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亡国之痛与生死场的书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白山黑水生灵涂炭，东北民众遭受异族的欺凌与蹂躏。有着切肤之痛的东北流亡作家以一种强烈的爱憎交织的群体意识和饱含血泪的文字，书写东北的灾难以及东北人的觉醒与抗争。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东北抗日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万宝山》（李辉英）开始，到在关内引起强烈反响的《生死场》（萧红）和《八月的乡村》（萧军），再到《没有祖国的孩子》（舒群）、《边陲线上》（骆宾基）、《大地的海》（端木蕻良）、《伊瓦鲁河畔》（白朗）、《呼兰河边》（罗烽）、《登基前后》（马加）……可以说，日寇入侵的暴行和东北人的奋起反抗始终贯穿于东北流亡作家的“东北叙事”之中。

第一节 抗战文学的先声：流亡者的歌哭

东北流亡文学的创作是东北流亡作家在经历了丧失家园之痛后的一种文学的自觉。流亡在上海的青年作家李辉英于1932年3月至5月间，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东北抗日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万宝山》（1933年3月出版）。作品以吉林“万宝山事件”为素材，描写了农民联合起来组织自卫队反抗日本军警的英勇壮举。虽然作者创作这部小说仅用了八十余天，属于急就章，但是它对于抗战文学的作用却是举足轻重的。“它是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于日寇侵略者铁蹄下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最初写照，是文学创作中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最初的呐喊，它当之无愧是东北抗日文学的先声。”[3]诚如作者所言：“我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因为愤怒于一夜之间失去了沈阳、长春两城，以不旋踵间，又失去了整个东北四省的大片土地和三千万人民被奴役的亡国亡省痛心的情况下，起而执笔为文的。”“作为生养在东北大地上的一分子，我不能放弃任何可以打击敌人的具体行动。执干戈以卫社稷，属于兵哲人的职责，我非武人，但因报国不容袖手，于是联想到纵然不能真刀真枪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目前应以手中掌握的一支笔，横扫妖氛，取得最后的胜利大有必要。”[4]

在完成《万宝山》的创作后，李辉英曾潜回东北，先后到吉林、长春、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地，对沦陷的故土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实地考察。返回上海后，他以这次回乡的所见所闻为素材，创作了一大批抗日救亡主题的小说和散文，先后出版了《两兄弟》《丰年》《人间集》三部短篇小说集。李辉英创作于1942年5月到1944年的长篇小说《松花江上》，写的是松花江畔的一个山村，居住的大多是从山东来的移民，他们开荒种地，打下了家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山村，横行霸道，逼得善良的农民们不得不组织起义勇军，采取联合行动，包围了县城，准备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是一曲东北义勇军为民族生存而战的英雄赞歌。李辉英回忆说，自己一直是“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来执笔写反日的作品的”。

同样流亡在上海的穆木天在推动诗歌大众化的过程中，痛感于家乡沦丧、生灵涂炭，创作了《别乡曲》和《守堤者》两组感伤与义愤交织的诗篇（收入《流亡者之歌》），控诉日寇对东北同胞的残杀，讴歌家乡人民的反抗斗争，抒发了流亡者的思乡之情。罗烽以纪念九一八事变为题材创作了《伟大的纪念碑》《这是民族灭亡的警钟第一声》《五年祭》等诗作。1931年的9月18日是国耻日，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日子，也是激励中华民族奋起抗争、救亡图存的日子。在《伟大的纪念碑》中，诗人把“九一八”称作“伟大的纪念碑”，并不是因为它记载着什么人或什么时代的杰出贡献和丰功伟绩，而是说它深深地刻下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肢体上活活地撕去东北的弥天大辱。诗人要人们牢牢记住敌人的侵略罪行，念念不忘“九一八”，念念不忘沦亡。

我们记得：是谁喊着不抵抗，

我们记得：谁是抗战的英雄，

这一日突破历史的耻辱，

这一日也突破历史的光荣！

这振聋发聩的控诉和怒吼，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诗人在无情地揭露了日寇的血腥罪行的同时，又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并暗示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才是“抗战的英雄”。诗人对时代的光明前景充满着坚定的信念：抗战——“这是侵略者的丧钟第一声！”

