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污染
——一个北京社区的煤改电历程
庄皓琰[1]
2015年12月7日，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红色预警：8日7时至10日12时，机动车单双号行驶，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企事业单位可实行弹性工作制，做好健康防护。这是北京市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这次预警后来也被公众习惯性地称为“雾霾红色预警”。预警发布后，整个北京市陷入了紧张和匆忙的行动之中。这是继2013年央视著名主持人柴静发布《穹顶之下》引发了网络对雾霾影响的大讨论之后，空气污染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现在关于北京的PM2.5的来源学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北京PM2.5主要来源是工业及取暖燃煤、机动车及相关产业、重化工和扬尘。因此相应的治理雾霾的措施也都从这几项开始下手，例如针对机动车的有单双号限行，针对工业有改进产能、关停高污染企业等。这其中，居民自行取暖燃烧的散煤也被列为重点治理的对象。根据《中国散煤治理调研报告（2017）》称，预计全国散煤消费量在7.5吨，农村采暖用煤占27%，也包括城中村和城郊村。[2]随着环境问题，尤其是空气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原来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煤炭，现在却变成了空气污染的来源之一，成为国家重点治理的对象。散煤（即民众日常生活中自己取暖用煤）成为国家要缩减的目标，《中国散煤治理调研报告（2017）》提出到2020年中国散煤消费要减少2亿吨，其中减量1.1亿吨，替代0.7亿吨，清洁利用0.2亿吨。[3]《北京市“十三五”时期能源发展规划》提出大力压减燃煤，基本实现供热清洁化，[4]各区也提出了2017年底实现无煤化的目标。
但是到了2017年底，网络上则是传来一片挨冻的哀号，全国多地出现无法取暖的问题。2017年12月9日，《人民日报》发文称各地政府应该拓宽思路，宜煤则煤，宜电则电。[5]这标志着无煤化政策无可奈何的反弹。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何在？笔者在田野调查中重点关注当地居民取暖问题，通过对当地社区居民在煤改电过程中的遭遇探究，笔者试图从微观的角度来展现问题出现的过程。
从居民使用煤炭的角度切入理解当今雾霾严重时期国家空气污染治理措施的研究较少，以往的研究取向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在论述空气污染的危害时主要采用宏观视角，从生态学和医学的角度出发阐述空气污染尤其是雾霾的危害；[6]第二，在关于治理方面，则主要采用自上而下的视角，从政府、宏观政策、法律法规等角度展开讨论。[7]然而从居民生活的微观视角以及自下而上的研究就比较少，生活在雾霾之中的一个个个体，他们也应该有清晰的声音来表达自身的感受，而并非只沦为公共话语的背景。因此本文就从一个“煤改电”社区的视角，来揭示社区居民使用煤炭的历史和习惯，以及当他们遭遇政府主导的“煤改电”工程之后又遇到了哪些问题，由此来思考在当今国家的环境治理和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生活在城市边缘的群体如何与之遭遇并应对的问题。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社区情况以及社区居民用煤的历史和用煤取暖的方式；第二部分介绍在环境治理的背景下政府开始推行的优质煤换劣质煤政策与失败的过程，以及之后政府又开始推行的“煤改电”工程；第三部分讨论“煤改电”工程在社区中遭遇的问题，并讨论对于社会边缘群体而言，他们如何遭遇环境问题及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治理措施，他们是如何认识这些遭遇的。出于隐私考虑，本文的所有人名、门牌等信息均经过处理。
一 煤与百姓生活
