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再次锁定“三农问题”，这是21世纪以来解决“三农问题”的第11份中央一号文件。历次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会从不同角度涉及增加农业农村投入、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强化金融机构服务“三农”职责、完善农田水利建设管护机制、健全“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等促进农业稳定发展与农民持续增收的话题。可以看出，当前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在于进一步增加农业农村投入，促进农业稳定发展与农民持续增收，确保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村社会安定。因此，规范政府对农村的投入行为，加强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规范投资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深化农业投融资体制改革，逐步形成多元化的农村基础设施融资渠道，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和突破口。
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表明，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的财政职能，是拓展国内市场和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通行做法。美国政府于2002年5月13日颁布了《2002年农业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通过立法强化和规范政府对农村投资。中国政府对农村的投资总量近年来虽然增长很快，但是从人均投资额的角度进行国际比较，差距仍然很大。如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末，政府对农村的人均投资额为450美元，韩国在经济起飞时的20世纪80年代初也达到人均280美元。而中国1998—2003年间政府对农村的投资人均只有70美元。[1]政府对农村投资不足，限制了中国政府财政职能的发挥和对国内市场的拓展。
近年来按照中央关于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的要求，国家发改委不断调整和优化中央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尽可能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2003—2007年，中央预算内和国债投资中用于农村建设的总量超过3000亿元，用于农村建设的投资占当年中央政府投资总规模的比重，由2003年的36%提高到2007年的约48%。[2]《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报告（2011年）》统计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总量累计达2.95万亿元，年度规模从2006年的3397亿元增加到2010年8580亿元，年均增长23.6%，“三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4.5%提高到17.8%。中央预算内投资始终把支持“三农”作为投入重点，用于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总量近6000亿元，年度规模从2006年的600亿元增加到2010的1928亿元，增长2.2倍，占全部中央预算内投资的比重由47.8%提高到49.1%，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3]但从总体上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比较滞后，不能满足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突出表现在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薄弱、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落后、农村社会事业欠账较多。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是非常突出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扩大内需的一个极大的瓶颈。因此，在新农村建设和拓展农村市场、扩大内需的背景下，研究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具有如下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1）有利于拓展国内市场，扩大内需，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促进中国经济健康良性发展。中国未来的市场在农村，中国巨大的需求也在农村。农村消费的启动和农村市场的拓展，需要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农民购买力，需要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需要提供农村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公共产品（以基础设施为主）和公共服务。
（2）有利于化解“三农问题”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本身是一个投资需求，可以创造消费需求和大量就业机会，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层面的差距和收入领域的差距，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奠定基础。
（3）有利于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政府对农村投资作为公共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共财政制度得以完善的关键环节；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能够促进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4）有利于推进基层政府改革。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决策是否科学，取决于政府是否具有服务理念、发展理念和科学决策机制。政府对农村投资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基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二、研究综述
基础设施是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文化繁荣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要素综合，国外学者对基础设施给予较早的关注，在这一领域展开了众多研究，为我国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成果和依据。我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对这一领域予以关注。早期的研究主要借鉴国外理论基础分析我国基础设施供给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范围较为狭隘，对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中的一些衍生问题关注较少。随着近年来基础设施供给中暴露的问题不断增多，学者们也将目光投入基础设施供给研究的更广泛领域。本书分别从基础设施供给、政府在基础设施供给中的行为（投资行为）、政府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政府改革与政府投资（公共支出）四个方面阐述国内外学者在这些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对其进行述评，以更全面和深入地把握相关领域的研究动态，为课题研究的展开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基础设施供给研究综述
1. 国外关于基础设施供给研究综述
