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行业分割与收入不平等研究综述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收入差距现象，因个人能力和贡献大小而产生的合理收入差距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而当收入分配过程当中出现失范现象，大量权利寻租、垄断利润等导致收入差距过大、超出合理范围时，将会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并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长期持续研究的课题，在中国，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日益加剧也已然成为研究的热点，关于收入不平等的相关研究学界已经积累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一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行业收入不平等
大量经验研究表明，结构性因素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关键性因素，而作为收入不平等的结构主义解释视角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很多学者将收入不平等问题与劳动力市场结合起来加以研究。由于在工业社会中，大多数人通过劳动来获取工资和其他收入，劳动力市场过程形成了工业社会的社会分配的中心机制。[1]因此，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有助于解释社会制度结构因素如何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及其收入分配效应
与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是统一、完全的竞争市场不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更加强调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因此，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劳动力市场非完全竞争的另一种表述。[2]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十分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一般而言，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劳动力市场会形成多种不同的工资机制和雇佣模式，从而被分割为若干个具有不同薪酬机制、工作稳定性、晋升机会、福利待遇的市场，而且劳动力难以在这些不同的市场之间自由流动。同工不同酬、劳动报酬差距过大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3]
事实上，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即便是在那些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劳动力市场也存在明显的分割。林南和边燕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同样存在制度性与结构性的分割。[4]由于各国的制度结构存在差异，劳动力市场分割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1.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表现形式
以往研究显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十分显著，与市场化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典型的制度性分割的特点，分割的形式包括城乡户籍二元分割、地区分割、所有制性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分割、行业或产业分割等。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形式（结构特征）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许经勇、曾芬钰2000年的研究指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并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其次表现在行业之间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上，在行业劳动力市场，统一开放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远远没有形成，垄断行业相对于非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高福利是行业劳动力市场相互分割的表现；再次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距上，东部地区走在了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的前列，经济飞速发展，东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5]李建民2002年的研究也指出，市场化改革的迅猛发展和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将我国劳动力市场区隔为多重市场，包括城乡分隔、地区分隔、部门分隔、制度分隔、正式劳动力市场和从属劳动力市场分隔等，并指出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区隔是社会公平失衡的结果，对社会经济产生深刻影响。[6]武中哲2007年的研究中指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背景，认为在“单位制”变革的形势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双重二元分割的局面，即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及二者内部分别存在的二元分割，这样的分割格局主要表现在我国别具特色的就业和收入分配模式当中，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最终会在调整演变中走向规范统一。[7]
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最为典型的表现之一，因此，很多学者将研究的视角转向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分割（城乡分割）。蔡昉等2001年的研究指出，我国的户籍制度下形成的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传统体制的产物，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扭曲性发展政策的结果，并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二元分割，产生于改革前传统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需要，并在改革过程中城市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得以维持，而户籍制作为造成城乡分割的制度根源，其改革有赖于一系列配套措施的完成。[8]杨宏炳2005年的研究持有与蔡昉类似的观点，认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是传统发展战略和传统体制的产物，反映的是城市居民的利益要求，并指出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农民就业带来不利影响，提出应创新和改革传统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来消除城乡二元分割，缩小城乡差距。[9]张展新也研究指出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计划经济时期人口与劳动力管理的首要特征，是传统经济发展的产物，本质上是在户籍划分的基础上对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人为设置的制度性障碍。[10]尽管城乡差距普遍存在于各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明确，我国的城乡户籍二元分割与西方社会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有本质区别的。谢周亮2008年的研究中明确指出西方二元劳动力市场与我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区别，前者是社会统计性歧视和累计效应的结果，后者则是我国特有的制度性因素造成的。[11]户籍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并塑造着中国的社会分层体系。城乡差别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最根本的不平等社会结构，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农村人口越来越多地流向城市，但是户籍制度一直未受到根本动摇，在人口流动与户籍制度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现象。[12]
2.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演化
显然，在独特的制度条件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十分显著。随着制度性因素和其他社会性因素的不断变化，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结构和特征会逐渐发生变化，人们关注的焦点也会随之发生转移。在市场转型纵深发展的进程中，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逐步从城乡户籍分割和所有制性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的分割扩展到行业分割领域，并认为行业分割将成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结构。