北京市L社区位于城区比较核心的地带，是老城区唯一留存的一片胡同区。由于近年来的城市建设，许多地方都已拆迁完毕，建成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处于高楼林立之间的L社区就仿佛是被四周的高楼遮住了阳光一样，已经被大家忽视了。现在整个社区还是以平房为主，保留有两座百年历史的四合院，整个社区只有三栋楼房。这一片区域自元代开始就有人聚居，由于靠近京杭大运河，最早来此定居的是以运河为生的纤夫和商贩。目前社区内的大多数房子都是20世纪80年代翻修的，经过40多年的风风雨雨很多也已经破败。现在在这里居住的除了原住民以外，还有许多来北京打工的外来人口。
煤炭的开采和使用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在上古时代就有很多关于煤炭的传说，例如关于炎帝时代“火食国”的传说反映的就是先民对于煤炭的使用和疑惑。中国自西汉起就已经出现大规模的煤矿，后来更是发展出了许多煤矿开采的技术，煤炭在古代中国被用于燃料、工业冶炼、制药等。[8]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是离不开煤炭，尤其在北方地区，一直到20世纪初，普通百姓冬季取暖都依靠各家各户燃烧煤炭。中国城市的集中供热，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开始发展，至1983年，全国已有17个城市有集中供热系统。其中，北京是供热规模较大的一个，有两个热电站和一个区域锅炉房联合供热，供应约90家工厂和800万平方米民用建筑的生产和生活用热。[9]但是直到今天，在许多农村和贫穷地区依然没有集中供暖，居民冬天为了取暖依然自行烧散煤。
L社区基本都是平房区，没有集中供暖，居民大多用煤取暖。用煤的又分为两种，烧蜂窝煤或者土暖气，因此煤是社区居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有居民回忆以前的煤铺：
与店相似的是煤铺，大街光煤铺就两个，后门胡同的第十组和南关的第六组，第十组煤铺大，它还有子店设在刘家园，是第十组煤铺的库房，从十组开好煤票可到此库房取煤，目的是缓解十组卖煤旺季时的压力。我家界壁儿（隔壁）的穆老婶是煤建公司的员工，后来全家住在那里，既看煤场子又解决了住房问题。大街人买煤不说买说叫，有通知煤铺的意思，开好了煤票付完了钱，也就是叫好了煤，煤铺专人送煤，送煤的人大多是妇女，因为不是一趟两趟，更不是一天两天，是为了生活，是工作。所以它绝对是个力气活儿，长方形的竹筐十二个，每筐装煤球五十斤，整整齐齐双层码在三轮车上，从煤铺送到购买者家中，送煤人斜背着方形竹筐将煤球倒在人家指定的地方，赶上高台阶，院子长的那叫一个点背，能把人累“滋”了……煤铺供煤紧张，时常闹煤荒，为了平衡供应，禁止远地方的人叫煤，这无形中减小了送煤工的劳动强度，那时煤铺买煤不仅凭本还分片。
一般北京集中供暖的时间从11月15日到3月15日，但是自家烧煤取暖的居民不受这个时间限制。到了3月底，北京的天气已经转暖，大多数家庭已经开始收拾起煤具。但是北京春季的气温有时还会有大幅度波动，只要气温稍微降低一些，有的家庭又会重新开始生炉子。笔者在4月初的一天早上看到13号门口一片烟雾：这家人正在生炉子，白烟突突地往外冒。走近一看，一个老太太在家门口拿着煤球夹子等着火生起来。她这个炉子比较小，倒圆台形，三四十厘米高，下部比炉子口稍微细一点，炉子整体呈红色，上部突出来一个平台放煤球用。这个炉子只能放两块煤球，上面一块煤球还要高出炉子口，下面再放点木炭引火就满了。老太太说这个炉子烧了40年了，他们家一直用煤，夏天用煤气做饭，但是现在煤气又不送了，所以只能用炉子做饭，冬天就直接用炉子取暖的同时烧水做饭了。
像这家人这样直接使用炉子的人已经不多了，更多的家庭使用土暖气取暖。土暖气其实就是一个更大的炉子，使用土暖气的家庭每家在院子里盖一间小的锅炉房，在里面安装土暖气的设备，包括一个大的炉子和管道，然后连接到屋子里的铁片上。炉子用煤加热，一次可以放8～10块煤。加热以后通过管道将热量传导到屋里安装的铁片上，这样炉子在屋外也能温暖屋里的人，就避免了冬天门窗紧闭导致人煤气中毒的问题。22号的康伯家就用土暖气，康伯小时候家里穷，根本烧不起煤，只能烧木柴，整个家里能保证把整个炕烧热就不错了。烧完的灰还有热气，就找一个盆子装起来放在屋里，也能发点儿热。后来康伯搬到L社区就用土暖气取暖，他已经换了两次土暖气的设备了，最新的这一个是6年前换的，那时候花了五六百元。一开始土暖气的管道直通到老房子里，但是他们后来自己盖的小屋里没有，他们就生一个炉子取暖，没过多久在小屋子里也安装了土暖气片，花了1000多元，这样所有的屋子在冬天就都可以取暖了。2014年孩子又给买了空调，冬天很冷的时候土暖气也不够，他们就开一下空调。煤价连年上涨，20世纪80年代2角3分钱一块，过了30年已经涨到了1.65～1.8元的价格。这样每年买1300～1400元的煤，土暖气最多一次可以放8块煤，他们一般只放4块，一天就烧这4块，多的时候能烧10块。因为都是自家的土暖气，他们家烧煤的时间可以自己控制，天一冷就可以烧，一直到觉得热了就不烧了，他们老人冬天怕冷，需要多一些时间取暖，所以就不需要向集体供暖那样要等到11月15日才能有暖气，他们都是提前就开始烧煤取暖（见表1）。