Huge Stretton和Lionel Orchard对政府的经济功能及其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并认为基础设施可以由政府通过强制税收的方式来筹集资金，政府充分履行经济职能，由相关公共企业负责生产。[4]萨瓦斯认为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具有多样性，并非由政府垄断提供，而且现实中也没有任何证据和逻辑证明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提供。[5]应对公共产品供给诸多问题的方法就是打破政府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垄断，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私部门展开竞争。基础设施作为公共产品重要的一类，同样适用。萨瓦斯结合公共产品供给的安排和生产情况，列出了十种制度安排，包括：合同承包、补助、政府出售、志愿服务、凭单制、自我服务、政府服务、自由市场等。对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国外学者也展开了广泛研究，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①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研究。世界银行的相关专家通过研究发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可以推动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也能推动国家经济的整体增长。[6]他们认为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中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激励不足造成的。因此，为了有效地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他们主张把市场、私人部门、竞争等因素引入到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中。J. Cable主张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产权变革，大面积推进私有化以摆脱政府垄断的低效性，只保留少量的公私部门合营。[1]Steven Vogel提出，通过民营化的途径来解决目前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中的低效问题。具体措施有：市场对机构的替代来决定价格、展开市场竞争、放松规制三个方面。[7]② 不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投入。ESCAP研究发现，加大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机会，加大对铁路、公路、桥梁等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降低农业商品的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8]Ali认为基础设施具有减贫的作用，对于灌溉、公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起到减贫的作用。[9]Mamatzakis对多年的农业投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对于农业的投资与其生产率之间存在不匹配问题。[10]正是因为农业投资的减少导致欧盟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农业生产率降低，所以他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投资。Satoru认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与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和市场完善程度密切相关。而且，他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国家在全球竞争中比投资充分的国家失去更多机会和利益。[11]
2. 国内关于基础设施供给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于基础设施的研究起步较晚。魏礼群认为基础设施是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基础产品和服务的交通、水利等公共设施，是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载体以及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2]陈文科、林后春等人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概念、特征、作用和经济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农业基础设施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农业乃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13]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对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需求增长很快，但由于改革后村级组织力量遭到破坏，农村基础设施得不到满足，矛盾较为突出。政府应该发挥积极作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刺激农村市场，进而拉动内需，提高农民生活水平。[14]郭泽保认为农民不仅需要政府提供各种政策支持，而且更需要政府进行制度安排，给广大农民以真正的国民待遇；只有这样，农民才能以平等的身份与地位全方位参与小康社会建设。[15]
国内对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1）对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原因的探讨。尚长风认为，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是由于城乡分治的二元管理结构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所导致的。[16]王文灿、胡世明认为现存的各地方部门决策者出于政绩和自利行为而导致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17]刘鸿渊认为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三个：① 乡级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对等；② 财政资源使用效率低下；③ 政府职能定位不准确。[18]李琴、熊启泉利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原因，认为过长的委托—代理链条严重影响了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和效率。[19]李玲从政府公共绩效的角度对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她认为正是由于政府的低效率才导致基础设施供给的低效率。[20]（2）对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模式的探讨。林万龙对若干农村公共服务进行了实地调研分析，提出了一个系统、完整地促进农村公共物品私人供给，并兼顾供给效率与公平的公共政策框架。[21]吴士建、薛兴利、左臣明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进行了分类，认为农村纯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应该按照政府补贴和私人投资相结合的方式混合提供，收益范围较小的公共产品可以采取俱乐部的方式提供。[22]睢党臣认为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之一。政府拥有国家巨大的财政支撑和社会动员能力，有条件也有能力从事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和非营利性的生产活动。基础设施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理应成为主要主体之一。[23]韩建新认为，对于经营性农村基础设施在使用上具有的排他性，可以采用BOT，对非经营性农村基础设施不宜采用，另外可以从中小型农村基础设施着手试点BOT方式。[24]