饱尝国破家亡之痛，深受颠沛流离之苦，罗烽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之时，向被日军铁蹄践踏下的故乡，献上《五年祭》一诗，倾诉衷情。但是，这里没有悲悲切切的哀叹和哭泣，只有一颗充满着“耻辱和仇恨”的心。罗烽发表过的唯一长诗《碑》，是自序传性质的三部曲：《奴隶的辱印》《祖国的海岸》和《明天，我回到故乡去》。《奴隶的辱印》，记录了东北大地上的悲哀与苦难，人民心灵里积压着的沉重的难以忍受的耻辱和愤怒。故乡的山川、田野、物产、一草一木，使诗人深深地迷恋。但是，诗人并没有把故乡的现实理想化，故乡有他所热爱的，也有他所仇恨的。在那里，军阀统治使东三省到处是“精神和肉体的绞刑”。九一八事变后，故乡浸在血泊中，人民的苦难之上堆积了更多的苦难。诗人死里逃生，离开家乡，带着遍身斑驳的“殖民地奴隶的辱印”，带着国破家亡的深仇大恨。在诗的第二部分《祖国的海岸》中，诗人抒发了犹如大海波涛一样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情。祖国的海岸，是“厄运的岸”，“灿烂的史迹”面临着一同陆沉海底的严重危机。他敲击着祖国的海岸，呼唤祖国觉醒。在长诗的第三部《明天，我回到故乡去》里，诗人为神圣的抗战而欢呼，而放歌。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誓将“耻辱平复”“仇恨扫尽”。诗人预言，明天，我们将会唱着欢快的凯歌，生出“鹰的翅膀”飞回故乡。[5]如果说，李辉英的《万宝山》开抗战文学长篇小说创作的先河，那么1935年作为“奴隶丛书”出版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则为中国抗战文学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人物，新的背景”，引起了轰动效应，令读者“齐声叹服”[6]。于是，当时分散在哈尔滨、北平、青岛的大批东北籍作家纷纷南下，群聚上海，构成了盛极一时的具有相关的群体意识、政治倾向、审美追求和心理机制的东北流亡作家群。

值得一提的是，《八月的乡村》出版时，国民党政府正推行不抵抗政策，不准言“抗日”二字，当时的报刊，连“东北沦陷”和“九一八事变”的字样也必须回避。下面是邢富君对萧军的专访《柳岸青青访萧军》中的一段：

萧军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时蒋介石有明文规定，言抗日者杀无赦。我是对准刺刀尖去的，当时有些人不敢这样。你不敢，我敢了，这一点就比你高明。”

他的声调里蕴藏着一种不可抑制的激情，青春热血仍在这位老人的血管里涌动着！我受了感染，禁不住称赞他当年的勇气。

萧军却轻轻笑了：“什么勇气呀！有人管我叫亡命徒，说我是闯大运。老实讲，我那时只想，作品能让一个战斗者读到我就满足了。我有点实用主义，革命需要它，能达到目的就完，别的怎么样我不考虑，我写任何作品都是这样。”

由此可见，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的出版对于中国抗战文学具有重大意义。马加的《登基前后》（1936年）真实地记述了伪满洲国皇帝登基前后东北农村的黑暗现实和农民的悲惨生活。作者以纯正的东北语言和奔放的感情，展示了以陆有祥为代表的贫苦农民们的正义反抗，格调沉郁，具有一种悲壮之美。浓郁的地方风俗人情与之相融合，更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底蕴。蔡天心的《东北之谷》（1937年）是凝聚着作者深沉的历史感和民族感的中篇佳作，作者试图从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更为纵深的历史空间，发掘东北民众烙印于心的民族之魂。作者精描细摹东北人民在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所呈现出的雄姿与风采，展现出以史诗般的语言而涂就的一幅幅壮美的图景，给人以心血的沸腾和战取光明的勇气。1936年骆宾基从哈尔滨流亡到上海，开始写作处女作《边陲线上》。作品描写了一支由苦工、学生、商人、胡子混合成的民族反抗队伍，展示了东北人民面对异族侵凌揭竿而起的原始状态。作品广泛地触及了边陲之地犬牙交错的民族矛盾。作者把人物的活动放在高山丛莽、虎啸狼嚎、雾罩鸦鸣的塞外荒凉环境中，更加有力地突出了这支抗日队伍生存的艰难。

