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城乡一体化
城乡二元结构跟城乡二元体制不是一回事，不能把它混为一谈。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就有，城乡二元体制是1958年以后才有的。中国古代的城乡二元结构很明显的，但没有二元体制。金兵打进北宋首都开封，北宋完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俩被虏到黑龙江去了。宋高宗建立了南宋，河南人、山东人、河北人逃到江南一带。当时有城乡二元结构，但没有城乡二元体制，所以到了江南以后，农民愿意住城里就住城里，在城里买房也行，当店员也行、开店也行、自己建房子也行。城里人到了江南以后，可以在农村买地、租地、种地、盖房子。总之，城里人可以搬到农村住，农民也可以搬到城里住。
前不久放了一部电视剧《闯关东》，讲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山东人移民到东北去了。愿意进城的进城，愿意下农村的下农村。电视中反映了这种情况。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有城乡二元体制了呢？1958年户口制度一分为二：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户口变成两类，城乡隔离开了，城乡二元结构就制度化了，从此，农民就不知不觉地降到了二等公民的位置。何以见得？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计划经济时期，城里的生产是政府管制的，城市居民的工作是政府包下来的。怎么包下来的？你只要愿意工作，扫马路、种树，一个月可以有二三十块钱的工资。东西紧张，有粮票、油票、肉票、鸡蛋票。可是，农村就不一样了，生产是政府管制的，生活是不包的。
第二个例子。多年以来，城里的孩子受义务教育，校舍是政府财政拨款建的，教员的工资是从财政经费中拨给的。而农村的孩子长期受义务教育，小学校舍是农民自己建的，教员叫民办教师、代课教师，是农民自己付钱的。同样是义务教育，城乡这么长时间内处在不平等的位置上。这种状况到现在才改。
第三个例子。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二元结构开始松动一点，农民可以出来打工了。80年代出来的农民要带有乡镇政府的外出务工证，要到乡镇政府去开，到哪里去打工。如果在城里发现你没有这个证件，就遣送回乡，当时的政策就是这样的。可是城里人到农村去租个房子住，养病、画画、写书，住多久也没有人管你。从来没有听说农民把城里人押送回城了，说你没有居住证。你见过这个情况吗？没有，又是一种不平等地位的表现。
第四个例子。全世界都没有听说过“农民工”这三个字。英国产业革命时期，工人是哪来的？一部分是城里的手工业者，还有一部分是附近农村来的。农民进城做工了，他们就是工人。中国第一批工厂在上海、天津、广州建立了，上海的产业工人哪儿来？苏南农村、苏北农村，他们到上海的工厂做了工，就是上海人了，他把老婆就接到上海去了，他们生的孩子也在上海落户。现在怎么称“农民工”？农民是你的身份，工人是你的职业。所以干了30年工人还是“农民工”，这显然就是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现在经常说“农民企业家”，这个词也不通，企业家就是企业家，还加个“农民”企业家，说这个是“农民企业家”，那个是“市民企业家”。这都是一种身份歧视。
计划经济体制有两大支柱。哪两个支柱呢？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因为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确。第二个支柱就是城乡二元体制，把农民拴得牢牢的，农民出来没有经过计划安排都叫“盲流”。怎么叫“盲流”呢？因为没有通过计划，盲目流动。改革开放30年了，重点是改了第一个制度，即把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了，而城乡二元体制基本没触动，目前才刚开始触动。尽管承包制是农村改革的开始，但承包制是在承认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下开始的，只是改变了城乡二元体制的极端形式，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城乡二元体制却没有改动，“农民工”还是“农民工”，身份的歧视还在。