聂盛2004年的研究表明所有制分割和行业分割并存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在市场和国家力量在资源配置中的相互较量中，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从以所有制分割占主导的格局向行业分割演化，而这一演化过程则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力量不断增强的过程。[13]张展新2004年通过利用“五普”抽样数据所作的分析也得出相似的结论，认为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和部门分割逐步趋于弱化，在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逐步形成了以开放产业和国有垄断产业划分为特征的分割劳动力市场的新结构，即产业分割结构。[14]延续以往的研究，张展新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再次对劳动力市场分割进行了研究，指出随着人口和劳动力管理方式的变迁，我国的城乡分割体制已走向终结，虽然体制影响还在，但区域分割正在取代城乡分割成为分割人口和劳动力的新的主导因素；同时，进一步提出以“城乡、区域二重分割解释”为主要内容的研究城市外来人口的整合框架。[15]而晋利珍2008年在历史性考察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形式和成因之后，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在市场、制度和社会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经历了城乡分割、部门分割、体制分割从兴盛到不断弱化的不同阶段，并认为当前及未来对中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影响最为深刻的劳动力市场格局是垄断—竞争格局演变中的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以及在其框架之下的主要市场与次要市场的二元制分割，晋利珍将这一劳动力市场分割格局归纳为劳动力市场的双重二元分割。[16]在此基础上，晋利珍2009年利用实证分析的视角对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的理论假设进行了检验，计量分析了行业工资差距中的人力资本效应和垄断效应，表明中国确实存在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并再次强调指出当前及未来中国主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形式将是劳动力市场的双重二元分割。[17]李骏、顾燕峰2011年在研究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分层时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晋利珍的观点，他们发现，城市经济结构的行业分割（垄断部门/非垄断部门）比所有制分割（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更能揭示户籍分层的过程。[18]
3.收入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分配效应
劳动力市场分割意味着劳动力不能在不同市场间自由流动，从而造成在工资薪酬、就业机会、福利待遇等方面受到歧视，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李建民2002年的研究指出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令我们付出了公平的代价，一方面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本身是社会不公平的后果，而另一方面这种分割局面的持续会使社会的不公平状况进一步恶化。而在社会不公平当中，最核心、最关键的方面则是收入的不平等。[19]
林南和边燕杰（Lin Nan & Yanjie Bian）1991年研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中同样存在制度性与结构性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前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是影响中国城市个人收入的首要因素。[20]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向前推进，劳动力市场分割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逐渐发生着演变。刘精明2006年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1996、2003）的数据，分析了在国家和市场的交互作用下，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人力资本收益模式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部门人力资本收益回报率的变化与市场化方向并不一致，而是呈现出诸多社会转型期的非常态特征。[21]刘帆2007年分析了主、次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强调指出，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主、次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行业垄断”和“高教育程度”决定了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高收入水平；而“劳动力供给长期相对过剩”决定了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收入的持续走低。[22]Sylvie Démurger等2008年研究了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分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他们通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的1995年和2002年调查的城镇职工工资收入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地区间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分割对地区职工收入差距变动具有显著影响，并指出劳动力市场分割不仅拉大了收入差距，同时更导致了分配上的不公平。[23]谢周亮2008年则侧重研究了城乡户籍分割的收入分配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造成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歧视并未得到明显改变，户籍歧视一方面造成了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也致使流动到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与城镇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24]而李骏、顾燕峰2011年利用上海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按照户籍制度本身的双重特性进行研究设计，实证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分割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户籍身份的双重属性对部门进入、职业获得和收入不平等等就业结果都有一定的影响，同时指出，基于户籍身份的社会分层与城市经济的分割结构（行业分割与所有制分割）之间具有紧密的互动，其中垄断部门与非垄断部门的行业分割比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所有制分割对解释户籍分层过程更有效力。[25]
（二）行业收入不平等
毋庸讳言，结构性因素对中国收入分配产生着显著的影响。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各种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产生重要影响的分割性结构（Segmentation）[26]，这种“分割性”正是结构主义的基本逻辑。在众多分割性结构当中，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对劳动就业、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分割性结构，收入不平等便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产生的显著的分配效应。随着市场转型的不断深化，行业分割日益成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结构、新趋势，因此，行业分割以及在此格局下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十分引人关注。从分层研究的角度来看，专门针对行业分割的系统研究还比较少见，大多散见于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的比较研究当中，而对于行业分割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则更为薄弱。关于这一点从当前行业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当中可见一斑。
1.行业间收入差距逐步拉大
一直以来，行业都被认为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重要结构性因素。由于学科研究的局限，行业间收入不平等研究主要集中的经济学领域，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尤其是经验研究相对较少。
