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回顾
（一）妇女问题研究的学术历程
1.国内的研究
（1）20世纪70—80年代的研究
受学科发展史的影响，在中国人类学（包括民族学）对妇女的关注起步稍晚，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作为对女性主义思潮的回应，女性人类学孕育而生，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女性主义民族志。早期的研究主要以刚刚从停滞中恢复的社会学和人口学为主。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对妇女人口、生育、经济、婚姻等一些基础领域，但对女性的角色与地位问题还甚少涉及。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和学术研究的逐步恢复，西方学术理论思潮逐步被引介到国内。女性地位问题随即成为女性研究的主要领域，除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外，政治学、历史学、文学、心理学、法学等学科也开始涉足这一论题，并逐步产生出丰硕的研究成果。
（2）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研究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国内关于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关于妇女地位的理论研究、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状况（如妇女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经济地位，妇女的教育状况、就业状况、卫生保健状况及婚姻家庭状况）、影响妇女地位的中介因素以及妇女地位对中介因素的影响等研究。除对汉族女性群体进行关注之外[39]，对少数民族女性群体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40]，对少数民族女性自我意识和地位的关注逐渐加强[41]。
（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
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妇女问题研究进入实证与行动研究阶段。与西方学界的发展基本一致的是，社会性别理论也在此时进入中国。“性别研究”理念在女性人类学中得到回应，研究视角从以前的仅仅注重于对“女性”的研究逐步拓展到对包括男性在内的两性的关注，以此探究“完整的女性”和“完整的人类”，对女性地位与角色的研究得到深化和发展。[42]
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为1994年在埃及开罗召开的世界人口发展大会（ICPD）及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这一时期妇女地位的研究主要以妇女的生殖健康为中心，强调妇女的主动参与。同时研究与实践的视角开始转变，从以往的由上至下到由下至上，即由以往的决策者、研究者立场转变到以基层妇女需求为基础，强调妇女的主动参与，从而找出解决妇女问题的关键。这一时期学术专家与政府决策部门的合作加强，以理论参与现行政策的制定及决策的科学管理方法得以发展。
（4）海外学者的中国妇女问题研究
国外学者对中国妇女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人类学家逐步得以进入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作为其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中国的女性地位和社会性别的兴趣一直吸引着他们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43]
如前所述，国外学界对中国妇女角色与地位的研究最早主要发轫于历史学，而后逐渐扩展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于研究中国女性地位问题的外国学者而言，客观环境上造成的研究缺失则更为明显。与先前相对宽松的研究环境相比，从50年代直到80年代早期，国家政策对外国学者的实地田野调查工作形成了高度的限制，致使大部分研究工作仅能依靠历史资料和档案进行，仅有少数田野调查得以在香港、台湾等地区开展[44]。此间研究的代表有克罗尔、安多斯、约翰逊和斯泰西等。其中，玛格瑞·沃尔夫对台湾农村妇女的研究，尤其是书中阐述的“子宫家庭”理论不仅详细分析了农村女性的转化角色与获取地位的策略，还极大地推动了对中国汉人传统社会亲属制度的研究进程。[45]美国人类学家波特夫妇在1979—1985年间四次到访广东东莞茶山镇，其研究成果[46]对于西方人士比较关心的毛泽东时代的基层社会运作机制、中国人的情感文化建构、婚姻与家庭、计划生育政策、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与道德原则、社会分层、城乡差别、集体经济的瓦解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都做了深入浅出的阐述。[47]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逐步推行之后，虽然进入中国进行实地研究的外国学者人数逐步增多，但其对中国女性地位的关注大部分则集中在城市和知识女性阶层。直到90年代加拿大女人类学家朱爱岚在中国北方村落进行实地研究时为止，她的研究中仍然认为“除了少数重要的例外，关于中国妇女的近期著述几乎都没有触及影响当代农村妇女生活的问题”。[48]（对于少数民族女性群体而言则更加鲜见）几乎在同一时代曾在云南农村进行过长达十年实地调查和研究的加拿大女学者宝森也表示了对中国女性研究中农村题材缺乏的忧虑[49]。