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过程中，重要的问题在哪儿？重要的不是户口问题，而是土地问题。户口最后要改，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难点是土地。怎么改呢？土地分两类：一类是承包地，一类是宅基地。现在，各地正在试验承包地跟宅基地怎么改，有的已经在试验了。承包地的改革主要是加快土地流转，承包土地流转基本上是三种形式：转包、出租、入股。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这几年进行了大量调研。转包主要是在湖北省进行考察。种水稻的地区，种水稻的每户人家假定是20亩地，种两季水稻，每季产1000斤稻谷，一亩地产2000斤稻谷，承包20亩地稻谷就4万块钱。种水稻很累人的，一年忙到头，种两季，冬天要种绿肥。4万斤稻谷，就算一块钱一斤，一共是4万块钱。种子、化肥、农药、给牛喂的饲料、拖拉机用的柴油，这都算上，钱就差不多了。但是在靠武汉比较近的地方就不一样了：农民到武汉去打工，土地转包给村里的种植能手，这些种植能手也就成了种植大户。我们调查发现，只要一家能够承包到200亩水田，就有钱赚。200亩水田，产40万斤水稻，卖40万块钱，把农药、化肥、种子的费用都去掉，雇一两个帮工，年终还有几万块钱的盈利。这就是转包。
我们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看到出租的情况。这个县在祖国大陆的最南端，隔海就是海南了，那里的土地是干旱的，没有大河，完全凭台风吃饭。台风来多了，今年就有好收成；台风来少了，今年就收成不好。农民一亩地就是几百块钱的收入，所以民营企业、港资、台资企业跟农民谈判：一亩地一年才几百块钱，你别种了，把土地租给我，我一年一亩地给你几百块钱。你要出去打工就打工，你不去打工跟我签合同，做我的合同工，给你每月发几百块钱的工资。农民一想，这样也好。于是土地就连成片了，公司就打井、喷灌，解决用水问题。从国外引进新品种。我们到徐闻考察的时候，一张大照片挂到路口，我们到当地去看了，一望无际上万亩地种菠萝。徐闻的菠萝产量在全国占1/3，连地名都改了，这一大片地就叫“菠萝的海”。
我们在重庆考察了入股。重庆的梁平县种西瓜、产茶叶。有农民组成的西瓜合作社、茶叶合作社。重庆的江津区种柑橘，农民都入股到合作社了。重庆现在种的是反季节柑橘，普通的柑橘都是11—12月份就摘下来了，而它那里是每年5—6月份成熟。这个时候市场上没有柑橘，所以销路就非常好。江津区的经验可以归结为三句话：“人无我有”，你们没有的我种；“人有我优”，你有，我的质量比你好；“人优我反季节”。所以，农民就富了，然后由集体组成的农民合作社跟龙头企业打交道。那里的模式已经改了，不是“公司加农户”，而是“大公司加小公司加农户”，农民入股到小公司，小公司就是专业合作社，小公司跟大公司再打交道、订合同就行了。
我们到宁夏考察，发现宁夏有的县采取的是土地信用社的形式。农民外出时，承包地不转包、不入股，也不出租，而是把土地存入信用社，信用社每年付多少利息，打入我的账户。所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中国的承包地流转起来了。
宅基地采取两轮置换：第一轮置换和第二轮置换。第一轮置换是指农民要进县城了，土地交给政府，用宅基地跟宅基地上的房子换取城市户口、城市的一套住房和城市的低保。我们在有的地方看到，农民主要是老人不愿意搬迁。他们说，这里可以养猪、养鸡，到城里养猪去哪儿养呢？主要让孩子动员父母，让孙子跟爷爷奶奶去说：进城后，有好的学校、幼儿园上，你们看病也方便。这样也就搬进城了。这是第一轮置换。接着，是第二轮置换。在今天的政策中，宅基地是农村建设用地。农民搬走了，宅基地交给政府，宅基地上的房子也交了。于是政府就把土地铲平了，变成耕地。这些土地的质量都比较好，因为它们原来就是从耕地中划出一块做宅基地的，再加上他的家庭周围是庭院经济，地都比较好，所以耕地面积就扩大了。然后县里统一规划，在适合办工业的地方划一块地出来，把耕地改为工业建设用地，这就是第二轮置换。总之，把农村建设用地变成耕地，从其他耕地中又划一块出来变成工业建设用地，于是新的开发区、工业区建起来了。现在重庆、成都是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的试验区，这些经验都是从重庆、成都来的。
不仅重庆、成都试验区这样做，其他地方也在进行改革。如广东的中山市，它的城乡一体化已经改完了。又如，江苏的苏州市和浙江的嘉兴市也改完了。我们可以看出：城乡一体化是我们改革的方向。
