命运十分悲惨。于知县将段恭押在监狱，就是想让他受些痛苦，乖乖地出些钱财消灾，这分明是敲诈。段恭不服气，便委托自己的侄子到京城控告。委托侄子是在监狱里讲的，如何能够瞒过狱卒们，所以狱卒将此事告知了于知县。

于知县听闻，不由得勃然大怒，心想：一个土财主不知好歹，竟敢与我这个父母官作对，真是不知道死活。既然土财主相信有王法不可欺，我就用王法来处置你。要用王法，就要给你来一个绝后计，让你冤沉海底，看你如何申冤。于知县打定主意要置段恭于死地，于是发下差票，让差役缉捕段恭之侄及他的两个儿子，打入死牢，看他们能够有什么本事逃出如来佛的掌心。差役们领命而去，却没有想到段恭的侄子星夜兼程，已经出了砀山县界，不知道逃往何处，只好将段恭两个未成年的儿子抓来销差。

得知段恭的侄子脱逃，于知县也感觉事态严重，万一他告御状成功，自己岂不是身家性命难保。常言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于知县居然想出更狠的计谋，那就是制造段恭反狱的假象，即便将来上司复查，也是死无对证。按照《大明律》条规定：“若罪囚反狱在逃者，皆斩。同牢囚人不知情者，不坐。”反狱属于由监狱内向外脱逃，所以于知县嘱咐狱卒办理此事，让段恭逃到指定的地点，狱卒就可以领赏。于知县这条狠计，就是要制造段恭父子反狱逃跑的假象，然后采取非常处置，再将知道此事的狱卒与牢头们杀死，真正做到杀人灭口。

狱卒们得到于知县的嘱托，就开始安排起来。他们找了三个牢头，让他们趁天黑将段恭父子挟持出监狱，然后向城东门逃跑，到了城门之后，将父子三人扔下，火速回到监狱，不得有误。牢头按照嘱托，当夜撬开监狱的铁锁，拉着段恭父子就往监狱外面跑。段恭如何肯走，牢头们哪里管这些，各自背负一人，飞跑到东门，将三人扔下，然后返回监狱。牢头回到监狱，看见几名狱卒，不是头上有伤，就是手脚有伤，个个呼痛喊疼，想必是狱卒知道反狱罪重，自己弄了些伤，以便逃脱罪责。因为按照《大明律》的规定：“若贼自外入劫囚，力不能敌者，免罪。”法律规定是内外结合的劫狱，狱卒、典狱官、县太爷才能免罪，如今仅仅是段恭父子从狱内反狱而出，狱卒、典狱官、县太爷也都要承担刑事责任。细心的狱卒们也知道于知县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若是让段恭父子从监狱内脱逃，于知县将责任推卸给他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故此，狱卒们就将这三个牢头杀死在监狱墙外，伪造成强盗自外面来劫狱，狱卒们身受重伤而力不能敌的样子，让官府挑不出自己的过错，也不能治他们的罪。看来狱卒们也很凶狠，比于知县有过之而无不及。

段恭父子被牢头扔在城门下，正不知所措，忽然杀出一队人马，领头的正是于知县。段恭正欲上前分辩，却不想于知县将手一举，衙役们上前，举刀便砍，乱刃之下，转眼间三命就归西了。于知县打道回府，当即就将狱囚反狱的情况写成详文，派人火速报到徐州府，算是了结一件狱囚反狱的大案。按照规定，只要是狱囚越狱与反狱，地方官是可以根据情况将狱囚立即斩杀的，地方官与相关责任人无罪，而且还可以论功受赏，于知县就等着上司的奖赏了。

于知县自以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但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万万没有想到段恭的侄子已经到了京城，将于知县贪污的事情告到大理寺。明代大理寺衙门属于三法司之一，本来负责复审与驳正，没有什么权限，但是能直接上奏皇帝，所以大理寺将此事奏报给了宣德皇帝。

宣德皇帝当即命令都察院察核此事，都察院派遣一名御史前往。该御史还算认真办事，他不是大张旗鼓地前往砀山县查案，而是带了两个仆人，微服前往，走访各方人士，终于打探出事情的原委，然后赶到县衙，当场出示钦命，将于知县逮捕，星夜押往京城，交都察院审理。按照《大明律》的规定：“若府州县官犯罪，所辖上司不得擅自勾问，止许开具所犯事由，实封奏闻。若许准推问，依律议拟回奏，候委官审实，方许判决。”都察院只能按律上奏，宣德皇帝也按照法律将于知县交三法司审理，却没有想到三法司在量刑定罪上产生了分歧。