表1 取暖户、取暖人底数台账
从社区中居民使用煤的历史和用煤方式来看，在长期的生活中居民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和熟练的对于煤的使用和认识，他们已经将煤当作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成为一种历史经验代代相传。但是在当今环境治理和雾霾流行时期，就连普通老百姓家庭取暖用的煤也和空气污染挂上了钩，成为政府治理的对象。他们是空气污染的受害者，北京严重的污染也影响到了他们呼吸的空气质量，但是他们却并不是造成雾霾的主要原因，然而他们并没有控制的权力，而是不由自主地被卷入空气治理的过程当中，要面对政府下达的一系列措施。接下来本文将要讲述政府推行的优质煤换劣质煤政策和“煤改电”工程，这些政策的初衷是减少煤炭使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空气质量，但是都在社区中遭遇了巨大阻力，其原因又何在？
二 优质煤换劣质煤
虽然煤在L社区居民的生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居民也已经形成了用煤的习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煤也确实给居民带来了很多不便：与电相比，煤炭本身比较脏，烧完之后的煤灰还需要处理，此外还有煤气中毒的危险，因此即使是用煤的居民也承认，用电可以省去不少麻烦，如果不是考虑经济因素，大家都喜欢用电。电也是作为煤的最理想的替代品被政府大力推广。北京市政府也将治理环境污染和拆除违章建筑作为两项工作重点，相应的该地也在大力推行“煤改电”政策，国网北京电力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375个村13.2万户的“煤改电”工程，实现“煤改电”全覆盖。2016年政府的目标是将实施123个村3.98万户的“煤改电”工作，基本实现六环以内无煤化，实现每年减少燃煤11.9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0.68万吨。[10]但是现在L社区还不在政策覆盖范围之内，其中一个原因则是L属于城区，并不属于农村。它自身这种尴尬的定位让这个社区的居民有市民之名，却无市民之实。
为了减少L社区居民用煤产生的空气污染，2015年11月区政府出台了一个新政策“优质煤换劣质煤”，即政府给民众提供煤炭，价格要比市场上的便宜，政府称之为优质煤。以往居民将煤分为“公家煤”和“私家煤”，“公家煤”是煤炭工厂生产的，“私家煤”就是自家小作坊生产的，质量比“公家煤”要差一些，价格在1.1～1.2元一块，而“公家煤”卖到1.55元一块。政府提供的煤每块只卖0.6元，中间的差价由政府补贴。如果居民已经买了过冬的煤，可以用1吨自己买的煤换1.25吨政府补贴的煤。在这个政策中“公家煤”和“私家煤”的说法依旧保留，但是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公家煤”指的是政府补贴的煤，“私家煤”则是自己买的煤。每一家购买了政府补贴煤的用户都进行了登记，用的表格叫作“优质煤订购统计表”；自己家买了煤的也要进行统计，用的表格叫作“自购煤订购统计表”，而那些家庭更换了煤也做了统计，使用的是“优质煤换购登记表”。很多人并没有参与这个政策，对于不打算进行更换的人居委会也都做了统计，并且统计了原因。这其中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煤湿”，其他的原因有“不好烧”“买的煤已干”“煤干了，不换了”“没多少，不烧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笔者在一些居民那里听到了事情的始末。
有居民告诉笔者，现在L社区普遍烧煤用的是“煤球”（也就是蜂窝煤）。每家要在雨季过后的九十月份买煤球，每到雨季过后就会有人拉一大车来卖，价钱在1.2元、1.6元、1.8元一块不等，煤球新生产出来是湿的，要经过风干才能烧，所以每家买了之后风干1个月到11月份天冷了开始烧。今年政府新出的政策，卖给居民便宜的煤球，价钱确实是居民自己买的一半左右。但是这个政策出得太晚了，11月份天气冷的时候政府才开始卖煤，那个时候的煤直接从煤炭工厂拉出来，都没有经过风干，所以不好烧。因此很多人没有买政府优惠的煤球，有一些因为之前没买就趁着这个机会买了，效果并不理想。并且虽然他们自己买的煤没法保证质量，只能说越贵的肯定越好，但是政府的优惠煤质量也参差不齐，并不像名称所说的是“优质煤”，和各家自己买的没有太大差别，所以也没有什么更换的必要。居民用煤的习惯在煤炭公司工人那里也得到了证实，有在煤炭公司工作过的退休职工告诉笔者，他们一年工作的高峰期就是在夏天，而每年冬天过年以后用煤高峰期过了是最轻松的时候，那个时候生产量下降，之后到了春天三四月份就是备料、采购等，从“五一”开始检修设备一直到6月底，7月份开始就小量生产一些，8月份之后就基本24小时连续生产，然后一直到过年。所以实际上煤炭生产和销售的高峰期与居民用煤的高峰期是错开的，生产和销售一般比使用早了两个月，这是由煤炭生产的特点决定的。这种生活经验对于居民来说在已经烂熟于心，但是缺少这种生活经验的政策制定者则错误地认为居民购买和使用的时间是一样的，所以出现了居民不买政府账的情况。