大量以行业收入差距为主题的研究显示，中国行业收入差距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陈钊、万广华、陆铭2010年利用新近发展起来的基于回归方程的不平等分解法对收入差距进行了分解，研究发现，1988年、1995年和2002年，行业间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越来越大，其中垄断行业收入的迅速增长是主要致因。[27]同年薛继亮、李录堂通过利用MLD指数（Mean Log Deviation Index）分解测算了经济转型期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状况，结果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业收入在曲线波动中不断拉大。[28]武鹏、周云波2011年的研究也得出基本相同的结论，他们首先通过比较行业门类数据和行业大类数据，认为行业大类数据更适合应用于行业收入差距的分析中，基于此，他们利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细分行业数据，利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统计分析工具实证分析了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的趋势和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行业收入差距呈现出波动中总体快速上升的态势。[29]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对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的演进特点和趋势进行分析，研究指出我国行业收入差距总体持续扩大并在分布结构上表现出最高、最低收入行业总体稳定、略有变动的特点，并认为高科技行业和新兴行业在经济转型进程中将更具有收入优势，同时还分析了行业收入差距中的合理因素及不合理因素并提出规范路径。[30]张余文2010年通过运用扩展的基尼系数对中国行业收入差距进行的实证分析再次表明，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出总体扩大的趋势，但同时指出，行业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收入差距及变动趋势有所不同。[31]郭娜、祁怀锦2010年也通过计算行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来反映我国当前的行业收入差距状况，并通过利用行业基尼系数与人均GDP数据建立的协整模型分析了行业收入差距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行业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存在稳定的影响关系，但这种影响作用由改革初期的促进作用转变为现阶段的阻滞作用。[32]
2.行业内部收入分层日益显著
近年来，随着对收入分配问题关注度的不断升温，行业作为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研究行业收入差距的学者也越来越多。由于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引致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尤为人们所诟病，因此，很多学者又将研究的焦点投向了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总体而言，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多数学者主要研究的是行业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分析了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治理途径等，但对于行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却较少涉及，少有一些成果在研究行业间收入不平等的大框架下附带涉及了行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而专门针对行业内部收入不平等的独立研究成果极少。然而，就现实情况而言，行业内部显然也存在显著的收入分层现象，尤其是在垄断企业当中，企业高管和一般员工的收入差距是巨大的，已经远远超出人们所能接受的合理范围。因此，对于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行业内部收入分层的研究还十分薄弱。
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胡静波、李立2002年在研究我国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时同时涉及了垄断行业的内部收入分层的问题，指出垄断行业内部平均主义盛行，员工收入水平与社会平均劳动力市场价位存在较大偏离，主要表现为高水平上的平均主义，具体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垄断企业内部一般员工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少数关键岗位的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的收入水平又低于其他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收入水平。[33]同年，曾伏秋在研究国有垄断企业职工对收入分配问题的评价时总结指出，国有垄断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存在两个方面的不公：一方面认为垄断企业内部职工收入平均主义倾向十分严重，这与胡静波、李立的观点相同，并同时还指出这种平均主义的实现机制在于垄断企业内部的工资增长机制不合理，存在津贴、奖金、福利等收入平均发放、人人有份的现象；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劳动者与经营者、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日益扩大的趋势。[34]以上两项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在研究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时涉及的垄断行业内部收入分配状况的研究，其基本结论也颇为相近，即认为垄断行业内部收入分配存在显著的平均主义。二者的研究虽涉及行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的讨论，但仍不够系统和深入，并缺乏经验数据的支持。从国内研究来看，罗楚亮是对行业内部收入分配状况进行了独立研究的首位学者，罗楚亮2006年通过探讨某垄断企业内部的工资收入分配特征，得出了与以上两项研究类似的结论，即发现该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现象非常显著，不仅工资差距非常小，而且奖金分配显然具有平均分配的特点，由此表明垄断行业内部的收入分配也不具有合理性。罗楚亮进一步指出，垄断行业内的高收入及其平均化的分配倾向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垄断行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缺乏竞争性等因素密不可分。[35]然而，与以上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潘胜文2009年对于垄断行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的结论提出质疑，他通过对某垄断行业的个案调查收集资料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垄断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倾向在普通员工之间较为严重，但是同时在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却存在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另外他还发现，资历在垄断行业工资收入分配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此种情况严重制约了这些国有垄断企业的效率的提高。[36]
总体看来，以上对行业内部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对垄断行业内部收入分配问题的探讨，与此有所不同的是，邓军2011年另辟蹊径，以制造业为例分析了中国行业内工资收入差距问题，他利用1995—2007年中国16个制造行业的数据，探讨了影响中国行业内工资收入差距的原因，研究发现，除了行业垄断等制度性因素外，国际生产分割与研发活动对我国行业内工资差异也造成了影响，拥有高技能的劳动者在国际生产分割的形势下受到制造业企业的偏好，其工资收入也增长更快；高技能劳动者在企业的研发活动中需求更为旺盛，国际生产分割与研发活动都拉大了行业内的工资收入差距。[37]
总体而言，迄今为止，关于行业内部收入分配状况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3.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