都察院认为于知县应该是属于文职官犯私罪，凡是杖一百以上的罪责，都要予以革职，然后交刑部议罪，将量刑之事推给刑部。刑部认为于知县罪故意监禁平人，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凡官吏怀挟私仇，故禁平人者，杖八十。因而致死者，绞。”应该判处绞刑。大理寺认为于知县害人情节恶劣，似此处置未免情重法轻，应该比拟《大明律》的规定：“凡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凌迟处死；财产断付死者之家；妻子流二千里。”似此应该将于知县凌迟处死，他的所有财产断给段恭之家，而于知县的妻子及儿子，不包括女儿，都应该流放二千里。都察院认为于知县是官，按照文职官犯私罪规定，可以减一等处罚，如果按照刑部所拟，就应该减死充军；要是按照大理寺的意见，则应该判处绞刑，他的财产则不必给付死者之家，妻子与儿子也不应该流放二千里。那么两者权衡取其中，都察院认为在刑部所拟绞刑、大理寺所拟凌迟处死的基础上，定为斩刑，不再牵连于知县的妻子、儿子与家产，似为更妥当一些。

面对这样一个恶性案件，三法司都引用《大明律》，却形成三种不同意见。都察院不希望将官员处死，有官官相护之嫌；刑部的意见仅仅是针对犯罪官员，并没有考虑受害者的利益；大理寺要从重处罚，并且保护受害之家的利益，是基于法律精神。由此可见，都察院这类实权的衙门，处处维护官府的利益，很少考虑民众的利益，所体现的官僚政治特征明显。大理寺这样没有实权的衙门，因职责所在，仅仅考虑法律，也很难说是关注民众利益，但在客观上保护了受害者的利益。

三法司在拟罪上有分歧，自然要将会审的情况奏报。作为君主，无论是从家天下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统治基础的角度考虑，都要关注民众的利益，若放任官吏残害民众，最终会威胁到政权的存在，所以对贪婪、凶残的官吏决不手软。宣德皇帝看完三法司的会审情况之后，认为：“县令民父母，当爱民如子，今乃反道杀民，悉论如律。”也就是说，作为父母官的县太爷，爱民如子是其本分，他不爱民如子也就算了，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竟然用残忍的手段杀死县民，如何能够饶恕他呢？就按照大理寺所拟按律办理。在宣德帝看来，贪婪、凶残官吏祸害人民，人民定会怨声载道，以他们的头颅来平息怨言，是最容易获取民心的事。想当初曹操因为军粮短缺，嘱咐发粮官克扣军粮，当军人们怨声载道的时候，曹操借发粮官的头颅平息了军人们的愤恨，也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身为帝王，都明白此道，宣德帝如此裁断，应该是帝王之术的表现。

在宣德皇帝的明确指令之下，于知县被押赴刑场凌迟处死，当官多年积攒下的钱财，无论是正当所得，还是贪污受贿所得，全部被没收入官。按规定，这些财产应该给付死者之家，但死者之家岂能知道于知县有多少财产，给几个钱，算是安慰了，毕竟朝廷为他们家申了冤，他们只会感恩戴德，哪里敢向官府要钱呢？更不敢找官府去查账，也只能听任那些经手的官吏们中饱私囊了。这正是：

千方百计祸害人，折了钱财又丢命。

此案的于知县，真可称得上心狠手辣，为了榨取钱财，不惜草菅人命。就因为段恭不给他送礼，他就吹毛求疵，寻找段恭的过错，以不按律纳妾的小罪而将段恭提讯，却不开堂审理。于知县设计陷害，逼迫段恭就范，却没有想到段恭生性耿直，居然派人去京控，于知县因此采取了绝后计，以反狱大罪杀掉段恭父子三人，办理得算是天衣无缝。若是钦差御史大张旗鼓地前来查案，于知县还不知道会使出什么手段，将罪责搪塞过去。幸亏御史微服私访，查得实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速将于知县押往京城，才能使他伏法。三法司会审，各自都按照《大明律》对罪犯提出处理意见，试图开脱者有之，按照常规处死者有之，严惩不贷者有之，亦可见官场之复杂、《大明律》之不完备。在宣德皇帝看来，县太爷是父母官，就应该如父母爱护子女那样无微不至，不应该有害子女之心，更不应该有害子女之行。如今于知县竟然敢于违反父母爱子女之道，残忍地杀死良民，岂可轻饶？因此同意大理寺所拟，将于知县凌迟处死，这在当时是比较罕见的。朝廷毕竟要依靠官僚来实施统治，在“刑不上大夫”的传统理念下，需要给他们一些体面，判处死刑，也不必公开执行，如今在大庭广众下将贪酷官吏凌迟处死，既可以看出他整饬吏治的决心，也可以了解到他的统治之术。宣德皇帝认为吏治得失，实在关系民生休戚，如果不予以整饬，祖宗创下的基业难以长久，这也是守成君主们的共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