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越共确立革新开放路线的历史背景
1975年越南全国统一，越南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受苏联模式和战争年代作风的影响，越南共产党在领导方式上没有根本的改变，沿用了战争年代那种高度集权的领导模式，没有结合自己本国的实际，照搬苏联及中国的模式；在中心任务上，没有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在外交上，越南统一后妄图称霸东南亚，侵略柬埔寨，挑起中越边境战争，在国际上被孤立。
一 革新开放前越南共产党党内情况
1975年越南统一后，越共在思想和组织领域中的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党组织和干部队伍进一步成长，在执政条件下，在党的建设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经验。越共六大报告同时指出：“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变化和考验，党的思想和组织活动跟不上革命的步伐。”[1]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在思想领域里，越共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各种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足，无论是理论认识还是实际运用均落后于社会实际；在越南还处于初期阶段的条件下，就急于制定了迅速实现社会主义的许多目标，犯了唯意志论和简单化的毛病。同时，越共由于抱着偏见和成见，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承认客观存在的商品生产规律，因而在制定经济政策主张时，不注意运用商品经济规律，不重视对自身实践经验的总结，没有充分研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
（2）在组织工作上，越共工作敏感性不高，干部工作改进缓慢，各级领导和管理机关在选拔、配备干部时，遵循旧观念，选拔标准不科学、不合理，形式主义严重，执行政治工作任务不坚决；工作缺少规划性，不能听取群众的意见；对干部、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不严。
（3）越共在领导和工作作风上官僚主义严重，言行不一致，办事、做决议不按规程办事。上级指导和指挥调度工作不统一，下级执行不坚决，工作缺乏连续性。各级党组和党委在组织生活中违反列宁主义原则，首先是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个人负责的原则，违反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在组织方面，国家和党的机关、团体，机构组织膨胀，机构设置重叠。
二 革新开放前越南经济形势
1975年南北统一后，越南不是根据南北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采取不同的政策，以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而是“把生产关系革命、科学技术革命与思想和文化革命结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组织生产和流通，使南方走向社会主义大生产，使南北的经济早趋一致”[2]。越共四大还决定要在五年内基本完成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想方设法使南方的中央和地方国营经济迅速扩大，在生产、流通、分配中占优势”[3]。到1985年，社会主义成分和国有的企业分别占社会总产品的70.9%和35.7%，占国民生产收入的67.3%和24.4%，占工业总产值的82.4%和56.5%，占商品流通总量的100%，占社会零售总额的79.7%和40.7%，占农业总产值的51.9%和2.1%[4]。极左过激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相当一部分工厂企业停止生产经营，大片农田丢荒，商业凋谢，上百万人逃亡国外，包括大批有知识、有技术的人员，大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5]。
越南整个经济管理体制中没有利润、经济核算等概念，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制订具体指标计划来管理经济和指挥生产。国家决定一切，企业没有自主权。越共四大政治报告指出：“在我们的制度下，一切经济活动都要按计划进行。”“国家计划是管理经济的主要工具，是国民经济的强大推动力。”[6]“把全国组织成一个建设大工地，每个地方成为一个工地，每个县成为一个工地。”[7]国家制订计划不是根据市场的供需情况，而是以生产能力、生活需要和建设新物质技术基础的需要作为主要依据。国家给企业供应物资，企业上缴给国家产品，统包统管，盈亏都由国家负责。企业考虑的是如何完成生产计划任务，不计质量效益、成本，不追求技术进步。
越南的分配制度、价格体制、金融体制等都存在严重的缺陷，阻碍了国民经济的运转。国家决定价格、工资并将价格与工资冻结起来，同时流通货币量不断增大；结果，存款、贷款利率的上升率远远低于物价上涨率，许多企业利用银行贷款，竞相囤积生产资料与商品，依靠利率差价牟利，而不是去努力发展生产和改善经营管理赚取利润。政府为了弥补国营企业的资金短缺，抑制物价，通常支付巨额补助，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不得不增发通货来弥补财政赤字，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1985年底，通货流通量的增长率已达155.1%，1986年底便上升到348.8%；通货增大，而市场的商品流通量却没有相应增长，货币购买力日益下跌，物价暴涨，1985年底物价上涨率已达91.6%，1986年底便猛升到487.6%[8]。
越南统一后经济发展缓慢，有的行业停滞不前，甚至低于战争年代。越南的优势产业是农业，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和轻工业投资少，见效快，理应重点发展，但越南领导人受斯大林“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影响，照搬苏联的做法，大力发展重工业。越共四大政治报告确定的越南新阶段经济路线指出“合理地优先发展重工业”[9]，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在投资比例上，把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资金大部分用于重工业，以1976年为例，工业投资107.86亿越盾，占总投资的38.6%，而农业投资为37.12亿越盾，只占总投资的16.2%[10]。
农业生产发展受到的影响突出表现为粮食生产多年徘徊不前，1976年越南粮食总产量为1349万吨，1977～1978年连续减产，分别为1262万吨和1226万吨，1979～1980年略有增长，仅为1398万吨和1441万吨。但粮食征购任务一直没有完成，1976～1980年粮食征购指标为300万～350万吨，实际没有一年完成计划指标，只收购到150万吨左右，收购量最大的1976年和1980年，也只有200万吨[11]。直到1981年1月越共中央书记处颁发了农业实行承包制的第100号指示后，农业生产才有所发展，1985年粮食生产达到了1820万吨，比承包制初期增长26.39%，1985年人均占有粮食上升到300公斤，长期粮食紧张的状况才有所缓解[12]。