许多学者对行业收入差距背后的形成机制或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信卫平研究认为，造成当前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在于各行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不同，而这又与行业垄断性经营有关。[38]薛继亮、李录堂2010年的实证研究指出，在市场竞争因素和非市场化政策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当前我国行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影响因素呈多元化特点，宏观经济改革的政策影响最为显著，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弱势劳动相较于强势资本的劣势地位，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39]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研究指出行业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包括行政垄断与自然垄断的交互影响、市场机制不健全与政府调控机制滞后、国家对基础行业与公共产品投入不足等因素的共同影响。[40]郭娜、祁怀锦2010年对我国2000—2006年行业收入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造成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水平、国有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41]张余文将造成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化竞争机制的影响以及私有化导致的分配不平等，二是行业垄断以及国有部门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42]。张世银、龙莹2010年应用我国19个行业的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2002年以来各因素（包括生产效率、垄断因素、人力资本因素、高教扩招等多重因素）对行业收入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传统收入决定因素中的生产效率仍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当前影响行业收入不平等最关键的因素是垄断因素的影响，而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并不充分，同时，高教扩招等社会因素也对行业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43]侯风云、伊淑彪研究认为，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拥有量、资本劳动比率等因素都对行业收入水平产生一定影响，其中行业的行政垄断的影响巨大，而行业垄断对行业收入影响的传导机制则是通过行政垄断获取高额利润、行政垄断行业所有者缺位以及垄断与非垄断行业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多个环节实现的。[44]
综观以上不同学者的观点，可以将影响行业收入分配的因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行业的行政垄断，这被认为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方面；二是行业人力资本、行业技术水平和资本劳动所占比重的差异；三是制度缺陷和市场体系不健全；四是产业转型和国家规制滞后等。
学界对于行业垄断是导致行业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原因的观点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基于此，有一批学者重点研究了垄断行业过高收入的原因和机制。李闻2001年着重研究了行政性垄断对我国不同行业职工收入的影响，认为行政性垄断是造成我国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重要原因。[45]王锐2007年则研究指出，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共同形成了我国的行业垄断，自然垄断建立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之上，其垄断利润具有合理性，而行政垄断则建立在行政权力控制的基础之上，其超额利润则不具有合理性，当前行政垄断是我国行业垄断中最普遍的形式，严重阻碍了我国的经济良性运行。[46]宋晶、丁璐颖、王蕊研究认为造成当前垄断行业收入水平畸高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缺乏竞争；二是体制钳制——“父爱主义”偏袒（即政府对垄断行业采取的一些保护行为）；三是政府职能缺位，对垄断行业收入水平缺乏有效监管。[47]李晓宁强调指出，在探讨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的成因时应重视“所有者缺位”造成的重大影响，并认为正是国有垄断与所有者缺位的双重作用导致了当前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48]因此，当前，行政垄断、所有者缺位、政府监管不力被认为是导致垄断行业不合理收入的三个关键因素，有学者同时指出，由于行政垄断和“所有者缺位”问题在较短时期内难以有效破除和解决，因此，在当前及今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改善政府监管制度成为破解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的有效途径。[49]杜鑫2010年研究发现，垄断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远远高于竞争行业的收入水平，包括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户籍、职业、性别等因素在内的禀赋特征差异是造成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巨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而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对农业户籍劳动力的歧视等因素是造成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50]岳希明、李实、史泰丽2010年通过对垄断行业高收入中合理和不合理两个部分的实证分析，发现50%以上的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其中行政垄断是主要影响因素；同时他们还指出，由于垄断行业中存在隐性的高福利，而这部分收入通常在调查统计中得不到反映，因此，研究中的测量结果显然低估了垄断行业高收入中的不合理部分，也就是说在现实中垄断行业高收入中不合理部分应高于研究中反映的水平。[51]
（三）简要评述
大量研究已经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分割都普遍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出现，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便是收入的不平等。学者们普遍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因此很多学者将收入不平等问题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从已有研究不难发现，行业分割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结构，行业的工资差异昭示着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特征，然而大多研究将行业分割置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框架下进行介绍和讨论，但是专门针对行业分割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是当前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行业作为影响收入的至关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行业收入差异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以往研究已经对行业间总体收入差距、行业特征对行业平均收入的影响以及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有了较多的研究，但其局限性也是较为明显的，即忽视了对在不同分割场域下行业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分析，毋庸置疑，不同分割场域下的行业收入分配有着不同的特征。
因此，本书将行业的分割性结构作为研究的一个基本切入点，既关注在新形势下，随着市场转型的不断推进，行业收入不平等状态的总体特征和趋势；同时，将不同分割场域下行业收入不平等作为研究的重点，将个人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结合起来考察行业的分割性结构及收入不平等状况。
二 个体抑或结构：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分析
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解释，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理论取向，一是个人主义理论取向，二是结构主义理论取向。[52]个人主义理论取向认为个体特征差异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而结构主义理论取向则认为，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是导致收入不平等更为重要的原因。关于收入不平等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两种观点都获得了相应的经验研究的支持，由此可见，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因素是复杂的。
（一）个人主义的理论取向
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支持了个人主义理论取向的观点。该理论将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归结于劳动者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53]许多研究者从诸如人力资本（教育、工作经验等）、家庭背景、性别等个体特征的不同层面来研究收入不平等状况。