逄增玉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关内文坛上虽然出现了周扬所描述的反帝文学高潮，但多数作品由于或者缺乏生活体验，或者过分“贴近”现实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往往流于茅盾当时指出的新闻记事的“小说化”。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改变了这一情形。他们直接地大规模地表现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血与火的搏斗，将近代以来我国反帝爱国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极大地深化了五四新文学的反帝主题，改变了现代小说中直接表现反侵略斗争作品较缺乏的局面，开拓了现代小说中的新的题材领域。[7]

可以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使东北沦陷，东北作家被迫流亡，而流亡的东北作家具有相同的经历，他们亲身体验了被侵略和被奴役的苦果，那种无家可归的伤痛和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都从他们的笔端自然地流露出来。而且应该说，同样的感受给了他们同样的渴望，一面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一面是书写东北的苦难生活，礼赞东北人的觉醒与抗争。他们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感受，以其饱含血泪的创作，控诉日寇的暴行，诉说东北人民的不幸，表现东北人民不屈的意志和斗争。这是直接的客观原因。

抗战爆发以后的政治现实向革命文艺提出了创作抗日反帝题材以唤醒民族意识的任务，这也是左翼文学的任务。抗战爆发以后，东北流亡作家的作品，最早向全国人民描绘了日伪统治下的东北社会的真实图景，表现了抗日救国主题，以及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的强烈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精神。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情绪和创作内容，正好应和了左翼文学的要求。这是东北流亡作家形成的最有利条件。诚如学者王富仁所分析的：“正是有了左翼文学的存在，东北流亡内地的知识分子才有了自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伙伴，才有了发表自己文学作品的阵地。……左翼文学到底提供了给他们表达自己独立生活感受、社会感受和精神感受的文化空间，到底没有拒绝他们偏激的情绪和粗粝的声音。东北作家首先找到的是鲁迅，虽然鲁迅像当代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没有比自己更阔的朋友，但他却没有拒绝这些比自己更不阔的朋友。是鲁迅，把东北作家一个个推上了文坛，并使这个作家群体逐渐壮大起来，成了左翼文学内部的一个独立的流派。可以说，没有左翼文学，没有鲁迅，就没有东北作家群的产生和发展，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个独立的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正是他们，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第一次把在当时东北这块大地上、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形成的独立的生活体验、社会体验和精神体验带入到整个中国文化中来，成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8]

东北流亡作家文学创作上的成就离不开鲁迅的提携和关怀。鲁迅先生帮助出版了《跋涉》（萧军和萧红合著）、《八月的乡村》（萧军）和《生死场》（萧红）并为之作序。当萧军、萧红纠结于《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所选题材是否合乎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时，鲁迅立即写信答复“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9]，消除了二人创作上的顾虑。当《八月的乡村》出版后，有人质疑萧军“野气太重”时，他写信给先生请教这“野气”要不要改掉。鲁迅复信说：“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并对萧军所谓的“野气”大加赞赏。萧红初到上海困苦于创作不出作品的时候，曾写信半开玩笑地请求鲁迅用教鞭鞭策她，鲁迅却风趣地复信说：“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书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我以为还是不要催好。如果胖得像蝈蝈了，那就会有蝈蝈样的文章。”[10]鲁迅在信中劝勉道：“一个人离开故土，到一处生地方，还不发生关系，就是还没有在土里下根，很容易有这一样情境……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的情形，以及各种人的脸。”[11]萧军、萧红把鲁迅当作“光芒耀眼的灯塔”。1936年端木蕻良怀着崇敬的心情给鲁迅先生写信，请教题材创作问题：“怎样向东北草原的农民的生活的深处去发掘呢，这个问题深深地苦恼着我。以怎样的原始的岸傲的雄健，他们的反抗与革命的斗力合流呢？”[12]鲁迅鼓励端木蕻良写成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骆宾基的《边陲线上》虽然与鲁迅擦肩而过，但写作中也先后收到重病中的鲁迅的两次回信。当然，鲁迅对于东北流亡作家的帮助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在物质上也是竭尽所能给予资助。萧军和萧红初到上海，举目无亲，连一张床也没有，是鲁迅从木刻家黄新波那里要了一张床，才使萧军萧红结束了打地铺的日子。没钱吃饭的时候，鲁迅就把自己的稿费送到他们手中；写出作品来，鲁迅就四处为他们寻找发表的地方。为了让他们很快熟悉上海的环境，广交上海文艺界的朋友，鲁迅还特地以祝贺胡风儿子满月为由，在梁园豫菜馆设宴特请胡风及夫人梅志、茅盾、叶紫、聂绀弩，把萧军和萧红介绍给他们，并当场要叶紫（与二萧的年龄相仿）做二萧的向导。流亡生活所造成的不幸在所难免，饥饿、寒冷时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郁结在他们心中的创作情结以及写成的作品，就像星星之火，极易被泯灭。在危难中，鲁迅、茅盾、巴金、巴人等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鼎力相助，使东北不知名的小人物们一下子在全国闻名。[13]东北流亡作家群的主要作家与冯雪峰、胡风、聂绀弩等左翼文化人士也交往颇多。聂绀弩为《萧红选集》写序，胡风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写评论。骆宾基的《边陲线上》也是在茅盾、巴金、巴人等人帮助下，于1939年11月得以出版。[14]