3. 国内外研究述评
国外学者对基础设施供给研究较深入，方法和角度也是多种多样，这为我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外学者更注重模型方法和实证方法的分析，用实证案例和数据来分析基础设施供给现状，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供给方式和投入方面，学者研究呈现出数学化和模型化的趋势。但是，社会科学方法作为传统的基础设施供给研究方法正在逐渐被边缘化。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迅速发展，不断为这一领域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广大学者应该加强对系统的社会科学方法的重视，对这一领域的问题实现多角度、多学科和多方法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基础设施供给的一系列研究，指出了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重要意义，揭示了供给矛盾产生的种种原因并提出了有实际意义的建议和措施。但是，目前国内研究还主要停留在对国外理论的引用和借鉴阶段，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和重大创新；而且研究方法都还比较单一，大部分学者都是从单一角度采用单一的研究方法对问题进行分析，缺乏系统性和多样性。
（二）政府在基础设施供给中的行为（投资）研究
1. 国外关于政府在基础设施供给中的行为研究综述
David N. Hamman认为传统基础设施不能由市场提供，而只能由政府供给。[25]Paul A. Samuelson认为政府决策者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价值难以监督的基础设施项目。[26]他主要依据公共选择的基本理论，即政府不再是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整体，而是一个具体履行职责的个人。政府决策者同普通人一样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他们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因此，专业性、高技术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受到青睐。他又用一个各国横向比较的腐败指数作为研究工具，通过分析认为腐败行为扭曲了政府支出的构成，特别是减少了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Asa Ahlin和Eva Johansson将就业类型、年龄、政府偏好、性别、税收价格等作为需求影响变量进行显著性估计。[27]Jorge Martinez认为基层政府更有条件、有动力去了解辖区内居民的偏好，它提供的基础设施数量和形式更有助于满足居民需求。[28]Nore利用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政府基础设施供给行为。[29]他们认为政治家和官僚实际组成了委托—代理关系，政治家代表公民成为基础设施供给的需求方，而官僚是基础设施的供给方。但由于两方信息的不对称，政府在基础设施供给中具有决定作用，这往往造成政府在基础设施供给行为中的寻租、低效等问题。
2. 国内关于政府在基础设施供给中的行为研究综述
何伟认为，政府行为是造成社会不公的原因，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行为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30]崔光庆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的GDP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不仅表现在GDP和财政收入的差距方面，生产要素方面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中西部地区为发展经济盲目投资建设，基础设施领域也是如此，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严重。[31]蒋东仁认为，政府需要集中力量处理溢出效应特别明显或具有明显公共产品特征的问题，基础设施就是重要方面。[32]杜鹰、刘苏社和邱天朝对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中的政府行为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中存在不稳定问题，这主要受国家宏观政策、农产品供求形势以及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制约。[33]史明霞、陆迁认为政府投资农村基础设施不能仅仅考虑基础设施的农业经济效益，也要充分考虑农业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意义。[34]杜均楠、阎建兴认为，要加大政府预算投资力度，政府应该通过立法形式确定财政支持中的支农支出，尤其是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35]费振国、李光旭认为，国家可以通过设立农业基础设施专项基金来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这项资金的来源应该主要为中央财政及银行存款利息，这项基金的资金必须专门用于农业基础设施项目。[36]周红梅、匡远配认为根据农业基础设施的收益范围，在明确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的基础上，可以划分全国性、区域性和地方性农村基础设施的界限，并由相应的政府提供。[37]范传鸿认为，提高现阶段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必须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增强基层政府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38]郑晶、温存美认为，对于现在政府投资农村基础设施的问题，政府要健全相应的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使用效益分析制度。[39]李香允认为各级政府需要进一步明确职责，充分发挥宏观调控部门的作用，对涉农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进行专项管理和统筹协调，防止投资浪费和分散。[40]
3. 国内外研究述评
国外学者主要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对政府在基础设施供给中的行为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时间和成果主要集中于20世纪，近几年这一方面的研究论文和专著较少。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更偏重于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有所缺失，学术研究与实际操作有所脱节。但是，西方学者基于经济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对国内学者的多角度展开研究还是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借鉴意义。
国内学者主要是从政府行为的问题、结构和绩效三个角度对基础设施供给进行深入研究，在分析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又提出许多针对性强的建议，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方向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是，国内学者的研究仍有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政府行为的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即缺乏数据和实证分析。在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不同的要求。对政府投资行为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以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或农业支出的比例来衡量。第二，研究视角单一。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基础设施要求，特别是农业基础设施的区域性差异更大。国内学者偏向于宏观层面的分析，对于具体地区缺乏微观研究，地区之间的横向对比更是少之又少。第三，缺乏系统性。国内学者习惯于就单一问题进行研究，采取单一研究方法。事实上，政府在基础设施供给中的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宽泛的研究方向，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实现研究的重大突破。