人力资本是影响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国内外很多研究的证实。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方面，对收入不平等也起着重要影响。然而，关于教育究竟对收入不平等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尚无定论，归纳而言，学界存在四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54]：第一种观点是以舒尔茨、Ahluwalia等为代表认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观点；第二种观点是以Thurow、Todaro等为代表认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无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反而还可能扩大收入不平等状况的观点；第三种观点是以Ram等为代表的认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仍不明确的观点。在以上三种观点的基础上，后来的学者又提出了第四种观点，认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远非直线的，而是存在倒U形关系，即在教育扩展初期，收入不平等会扩大，只有到教育扩展后期，收入不平等才会改善。[55]由此可见，人力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人力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纳入一个更大的体系当中来研究。焦斌龙2011年的研究发现，我国人力资本对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存量效应，人力资本的扩张效应、平等化效应、缩减效应和错位效应是人力资本存量效应的具体反映，当前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对收入差距的扩张效应大于平等效应，并处于倒U形曲线的左侧，但已接近顶点，而人力资本的存量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力资本制度的影响。[56]陈工、陈伟明、陈习定同年研究认为居民收入不平等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重大的负面影响，并且人力资本积累是收入不平等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57]而王甫勤通过整合收入不平等研究中个人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取向，分析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收入分配都有直接的决定作用，同时，二者之间还存在交互作用，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劳动力更容易进入国有垄断部门，而国有垄断部门也能为内部劳动力提供更多提升人力资本的机会。[58]
除了人力资本之外，作为先赋因素的性别对个人收入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性别收入差异也是收入不平等研究当中的重要方面。许多研究表明，当前性别收入差距相当明显。慈勤英、田雨杰、许闹2003年的研究指出收入的性别差异表现在多层面、多领域，在收入的不同分布层次上都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在人力资本量相同的条件下男女收入也存在差别，而且这种差异在行业内、职业内的男女收入中也明显存在。[59]戴洁、李华燊2011年研究指出，性别对收入的影响十分显著，由于传统上一般认为男性的工作具有更明显的货币和交换价值，因此通常认为男性的工作比女性的重要得多，[60]尽管当今社会女性从传统的完全从事家务活动的角色转换到和男性一样进入劳动就业市场，但女性在收入和职业方面遭遇歧视性待遇的现象仍广泛存在，即使在人力资本等方面条件相同的情形下，女性收入仅是男性的68.93%。
面对如此显著的性别收入差距，很多学者也致力于探究导致性别收入差距的原因。李春玲、李实2008年通过利用1988年、1995年和2002年三个时间点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着重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性别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他们的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性别收入差距一直处于稳定的和显著的扩大态势之中，其影响机制也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发生着变化，其中市场机制和性别歧视分别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和最近的10年中对性别收入差距产生决定性影响。[61]另外，职业的性别隔离（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也是许多学者考察性别收入不平等的重要视角，而且职业的性别隔离与性别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实。职业的性别隔离甚至被认为是导致性别收入不平等的最为直接、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62]职业性别隔离意味着不同性别的劳动者被分配、集中到不同的职业或领域工作，性别隔离很多时候发生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不同行业或职业中，而女性往往集中在收入低、声望低的领域或职业里。舒晓灵和边燕杰2003年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63]吴愈晓和吴晓刚2009年通过利用CGSS 2003的调查数据以及“五普”数据中的职业数据，深入分析了我国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职业的性别隔离确实对我国城镇职工性别收入差距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其影响仅局限在国有部门。[64]
家庭背景同样是影响收入的重要个人先赋性因素。谢周亮201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除了个人受教育水平外，家庭背景也显著地影响着个人的收入水平，而其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上一代人的受教育水平、家庭生活学习习惯以及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网络等途径的代际传递实现。[65]戴洁、李华燊2011年的研究表明，家庭作为个人获取社会资源、建立社会网络的重要来源，在市场竞争不充分的社会经济转型发展时期，家庭背景（包括父母是否是管理者、父母的社会地位等）对个人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等都产生着重大的影响。[66]
（二）结构主义的理论取向
对收入不平等的解释，由于以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模型为代表的个人主义的理论取向过分强调个体特征差异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而忽视了结构性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决定性作用而备受质疑。而结构主义的理论取向恰恰强调从制度与结构的视角出发加以研究，认为相对于个人因素而言，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是导致收入不平等更为重要的原因。社会分层研究中的结构主义视角强调的是：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各种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产生重要影响的分割性结构（Segmentation）。[67]结构主义摒弃了个人主义所强调的个人特征是资源分配的决定因素，而是强调社会位置、结构才是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68]
站在结构主义的立场进行收入不平等研究的成果很多，对结构变量的不同理解或定义形成了不同的分析范式。社会学家提出的“空位竞争模型”（vacancy competition model）是支持结构主义理论取向的理论之一，该理论否认了个人主义理论取向对收入不平等的解释，个人主义的理论取向强调是个人特质对工资收入的决定作用，而空位竞争模型理论则认为劳动者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决定论个人的工资收入水平。[69]劳动力市场分割（segmented labor market）理论是来自经济学内部的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模型的批判。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均衡性、统一性、同质性的判断，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异质性的、非完全竞争的市场。以皮奥雷（M.Piore）为代表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区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primary market）与次要劳动力市场（secondary market）。[70]主要劳动力市场多是核心经济部门，工资收入相对较高，工作条件优越，福利待遇高，稳定性强；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多是边缘经济部门，工资水平低，工作环境差，流动性强。许经勇、曾芬钰2000年指出，同工不同酬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具体表现。[71]即具有相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因从事的工作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报酬，或者说，有的劳动者只能获得较低的报酬，原因并不在于其本身的素质低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进入那些具有高劳动报酬的劳动力市场。因此，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结构性因素导致收入的不平等。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制度与结构因素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又对这些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进行了细分。王天夫、王丰2005年在研究中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影响收入的主要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包括所有制、地区、行业与工作单位等，他们系统讨论了四种不同的结构性因素所起的作用。[72]林宗弘、吴晓刚2010年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认为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干部身份制和私有产权等是造成转型时期中国不平等的重要制度性因素。[73]