在经济结构方面，在1976～1980年五年中，在基本建设和生产发展方面提出了过高的指标，对经济的恢复和调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偏重于重工业和一些大型工程建设的投资，而没有集中力量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以及发展消费品和出口商品的生产问题。结果是投资大，效益低。越共五大提出调整经济结构，但越共没有严格执行五大的决议，没有真正把农业放到第一位，没有保证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在物质、投资和政策方面给予保证。消费品生产，包括小手工业，在组织投资和政策上也没有给予重视。重工业没有为农业、轻工业服务。由于基建规模远远超过国力的可能，本来就缺少资金，再加上投资分散，用起来捉襟见肘。许多工程项目进展缓慢，不能按时竣工，造成很大的浪费。有些项目即使完成了，也不配套，难以按设计要求发挥效益，使原来就紧张的材料、能源更为缺乏[13]。
越南经济在改革前是“国库空虚，外汇枯竭，债台高筑”[14]。1976～1980年越南财政赤字累计达138.14亿越盾。从1981年起，苏联和东欧国家减少对越南的无偿援助与优惠政策，结果到1984年上半年越南的财政赤字接近300亿越盾。与此同时，越南外债逐步增多，1981年为40.5亿美元，1982年为53亿美元，1983年为60亿美元；由于出口减少，贸易逆差逐年加大，1977年突破10亿美元。这样，越南外汇储备枯竭，1980年仅有8000多万美元，到1982年2月已完全没有外汇储备。由于越南外汇储备亏空，无力偿还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1年起停止向越南提供新的贷款。
三 革新开放前越南面临的国际形势
1975年越南统一后，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当局自诩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在政治外交上完全依赖苏联和东欧国家，加入经互会，把金兰湾提供给苏联当作军事基地，双方签订带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同时，越南对东盟施加压力，威慑东盟；积极备战，侵略柬埔寨，实行武力兼并，以实现其早就怀有的拼凑“印支联邦”的迷梦。1978年6月，越南侵占柬埔寨的威岛，决定对柬埔寨实行全面军事占领。1978年12月底分兵5路向柬埔寨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由于柬方抗越力量的英勇斗争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越军设想的速决战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一）中越关系恶化
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特别是中苏、中美关系的变化发展，给中越关系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越美战争结束后，中越关系日趋冷淡。1975年4月，越南占领了中国南沙的6个岛屿。1977年，越南当局实行“净化边境”政策，开始驱赶华侨华人。1978年越共四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确定为越南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中越关系正式走向对抗。从7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越南当局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事端和纠纷，致使中越关系日益恶化，1979年2月，中越边境爆发战争，从此，中越两国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对峙时期。
（二）越南入侵柬埔寨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1975年越南统一后，与柬埔寨的矛盾不断加剧。1978年12月25日，越南向民主柬埔寨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1979年1月占领金边。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由于越南侵略柬埔寨，终止了对越南的经济援助，或对越南实行经济制裁。1980年外援只占越南社会发展基金的10%，而过去最高时曾占80%。外援的大幅度减少，对越南经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国内生产不能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还要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战争。据报道，越南军费开支每年占国家财政预算的50%以上。虽然苏联每年援助20亿美元，但大部分是枪支弹药，少量经济援助如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1979～1980年越南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工业总产值1979年比1978年下降4.52%，1980年又比1979年下降9.59%。国民收入1979年比1978年下降2.3%，1980年又比1979年下降8.7%。煤炭、布匹、水泥分别从1978年的600万吨、32870万米、84.3万吨下降到1980年的530万吨、17500万米、64.1万吨。越南的出口减少，外债增加，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甚至比抗美期间还艰难很多[15]。
（三）世界社会主义出现改革
在越南面临各种危机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体系进入了质的新发展阶段”。中国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1986年全国社会总产值为18774亿元，比上年增长9.1%；其中工农业总产值为15104亿元，比上年增长9.3%。国民收入为7790亿元，比上年增长7.4%。全国粮食总产量达3.9109亿吨，比上年增加1199万吨。全年农业总产值为3947亿元，比上年增长3.5%，农村社会总产值为7429亿元，比上年增长11.6%。全年工业总产值为11157亿元，比上年增长11.1%，超过计划规定增长8.8%的要求。全国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2967亿元，比上年增长16.7%，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938亿元，比上年增长15.3%，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152亿元，比上年增长7.3%。全国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有96个、单项工程有165个[16]。全国财政收入为2220.3亿元，财政支出为2291.1亿元，收入和支出相抵，财政赤字为70.8亿元[17]。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4950亿元，比上年增长15%。扣除零售商品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8.5%。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控制在上升6.0%的水平。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7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其中，出口309亿美元，进口429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3%和1.6%。