在城乡一体化方面，所有的发达市场国家都是双向城乡一体化。中国现在搞的城乡一体化是单向的。什么叫单向的？就是只有农民进城。城里人能到农村去吗？不能。但这个改革现在也开始了，浙江义乌市是试点：城里人可以带资本下乡，农民可以带资本进城。愿意进城就进城，愿意下乡就下乡。
在这种情况下，将来中国种地的是什么人？山沟里的人愿意在那里住，可以，散户种地总是会有的，要尊重农民自己的意愿。但今后种地的主要是三部分人：第一部分，种植能手、养殖能手，他们通过出租、转包等方式经营，效率高。第二部分，专业合作社用入股的方式集体经营。第三部分，专门从事土地改良和种植的农业企业。他们到农村办农业企业。最近听说有些企业开辟盐碱地，用盐碱地种水稻，而且尝试用海水浇灌。这样，灌溉的问题就解决了。还有一些企业正试验在沙漠种农作物，听说是用营养液种农作物。
最后，我想谈一谈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何在？可以说，在于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关键是政府如何发现这种积极性，调动这些积极性，规范这些行为。可以举几个例子。中国的改革从承包制开始，承包制当时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搞的。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在油灯底下签了一个协议，搞大包干，并且是冒着生命危险干的。因为协议里有一条，如果谁被抓了，其他各家有义务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人。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中央肯定了，全国示范推广。很快几年，承包制就在全国推广了。几年之后，农贸市场上的鸡、鸭、鱼、肉、香油、花生米全有了；又过了几年，粮票、油票取消了。这就是事实，蕴藏着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搞承包制以后，农村的劳动力就富余了。富余了怎么办？就是农民自己筹资金，到工厂去找下脚料，请退休工人来做技术指导，然后乡镇企业都办起来了。20世纪80年代前期，在火车上，常常看到一些农民穿着中山服，拎着大包小包在四处走，他们是乡镇企业的推销员，带着样品去找销路了。于是在统一的计划体制之外，就形成了乡镇企业的商品市场，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局面被打破了。
再举个例子，股份制最早是怎么开始的？股份制的开始就是用群众集资的办法，采取股份制方式来建立企业。这样，股份制的企业到处都有。后来才成立证券交易所。
最近几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又是一个例子。1979年是农田承包制，分田包产到户。但有的地方把山林也分了，结果砍树成风。干吗要砍树呢？农民当时说，共产党的政策说变就变，趁现在还没有变，赶快把树砍了，过两年把山收回，不砍不就吃亏了吗？中央当时坚决制止了这股砍树风。但林权制度改革一拖就是20多年。到了21世纪，中央考虑到要搞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所以福建、江西两省开始试点。200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推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是迟到了20多年的改革。全国有耕地18亿亩，集体林地25亿亩，现在分给农民了。有的农户就包了几百亩山，而且承包期70年不变，林地可以抵押，林木可以抵押，这都是新的规定。这样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到林区去看看，现在农民种树、不砍树了。70年不变，就是说爷爷种树，让孙子来砍吧，所以到处在种树。在湖南种的什么树？大量是油茶树，因为油茶树的果子可以榨茶油，茶油的质量比橄榄油好。所以是一举三得：农民增加了收入，满足了市场对食用油的需要，而且保护了环境、绿化了环境。此外，林下养鸡，林间种蘑菇、种中药材，竹林地区搞了编织业。
广东今年农民工不足，过去向广东输送大量农民工的是江西和湖南，现在农民上山了，自己家有林子，去创业了。这就是农村新的情况，假定这种势头下去，中国的集体林权制度就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动力仍然在于调动民间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