有研究表明，所有制结构的变动是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李楠2007年研究指出，1978年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最根本因素，而所有制的演变对收入分配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积极的影响在于所有制调整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普遍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而消极的影响在于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74]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我国最为典型的制度之一，它是影响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的难以回避的关键制度性因素。很多学者的经验研究表明，户籍对收入的影响十分显著，户籍制度常常通过对就业、享受差别化的福利待遇等方面来对居民收入造成深刻的影响。蔡昉、杨涛2000年指出，自1978年以来，在城市利益集团的主导下以及传统体制遗留的制度障碍对城乡收入差距造成周期性影响，而要转变这一格局的重要方面在于改变城市偏向的政策和制度。[75]显然，户籍制度是偏向城市的、造成城乡不平衡发展的最重要的制度性障碍。戴洁、李华燊2011年的研究指出，户籍制度作为对我国收入分配造成重大影响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其影响力虽相比以前有不断弱化的趋势，但在多元复杂的影响因素中，“户口类型”是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最大的因素，而且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城市户籍居民年收入比农村户籍居民平均要高出96.80%。[76]
地区差异也已经被研究者证明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之一，区域差异是分析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谢宇和韩怡梅的研究发现，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考虑区域异质性非常重要。[77]原因在于区域因素在中国不仅是个地理概念，同时还被赋予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体制性意义。郝大海、李路路2006年的研究中将收入分配置于区域差异的视角下进行分析，通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2003的调查数据，深入分析了区域差异中的国家垄断与收入不平等问题，指出市场转型期中国区域差异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差异，而且是制度转型的差异。[78]边燕杰、李路路等2006年的研究强调指出，单位和地区是再分配体制下的两大结构壁垒，对地位获得产生深刻而持续性的影响，其中地区壁垒的作用表现在，随城市级别的提升，职业地位的收入含量也大幅度增加。[79]由此可见，地区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地理空间意义而具有了社会经济地位的含义。戴洁、李华燊2011年的研究指出，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由于地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地区差异对收入分配有着显著的影响，东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具体表现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分别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68.94%和70.19%，因此，这意味着在其他方面因素（如人力资本）没有差异的情况下，由于所在地区不同，个人收入也会存在显著的差异。[80]
除了所有制、户籍制度、地区等制度、结构性因素外，行业无疑也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关键结构性因素之一。学者们对行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做了相关研究。著名美国学者皮奥雷（M.Piore）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对分属不同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及就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竞争的、均衡统一的市场，而是被一些制度和结构性因素分割为初级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初级市场通常是那些高工资、工作环境良好、工作稳定的市场，如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行政垄断行业等，而次级市场则通常是那些工资低、工作环境差、工作不稳定的部门，如劳动密集型行业或市场门槛低的行业。[81]王天夫、崔晓雄2010年利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了行业影响收入分配的逻辑与路径，结果显示，行业的差异能够解释个人收入总体差异超过13%的份额，而行业规模、行业年龄、行业高学历比例等行业特征对个人收入有着显著影响。[82]同年，陈钊、万广华、陆铭通过利用三个时段的数据进行回归方程的收入差距分解发现，行业间收入不平等在收入差距中的影响日益显著，其中垄断行业是造成行业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83]戴洁、李华燊的研究表明，在不考虑性别及受教育水平等影响因素的作用下，行业对收入水平的影响仍十分显著，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从业者收入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收入；而且在我国还有许多垄断行业是政府垄断经营也能够获得高于其他行业的收入水平。[84]
国家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同样对收入差距形成一定影响，其中税收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是收入再分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作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税收制度在调控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实施的分类税制等制度设计上的问题，我国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非常有限。刘怡、聂海峰基于城市住户资料数据，分析了间接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指出目前我国实施的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体制在收入分配上具有累退性，即令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出现恶化。[85]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发挥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仍不健全，覆盖面有限，保障水平也不够高，甚至出现逆向调节的困境，反而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86]
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来考察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形成机制问题，研究领域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归因模式，第一种模式主要甚至完全把这种不平等归因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第二种模式则主要甚至完全归因于非市场化机制。边燕杰、张展新指出市场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突出特征和重大成果，并认为市场化是多维的，并且与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相联系。[87]杨宜勇等提出发展阶段与不平衡性、市场机制的极化作用不断增强、体制改革的诸项措施不配套、政府再分配调节不力以及第三次分配道德分配缺位是导致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88]刘精明从“国家主导”的概念入手，结合职业阶层、教育与政治资本这三个因素，着重探讨了市场化进程中国家理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国家规制影响下职业阶层收入差距较小，市场化改革对人力资本回报具有影响作用。[89]陈光金在对我国收入不平等成因的实证分析过程中，对市场和非市场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分析结果表明，在我国收入不平等的成因中，市场化机制发挥着主要作用，而制度等非市场结构也产生着重要影响，同时还有一些混合因素的作用，因此具有一定的复杂性。[90]郝大海、李路路在研究区域差异改革中的国家垄断与收入不平等问题时，着重强调了国家政治权威作用形式的变化及延续的方式和趋势，他们的研究发现，在竞争性的部门中，国有非垄断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已不再具有显著差异，而“国家垄断部门”成为一种更基本的方式。[91]戴洁、李华燊研究指出，权力资本对收入分配有着显著影响，在其他因素没有差异的情况下，党员身份和行政级别作为权力资本的重要维度，对收入皆具有显著影响，党员身份的劳动者收入高于群众身份的劳动者，而拥有行政级别的官员干部的收入远高于没有行政级别的劳动者。[92]
