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北大人
——纪念恩师杨晦先生100年华诞

杨晦先生是我的恩师，对我的命运影响很大，使我没齿难忘。

1954年，我从上海华东作家协会考到北大中文系深造。一年级的“文艺学引论”就是杨晦先生讲的。在当时最大的教室一教101，坐得满满的，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杨晦先生主张讲课不用面面俱到，只讲教师自己最有研究最有创造的东西，但是此课却讲得很有系统性。我做了详细的笔记，这笔记至今还保存着。

杨先生明确地说：“文艺理论是研究文学艺术发展规律的科学！”

于是，探讨文艺发展规律成了我毕生孜孜以求的目标。

杨先生是我学术征途上的启蒙老师和引路人。

1956年，我们三年级，要写学年论文。当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记得当年学生会征求迎新对联，我拟了一副，被写在两块大牌子上放在西校门两边，其词曰：

高举红旗 攀上世界科学的顶峰

挺起胸膛 做个原子时代的英雄

对联对得并不工整，但反映了当时我们的心情。开团代会时，我与中文系代表张钟、陆俭明等人一起研究，由我起草了一份发言稿，是张钟去讲的，在全校广播，反响比较大。我们提出：

文科学生也可以向科学进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为了写好学年论文，真正以实际行动向科学进军，我首先自学了要到四年级才学的大厚本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写了两本哲学笔记。在中国革命史的学习中，又认识到整顿“三风”，反教条主义、党八股的历史意义。创造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当时还买了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工作方法》反复阅读，学习他们是如何创新的，并努力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来，学会独立思考，像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说的那样，逐渐锻炼成“运用自如”地掌握马列主义的革命家。革命，就是创新，这是马列主义的生命，而僵化的教条主义恰恰是违背马列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列主义的。这是我反复体悟到的真理，也是决心一辈子努力遵行的根本原则。

我的学年论文题目是《文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这个题目很大，是文艺的根本问题之一，非常有趣。特别是“什么是艺术性？”，“艺术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我在上海工作时就思考过这个问题，对《学习译丛》（1954）上译载的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收获》的作者）的文章《论文学艺术的特征》印象很深。当时苏联教材（如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都认为文艺的特性是形象性。我感到形象性只是文艺表现形式的特征，是手段，不是目的，而目的是更本质的。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看了许多书，写了十几本读书手记，日夜思考，终于从托尔斯泰晚年所写的《艺术论》中得到启示，写了五万字的论文，论证以形象表现感情，才是文艺的特点。我提出了“艺术内容”的概念，认为感情是艺术内容，是更本质的东西。我又分析了感情与情绪的区别。当时出版的苏联捷普诺夫的《心理学》教材引用了许多作家创作的材料作分析使我得到启发，但心理学家们至今也没有弄清楚二者的区别，在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及心理学教材中都认为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量的区别而已。一般人认为感情就是喜怒哀乐等，我以为那实际上不是感情而只是情绪。情绪是抽象的，感情是具体的。一种情绪可以表现为千万种不同的感情。比如都是“喜”，有人喜学习，有人喜运动，有人喜赌钱，这情绪都是喜，但感情却大不一样。感情是有对象的，是对某一事物或人物的态度，是爱是憎，是好是恶，是有倾向性的，是具体的，是包含着思想倾向的。可以说没有一种感情是不包含思想的。普列汉诺夫否定托翁“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的命题，说这是“不对的”，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这其实是“画蛇添足”，副作用颇大，后来变成形象思维的公式：“文艺特性是以形象反映生活表现思想”，往往把感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有人甚至认为表现感情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这就为公式化、概念化、图解生活打开了闸门。

这篇文章的探索现在看来仍然是有价值的。至今人们还没有提出我所论证过的范畴概念与命题，虽然“文艺的特性是表现感情”的提法已得到不少人的认同，但对什么是“感情”，中外文艺理论家们还没有想得像我那么具体深入。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思考，我更加认定了这个观点。如果在现在，作为学术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已不成大问题。但在当时，苏联就代表马列主义，不同意或否定苏联文艺理论就成了反马列主义。所以对于我的文章，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内部是有不同看法的。钱学熙教授看了这篇文章，让我到中关园平房他的家中谈过一次，说我看了许多材料进行独立思考是好的，要我继续努力把文章改好。

这是我第一次写这么长的文章，当然是很幼稚的；但这是我的一次独立思考的试验，也是一次很好的学术锻炼，对提高分析能力是很有好处的。为了得到更大的帮助，我又把文章送请杨晦先生指教。杨先生看后没有表示意见，但他似乎是同意我的探索的。有两件事给我极深的印象。

一是1958年“双反”运动中，曾有大字报批评我“反对苏联文艺理论，受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影响”。但杨晦先生却并不这样看。毕业分配时他把我留在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做他的助教。后来由于民间文学课需要教员（朱家玉先生去世了，本来准备让沈天佑接替，但他不大愿意，而我当时对苏联文艺理论的教条气已有所不满，想从具体作品入手，实行迂回战术，先搞搞民间文学，然后再回过头来搞文艺理论），于是我主动提出去搞民间文学，到这个新的学科中去开荒、去创造。这个想法得到了杨先生的支持。他放我到文学史教研室搞民间文学，并热情支持我密切联系实际，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同志一起去河北了解义和团故事传说，到西藏去调查民歌、故事、史诗，参加《中国歌谣资料》（铅印3本，油印12本）的编选工作。并支持我走上课堂给中外学生开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课程。