进入90年代以后，相关的研究成果逐步增多。如澳大利亚女人类学家杰华集中关注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者，特别是女性流动者的经验，通过对都市里的农家女的一手材料，提供了关于农村女性与城乡经验之间如何协调的有价值见解，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影响她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方式。[50]还包括一些在海外攻读学位并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的华人学者对中国女性的研究成果。如韩敏以皖北的李氏宗族为主线，展现了清末、民国、毛泽东时代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通过详细论述土地所有权、权力结构、婚姻和姻亲关系、礼物交换等内容，记述了不同的性别、年龄、阶级成分、社会地位的人对革命和改革的政治动员所作出的回应。[51]阎云翔通过对黑龙江下岬村的调查，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对女性的关注尤为突出。[52]美国妇女史学家贺萧（Gail Herchatter）以英语世界中研究20世纪（中国内地）妇女的650部著作为基础，并分成三个专题“妇女与婚姻、家庭、性存在、和社会性别差异”“妇女与劳动”“妇女与国家的现代性”进行评述，勾勒了一幅极为重要的英语世界研究大陆妇女的学术地图。[53]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中国改革政策的实施之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与女性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学者们关心的焦点所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引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
2.国外的研究[54]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人口增长活动的主要实施者，西方人类学家对妇女群体的关注在学科诞生初期即已产生，但由于学界长期存在的性别偏见和以男性为主的学者群体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妇女一直以“失语者”的身份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不仅历史典籍中留下的记载零星模糊，近代的妇女也很少作为被关注的主流群体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社会活动中，直至60年代西方女权运动的爆发。因此，对妇女角色与地位的研究是妇女问题研究的产生根源与重要主题。经过70年代女性主义思潮的洗礼，90年代兴起的社会性别理论将妇女群体的重要性不断强调和彰显，妇女对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地位得以巩固，但与城市妇女相比，对乡村和少数族群妇女的关注仍然极其有限。
（1）20世纪30—70年代的性别角色差异研究
性别角色是人类学早期对妇女进行研究的主要内容。通过广泛开展的田野调查，人类学家尝试描述妇女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所扮演的角色，并试图对性别角色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解释。作为妇女研究的基石，林顿的研究提出了“归属地位”和“归属地位”，前者是社会先天赋予个人的地位，后者来自个人的实际生活[55]。1930—1940年是女性民族志的开创时代。玛格丽特·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中详细描述了女性在特定社会文化中愉快成长的过程，驳斥了西方社会中被普遍认可的青春期痛苦说[56]，其《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通过对不同社会性别模式的剖析，得出性别角色源自社会文化的重要结论[57]。此后，妇女逐渐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文本的呈现方式涵盖了生活史、自传或游记。
6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给妇女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人类学家们除延续前人的研究主题外，还开始重新思考和定义女性的地位和价值，作为专门领域的“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由此产生，妇女研究也因此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政治色彩。此后，女性研究得到政治学、文学、生物学等领域的认同和推动，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初期的研究强调对“女权”的认识，呼吁社会重视女性的贡献，鼓励女性自己发声，对男权的反抗和对妇女普遍处于屈从地位的认识由此产生。[58]
70年代的研究主题是运用各种理论解释和分析妇女地位的差异。罗莎多提出了空间区格理论，认为性别地位之间差异源自男性对公共空间控制和女性被限制在内部空间之中。[59]此后，经济变量和社会结构变量先后成为揭示的重要因素。其中，经济变量被认为是妇女地位的决定要素。学者们的研究涵盖了传统社会中的劳动分工，同时发现了现代社会分工对性别空间的扩大。此外，女性与发展、殖民主义、欧洲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进入了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
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产生了一个得到普遍认识的结果，即妇女地位的低下，尽管经历了长期研究，对妇女地位的认识与解释仍然存在争议。
（2）20世纪70—80年代的妇女地位影响因素研究
对女性地位影响因素的研究启发了对性（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的探讨。罗莎多基于民族志调查，发现了男性和女性在公共和私人空间中被赋予的不同角色分工，并指出对私人空间的不公正评价是导致妇女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60]奥特纳通过妇女的生物属性发现了她们受到的角色限制，并认为妇女因为大量承担以抚养后代为主的家庭事务而被排除在重要领域以外。[61]此外，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和新生产方式的产生和推广也对妇女地位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男性能够得到大多数接受新技术的机会，导致妇女在社会中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了妇女在某些社会中与男性具有平等的甚至是较高的地位，但由于刻板认识的影响，这些现象往往未能获得足够的重视。