燃煤有诸多不方便，所以居民也开始期盼着国家能开始实行“煤改电”。“煤改电”也被视为国家推行的最有效的解决家庭燃煤污染的措施。在北京，这项措施从2001年开始启动，2003年完成东、西城区的第一批试点，此后开始逐步推广。[11]“煤改电”是由国家推动的一项措施，政府作为主导，辅以经济手段，希望能通过用电取暖减少散煤的燃烧。煤改电在L社区从2016年6月份摸查电表就算开始了，一直到2017年5月份开始动工，于同年11月完工。在优质煤换劣质煤政策失败以后，作为政府减少空气污染、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主要措施的“煤改电”又使得居民卷入了怎样的公共事件中呢？这将在下一部分进行探讨。
三 煤改电
“煤改电”是国家大力推行的减少空气污染的政策之一，但是具体实施起来却是非常浩大的工程，前期就要做很多准备，之后就是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前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扩充电容，以应对突然增大的用电量，因此首先需要对每家每户的电表进行摸查。
2016年6月份的时候L社区突然开始进行电表情况摸查，但是通过什么方法能够完全查清楚社区中的电表情况首先就是一个难题。在中国，传统的居住方式是大家庭，属于同姓的所有分支都住在一起，L社区历史上也是这样，所以就形成了很多大院子，后来分家以后有一些兄弟也不会离开，而是在院子里再单独盖房居住，也有一些人离开了大家庭在其他地方盖房子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今天L社区密集的住房和复杂的院落结构。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他们也不需要分开算电，所以每家只在大门口安装了一块电表，再把电线拉到各间屋子里。但是后来随着人口的流动，很多院子里就住进来了外人，有些人就重新安装了电表，但是还有很多居民保留了以前的电表。这就导致现在L社区各家各户的电表使用情况错综复杂：住在一个大院里的人，有些人和其他人共用电表，有些人有自己的电表，还有的人有自己单独的小院，不和其他家庭产生瓜葛。
有这么复杂的情况，却从来没有人对于电表的情况进行过调查。就在社区准备摸查电表的当天，就有居民听说了此事，赶来居委会登记。有两个是住在516号，两个住517号，这两户都是大杂院，几家人共用一块电表。517号大杂院这块电表登记的主人叫陆尧臣，已经去世50多年了，是现在的户主的丈夫的爷爷，而现在的户主也已经70多岁了，由此可见这个社区是多么古老，而又有多少东西根本没人去重新整理登记。就是这块登记着已经去世50多年的人的名字的电表，还在被一个大院子里的人共同使用着，直到今天他们才来重新登记。居住的两户叫鲍树玲和金凤敏，书记跟他们说要不要新安装电表，他们也都想新安装一块，但是鲍树玲开玩笑说：“要是要钱我就不安了啊，没钱。”然后他们还讨论了一会儿这个究竟花不花钱——他们搬出北京市“煤改电”的例子，说其他地方不要钱，还往卡里打钱，电价也很便宜。最后还是先给他们登记上了，表明他们两人想新安装电表，陆尧臣的名字也给登记上了，标明是老电表的名字，后面还有一个联系方式，书记跟工作人员说陆尧臣这个就登记金凤敏的电话就行了，金凤敏也笑了，“这人都去世五十多年了”。
电表情况登记结束以后，2017年5月份“煤改电”工程也正式开始了。首先是入户测量面积的工作，测量面积主要是为了确定每家需要安装多大的电暖器，以此来确定每家的用电量。进入每一户，先让他们准备好身份证，把基本信息登记到表上，之后工人就拿着一个测量仪器测量房间的长度、宽度等相应数据，然后画出各个房间的位置，标上相应的数据。然后看一下电线的走向，询问居民意见把电暖器放在哪里，最后综合上述所有情况画出线路草图，标明房屋面积和电暖器放的位置。笔者跟着一个老师傅和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负责填表和画图，老的算是师父，一开始教年轻人几个线路怎么走，后来几家就索性不进去了，在外面抽烟。他跟各家解释了一下午嗓子都哑了，“把这一辈子的话都说完了”。每一家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就得花半个小时。第一天下午从两点半开始，一直干到六点半，4个小时里才走了11家，效率非常低，原因就是每一户有每一户的情况，户户都不同，再加上需要和居民解释工作的目的和政府的政策，所以非常耗费时间。