第二件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1962年我当教研室秘书，一位新调来的系领导常搞一些形式主义的统计之类的事受到我的抵制，于是我就成了“精简”的对象，要把我调到北大附中去。当时我并不知道，只是我不当教研室秘书了，而当了62级的级主任兼班主任，我负责把民间文学课的讲义印发给学生。当时我一面上大课（在化学楼101，两个年级合上），一面在王瑶导师指导下写讲义，按时印发打印稿。一直讲到1966年，印发讲义三次，这就是1981年1月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要》的基础。当时王瑶先生就希望我把书稿给出版社看看，因“社教”和“文革”而未能出版，又拖了十多年才印成书。

那时我不知道要精简我的事，在“文革”中我才听曹先擢同志说。当时讨论我的问题时，杨晦先生向彭兰说：“你不知道吧，段宝在文艺理论上也有一套哩！”杨先生是系主任，又是文艺理论教研室的主任，他的话当然更有权威性。这样我才没有被调走。

这两件事说明，我之所以能在北大中文系教书，多亏了杨晦先生。如果没有杨晦恩师，我也许早已离开了中文系。

最近常听某些校领导说，五六十年代的毕业生缺少创造性。我以为不能一概而论，任何时候都有具创造性的人才。50年代也提倡“独立思考”，反对“奴隶主义”，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等等。还是有许多人坚持独立思考、大胆创新的。只是有时会受到“左”的批判和干扰。但像杨晦先生那样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领导人还是有的。

1958年“双反”运动中，曾有一幅漫画是讽刺杨先生的。画的是两厚摞书，一边写“文学”，一边写“语言”，在“语言”与“文学”这两摞书之上站着一只大公鸡。题目是“有鸡联系”。杨先生主张中文系学生要打好基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专业学生也要学好语言课。当时我们听王力、魏建功、高名凯、周祖谟、袁家骅等先生的语言课相当多，而且听得津津有味，但也有些同学不理解，认为语言课学多了，没什么用，影响文学课的学习。这种看法今天看来未免片面。我从切身体验中深深感到，学习语言知识对研究文学是很有用处的，且不说西方许多文学理论大师原是语言学家，就拿我所研究的民间诗律来说，如果不懂国际音标记音，是寸步难行的。我深深体会到语言知识的重要。我在民间文学方法论的研究中，提出了“描写研究”的方法，就是从语言学中借鉴而来的。我从语言学中获益匪浅。

1958年有一张大字报，记得是哲学系一位先生写的，印在铅印的“大字报选”中，甚为显眼。内容是“火烧”杨晦先生。这张大字报认为，杨晦对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文艺思想斗争都抱着消极态度，不是“按兵不动”，就是“沉默不语”，或是“无声无息”，对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集团”、“反右”等全国性的批判运动，杨晦先生都没写文章参加斗争。据吕德申先生说，50年代初思想改造运动中，胡乔木的报告还点名“某教授还大讲农民文学”，要他检查。杨先生认为，提倡文学为农民服务没错，所以也未作检查。直到北大“社教”时期，杨先生还坚持“高校60条”的原则，认为北大是“生产人才的生产部门，不是阶级斗争部门”。于是在全校范围内受到重点批判。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不向错误观点低头。历史已经证明了杨先生的真知灼见，说明他善于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保持清醒头脑，决不随波逐流，再大的压力也不在话下。这种坚持真理的硬骨头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这是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崇高风格。

杨先生最反对姚文元不学无术乱批判，不懂德彪西而大批“无标题音乐”，要我们年轻人千万不要跟他学。

杨先生指导我们进修，特别强调打基础。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要急于发表文章，把基础打扎实了，将来文章是写不完的。”

当然，打基础是无止境的，不可能什么都学通了再来写文章，但在一个方面打好基础再写文章，写扎实的文章，还是很必要的。

有一次杨晦先生问我怎么进修民间文学，我说要系统学习。他追问：“怎么系统学习？”我说：“从诗经、乐府一部部书读下来。”他点头表示同意。

杨先生对我们年轻人有一种父辈的爱心，这是一种非常真挚而深厚的革命感情的自然流露。见面时，总要亲切地交谈几句。有一次开会时他见了我，忽然说：“我发现段宝又长高了！”这使我大为惊讶。我毕业时已24岁，当时又过了几年，早已过了长个子的年龄。但在杨先生心目中，我还是很年幼的。确实，我到北大时只有20岁，杨先生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始终对我关怀备至。这种父辈的感情是令人刻骨铭心的火热的情感，永生永世难以忘怀。

我是一个孤儿，八岁丧父，十岁失母，过着寄人篱下的凄惨生活，只是到了部队、机关以后才得到了人间的温暖。但那仍然是同志友爱，像杨晦恩师那样年长父辈的热情关怀是很少碰到的，所以印象极深，特别刻骨铭心。至今杨先生的音容笑貌仍然时时在眼前浮现，成为我前进的动力和学习的榜样。

杨先生是鲁迅和李大钊的学生。他始终非常崇敬鲁迅，处处学习鲁迅，像鲁迅先生那样关怀青年，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甚至自己的发型也效仿鲁迅。记得中文系在60年代曾举行过一次书法展览，杨晦先生书写了一副对联：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这对联李大钊先生也曾写过，我想这正是他们崇高的北大精神的很好概括。我们也要好好学习这种北大精神，继承优良传统，做一个真正的北大人！

1999年6月6日于中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