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公共管理范式经历了传统的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的变迁，20世纪末以来，国际社会更加关注政府的竞争力、政府的合法性和回应性，“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共同特征。在此背景下，网络治理理论在回应社会需求中应运而生，并成为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范式。国际社会对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持续关注，在治理模式上大致趋同，合作网络成为国外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模式。合作网络既包括政府间、区域间的内部合作网络，也包括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外部合作网络，形成“内外兼顾”、“内外联动”机制，以整合式、参与式、互动式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我国政府近年来尤为重视公共服务建设，但当前公共服务仍存在着供给不足、供给失衡、供给低效等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创新治理方式与方法，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主体的互动与合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网络治理理论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顺应我国治理理论创新的发展趋势，也是提升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迫切需要。

本书基于网络治理理论，按照“构建理论—实践检验—完善理论”的研究思路，探讨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的方法与路径。首先，夯实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在国内外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界定核心概念并阐释相关理论。其次，确立研究的核心和重点，构建我国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理论框架，涵盖理论模型、影响因素、评价机制和效率分析。再次，回归实践的检验与论证，比较国内外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典型案例，分析我国案例的不足与差距、总结国外案例的经验与启示。最后，实现研究的深入与升华，完善我国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理论，阐释提升公共服务网络治理能力的对策与路径，以期应对我国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风险与挑战，优化我国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政策体系。

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结论分为以下五点。

一是界定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概念。公共服务网络治理是一种全新的通过公私部门合作，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等多主体广泛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治理模式。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就一个或多个公共服务项目形成了合作共赢的网络关系，这些参与主体在开放、平等、有序的公共环境中分担公共责任、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服务事务，真正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二是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理论基础。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文献，对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相关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进行分析，奠定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理论基础包括多中心治理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政策网络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现实条件包括政府“元治理”、合作机制、信任机制、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

三是构建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模型并进行效率评价。公共服务网络治理模型的工具按照政府介入程度和系统复杂程度的不同，分为强制性工具、市场化工具、社会化工具和混合性工具，其中市场化和社会化工具使用频率更高。公共服务网络治理模型的结构经历了从中心集聚向分散集聚的演变过程；公共服务网络治理模型的要素即参与主体包括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存在相互竞争和博弈关系；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模型按照公共服务特性分为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社会主导型。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影响因素是效率评价的前提，包括服务项目因素、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本书从理论有效性、工具有效性、模型有效性和产出有效性方面对公共服务网络治理进行效率分析。

四是国内外网络治理案例的比较研究。国内外案例的选取注重同质性和可比性，分别代表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社会主导的公共服务网络治理模型。国外选取的是美国公共安全服务网络案例、韩国公共住房服务网络案例以及美国德州的儿童保育服务网络案例；国内选取的是北京市公共安全服务网络案例、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服务网络案例、南京市鼓楼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案例。通过比较发现，我国在治理经验、市场与公民社会成熟度、公共服务网络合作的稳定性上存在一定差距。

五是提升公共服务网络治理能力的路径。当前我国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风险与挑战，既包括部分学者对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理论与实践的质疑与不信任，也包括按照流程划分的公共服务网络的构建问题、运行问题和效果问题。公共服务网络治理主要的问题集中于网络的公平性与透明性问题、网络的协调性与回应性问题、参与主体的角色作用问题、资金来源与收益分配问题、绩效评估与监管问题等。而在我国公共服务网络治理路径的探析上，包括从目标层次、组织层次、执行层次和保障层次提升治理能力。主要包括：树立公平、高效、回应和透明的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理念；明确政府的“元治理”作用、市场主体的基础性作用和社会主体的主导性作用；完善治理工具、收益分配制度和绩效考核体系以优化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运行过程；在人才、资金、政策上提供支持，在监管机制上提供保障，促进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完善与发展。

关键词：公共服务 网络治理 治理模型 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