东北流亡作家群的作品是带着生命热度和饱含激情的。沦为亡国奴的父老乡亲的呻吟、咆哮和逃亡后所见到的灯红酒绿之间的强烈反差，使东北作家感到双重的悲愤。在这种难以承受的遭遇下写出的作品，在人物的选择、情感的触发、景物的描绘等方面，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浓郁的乡土寻根情结、平凡卑微的人生体验、孤独者的不懈追求。他们的逃离，正如罗烽在《呼兰河边》后记中所说，“不过是一只被灾荒迫出乡土的乌鸦，飞到这‘太平盛世’”，用“粗糙刺耳的嗓门”把“几年来积闷的痛苦倾泻出来”，“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的特定现实。端木蕻良为纪念“九一八”五周年而作的《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就是这种苦闷至极的激愤声音的倾吐。他让一个六岁孩童幼嫩、娇弱的心灵去感受生活的沉重、悲苦、凄凉，写他对生活懵懂的恐惧。他将关内所谓纪念“九一八老娘们”的无关痛痒的形式与做作同东北人民艰难的生存与切肤的悲痛做鲜明对比。这是他的英雄梦不能实现的苦闷：欲报国死无战场。他的热情遭到禁锢，进而感到无奈、焦灼、愤怒乃至义愤填膺。《浑河的急流》（1937年）是端木蕻良最早表现民族意识、抗日情绪高涨的小说，描写了东北人民从屈辱忍耐到奋起抗争的历程。小说开篇一段浑河左岸白鹿林子一带秋景的描写，蕴含着祖国版图在变色、大好山河在沦陷、人民在惨遭欺辱。“金声”内心从小对日本侵略者有着深仇大恨，他平时练刀的游戏就隐含了“杀日本”的意思。在浑河两岸的猎户酝酿暴动之时，他成为主要的参与者和联系者，并且抛却儿女私情，毅然走向战场。浑河之水映照着民族情绪的高涨，当浑河岸边的战斗打响，猎户们拉起队伍投奔义勇军时，送别爱人的水芹子“眼前仿佛看见浑河的水翻腾着流去”。她的战斗豪情因此激发出来，决心实践自己“用血把浑河的水澄清了”的誓言。在端木蕻良的小说《大地的海》中，农民在一望无垠的高粱地上发出的咆哮体现的正是东北人民的野性和力量，一种从东北的历史积淀和山河大野中喷发出奔腾的生命洪流。即使如《鴜鹭湖的忧郁》通篇弥漫着郁闷、绝望，但篇末却以“远远的鸡声愤怒地叫着，天就要破晓了”结尾，穿透满纸的郁闷，预示着光明的前景。端木蕻良的小说弥漫着“彻骨的忧郁”，交织着“繁华的热情”，并从忧郁中迸发出热情。在长诗《在故乡》（1936年）中，舒群愤怒地呐喊，不能忘记“故乡三千万奴隶在受着苦刑”，要“不怕仇敌，不怕世上的一切暴力”“唱出人类的不平！写出世界的不公正”，大声疾呼：“没死的弟兄，我们扬起枪支！”全诗气魄雄伟，感情奔放、跳动。