（三）简要评述：从分化到交互融合
学者们对收入不平等背后的形成机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毫无疑问，个人特质差异和结构性因素都对收入不平等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这些因素发生作用的机制都是多元而复杂的。个人主义的理论取向强调个人特质差异对收入不平等产生的决定性影响，而结构主义研究的共同点在于认为结构性因素是导致个人收入不平等的关键性因素。一般认为，在完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个人因素是导致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而个人因素（天赋、能力的差异）导致的不平等往往被认为是合理的；然而在当今社会经济条件下，几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大多处于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对于很多不平等现象难以用个人因素特征来加以解释，这时结构性因素成为解释社会不平等现象的重要维度。在众多不平等现象当中，收入不平等现象是最核心也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对比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取向的研究发现，它们过度强调个人因素和结构因素的区分，却忽视了事实上，个人因素和结构因素往往是交互作用共同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的。在当前的收入不平等研究中，由于纯粹的个人主义的解释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倾向于结构主义的解释取向。然而，以往结构主义取向的研究关注的重点，更多在于结构性因素对于诸如单位组织与区域等结构单位的平均收入水平有怎样的影响以及什么样的特征造成这样的差异，但是，对于这些结构性因素是怎样约束个人特征的影响过程的具体研究还相当少见。[93]目前学界鲜少有突破二者的界限来加以研究的，仅有少数学者进行了有益探索。王甫勤（2010）在研究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收入分配关系问题的过程中整合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两种取向；[94]而王天夫、崔晓雄在研究行业如何影响收入的问题上将个人特质和行业特质（结构特质）纳入一个体系当中加以研究，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95]因此，从结构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截然分化到二者的交互融合，无疑能为收入不平等研究拓宽研究路径。
三 分配公平观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收入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具体来讲，收入不平等指的是收入在社会成员、社会群体中分配不均等的客观状态。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迄今为止，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还没有能够将收入等任何社会资源完全均等分配的状态，差异或不平等总是存在的。因此，在这些不平等当中，只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却无法完全消除。因此，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样的“不平等”是合理的、公正的，或者说什么样的“不平等”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而相应的什么样的“不平等”是不合理的，是我们难以接受的，这就涉及收入不平等与社会公正的问题。一般认为，个人禀赋、能力、贡献的差异带来的收入不平等是合理的、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而那些依赖垄断等失范的、不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导致的过大收入差距则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而这些则是我们致力于改革和纠正的方面。关于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问题，学者们从分配公平与否的判断原则、收入分配的价值判断（即民众的分配公平观、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等角度来探讨收入不平等与社会公正的问题。
（一）分配公平与否的判断原则
由于长期以来对收入分配公平问题的关注，人们形成了对于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判断原则。从研究领域来看，一些学者从终极伦理准则出发提出了判断社会公平的抽象原则，也有一些学者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提炼出了人们判断分配公平与否的实践原则。[96]前者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关于分配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即平等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97]、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针对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提出的占取原则、转移原则和矫正原则[98]以及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能力平等论等；而后者则更多反映在各个学者的经验研究当中，提出了诸如应得原则与平均原则、局部比较论与结构决定论等判断标准。本书将主要的关注点落脚于经验研究当中提出的观点。
1.应得原则和平均原则
孙明在研究市场转型期民众的分配公平观时对“应得原则”和“平均原则”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梳理[99]：这两个分配公平观原则源于Deutsch的研究，Deutsch指出在人们的主观认识当中，应得（desert）原则、平均（equality）原则和需求（need）原则是人们判断公平与否的三个基本原则。[100]而其中在人们观念中最为普遍的莫过于应得原则和平均原则。“应得原则”强调个人所得与其投入、成本、贡献相符合，这样的所得方为公平所得，这一原则承认差异的合法性，即贡献、投入、成本等差异造成的差距是合理的、可接受的，因而也是公平的，由此可见，应得原则倡导的是非平均主义原则；而与应得原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平均原则强调的是社会资源应该均等的或按需分配给社会成员，应得原则在市场经济当中得到更为广泛的接受，而平均原则则与计划经济的分配制度相联系，由于社会背景环境的变化，平均原则与应得原则在人们观念中的权重也在发生变化。[101]
孙明在市场转型的背景中考察了应得原则和平均原则在中国民众分配公平观中存在形态，其研究结论显示，“应得原则”伴随着市场化机制和相应分配原则的确立而被人们所认同，由此使市场化分配机制获得了合法性基础；而平均原则更多为社会底层所接受，反映了收入不平等带来的潜在的社会紧张。[102]
2.结构决定论与局部比较论
关于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机制的解释，学界还存在“结构决定论”和“局部比较论”的两种基本理论取向。[103]“结构决定论”衍生于自利理论，自利理论强调人的自我中心和物质主义（materialistic）倾向，实现效用最大化是人们做出选择的基本目的；[104]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结构决定论”认为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对人们的分配公平感有着重要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个人，越认同公平的分配原则应与个人投入与贡献相匹配，越认可目前的分配状况；与之相反，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个人，越认为当前的分配状况是不公平的，并更认同应“劫富济贫”。[105]
“局部比较理论”则以相对剥夺理论为基础，相对剥夺理论指出，个体在对自身的境遇做出判断时，依据的主要不是个体的实际地位，而更多的是与相关参照群体的比较，由此产生实际地位与分配公平感不一致的情况发生，诸如实际地位高的人也可能产生相对剥夺感，而实际地位低的人也可能感觉相对公平。[106]由此“局部比较理论”认为个人分配公平感是通过与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参照比较而产生的，这种局部的比较既可能源于人们对过去生活的体验与感受，也可能基于人们对自己周围人状况的评价与感知。[107]
基于以上两种理论的比较，马磊、刘欣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假设，对中国城市居民微观公平感的形成机制进行了考察，由此与怀默霆（Martin K.Whyte）2009年的一项针对中国民众对宏观社会不平等态度的经验研究形成对照。研究显示，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主要是由相对比较因素决定的，由此有力验证了局部比较论的理论假设，并否定了“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对于中国城市居民来说，并非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就越认为自己的收入所得是公平的。[108]
（二）收入差距的价值判断
对收入差距的价值判断主要体现在人们对收入差距合理不合理、公平不公平以及满意度的认识和判断。当前关于人们对收入差距的价值判断的研究还非常有限，怀默霆、邢占军、罗楚亮等学者做了有益尝试和探索。
