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事小廉洁大

明宣德六年，江西建昌知府陈鼎，将署理南城知县的广昌县丞徐政械送京城，理由是他让里长提供饮食，花费甚多。按照制度规定，官员定罪，必须要请旨定夺。徐县丞没有什么恶迹，仅仅是吃吃喝喝，更何况《大明律》规定里甲是可以提供官员饮食的，又如何予以定罪呢？宣德帝也认为饮食事小，但这种小事却与官员的廉洁密切相关，因此主张将徐县丞治罪，并且对臣下讲出治罪的理由。徐县丞是如何因为饮食之事被知府械送京城的呢？宣德帝下旨将徐县丞治罪的原因是什么？官员们吃吃喝喝在《大明律》中有规定吗？且从案情讲起。

明初建昌府辖南城、新城、广昌三县，南城是知府衙门所在地，也是县衙门所在地，是府县同城，南城县则为该府的首县。明代实行朝觐考核制度，每逢辰、戌、丑、未年，地方官都要赴京朝觐，接受由吏部主持的考核。宣德五年（1430）是庚戌年，是朝觐之年，各府、州、县正官，除少部分因为脱不开身，可以留守办事之外，都要赴京朝觐。正官都去朝觐了，府、州、县的事务还需要有人办理，所以要委署一些佐贰官代理正官之职。广昌县丞徐政，举人出身，勇于办事，口碑很好，因此被委署为南城知县，这是首县，是多少人向往的肥缺。

委署是临时的，等朝觐的知县回来的时候，依然回去当县丞。要想得到实官，必须要有政绩。徐县丞把各里的里长及退休回籍的乡宦们都找来，询问本县现在亟须办理的事情。有人讲到，我朝崇本抑末，应该重点发展农桑，重农桑就要兴修水利，如今南城县的沟渠已经年久失修，应该予以疏浚。也有人讲到我朝畅行教化，欲教化兴，必须要重学校，如今的县学建于洪武年间，已经几十年了，墙垣屋舍已经颓败，若不维修，恐有倒塌之虞，若伤了县学生，则大有干碍。还有人说，南城县踞八闽之咽喉，控百粤之襟带，是四通八达之地，商埠码头一定要修缮。司马迁曾经说，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通则财通，是富县之道，不得不予以重视。更有人说，《周礼》讲荒政是为政之大道，如今虽然不是荒年，但不能不备荒，乡里应该建社仓，县修常平仓，才能确保南城县无荒年之忧。有人说，要想富，先修路，如今四村八寨因为路桥不通，乡人的土产粮食运不出去，上缴一石皇粮，需要四五人花费十余日才能运到县里，百姓苦不堪言。也有的说，欲太平，除盗贼，如今县西部山区还有小股盗匪，本县因武力有限，一直没有进行清剿，恐怕将来这些小股盗匪聚集在一起，会成为本县的大患。更有人说，仁政之要，必须使鳏寡孤独、老幼残疾得到安养，如今县里的养济院、惠民药局，因为经费不足，使孤老得不到照料，贫民有病得不到医治，更有贫民遗弃儿女，应该修建育婴堂，予以收养。可谓众说纷纭，各就所知，提出本县应该办理的各项事务，可以说涉及方方面面。

徐县丞听取了各方人士的意见以后，决定先干一些立竿见影的事情，因为他代理知县时间有限，若不在此期间完成，就没有政绩，也就没有可能转正。能马上见到成效的事情，一是修学校，在县城之内大兴土木，全县人都会知道，另外县里的生员们都会颂扬，能把这件事宣传出去。二是修理沟渠，这个工程虽然浩大，但在农闲之时，征集劳力并不困难，若是动员乡绅们捐助一些粮食，县里再调拨一些粮食，只要给口饭吃，农民还是愿意来的，更何况还有里长们督促。学校与河渠修缮完毕，上峰来视察，定能看在眼里，政绩也就有了。

说干就干，徐县丞制订好计划，便大张旗鼓地干了起来。自己虽然为代理知县，却没有摆出官架子，除了三、六、九是办理词讼的日子，他天天都在工地，也不穿官服，粗布破衣，与百姓们一起同甘共苦，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一个县太爷，能与民工一样挑担挖土，实在是难得。正因为徐县丞能身先士卒，工程进展很顺利，县学工程仅仅两个月就完工了，徐县丞让本县名士撰写县学修缮记，刻成石碑竖立在县学内，更显得政绩显赫。