妇女地位问题的复杂性促使人类学家不断反思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然而直到80年代，尽管取得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对决定男女两性社会性别地位差异的核心要素的研究仍然极其缺乏。[62]
（3）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妇女地位解释路径研究
由于人类学界长期存在的性别缺失与偏见（如研究者以男性为主，报道人中缺乏女性，研究者缺乏与女性报道人的交流等），不少研究者开始尝试从妇女地位的形成过程中寻找解释，各种更为复杂的理论和思考层出不穷，原有的研究结论也受到不少的质疑与批判。
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多的研究转向了“社会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领域。研究者们试图把原有的研究思想转向一种新的，将男女两性都看作是社会性别构成环境中的对等成分的理念。[63]越来越多的研究在探究男女不平等、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时，都强调性别差异与妇女社会地位及家庭地位的关系。并着重考察“性别角色”的形成过程及其意义。[64]此外，学者们还在处理女性群体内部的结构性差异上达成了某种共识，即认为“惟有将日渐拉大的种族、族群、阶级差异以及南北之间的全球差距等一并予以考虑，社会性别的不平等才能得到更加微妙和全方位的理解”。[65]遵照这种学术理路，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女性学者（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女性研究者）开始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进行解构，进而对“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进行建构。对“女性地位和角色”研究的理论体系得以拓宽，使得对这一研究对象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理解和解释逐步成为可能。
通过文献的回顾与梳理，不难看出，女性主义思潮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并且这种思潮的兴起和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受其影响，各人文社会学科对女性研究日益重视，并产生出专门的交叉边缘领域及学科，极大地推动了对妇女问题的探究进程。通过近几十年的发展，人类学及人口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女性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妇女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然而，各学科视角、思路和方法所存在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出来。虽然学科视角存在差别，对妇女真实生活情境和经验的理解和探究却是这些学科共同的期许和发展趋向，而这一点，则正是人类学得以突出学科优势的领域。因此，笔者认为，从人类学的学科视角开展此项研究是甚为恰当的且具备一定优势的。由此途径可以从社会与文化建构的视角对妇女的生存空间、角色、地位与权力问题做出全面深入的理解和解释，为更加深入地理解妇女发展问题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分析与真实的民族志资料。
（二）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妇女问题研究[66]
对中国南方，尤其是华南地区妇女地位的关注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类学恢复发展以后的研究成果。[67]而在西南地区，在对摩梭人婚姻和家庭的研究基础上拓展出来的女性和社会性别研究亦是人类学在这一领域的重要实践[68]。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区域的研究特点与学界的区域研究发展密切相关[69]。
随着妇女研究在中国学界的推进，对西南边境地区妇女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逐渐丰富起来。在西藏，50年代末的民主解放是藏族妇女社会角色与地位剧变的重要历史契机，藏族女性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充当了更加多样性的角色，社会地位急剧提升。1950—2001年间西藏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西藏妇女工作提出了深刻启示。[70]从50年代至今，各种描述民主解放给藏族女性带来地位翻身机遇的文献不断涌现。[71]虽然这些文献的撰写者们对藏族女性地位的提高给予了极大的赞扬，但他们同时也认为藏族女性的社会参与度仍然有限，藏族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并未由此减弱。
在云南，对妇女地位的研究一直是妇女问题领域的主要焦点。赵俊臣等所著的《云南农村妇女地位》[72]研究一书为妇女地位研究在云南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石。在各少数民族研究方面，对傣族、藏族、布朗族、彝族和哈尼族的研究等较具代表性[73]。同时，学者们也同时开始关注社会生活环境中妇女地位的动态变化[74]。
在广西，自治区妇联编写的《广西少数民族妇女》一书对其境内各族妇女的各种风俗进行了简介[75]；陆明珠等回顾了广西妇女发展的传统历史，指出妇女在家庭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贡献及其获得的不相称的低下地位，同时通过大量实例展现其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76]。