实际利用外资为6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6.6%。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达到828元，比上年增长20.9%；扣除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上升因素，实际增长13%。农民每人纯收入达到424元，比上年增长6.7%[18]。中国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稳定增长，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建设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苏维埃国土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能动发展的阶段——的转折点。苏维埃在加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战略的指导下，正为实现从现在到20世纪末这段时期的宏伟目标而迅速地向深度发展[19]。
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召开。这次大会作为戈尔巴乔夫执政后第一个党的最高会议而载入苏联史册。它标志着苏联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对过去20多年苏联所走的道路做了“诚实而坦率”的批判性总结报告和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外，还通过了三个极其重要的文件：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和到200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修改党章和苏共纲领新修订本。
从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和大会文件中可以看出，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有—些值得注意的发展和变化，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20]。
（1）关于目前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和特点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提出了“社会主义完善论”，认为新修订的第三个苏共纲领是有计划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在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苏联社会继续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纲领。
（2）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苏联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再是对抗性矛盾，但是在顽固地保持已过时的生产关系因素的情况下，会使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恶化。戈尔巴乔夫指出，过去苏联对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作用的问题的解释远远没有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结果出现了把生产关系看成某种抽象的、僵化的远离现实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他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经济增长缓慢不仅仅是由于各种不利因素凑在一起，而且是由于没有及时发现改变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的必要性。
（3）关于所有制、个体经济成分和承包制的问题。①关于所有制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第一，在苏联社会主义所有制中包含着人与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在利用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上的多方面的关系和一整套经济利益。第二，充分发挥合作社所有制的作用，在有需要的地方就要大力支持合作企业及组织的发展。要在产品生产和加工、住宅建筑、果菜园建设、服务行业和商业中广泛发展合作企业和组织。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体经济成分和承包制问题。戈尔巴乔夫正式肯定家庭承包形式。他把三种承包形式并列起来，提出要广泛推行作业队承包，推行作业小组承包和家庭承包，在合同期内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交给他们使用。戈尔巴乔夫提出允许个体劳动活动的条件是应当同社会主义经营原则完全吻合或者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或者建立在同社会主义企业订立合同的基础上。
（4）关于社会主义的分配理论问题。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中，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关系，使分配制度成为阻止非劳动收入和在劳动报酬方面的平均主义的牢靠壁障。他特别强调，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物质状况直接取决于他们的劳动成果，工资严格地取决于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规定提高生产部门职工的工资，将第一次主要靠本企业自己所挣得的资金并在这些资金范围内进行。
（5）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特别批评对商品货币关系所抱的成见和在按计划领导经济的实践中对其评价不足的现象。在价格理论上要对整个价格体系进行有计划的改造，使价格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更广泛地利用限定价格和合同价格。
（6）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自治问题。苏共纲领新修订本更加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自治，它指出：现阶段苏联社会政治体制的战略方针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全面实行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自治原则与国家管理是不矛盾的。党要遵守社会主义自治原则，要使管理不仅符合人民的利益，而且要逐步成为除了他们自己的联合组织的权力以外不承认任何权力的劳动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代表苏维埃是社会主义自治的主要环节。苏共执行管理民主化以及制定和通过国家决定的过程民主化的方针。扩大社会团体参加决定问题的范围。
（7）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问题。纲领新修订本删去了关于战后已形成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