从2017年7月开始实际安装就开始了。实际的线路安装分成三部分，由三支不同的工程队负责。第一部分是安装室外的电表，是区供电公司负责；第二部分是安装室内的电线，是一家私人企业来承包这项工程；第三部分就是安装电暖器，这是由一家电暖器厂家负责的。所以为了完成一个电暖器的安装，居民首先需要和这三支工程队打交道。他们首先需要带着自己的房产证、户口本和身份证复印件到居委会提交购买电表的申请，然后居委会将材料统一交到供电公司，供电公司的工人来了以后安装电表，收取1200元/块的电表费用。电表安装好了以后，居民如果想安装线路，就自己给工人打电话约时间来自己家里安装线路。之后就是到临时设在居委会的电暖器购买点来购买电暖器，电暖器分成三种型号，3200W、2400W和1600W，分别是2780元、2380元和1980元，居民可以根据自家面积购买多个电暖器，只需要付10%的费用，其余的费用由政府补贴。居民带着交电费的单子和身份证来购买电暖器，之后就等着工人上门安装。到2017年9月，社区中大多数家庭都安装了新的电表和电暖器，但是为了防止出现意外线路还没有接通。
对于居民来说，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社区居民以退休老人和低保户为主，退休老人的平均工资大概是3000元左右一个月，低保户没有收入来源，靠国家每个月给的生活费生活，因此“煤改电”的开销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以社区中的一家样板间为例，王姨家一共安装了5个大的电暖器，还有1个中的1个小的，由于超出了一块电表的功率，就又多安装了两块表，这样电表加上电暖器一共花了4226元（电表费需要居民付全款），这样还没算今年冬天开始以后取暖用电的费用。根据政策她们这些及时安装了电暖器的家庭可以享受峰谷电价，谷价1角/度，峰价4.88角/度。谷价的时间是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其余时间都是峰价。按照设想，电暖器是储热式的，晚上充电加热，白天可以断电释放热量，所以每家可以用晚上充电——那时候电价便宜，白天断掉。根据电暖器商的测算，如果是一个家庭安装2个大号的1个中号的，总计8800瓦，也就是一个小时在峰谷电价中的谷价花8.8角，从晚上9点到早上7点开着，一天9元，一个月270元，冬天取暖算四个月共计1080元。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理想。第一是有工人告诉居民电暖器只能保证18摄氏度，这个温度是低于城市居民统一供暖的温度的，与此同时，这个温度或许对于年轻人还能够接受，但是对于老人来说是不够的，老人在冬天更需要保暖，所以他们也会开更长时间的电暖器。第二是平房没有保温层，保暖效果不好，热量散发得快，所以晚上电暖器加热以后坚持不到一天，到了下午还得开电热器，但是那个时候就需要付高电价。第三是从2017年开始L社区禁止卖煤，居民自己买煤也属于违法。所以如果冬天真的电暖器效果不好，居民也没有办法再用便宜的煤取暖。王姨打算去买电炉子，用电炉子给水加热传到室内。如果是用煤取暖的话则会便宜很多，平均一块煤1.5元，土暖气最多一次可以放8块煤，就可以支持一天，这样一天的花销就是9元，冬天算4个月，每个月算30天的话也就花1080元，并且自己家的土暖气可以自己控制，天一冷就可以烧，一直到觉得热了就不烧了，不需要像集体供暖那样要等到11月15日。所以可以预见这对于居民来说冬天的取暖开支肯定会上升，并且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第二个问题则是“煤改电”的过程引发了许多旧有的矛盾，前文提到过社区中有很多大杂院，很多大杂院的居民共用电表，现在“煤改电”要求每家每户有自己单独的电表，没有电表的就要去供电公司购买，老电表可以归属其中一家人，他需要向其他人支付费用。如果邻里之间和睦还好说，邻居之间有矛盾的话电表该属于谁就会争执不下。这种事情在社区中有很多，笔者就亲身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例子。
