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1.1 研究背景
Herbert Paul Grice（1913—1988）是英国牛津学派重要的日常语言哲学家，早年任职于牛津大学，1967年移居美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任教。1979年他退而不休，继续授课，随后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讲授课程，1988年8月28日在旧金山去世。他在语言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就是意义分析。这一理论的提出有其深厚的哲学背景，是为了应对当时语言哲学内部的一些纷争[1]。这在他的William James演讲前言中有概述。他对意义的研究采用了概念分析法（conceptual analysis，Grice 1989:173-174）。Strawson（1992:19）认为，更合适的说法不是“分析”，而是“阐释”（elucidation）：日常概念不是用封闭的基本概念集合重构的，而是靠日常语词阐释的。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使得循环分析不再成为问题，因为对一个概念的分析是阐释，即使最后援引的概念还要由被解释的初始概念来定义，也不构成致命伤。
Grice在分析哲学学派内部的地位很微妙。Lüthi（2003:259）认为会话含义理论的提出首先要归因于分析哲学内部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以Frege，Russell，早期Wittgenstein和Carnap领军的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形式语义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和以后期Wittgenstein，Moore，Ryle，Austin，Grice，Strawson，Hampshire，Urmson，Warnock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Rorty 1967；Grice 1989:377）。前者以科学语言为研究对象（哲学为自然科学的陈述提供准确意义，成为数理和经验科学的补充，见Grice 1986a：52），力主建立理想的人工语言，以求论证的准确统一；后者则以日常语言为目标（关注普通人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坚持日常语言不仅可以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且同样精准，可以作为哲学分析的介质。正如Grice所宣称的那样，在日常派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大家只是接受一个共同的方向，都承认日常语言对哲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而在具体主张上从来没有统一的看法（Chapman 2005:34；Grice 1986a：50；Grice 1989:171）。从某种意义上说，Grice在日常学派内部算是一个异类或者说“叛逆者”[2]。从履历上看他是铁杆的日常学派成员，大家（包括他本人）都认为他是牛津日常学派的典型代表之一[3]。不过他的概念分析法决非日常语言学派所谓正统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分析。Grice对Austin过于琐碎的分析颇有微词，认为他过于注重细节而忽略了理论建构。他时而还对Russell等人的形式化分析方法表现出一定的兴趣（1989:374），在解释会话意义时采用形式化手法，对古典逻辑念念不忘[4]。Cosenza（2001a：11）认为Grice和Davidson一样，超越了形式派和日常派的对立，即所谓的荷马斗争（Homeric struggle），试图调和二者。
在面对理想语言学派对日常语言的评判时，Grice充分肯定了常识的作用，这种立场在他的“常识和怀疑主义”（1946—1950），“感知的因果论”（1961）以及“反思性后记”（1987）和《价值构想》中都提到过（1991:127）。他在“后记”的第三条线索中提出，各方都承认某些专门理论不得建立在这些不很正式的日常思维的基础上。他（1989:345-347）集中力量纠正了一些常识论者在维护常识时的偏差，包括Moore对“显然如此”客观性的论述，Thomas Reid混淆原子论的组织和认识解释，Malcolm模糊了两种正确性和非正确性（使用和逻辑统一性），他还援引范式或标准例子来捍卫常识。Grice（1986a：58）一再强调，“日常语言为大部分最基本的哲学思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同时也忠告：一切以语言的日常使用为最终裁决者的做法也不完全可取，即在进行哲学研究和概念分析时，日常语言有首要发言权，但不是最终的裁决者（1989:150，163）。这一点Austin（[1956]1979:185）也提到过。Grice针对Austin对Ayer和Warnock关于“感知数据”（sense-data，也译作常识数据）的批评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立场，以另一种方式对感知数据表示了支持。
[1] 限于篇幅，也困于学识与精力，作者并未对哲学、语言学史上有关意义的讨论做出整体追溯与描画，而是聚焦于Grice所处时代的意义观，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Grice意义思想的缘起及其反拨效应上。
[2] 这一点往往被他自己压低，评论者也不太注意，而Hanfling（2000），Chapman（2005）例外。
[3] 他在不止一个场合捍卫牛津学派重视“外行人想法”的立场，以此反对理想语言哲学家的科学主义倾向（Grice 1986a: 52；1989:378）。
[4] Grice对规约含义的处理明显采纳了Frege的一些做法或至少受其影响（参见冯光武2008a, 2008b, 2008c）。另外Lin（2007:244）指出，Grice日常逻辑方法的本质是要保留古典[命题]逻辑，通过增加含义理论使之适合日常逻辑。其实Grice的形式化倾向受到Hardie影响。师从Hardie研习古典哲学时，Grice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Chapman 2005:13）。他移居美国的原因之一，也是对那里的形式化分析和逻辑方法感兴趣，对Chomsky普遍理论的宏观架构心存赏识与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