针对许多学者和官员提出的中国的普通民众对当前的不平等非常不满的流行观点，怀默霆对此提出了质疑，从更大范围考察了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他的研究结果认为尽管我国受访者对当前不平等的一些方面确有微词，但是他们总体上仍倾向于认为，目前产生各种社会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模式是比较公平的，尤其是在社区内部，因而从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中国民众对当前不平等非常不满的观点。[109]邢占军2011年通过采用丰富的数据资料以定量研究的方法对收入分配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探讨，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收入与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高收入群体幸福感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群体；地区差异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而从一定时期的宏观上考察，国民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地区居民幸福指数的同步增长。[110]罗楚亮在2002年全国城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了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指出，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因此，就现阶段而言，收入仍然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并不高（相关系数很小），因此非收入因素对主观幸福感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111]
王甫勤2011年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以上海为例，实证分析了当前我国大城市居民分配公平感及其形成机制，研究中对阶层地位、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不平等归因偏好等因素对个人分配公平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越倾向于个人绩效归因，分配公平感就越强，否则分配不公平感越强。[112]王鹏2011年通过利用CGSS 2006中的调查数据，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考察了收入差距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倒U形曲线，同时，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城市居民以及受教育水平高的居民幸福感反而更低，另外，对收入合理性的判断也会影响到个人的幸福感。[113]
（三）简要评述
关于人们对分配公平观的研究，即人们认为怎么样的收入分配是公平合理的，换句话说，社会各阶层对收入不平等的认知程度如何？他们认同什么性质的不平等？能接受多大程度上的不平等？因此，这本质上论及的是收入不平等的合法性问题。纵观当前的研究成果，收入不平等的合法性作为衡量分配公平观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研究依然非常匮乏。而人们对收入差距产生的不公平感显然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从长远来看，民众普遍的不公平感将会损害一个社会的道德秩序，人们获取高等教育和努力工作的动机将会降低，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都不会有公平的回报，这将导致整个社会变得堕化。[114]而从短期来看，民众对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感将产生社会不满情绪，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从而产生大量社会问题。[115]翁定军2010年的研究还提出，民众对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感还容易促使他们产生阶层对立意识。因此，随着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对当前中国民众的分配公平感进行研究显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116]
从当前有限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大多将研究的范围定位在较为宏观的层面，反映的是民众的整体的分配公平观，仅有个别学者对不同的民众的分配公平观进行了细分研究（尽管邢占军2011年的研究考察了分地区的居民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但事实上仍属于中观层面）。然而，由于收入分配公平观或者说收入分配的合法性问题属于主观层面的问题，因此具有较强的可变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处于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制度条件下的群体可能产生的分配公平观或对收入不平等的合法性的认识会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会对分配公平观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书考虑仅从行业的角度考察处于不同行业的人们有着怎样的分配公平观，或者说不同行业的人对收入分配合法性有着怎样的认识。
四 行业收入不平等的测度
对于行业收入不平等的测量，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推进而日臻完善，测量手段日趋多元化，测量技术和测量指标体系的不断完善为收入分配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测量指标
1.所有行业的工资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推导出来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是当前应用最广泛的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综合指标之一。基尼系数可以扩展到测量行业收入不平等状况，将同行业的职工视为一个同等工资的人群，并且用这个行业的职工人数作为计算基尼系数的组内人数，这样计算出的基尼系数即行业的工资基尼系数。
2.泰尔指数（Theil Index）
泰尔指数最早由荷兰著名经济学家泰尔（H.Theil）于1967年提出，是衡量个人之间或者地区间收入差距（或者称不平等度）的重要指标。[117]泰尔指数在测量收入不平等中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它是广义熵指数的特殊表达，当广义熵指数的参数C=0，1时，测量结果即为泰尔指数。用泰尔指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的优势在于能够对总体差异进行组内或组间的分解，便于对组内差距及组间差距进行比较分析。
3.行业间平均工资的差距及不平等指数方法
行业间平均工资的差距是衡量行业收入差距的一个基本指标，其中一个最为简单的指标是最高行业平均工资和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而不平等指数方法就是用最高收入者占总人口比例，加上最低收入者占总人口比例（两者百分比之和）来表示社会的不平等程度。[118]
4.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
该方法最初是为了解释性别工资差距而提出的，但是其后被应用到任何两组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分析中。Oaxaca-Blinder分解的对象是两组人群平均工资的差异，并且以回归分析结果为基础实现的。
5.明瑟收入函数
明瑟收入函数是由经济学家明瑟（Mincer）1974年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的研究收入决定的函数，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等。一些学者利用明瑟函数来考察行业收入不平等问题。如晋利珍2009年为了进一步定量考察人力资本因素、垄断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对行业工资差距的贡献，引入了明瑟（Mincer）收入函数进行计量检验。[119]
明瑟工资收入的基本方程是：log（wage）=α+βx+μ
上式中，被解释变量是职工年平均工资收入的对数，解释变量是影响工资收入的重要因素，其中，行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垄断程度被学者们公认为是影响行业工资收入差异的各种因素中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简要评述
以上主要是利用数理统计的手段对行业收入不平等进行测量的一些方法。数理统计方法是实现实证研究的重要手段，使用这些统计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较快地对实证数据进行量化分析，把握研究对象的总体状况和趋势；然而，其不足在于任何数理统计方法都会受到使用范围的限制，因此，每种方法都对其自身的应用有着严格的数据方面的要求，如果已有数据难以满足统计方法的条件，那么这种方法就难以得到应用，或者即便应用了也难以得到科学准确的分析，可能得出谬误的结论。由此可见，进行实证分析，全面、系统、准确的调查数据是必不可少的。就行业收入不平等而言，由于行业自身的复杂性，目前我国仍没有建立完善的行业收入数据统计体系，我国学者的研究也大多依赖于当前全国范围的调查数据以及一些科研院所进行的大型调查数据，由于数据的匮乏，有的学者甚至尝试将不同的调查数据进行对接来加以使用才能达到研究目的。当前的数据大多停留在较为宏观的层面，对于细分行业的数据还相当欠缺，这就导致了当前的行业收入研究趋于宏观，而对于微观层面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从某种程度而言，对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仍需要在基本调查数据上加以完善，尤其是微观层面的调查数据，而这将是一个十分长远而艰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