有一天上午，一个30多岁的女性到居委会说他们家和邻居在“煤改电”的电路问题上有分歧，要求居委会去看看情况。笔者跟着两位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就一起去了她家。她家是一个大杂院，院子中一共有三户人家，一家姓邓、一家姓麻、一家姓郑，来找居委会的人是邓家女儿，和她的老母亲邓英住在一起；麻家也住在这里，但是这几天不在家。郑家已经搬走，但是因为“煤改电”在安装线路，他就回来监工，现在正在家里。这三户人家住的都是公房，房子归房管局所有，三户人家都向房管局交房租，共用一块电表，电表也是归房管局所有，由供电公司管理。以前是三家人共住，水电费都分摊，后来为了算清楚各家究竟用了多少电，就每家单独安装了一个子表，但是都连接在这个公用的电表上。这三家人生活在一起并不和睦，之前为了水费吵过架，还闹到了居委会和司法所。并且麻家因为修了一间屋子，占用了原来大家共用的院子，更是激化了矛盾；再后来麻家自己安装了电表，和其他两家彻底断绝了关系。但是邓、郑两家的电表还是连在一块，郑家不在这里住了，所以基本不用电，只剩下邓英和她女儿还在用着这一块公用的电表。
后来邓家把这块公用的电表划到了自己名下，并有供电公司的电费单为凭据。邓家希望郑家把电表分出去，借口是现在“煤改电”了电路的负荷增大，他们家还连在自己家的电路上，如果要用电增加了跳闸的风险。但是郑家认为在他的认知里这块电表是三家共用，他不在这里住也不会产生用电，所以不影响邓家用电，这几天“煤改电”施工用的电他们家也有子表可以清楚地记录，要交多少钱他也可以给邓家，但是这块表肯定不是邓家所有。居委会工作人员建议邓家给其余两家各400块钱，把这块表收归己有，郑家说可以，但是至于麻家是什么情况他也要清楚，最好是三家到一起协商。但是邓英无论如何不同意这个方案，理由是电表已经属于她，她凭什么还要给钱。这件事最后结果就是各家一直僵持不下。
不仅是邻居之间，就连亲兄弟之间也会由此产生很多矛盾。住在3号的付成宇是低保户，他家中兄弟七个人，他是最小的，有六个哥哥。他年轻的时候在运输公司工作，后来被买断就失业在家，他也曾经去做过生意赚了一些钱，但是因为生活挥霍无度很快又变穷，靠兄弟接济过活，但是长此以往兄弟对他也很不满。他前些日子又因为交通事故摔断了腿，医药费也成了问题，还是要求助兄弟，但是他的哥哥都不来帮助他。现在社区又要求“煤改电”，需要自己出一笔钱，现在付成宇连自己看病的钱都成问题，更是没有钱买电表和电暖器了。他家电表还是用的老母亲的名字，付成宇希望哥哥们能把这块电表让给他，但是他的兄弟们又不肯，所以他就一直没办法办“煤改电”。笔者问他冬天怎么办，他说不是有哪里收盲流的吗，他去找那收盲流的去。
第三个问题是安全和社区景观出现隐患。每家新安装的电表电线都是新接到主线上，全都裸露在外面，以前还没有这么多电线，现在一“煤改电”突然出现特别多的电线横七竖八地架在胡同上空，居民觉得特别乱。并且有的电表安装得特别低，小孩都能够得着，也特别不安全。一天早上街道拍一个宣传片，笔者跟着拍摄者在胡同里转，正好遇上了几位居民，他们就向笔者抱怨到处都是电线，很多电表箱也很低，非常不安全。他们看有人在拍摄，就问是电视台的记者吗，怎么不报一下胡同里不安全的地方？
居民家里也出现了很多隐患，居民家中空间都比较逼仄，所以电暖器周围也会放一些其他东西，电热器通过一个出热口向外散发热气，虽然除了出热口其他地方温度不会很高，但是也有风险。电热器一般都是放在窗户下面，一不小心很有可能有窗帘搭在电热器的出热口上，如果时间长了没发现就容易引发火灾；很多居民都上了年纪，没有多少安全使用电器的知识，有一些居民可能想用电热器烘干一下被子什么的，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的危险性，以前在其他地方就有这个原因引发火灾的案例。此外线路在狭窄的屋里来回穿梭，也会增加漏电或者短路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来源还是居民的房屋面积都非常狭小，一般每个房间都是在10平方米左右，一户好几间屋子加起来也就是三四十平方米，屋子里要放很多日常用品，基本没什么足够的空间放几个电暖器，入户去确定电暖器安装位置的时候就有一些居民需要搬动家里的东西来腾出一个地方放电暖器。
四 讨论：遭遇发展——城市边缘人群与雾霾治理
边缘人群常常不自觉地被卷入国家话语当中，被动接受国家政策的影响。这在L社区的居民遭遇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居民世代烧煤取暖，但是在现在治理空气污染的话语体系下这一行为被完全禁止。作为形成雾霾的因素之一，散煤燃烧也被归入治理的行列，政府通过“煤改电”或者“煤改气”对于城乡居民的散煤燃烧进行控制。所有的空气污染的成因都被一视同仁地对待，并不会按照造成污染的多少调整相对应的整治措施严厉程度。