（三）政府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1. 国外关于政府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西方一些学者早在20世纪早期就开始关注政府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Keynes强调了政府投资对扩大内需和增加就业的重要作用。[41]Solow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内生增长理论。[42]他认为政府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政府投资直接作用于最终产品，如基础设施；二是政府投资间接作用于最终产品，如提高劳动者技能等。Barro分析了实现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最优税收政策，强调政府公共投资对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认为公共投资可以为私人投资服务，提高私人投资的收益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43]Devarajan采用43个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的数据得出研究结论：当期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44]Ahmed和Muller认为政府支出在社会安全和福利上的投资将会使私人投资减少，在交通运输上的投资可以拉动私人投资。[45]Mo认为政府支出从三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率，分别是投资、总需求和全要素生产力。[46]他研究认为政府投资比重每增加1%，将导致GDP增长率提高0.167%。
国外学者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开始于发展经济学家Rosenstein Rodin。Rodin认为，在一个产业投资之前，社会应该有这一产业的基础设施积累。基础设施投资通常占社会总投资的30%—35%，投资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不仅能够降低企业成本，而且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获益能力。[47]Rostow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是社会变革、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48]Aschaure使用生产函数公式，对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作了实证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极大。[49]1994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肯定了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他们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基础设施每增长1%，就导致GDP增长1%。政府在基础设施供给中应该发挥主导性投资作用。[50]
2. 国内关于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庄子银和邹薇利用1980年到1999年的数据分析了地方政府投资、调节成本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他们分析认为，由于这个期间预算外支出的扩张，政府投资的调节成本急剧上升，削弱了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51]欧阳志刚运用方程组来分析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表明虽然个别年份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但总体来说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52]郭庆旺和贾俊雪建立了包含政府公共投资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将政府公共投资分为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采用回归模型分析政府公共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53]分析表明，政府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政府对于物质资本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贾俊雪、郭庆旺和刘晓路在财政分权框架下，分析了最优公共资本投资配置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用全国和各省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我国公共支出结构不合理，全国和地方公共物质资本投资比重偏低，提高物质资本投资比例将会推动经济增长。[54]朱柏铭和祝燕君利用我国1978年至2005年的数据，检验了瓦格纳定律，从政府投资的分类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55]他们认为瓦格纳定律在中国无法验证。陈建宝和戴平生采用我国1985年到2006年的财政支出数据和GDP数据，研究政府投资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强度和乘数效应。[56]严成樑和龚六堂研究认为政府支出与税收结构通过影响家庭的劳动—休闲选择、储蓄—消费选择以及生产性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例，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57]张龙、贾明德运用汉森模型对我国1980年以后的财政收入与支出政策的主动效果、自动效果和总效果进行分析，认为财政支出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税收对经济的稳定效果非常明显。[58]王春元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政府支出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我国政府投资结构中，仅有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关系，其他投资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59]何庆光通过对我国公共投资、经济增长与市场化进程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市场化程度、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动态均衡关系。[60]
国内学者也对农业基础设施政府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经济发展展开了研究。林毅夫认为，拉动农村消费，必须要解决农村水、电等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这类设施还属于劳动密集型，能够拉动农村就业。[61]徐敏丽认为农村基础建设支出拉动了农业生产值的增长，当农业生产值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基本建设支出会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62]毛艳玲、傅春和肖教燎认为农村基本建设投资与农民人均收入之间具有正向均衡关系，但是农业基础建设投资短期内不会促进农业经济增长。[63]汪小勒和姜涛引入农田水利灌溉面积和农村电力消费数据作为模型分析变量，认为政府投资对于农业技术效率和农业增长具有促进作用。[64]
