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风俗写作的作用
（1）借对传统节日中的人物活动展现人性的美好
如《社戏》，就是以绍兴民间的祭社活动为背景而展开的。
社日节是中国古代祭祀社神的节日。社神是土地神，土地是人们的衣食之源，社日节的盛行反映了祖先们的土地崇拜思想。社日的节俗活动之一就是演社戏。
作者写到：“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却是到赵庄去看戏。……当时我并不想到他们为什么年年要演戏。现在想，那或者是春赛，是社戏了。”基于传统节日的庆祝仪式，小说《社戏》多了一份民俗味、生活味、童趣味：
就在我十一二岁时候的这一年，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不料这一年真可惜，在早上就叫不到船。……到下午，我的朋友都去了，戏已经开场了，我似乎听到锣鼓的声音，而且知道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
本来本村也是演戏的，但这一回赵庄的戏激起了孩童无限的向往，这一日是断不能不看戏的，小主人公便巴望着能看上，能赶上这一赛会，所以得了朴实的农村小伙伴的真诚帮助，看戏台上的老旦唱，看老生唱，尽管咿咿呀呀的听不懂，但看了那么多的人头，也就够热闹的了。鲁迅这么写，不是勾起了我们读者童年看社戏的回忆吗？热闹是第一位的，看到什么倒是在其次的。围绕春社能看上社戏，母亲急，外婆急，村里的小伙伴们也急，并能急人所急，即使自己看过了，也愿意为“我”去借船、大老远地撑船、陪“我”去看社戏，夜深看戏回来肚子饿，阿发主动提议偷他家的罗汉豆，说是豆大；及第二天八公公非但不责怪不告状，反而送了罗汉豆来给“我”吃，哎呀，真叫人羡慕淳朴的民风和仗义的孩童。社戏孩子们不见得能看懂听清，但浓浓的乡情、淳美的人情、纯真的人性就在这独特的节俗活动中散发出光辉。
又如散文《阿长与＜山海经＞》里的长妈妈虽然有较多不可爱不可亲的地方，但是她在除夕教导“我”一些礼俗，送给“我”福橘及告诉“我”大年初一要说吉祥话“恭喜”之类的事情，却又显出她长辈的关爱来；就如生身母亲般，她真心实意地爱“我”。作者就是通过描写人物在特定节日里的言行来反映她本质的美的。
（2）侧笔勾勒传统节日中的人物命运
鲁迅在《阿Q正传》中也用侧笔写阿Q于社日的活动情景：“这是未庄赛神的晚上。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戏台左边，也照例有许多赌摊。”“赛神”即指社日的迎神赛会，旧时的一种迷信习俗，用仪仗、鼓乐和杂戏迎神出庙，周游街巷，以酬神祈福。那台戏，也必是社戏。社日里行事，如赌博，照理能得社神的保佑，但是阿Q赢了钱也只是白赢，不仅没得到钱，反而挨了打，哪里得到社神的关照？社会底层的人在社日节这样的重大节日里也很难生存，没有尊严可言。
又如孔乙己，非但科举经世无望，连人也被科举害得迂腐穷酸，倍受众人的冷嘲热讽，生前被人遗忘，却只在中秋、端午或年关的时候才被人偶尔想起，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为什么孔乙己在重大节日里才会被人记起？因为：旧社会年底结账时，债主要向欠债的人索债，欠债的人过年如同过关，所以叫“年关”。端午和中秋，在旧社会里也是结账的期限。穷困潦倒、不名一文的孔乙己如何过得了讨债关？看似作者不经意地侧面带过三个节日，其实大有用意。因为，对老百姓来说，最为隆重的三大传统节日就要数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了；在这三大节日里，人们应该高高兴兴、快快乐乐把节过的，然而，孔乙己却视节日如灾难，债主上门索债，如何过节？何况，孔乙己在众人的节日声中悄无声息地死了，何其悲啊！这个多余人，只有在节日里才会被掌柜等提起且“清算”。两个节日看似闲笔，却正是要紧处。
（3）浓墨重彩描写传统节日的深刻寓意
《祝福》中涉及的一个重要活动是出现在十二月廿三廿四祭灶神节的民俗活动，民间称之“过小年”即“谢年”即“祝福”，是春节系列祈福活动的序曲。作者不仅让主人公祥林嫂初到鲁镇和再到鲁镇后在祝福中不同的活动，并以“祝福”这一特定的节日民俗活动为题，鲁迅先生是抓住祭灶节的民俗活动来做文章的：
这是鲁镇年终的人祭典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节日，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热，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祝福礼”了。五更陈列起来，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几个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一一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一一今年自然也如此。
鲁镇永远是以这种方式过新年，腊月二十以后就忙起来了。在祭灶节里祝福，在我国民间很普遍。据说灶王爷自上一年的除夕以来就一直留在家中，以保护和监察一家人；到了腊月廿三廿四时，便要升天，去向玉皇大帝汇报这家人的善行或恶行。玉皇大帝根据灶王爷的汇报，再将这一家在新的一年中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的命运交于灶王爷。因此灶王爷就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利。于是，每家每户只要备得起福礼的，都要举办隆重的“送灶”仪式，目的是贿赂灶神，希望它能替他们美言几句，所谓“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而鲁四老爷等能备得起福礼，可以燃放出“极响的爆竹声”的人家，自然能得到神的保佑，如作品结尾写道：