此外，对妇女发展各分领域的研究也陆续展开。在生育与健康领域，对云南的研究有刘小冶等对布朗族妇女生育状况的调查[77]，罗淳对傣族妇女生育状况的调查和云南各民族妇女生育状况的长期跟踪研究[78]，冯明玲等对云南农村妇女开展的生育卫生与健康教育系统研究[79]，陈先波等对老年妇女的健康保健开展的综合研究等[80]，赵捷对农村妇女的健康发展进行了长时间的跟踪，对妇女健康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困境与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81]；对广西妇女的研究主要有倪光华等对产妇和新生儿的调查研究[82]，卢奕新对广西主要民族育龄妇女生育状况的研究[83]，莫龙等对广西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状况的调查研究等[84]。
在政治参与领域，查尔斯·贝尔等人描述到，传统社会中藏族女性拥有很高的地位，女性具备对所有家庭内部重要事务相当大的决定权，还负责管理整个家庭事务。[85]同时，与其对家庭内部事务的高度担负度与决定权相比，藏族女性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参与度仍然十分有限。藏区民主改革完成之后，虽然通过法律保障获得了平等的参政权利，但藏族女性对社会政治的参与热情并没有人们预料的那样高。孙继虎和刘军奎在甘南藏区卓尼县开展的专项调查结果表明，“虽然具有平等参政的权利，但藏族女性干部对政治关心的程度还是不够”[86]；在云南，廖林燕对白族妇女的调查发现，“城郊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已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但由于经济条件、文化程度、政治机制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还呈现出一些非理性、非法参与的特征”[87]。王丽华提出，“通过拓宽少数民族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渠道和途径，发挥国家政权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各级妇联组织的政治社会化的作用，加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等将有利于增强村民自治过程中少数民族妇女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性”[88]；广西的调查研究也发现，“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主体的参政意识和参政经验及社会网络的构建有关”[89]。
在经济参与领域，藏族妇女的参与度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注意，马提亚·赫尔曼斯在库库淖尔（青海）的藏族游牧地区看到女性在社会中分担了相当多的工作。同时，牧区藏族女性的家庭地位要明显高于农区。[90]拉毛措详细分析了青海藏族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虽然社会地位不高，但她们却是家庭的运转核心[91]；和钟华先后对云南纳西族、彝族、藏族、普米族、傣族、哈尼族、基诺族等少数民族妇女的经济参与进行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发现她们在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92]，同时，还有研究发现，妇女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培训和赋权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技能[93]；在广西，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少数民族妇女的劳动参与程度同时高于区域内汉族和全国少数民族妇女平均水平[94]，中越边境互市点开放后，妇女在边境贸易中的重要作用逐渐显现出来[95]。
在教育发展领域，拉毛措回顾了藏族妇女教育的近现代史，指出藏族妇女教育仍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96]，李子华的研究提出“应根据藏区各项社会事业长远发展的需要以及藏族妇女教育的特殊需求，建立新的教育政策支持系统，保障藏族妇女教育事业的科学、健康和可持续发展”[97]；杨国才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女性受教育状况的分析，探讨制约妇女受教育的原因，提出推动妇女教育扶贫、开办各类技能培训机构等对策[98]，罗阳分析和比较了傣、哈尼和布朗族妇女的受教育情况，发现各族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存在差异，影响因素包括生产方式、经济条件和宗教教育等[99]；在广西，农村妇女的职业教育问题受到关注[100]，同时针对大量的留守妇女，黄约等的研究提出，应“提供必要的教育救助途径和手段，引导少数民族农村留守妇女参与分享社会教育资源，依靠科技知识的力量彻底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101]。
此外，西南边境的妇女研究除涵盖中国妇女问题研究的各个领域外，还凸显出独特的地域特征。然而，受学科视野的影响，早期的妇女问题研究者对婚姻制度、劳动分工、宗教民俗等方面对妇女发展的影响关注较多，对妇女发展与社会现实问题之间的联系探讨相对较少。因此边境地区的妇女问题进入国内学界的研究视野还不到20年时间。如对妇女流动与艾滋病防控问题的研究[102]，对拐卖妇女问题的法理学探讨[103]和实地研究[104]，以及对跨国通婚的综合性研究[105]等。