3. 国内外研究述评
国外学者对政府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较早，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索罗等对这一方面都有所阐述，在早期就证明了政府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密切相关性。国外学者的多方面研究给予我国学者系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一些著作至今仍是这一方面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近年来模型方法受到重视，成为这一方面研究的主流方法，它主要利用实证数据来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问题，为国内学者研究方法的扩展提供了新的工具。
国内学者对于政府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近几年较多，学者们的结论也都基本一致，即政府投资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模型化是现阶段研究的主流，主要通过对比分析不同省份和地区的数据来对政府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考量。国内学者对这一方向的研究角度较多，分析也较为详细，但是理论创新不足，研究还停留在通过借鉴国外理论和利用模型进行分析的初步阶段，对一些具体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四）政府改革与政府投资（公共支出）研究综述
1. 国外学者关于政府改革与政府投资（公共支出）的研究综述
亚当·斯密将政府角色定位为“守夜人”，将政府的投资主要限定于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满足社会需求。[65]为此，政府的职能应该是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扰害侵犯；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建设并维持一定的公共土木事业及一定的公共设施。Maynard Keynes从宏观经济角度研究和分析政府投资的作用，认为政府投资的定位和作用应该转变。[66]他认为，政府投资不仅可以有利于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同时政府也可以利用政策手段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保持社会稳定。Paul A. Samuelson认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效的，投资能够刺激需求，实现经济增长。[67]但是，他更主张通过政府支持方式的转变来调节总需求。Milton Friedman反对政府投资和积极干预，认为政府政策应该进行转变，转为以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68]Rodan认为政府投资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间接性，政府投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投入。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投资政策重点。[69]Musgrave认为不同阶段政府要有不同的投资重点，政府职能和投资应该适时转变。[70]而且，他提出政府投资阶段增长理论，即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投资的侧重点不同，政府职能也不同。
2. 国内学者关于政府改革与政府投资（公共支出）的研究综述
袁星侯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公共支出改革所引致的政府改革。[71]他认为，要推进公共支出改革，就要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认清这场改革，使“自上而下”改革与“自下而上”改革相结合，公共支出改革才能取得成功；另外，改革措施要有弹性，治标与治本需要相结合。对公共支出改革最为重要的是，它必须与转变政府职责相结合。宁素娟认为公共支出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公共财政改革是否到位，支出改革是否与时俱进，对于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具有重大意义。她认为改革要从六个方面入手，即支出内容要净化，支出结构要优化，支出改革货币化，预算编制要细化，支出管理规范化，支出监督法制化。[72]马昊和曾福生从县乡财政的角度研究政府改革与政府投资的关系，认为农业税改革加重了县乡财政的负担并使不均衡情况更为严重，这就导致县域内公共产品供给和其他相关投资不足。[73]为了有效履行基层政府职责，农业税改革倒逼政府进行相关改革，如明确划分县级财政的事权、调整支出范围，培植县级财政的主要税种，规范县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财政困难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陈华和赵俊燕从四万亿元投资角度研究了政府投资与政府改革的关系。[74]他们以国家四万亿元投资计划出台为背景，对政府投资绩效改革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要有效利用四万亿元投资，需要政府投资体制进行改革，如建立投资项目责任人制度，严格科学评估项目，提高项目审批和运作的透明度，成立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监督小组，建立资源循环利用机制等。王曦、陆荣从政府四万亿元投资的短期作用和长期影响的角度探讨了投资与改革的关系。[75]他们认为四万亿元投资将会对市场化改革的理念形成冲击，是对市场化改革理念的倒退，长期来看将会对政府投融资体制产生巨大影响。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方式和手段将会影响政府的信用和货币、汇率的稳定，进而推进政府在金融和财政领域的改革。
3. 国内外研究述评
国外学者对政府改革与政府投资的研究较早，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开始对这一方面就有所涉及。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萨缪尔森等在这一方面也有所研究。但近些年国外学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较少，学者无法挣脱前人研究的束缚，理论创新较少。
国内学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较为零散，一些学者从四万亿元投资的角度对政府改革与政府投资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从农业税改革的角度对政府改革与政府投资进行了研究。但是，国内学者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学者展开系列和系统研究。国内学者多以政府某项投资政策作为切入点，来研究政府改革和政府投资，研究范围广，但是深度不足。而且，现阶段的研究还主要以规范研究为主，实证分析较少。
三、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规范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政府职能和政府投资行为的界定与提炼，对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中的政府投资机制及其局限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及保障机制等部分的分析中。实证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农村基础设施需求和政府投资的实证分析部分，通过对内蒙古、山东、甘肃、山西、安徽等省区农村基础设施相关数据的整理、比较和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基础设施需求不仅数量庞大，而且不同地区呈现多样化趋势；与农村基础设施需求相比，农村基础设施的政府投入却呈现量少且分散的状况，无法满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而且差距较大。实证分析还体现在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效益分析部分，本部分采用计量经济模型方法，其目的是要把实际经验的内容纳入经济理论，确定表现各种经济关系的经济参数，从而验证经济理论，预测经济发展趋势，为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依据。具体而言，本书采用中级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方法，主要通过实际经验来选取投资和收益的代表指标，以此得到相关计量模型，再对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从微观的变量关系角度来对政府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益进行把握。在上述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本书运用EViews 3.1软件对相关指标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借此研究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