控制居民使用散煤并不完全是在雾霾治理的话语下进行的，也是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名义下进行的。进行“煤改电”是政府改善居民生活的举措，例如现在同意“煤改电”的家庭可以享受优惠电价，如果这次不改以后要改的话就没有优惠电价了。在国家话语体系下，必须动员个人尽快配合解决空气污染问题，这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动员：一方面是将积极配合的居民认为是进步的，积极改善自身生活的；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一些经济上的利益，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但是这种动员是不充分的，一方面是政府能投入的成本有限，居民必须自己掏一部分费用，尤其在电表问题上全额付款是很多居民有意见的地方，尤其是北京更核心地带的“煤改电”全部免费，通过比较更是增加了居民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是很多不住在社区的居民已经有更舒适的楼房，他们对于这个老房子的态度就是等待拆迁，如果不拆那和他们没有这个房子也没多大区别，所以没有必要花这个钱。所以“煤改电”的政策对于他们的吸引力不大。只有住在这里且稍微有一些经济能力的人积极配合了“煤改电”，因为他们认同国家“煤改电”是改善他们生活，其次是改善空气环境的说法，并且他们也能承受这笔费用。
在具体“煤改电”的过程中，居民又遭遇到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在负责“煤改电”工程的三支工程队中，只有供电公司是国有企业，另外两支工程队都属于私人企业，是通过投标获得工程的承包权，即政府将具体的工程外包给一些私人的公司。这也是政府改革的结果，即减少全能型政府。但是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居民必须和多个公司打交道，而缺少一个统一的组织者。前文已经提及他们必须按照流程和三个建筑队打交道，而实际上他们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不同的建筑队，还有他们彼此的矛盾。由于是分开施工，供电公司的工人只负责来安装电表，他们安装完就走了；拉线的公司的工人根据电表的位置和电暖器的位置拉线；电暖器厂商再过来安装电暖器。虽然有丰富的在农村地区安装线路的经验，但是拉线公司的工人发现这里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农村地区多是独门独院，线路相对比较简单；但是这里很多是大杂院，在院子里还有房子，线路走向就复杂很多，也提高了成本，所以他们也在抱怨这次工程赔本了。同时他们的工程质量也不让人放心，工头发现很多线路安装得比较草率，也留下了一些安全隐患。
对于社区居民而言，他们在无意识当中遭遇了这多重力量，并且必须在短时间内学会和他们打交道，而对政府长期的不信任感则增加了很多麻烦。在“煤改电”登记的时候，在周六有一个妇女，大概40岁左右的样子，戴着一副墨镜，骑着电动车来到居委会敲门。笔者那天恰好在居委会帮忙值班，知道她准是来登记电表的，就让她周一再来，但她坚持要登记，列举了很多她确实住在这里的证据，并且说从别的地方老远赶过来。但是笔者也确实没有权力给她登记，还是拒绝了她。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敲门，笔者开门一看，竟然还是这个妇女，还是要求来登记电表。笔者问她：“你是不是来过一次了？”没想到她矢口否认，称坚决没来过。但是她连衣服都没换，还是戴着墨镜，一模一样的电动车停在旁边，笔者就觉得很奇怪。既然她说没来过，笔者就只好把刚才跟她说的又说了一遍，她显得很生气，但是也没办法。笔者关上居委会的门，并没有马上回屋，就听见她跟坐在外面乘凉的老人说：“这些居委会的人就是不想给你登记，到时候‘煤改电’他就不给你改，我都去问过了，人家都说登记了，截止到今天，今天他还不给登记，就是为了减少他们的工作量。”笔者这才明白她为什么又来了一次并且还要坚决否认来过。虽然对政府充满了不信任，但是也没有其他途径，所以他们只能先接受了政府提供的“煤改电”服务。