县学在县城之内，徐县丞可以每日到工地上督促，修渠则不同了，都在乡下，远的地方，当天很难回来。为了加快工程的进度，徐县丞亲自下乡，也不摆县太爷的仪仗，更不乘轿子，自己骑匹马，带着几个书吏衙役就出去了，吃住都在乡下。凡是诉讼的事情，也不拘三、六、九告状日期，只要有人告状，送到田间地头，当场就批，随到随审，能调解的，就用推心置腹的语言打动原告和被告，尽量使他们和解。实在理屈有责者，按律责罚几板子，并不判罪，也不罚纸（诉讼费），连诉状都退回去，所以案牍一清，民少诉讼。节省坐堂办案的时间，就可以全心投入修渠浚沟的工作中。乡下的百姓见县太爷与他们一样，一身是泥，在沟渠挖土挑担，也是感动，便搞起挖运竞赛来，因此工程进度比预想的要快。

徐县丞工作从不惜力，每天与民工一起，披星戴月，起早贪黑地在工地里忙，这在当时确实非常罕见，虽然其目的是干出些政绩来，能从代理知县转为正式知县，日后他是否还能如此卖力工作，也不好预料。常言道，人有千般好，必有一处缺。徐县丞在工作上毫不惜力，但从来不亏待自己的嘴，每日饮食，只图个丰盛，也不论花钱多少。这些饮食都是由各里长供应，为了讨徐县丞的喜欢，各里长相互攀比，争奇斗胜，什么高邮鸭蛋、金华火腿、湖广糟鱼、宁波淡菜、天津螃蟹、福建龙虱、杭州醉虾、陕西琐琐葡萄、青州蜜饯棠球、天目山笋鲞、登州淡虾米、大同酥花、杭州咸木樨、云南马金囊、北京琥珀糖，凡是能找到的特产名吃，无不想方设法弄到，还顿顿有酒，开销自然不少。

里长们之所以这样做，一是想奉承徐县丞，将来有个庇护；二是想让徐县丞多拨些工程粮，这样不但能解决吃喝的开销，还可以得到人情，弄好了自己也能赚一些。里长们没有想到，徐县丞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在工程上却从来不打马虎眼，每日亲自核对民工数目，按人配粮，一斤都不肯多给。里长们竭尽全力招待徐县丞，采买天下特色名吃，每日鸡鸭鱼肉不能少，果品时鲜不断，再加上徐县丞带来的书吏衙役，平均每日伙食竟达五十贯钞。这五十贯钞在朱元璋刚刚颁行大明宝钞的时候，确实不少，按照官价，就是五十两银。随着朝廷滥发纸钞，大明宝钞疯狂贬值，在宣德时，一贯宝钞只能换五十文铜钱，那么五十贯钞就等于两千五百文，折合银也就是二点五两，以当时白米的价格，至少能够买三石，约合三百六十斤，徐县丞等人一天吃喝消费多达三百六十斤白米，则可见相当奢侈了。

这样大吃大喝，里长们不堪重负，也曾经通过书吏向徐县丞反映，能否多拨些工程粮，填补这些亏空，没有想到徐县丞听了非常恼火，说什么工程粮就是用于工程，半点不能挪作他用。我们下乡，官府已经将伙食补贴发到各里，官每日五十文钱，书吏衙役每日二十文钱，算起来每日也有二百多文钱，一文钱一个鸡蛋，一天就是二百个鸡蛋，我等吃得了这样多吗？这些钱用于伙食应该绰绰有余，里长们想必从中克扣，还喊冤叫屈，不用理他们。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徐县丞只知道鸡蛋的价格，却不知道酒肉的价格，当时一瓶酒要六十文，一只鸡一百文，一斤肉一百二十文。徐县丞等还消费各地特色名吃，其价钱当然就很高了，平均每天要两千五百文，而徐县丞还自以为给了各里伙食补贴，就可以这样大吃大喝了。

徐县丞不肯多给工程粮，所给的伙食补贴不及每日消费的百分之十，里长们当然是怨声载道。就在此时，知府陈鼎朝觐回来，有些里长便向陈知府反映徐县丞让他们供应伙食，每天消费五十贯钞，徐县丞给的伙食补贴太少，他们不堪负担，请求陈知府拨付一些款项，填补这些亏空。陈知府听罢，勃然大怒，当即派亲信把徐县丞绑缚起来，亲自问讯，指斥他贪饕害民。徐县丞不服，认为自己与民共赴工程，同甘共苦，伙食补贴一文不少地给了里长们，却不想他们违例招待吃喝，想贪占工程粮款。这种辩解只能使陈知府更加恼怒，所以给徐县丞带上枷锁，令人押赴京城，奏请皇帝，将之治罪。