另外，本书在研究过程中还涉及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历史研究体现在对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机制的历史变迁及其效应的分析部分。比较研究体现在对国外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过程中的投资模式所做的分析部分，通过对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同投资模式进行分析比较，提炼出了对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模式的借鉴和启示。
四、研究内容和框架
除导论和结语外，本书共有八个部分。第一章是农村基础设施及基础设施供给理论，主要介绍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的相关概念及其特点和功能，重点是对农村基础设施概念体系的梳理和构建，将农村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提出。本部分依托基础设施供给的一般理论和农村基础设施的特殊性，提出了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中地方政府的主要角色和五大职能，为后面研究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投资行为搭建了理论框架。第二章是对农村基础设施需求的实证分析。根据农村基础设施的不同类型，本章从总体需求和具体案例两个维度进行了分析，分别总结了农村公路、农村能源基础设施、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农村饮水工程、农村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农村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农村教育基础设施的总体需求和不同地区的具体需求，为分析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与政府投资奠定了量化基础。在此基础上，本章提出按照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的原则，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切实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的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制度迫在眉睫。第三章是对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投入与农村实际资金需求的差距分析。本部分在结合前述农村基础设施需求的基础上，结合政府在不同领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投资数量，分析了需求和供给的差距以及造成差距的相关因素，为下文提出完善和构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体系作了铺垫。第四章是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效益分析。本部分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和相关要素的选择，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为分析案例，重点分析了牧区围栏建设、乡镇（苏木）卫生院、教育基础设施、道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情况。上述分析认为，现阶段我国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还不高，特别是在生活性基础设施领域，巨大的投资金额和规模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收益。这是困扰目前政府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个结论，本部分还围绕政府投资农村基础设施效益低下的原因，从政策、制度和人为三个角度进行了系统分析。第五章是对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中的政府投资机制及其局限性的分析。本部分首先梳理了当前中国各级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同类型的投资机制，包括转移支付制度、专项财政补贴、一事一议制度等，并有针对性地分析了现有投资机制的局限性，进一步验证了应该建立适应中国农村实际需求的有效投资机制的判断。第六章对国外不同层级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过程中的投资行为模式进行了分析。通过对美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模式、韩国基础设施投资模式、澳大利亚基础设施投资模式、英国基础设施投资模式、法国基础设施投资模式、日本基础设施投资模式、以色列基础设施投资模式的系统分析，提炼出国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成功经验和国外政府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的启示。第七章是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各级政府财政分权的分析。本部分从农村基础设施的属性，即公共性与服务性共存的特征出发，论证了各级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财政分权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通过对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机制的历史变迁及效应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观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阶段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财政分权的局限性。第八章尝试构建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中政府投资行为新模式。本部分在前述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从构建资金来源渠道和相关保障机制两个维度提出具体思路，包括加大地方政府投资力度、调整财政支农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管理、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行为与金融活动相融合、大力引进民间资本等具体措施；为保障上述措施的有效落实，建议从完善财政制度、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农村基础设施多元化投资机制、完善支农资金整合机制、综合运用财税政策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公共财政投资农村基础设施的监管力度等多个层面给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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