第二节 生死场的挣扎与抗争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武装侵略和对这块殖民地十四年的统治，无疑是东北历史上一场空前的灾难，日寇铁蹄下东北民众苦难的哀鸣，惨绝人寰的画面成为东北流亡作家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然而，知耻而后勇，这场空前绝后的民族灾难也促使了东北人的觉醒。因为它破坏了东北固有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东北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和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因此，东北流亡作家笔下“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阅读东北流亡作家的作品，日寇在东北烧杀抢掠、奸淫无道的行径使读者感到触目惊心。无数东北百姓的胸膛被日寇的刺刀挑开，无数襁褓中的婴儿被日寇的魔掌摔死，无数东北女子被日寇强奸后割掉了乳房或分尸。活埋，砍头，“上大褂”，马鞭子蘸凉水往脊背上抽，从鼻孔灌洋油，“坐火车”“擦肋条”“挑脚筋”[15]……这些惨绝人寰的情节只有在东北流亡作家的作品中才看得到。正如梅娘所说，“侵略者造成的各种伤害，是嵌在我们的骨髓之中的”。

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惨不忍睹的场面：“路上随时可以看到倒下去的尸体。女人们被割掉了乳头，裤子撕碎着，由下部流出来的血被日光蒸发，变成黑色。绿色的苍蝇盘旋着飞。”

同样，在林珏的笔下也有类似描写：“美丽的神仙洞，竟然放着早已被日寇奸毙的、光裸的姑娘，乳房被割掉，胸前留下的只有两块涂满血迹的伤痕。”（《神仙洞》）“偏僻的山村遭受着日军飞机的野蛮轰炸，绞着腥臭的黑烟，向天边滚腾起来，农民世代生息的地方，瞬间成为一片废墟。”（《山村》）“敌人的铡刀下，成年人被按卧在刀床上，刀口下去，热的血浆，从脖腔里一股一股地喷出来，土道的边缘上滴落无数红点。无辜的儿童也被拖进刀口去，脑袋滚落在马路边的车辙沟里，而一双发育不甚完全的小腿，还在那儿微微地颤抖。”（《铡头》）“在插着膏药形的旗子的煤矿，一具具矿工的尸体被丢掉河里，或是扔在山脚下，任野兽的吞噬。”（《鞭笞下》）

骆宾基的《边陲线上》中有这样的对话：

“关二虎给毙掉了。”

“那么，尸首呢？”

“在杀人场岔道，头挂在树上。”

罗烽的《呼兰河边》写到一个十二三岁的放牛娃——附近村妇的独生子，被日本鬼子怀疑是抗日义勇军的探子而惨遭残害。鬼子吃了他放的小牛，并将他的尸身和牛的骨头扔在土岗后的草丛里。《第七个坑》讲述一位普通劳动者、皮鞋匠耿大，被日本侵略者抓去挖坑，活埋无辜同胞，一直挖了六个坑，埋了六个人，敌人又逼迫他挖了第七个坑埋他自己。耿大终于觉醒了，用铁锹把狰狞的敌人砍入即将埋自己的第七个坑中。作家通过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沦陷区沈阳城的反对日寇活埋我无辜同胞的故事，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可辱的反抗斗争精神。《考索夫的发》反映的是一个混血儿抗日救国的故事。考索夫的父亲是中国人、老实的木匠，他的母亲是俄国人。考索夫当初由于偏见，嫌弃父亲和自己的祖国，他拒绝叫杨继先的名字，考入俄国教堂学校读书……1932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哈尔滨后，佐佐木、山崎等四五个日本人，鸡奸了美男子考索夫。父亲因去告发这些日本流氓，被害死在宪兵队。考索夫杀死了佐佐木和山崎，自己也被抓进宪兵队的监狱处死，留下了被剪掉的头发求人带给他的母亲。这篇小说题材新颖，愤怒地声讨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兽行。骆宾基的《罪证》中的吴占奎，本是一个只知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甚至九一八事变也没在他脑海里占有多大位置。但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的书呆子，在寒假回东北珲春老家途中，却被日本侵略者无故搜查并以政治嫌疑犯的身份关押起来长达五年之久，最后被逼迫成疯子。再如，罗烽的《荒村》中被人称为“人妖”的女人，她是被日寇作践疯了的农民妻子，她蓬头垢面，每天躲到井里去过夜，常在死寂的夜里发出凄厉的歌声，最后被活埋在井里。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在一些没有直接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中，如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还有骆宾基描写大后方颓废军人或小百姓生活的篇章里，也都是以日寇的入侵和殖民统治为背景的。