因此，对于环境问题的治理应该顾及社会边缘群体的实际情况，在政策层面应该注意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环境治理应该充分考虑到地区和不同群体的差异，对于社会边缘群体来说他们是否有能力完全参与到“煤改电”的政策中来是值得怀疑的，因此需要政府对边缘群体进行经济上的补贴，从而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提高边缘群体参与的积极性。第二是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的政策施行。像L社区这种复杂的居住形式使得“煤改电”的工程量远大于其他地方，政府如何参与协调居民间的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是需要经过更多的实地调查和工作经验的。第三是整个政策的推行过程是否对于居民是便利的，从L社区的情况来看，不同施工队所属单位不同、管辖范围不同给居民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和麻烦，如何能简化手续、提高效率是政策落实的重要保证。第四是维护社区的景观，虽然“煤改电”减少了污染，但是带来的混乱的电线和安全隐患又变成了另一种污染，所以如何做好工程的善后工作也是政策应该顾及的一部分内容。第五是需要给民众一个表达诉求的平台，民众是如何理解燃煤、如何理解“煤改电”政策，他们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困难，工程完工以后有什么不足的地方都需要有民众的声音发出来，应该鼓励他们发出声音，而不是使其被动地成为政策的帮扶对象。因此民众应该形成积极的社会主体，形成与政府部门、施工部门平等的一方，从而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诉求。
以上的几点建议不仅仅是对于L社区，对于整个目前中国的环境治理都具有意义。环境治理并不是一个大的口号，而是国家具体的政策和行动，以及群众的配合。因此这是一个多元主体互动的场域，需要良好的沟通和协调，以及最终能给人民带来实利的结果。所以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必须因地制宜，制定适合地方实际情况的政策，才能使得环境治理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人民。
[1] 作者简介：庄皓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 《中国散煤治理调研报告（2017）》，2017年8月31日发布于第二届中国散煤综合治理大会，http：//www.china-esi.com/News/66091.html。
[3] 资料来源：http：//www.cpnn.com.cn/zdyw/201708/t20170831_991473.html。
[4] 《北京市“十三五”时期能源发展规划》，http：//www.bjkw.gov.cn/art/2017/7/19/art_114_1927.html
[5] 资料来源：http：//news.china.com/domesticgd/10000159/20171209/31786054_2.html。
[6] Kim，C.，Jung，S. H.，Kang，D. R.，Kim，H. C.，Moon，K. T.，Hur，N. W.，... & Suh，I.，“Ambient Particulate Matter as a Risk Factor for Suicid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2014，167 （9）：1199-1107. Hicken，M. T.，Dvonch，J. T.，Schulz，A. J.，Mentz，G.，& Max，P.，“Fine Particulate Matter Air Pollution and Blood Pressure：The Modifying Role of Psychosocial Stress，” Environmental Research，2014，133：195-203.
[7] 白洋：《“雾霾”成因的深层法律思考及防治对策》，《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1月。朱成章：《我国防治雾霾污染的对策与建议》，《中外能源》2013年6月。
[8] 周蓝田：《中国古代人民使用煤炭历史的研究》，《中国矿业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
[9]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link？url=E3ug_QRnChyw2EkxQQhvfA9iVeYdwB8jMmwe-jXljYp11_7nfXRY243k2RujP_4xg7K0Ebglj-PyCc0ydOW4c_。
[10] 资料来源：http：//www.zjwnews.com/archives/1265。
[11] 资料来源：http：//sanwen8.cn/p/18fuyV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