（三）妇女发展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中国的妇女发展问题源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研究。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一直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作为妇女工作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1978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106]和1985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基础理论》[107]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开始参与到当代妇女发展问题的研究当中，并积极开展国际学术对话[108]，1990年以后，随着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得到不断拓展，少数民族妇女发展问题的系统研究逐步展开。除重视少数民族妇女发展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09]之外，还积极开展妇女发展与适应问题研究[110]，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与实践活动[111]。在学术研究领域，李小江以“文化大革命”为时间节点，将新中国的妇女解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认为中国妇女成功地由“家庭中人”转变为“社会中人”，同时在法律上实现了男女平等[112]；杜芳琴的《妇女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索——社会性别和跨学科视野》在原有的女性地位研究基础上引入了西方的社会性别理念，开启了中国妇女发展研究的新视野[113]。
中国对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研究路径集中于西方政治学的政治发展理论，邓伟志较早开展了对社会稳定相关概念和理论的研究，并提出了社会稳定的主要类型[114]；陶德麟对社会稳定的基本概念进行了厘清，同时对其基本内容与影响因素展开讨论[115]；在实证研究方面，黄建钢等的研究讨论了社会稳定的具体思路与对策[116]，胡联合等则结合社会稳定的理论与实践展开系统研究[117]。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起源于对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和社会失稳问题的思考。大部分研究立足于传统与现代两分法，采用比较研究和实证分析方法，对此类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探讨，如阿尔蒙德对政治结构专业化和政治文化世俗化的研究[118]及亨廷顿的政治参与大众化研究[119]等，并提出通过政治发展来实现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的途径和策略。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妇女心理研究的发展，中国学者发现了妇女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指出妇女心理暗含有利社会稳定的潜质，呼吁社会各界进一步认识妇女的社会价值[120]。党和国家也将妇女视为社会稳定的重要贡献者加以重视[121]。近年来，面对民族宗教冲突、群体性事件和恐怖活动等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不稳定问题，内蒙古、西藏、广西等[122]边疆省区先后开展各类实践活动，号召广大妇女以家庭小稳定推动社会大稳定，在打击违法犯罪、恐怖活动等社会不安定因素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国外学者眼中，妇女不仅是社会活动的参与元素，同时也在军事、战争、种族冲突等社会稳定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聚焦边疆社会稳定问题，在整体研究方面，何明与王越平指出，“疏导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建构适应当前我国边疆民族需求的公民文化是妥善解决边疆社会的不稳定问题的核心”[123]。李育全的研究发现，“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因素是动态、复杂、多元的，必须在认清因素的基础上对相关因素采取积极引导，及时化解矛盾和纠纷，形成良性、动态的社会稳定机制”[124]。徐祗朋的研究指出，适时构建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研究，能有效减低社会管理成本，更好地建设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125]。在各方向影响因素研究领域，李育全对宗教与边疆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进行了长时间的跟踪研究，提出了针对邪教的防治对策[126]；高静文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民族心理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127]；在边疆社会稳定的社会治理方面，李育全和马雁关注了资源使用问题[128]，钱素华则对其社会管理展开讨论[129]；在边境地区突出社会稳定研究方面，王晓艳[130]、杨文英等[131]集中调查分析了跨国婚姻问题，鲁刚[132]、张金鹏[133]等则先后对西南边境的社会稳定问题先后开展过系统研究。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外学者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问题给予了关注，但仍存在某些不足。如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以自身政治现实为参照系，研究结论脱离各研究对象国的发展实际；同时，学者自身秉持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严重干扰了研究成果的客观性与价值取向。国内学术界以往对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较多集中于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视角，缺乏对社会各阶层对社会稳定问题的参与性研究，尤其是妇女群体。妇女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找出其生存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与社会稳定发展之间的联系，才能更好地促进群体自身的发展和边境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研究妇女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