日寇的入侵以及残暴的兽行，并没有泯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正义感，相反，激起了他们奋起反抗的汹涌热血。东北人民目睹着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子女被侵略者杀害，目睹着自己的土地被强盗霸占的时候，他们用粗拙的力量，以“拼一个够本，拼俩赚一个”的精神奋起反抗了！他们或组成人民革命军，或参加抗日救国军，在敌人的刺刀和枪弹下，在敌人的酷刑威逼下，坚守着生命的尊严。

萧红的《生死场》展现的是20世纪20年代到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附近的偏僻农村农民的悲惨命运和他们的觉醒和抗争。小说的前半部（前九章）叙写东北农民在自然灾害和封建势力的奴役的双重重压下，贫困、愚昧、麻木地生活，动物般“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后半部叙写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烧杀抢掠，沦为亡国奴的农民奋起反抗，同仇敌忾的顽强精神。正如胡风在《〈生死场〉读后记》中所说：“苦难里倔强的老王婆站起来了，忏悔过‘好良心’的老赵三也站起来了，甚至连那个在世界上只看得见自己的一匹山羊的谨慎的二里半也站起来了。”为了抗日，他们喊出的是“千刀万剐也愿意”，哪怕“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在一个神圣的时刻，“蚁子似的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的为生而死了”。萧红那“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16]已力透纸背，感人至深。

萧军《八月的乡村》中的李七嫂遭受了丈夫被鬼子杀死、孩子被鬼子摔死、情人被鬼子打死、自己又被糟蹋以后，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和复仇精神继续参加战斗。萧军这样写道：“她从昏迷中醒来，爬着捡起情人的步枪，凭借着树干颤抖着立起，抛开自己被鬼子撕碎的裤子，剥下情人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迈着坚决的、忍受的步子，去追赶抗日队伍。”

林珏的短篇小说《老骨头》塑造了程合——刚直不阿的具有民族正气和革命精神的老英雄形象。作者没有以大量的篇幅去叙述程合的生平和家世，而是将人物置于反击侵略者的战场。在祖国和民族危亡的时刻，这位年迈的老人竟然也投身到硝烟弥漫的战斗中了。他不顾任何人的劝阻，怀着“绝不能让必胜的抗战，因为挨饿失败”的信念，冒着密集的枪弹，独自向前线运送给养。当前线的部队开始冲锋时，程合的心像燃烧着“一团火球”，有谁会相信这样一位老人在短兵相接的白刃战中竟是如此勇猛灵活。作者充满激情地描绘了他奋力杀敌的情景：

“杀呀！”扁担神速地舞着……

白刃的交织，使他周身像电掣一般灵活。

“杂种，两个，又两个！你娘的……”他恨怒地骂。

阻碍扁担推进的所在，只有一声呻吟。

同样，白朗的短篇小说《生与死》也成功地塑造了安老太太——敢于向恶势力抗争并为民族利益而牺牲的英雄形象。安老太太是一位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东北劳动妇女，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饱受封建制度压迫的她又成了亡国奴。为生计所迫，她不得不到敌伪拘留所当看守。她的儿子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牺牲在战场，她的怀着身孕的儿媳在被侵略者强暴后含恨服毒自杀。经历了一连串沉重打击的安老太太觉醒反抗，她不顾个人安危，为政治犯传递信息，并帮助她们成功越狱。“一根老骨头，换了八条命”，安老太太的心“欢快得像开了窗”。即使被押赴刑场，她依然坦然赴死。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对于安老太太的觉醒过程写得细腻、真实，令人动容。

东北流亡作家以血脉偾张的文字，怀着强烈的义愤和激情，执着地描写东北沦陷区的恐怖社会和惨痛现实，表现那个特殊时代的生活和情绪，把那血雨腥风的历史画面“鲜红地在读者眼前展开”。“东北人”已开始肩负起救亡图存的新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