我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醉醺醺地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而祥林嫂能备得起福礼吗？不能，她把所有的收入——“十二元鹰洋”捐了门坎后一无所有，自然得不到神灵的关照和保护，只能在众人的祝福声中冻死街头。所以说，神灵也是势利的，贪财的。鲁迅以“祝福”为题是要借祝福这一民俗活动揭露为富不仁的社会是如何不公的，如何吞噬穷苦人的。
（4）描写人物在节日禁忌中的悲惨命运
“禁忌，也就是忌讳，是指人们对自己某些言行的强行约束以至禁绝。”节日禁忌：“作为特殊的民俗事象，禁忌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受尊敬的神物不许随便使用。因为这种神物具有‘神秘’或‘圣洁’的性质，随便使用是一种亵渎行为。违反这种禁忌会招致不幸，遵循这一禁忌，会带来幸福。二是对受鄙视的贱物及不洁、危险之物，不许随便接触，违反这种禁忌，同样会招致不幸。”
以《祝福》为例。鲁迅描写的鲁镇，同样奉行“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禁忌，所以“拜的却只限几个男人”，如只有四叔才能祭拜，四婶是轮不到的；但四婶有资格碰祭器，而祥林嫂是连祭器也不能碰的，因为她是“受鄙视的贱物及不洁、危险之物”，是犯禁的。
祥林嫂有五大犯忌，不能参加祝福的准备工作：
一，年纪轻轻克死了丈夫；二，生是夫家的人，死是夫家的鬼，她却从婆家跑出来，是大逆不道的；三，丈夫死了，女人也就跟着死了，是活着的死人，俗称“未亡人”；寡妇绝不许再嫁，但祥林嫂却第二次嫁人；四，再婚两年又克死了丈夫，是扫帚星；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她竟然又克死了儿子阿毛。她的命硬得可以克掉一切，怎么可以去碰神圣而隆重的祝福仪式的祭品呢？是断断不能的。不洁之人是不能接触祭器的，否则祭礼的灵验就会被破坏掉，神灵也不会领供奉之情。但是，她对节日禁忌毫无知觉，理所当然地就去拿，结果第六次犯忌：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四婶慌忙的说。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四婶又慌忙的说。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尽管她捐了十二元鹰洋，也改变不了“不洁”“不吉”的本质。四婶紧张惶急到先下命令“你放着罢”而后再叫“祥林嫂”的名字的地步，至此，“祥林嫂像是受了炮烙似的……”可见，祝福的节日禁忌是如何最后剿杀了祥林嫂的。就连她的死，也是犯忌的，因为正好是祝福的时候，而盛大的祝福是忌讳死的。于是鲁四老爷便骂道：
“不早不迟，偏偏在这个时候，可见是个谬种。”
祥林嫂如此惨死，被祝福活活地禁锢至死；死后，还要被禁忌的维护者，道貌岸然的“儒学之士”恶骂，哎，你就可以想见：节日禁忌的可怕，迷信的可怕，由民俗上升到礼教的可怕。祥林嫂的悲剧正如戴震所说的那样：“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礼杀人，漫漫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4样林嫂和鲁镇上的人信奉并接受了传统节日及禁忌，从而导致了祥林嫂的悲剧。
（5）在特定的节日民俗活动中揭示主题
鲁迅先生在小说《药》最后一部分中写到清明节上坟这一特定的习俗。清明节，素有扫墓、寄托哀思的习俗。一方面，人们清除杂草，给坟上添几锨土，或插些花；另一方面准备一些祭品，烧几张纸钱，在树枝上挂些纸条，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华大妈和夏四奶奶的儿子都是去年才死的，是新坟，自然也在清明日扫墓；但作者意不在扫墓，在乎借清明节上坟的冷落、凄凉、阴森，既写出坟场特有的愁惨和鬼气，又进一步来揭露国民的愚昧、不觉悟。
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坐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化过纸，呆呆的坐在地上……
作者借清明华大妈给儿子上坟来巧妙地告诉读者：小栓终究还是死了，尽管吃了人血馒头，但它到底不是拯救小栓的良药。华大妈清明上坟这个节俗活动，揭示了：一方面，民众对封建迷信深信不疑，却深受其害，愚昧落后至极，只有死的结局；另一方面，至死都不能幡然觉悟的华小栓华大妈们，什么良药才能医治他们思想的顽疾呢？就连革命者的母亲也不能理解“分明有一圈圆圆的白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甚至寄希望于乌鸦，让儿子显灵让乌鸦飞上儿子的坟顶。假如小说缺少夏四奶奶清明上坟看到儿子坟顶的一圈花环这一特定的节日习俗，恐怕会削弱小说批判的力度和深度。因为母亲尚且不能理解儿子死亡的含义，他人又怎生接受？革命者何其悲哀，老百姓何其不觉悟。鲁迅抓住清明节祭祀的习俗，进一步深化了主题，引发读者进入深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