宣德帝得知事情的原委，当即下旨，让都察院审理治罪，并且对朝臣们讲：“饮食虽小事，然廉节君子，务养大体，不肯以口腹累人，羊续者不可学邪。”也就是说，饮食问题虽然是小事，但关系官员们廉洁的大事，崇尚廉洁的君子应该养成注重大体的习惯，不以口腹所好而拖累别人，为什么不向羊续学习呢？羊续也就是“悬鱼拒贿”典故的主人公。羊续，字兴祖，东汉平阳人，在为南阳太守的时候，郡丞知道他喜欢吃鱼，就送活鱼给他。郡丞是副职，按理说送些吃食，属于土仪，不算行贿，而羊续接受也不算受贿，但喜欢吃鱼的羊续却把鱼悬挂在庭院中。不久郡丞又来送活鱼，羊续指着悬挂在庭院的鱼，告诫他不要再送了，从此再也不向别人说自己喜欢吃什么了，属下也就不能以饮食之事来讨他喜欢了，因此羊续被古人称为廉洁的典范。宣德帝以羊续悬鱼拒贿的事情教导群臣，要他们学习羊续，因为饮食的问题看起来不大，但关系廉洁的大问题。各种珍馐饮食若是坦然受之，久而久之，贪婪之心也会因此而起，保不准今天吃吃喝喝，明天就敢接受贿赂。

有了宣德帝的圣旨，都察院便可以堂而皇之地将徐县丞治罪了。徐县丞自以为只是吃了些好东西，喝了些好酒，又不是自己一个人享用的，也没有花官府的钱财，饮食都是里长们自愿提供的，更何况自己还付了伙食费。里长们以伙食花钱过多，想以增加工程粮来弥补亏空，自己也没有批准。自己不占官府一文钱的便宜，也没有要里长们超规格供应饮食，是他们自愿供应，自己何罪之有？更何况《大明律》规定：“若接受所部内馈送土宜礼物，受者，笞四十；与者，减一等。若因事而受者，计赃，以不枉法论。其经过去处，供馈饮食，及亲故馈送者，不在此限。”自己没有收受土仪，只是饮食花费多一些，按律也不在受赃之列，没有违法。

都察院官员可不这样看，律文规定的供馈饮食是属于自愿招待的，徐县丞所消费的饮食，不是里长们自愿的，因为有一个令字，就是下令去要，因此就是需索，再加上徐县丞没有像羊续那样予以拒绝，更应该按照需索量刑了。徐县丞每日饮食五十贯钞，共计二十日，也就是千贯钞，按照不枉法赃来量刑，应该是杖一百、徒三年，因为是饮食，赃未入己，可以减等量刑，又因为是官，可以免去刑责，革职为民。徐县丞还想辩解，认为每日饮食五十贯钞，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消费的，而是与书吏衙役一起消费的，即便是论赃，也应该均摊，不能全算在他一人身上。都察院官员引《大明律》的规定：虽不入己，也可以坐赃，更何况赃在一两以下就要笞二十，也就是说，哪怕是一文钱，也要笞二十，如今饮食费用数额巨大，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若再诡辩，定然治罪。徐县丞无语了，想不到自己一心要干出政绩来，就因为口腹之欲而化为乌有了，非但政绩没有人讲，还落得一个贪官之名，断送了自己的官运。这正是：

吃喝本是寻常事，若嗜佳肴也破家。

《大明律》规定官员经过之处，供馈饮食不犯法，这就给官员们大吃大喝提供了法律的保护，他们因此狂吃海喝，毫无顾忌，却不想官场风气败坏始于此。如某些地方官招待过客及上司，每顿饭先上四十道凉菜，没有吃多少就撤去，再上四十道热菜，也不管吃得下吃不下，到时候还是撤去，再上四十道果品。按照古代制度，天子用膳一百二十道膳食，宰相八十一道膳食，尚书、侍郎及地方大员四十道膳食，地方官招待过客与上司，按照接待天子的待遇，却不违反制度规定，因为桌上总是四十种膳食，实际上却给人以招待天子的待遇，每餐花费白银百两，是常有的事情。地方官这种拼命地巴结讨好，实际上是邀取关乎自己前程的赞誉，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作为被招待者，为什么不予以拒绝，却心安理得地大吃大喝呢！大家想一想，一顿饭就花白银百两，这些钱总不会是地方官自己掏腰包吧！还不是百姓之脂膏，国困民贫，未尝不是因这些官员吃喝造成的。宣德帝能清醒地认识到饮食之事虽然小，但这事关系官员的廉洁问题，所以不管徐县丞工作如何努力，也要将他治罪，宣德帝的思虑是深远的。可惜宣德帝并没有让三法司出台规定，制止官员们大吃大喝，毕竟《大明律》规定是可以供馈饮食的，也难怪此后官员们大吃大喝成风。百姓们看到官员们花天酒地，再看自己吃糠咽菜，这种天壤之别，怎么还能使人民相信官府呢？最终也会威胁王朝的统治，可见饮食之事并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