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有些书始于一个想法，有些书始于一个事件。本书属于后者。触发这本书的事件发生在英格兰乡村寂静的一隅雷恩斯布鲁克（Rainsbrook），它的名字让人联想到荫蔽的溪流伴着雨水静静流淌。那个地方，其实是一座监狱。事件是一个孩子的死亡。

一个身高1.47米、体重41千克的小男孩轻手轻脚地穿过走廊。我的视角来自一架监控摄像头，它被金属支柱高高固定在光滑的砖墙上，黑白影像（不能确定，但我印象中如此），没有声音。男孩背对着我慢慢走向一个房间，那是他的牢房。他向左拐，进去了。我始终没看到他的脸。你会被一张从未看见过的脸困扰吗？他消失了，关上了门。几分钟后，两名狱警快步穿过同一条走廊。他们走得悄无声息，但与男孩相比，光是他们的体形似乎就令画面充满了杂音和混乱。他们也左拐进入房间，关上了门。又来了第三个狱警，进去，关门。几分钟后，男孩死了。他的名字叫加雷斯·迈亚特（Gareth Myatt）。

那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

查明真相是我的职责，也成了我的追求。3月里的一天，高悬在威斯敏斯特宫尖塔之上的天空一片蔚蓝。当我被任命为王室法律顾问时，我的思绪不停地飘向加雷斯和他的母亲帕姆。在加雷斯死亡案的审理过程中，我担任他们一家的代理律师，帕姆问了我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的儿子？”

帕姆问的问题，我没有答案，或者说没有令她信服的答案。法庭上的真理只是人类真理的一部分。帕姆并非要刻意那样影响我。她是个勇敢的人，默默承受着重负，不想给任何人增添麻烦。她真正想要的是让她的儿子回来，这我无法做到，但我可以试着找到一个更好的答案。于是，我休了长假，重新回到大学。人们不理解我的行为，我也不确定自己能否理解，但我决心要弄清楚那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

律师们办案，结案，再接新案子，但有时在他们心里并没有结案。我接下来的调查（是案件调查，也是悬疑推理故事）是要追寻一个行踪不定的逃犯，这个罪犯兼猎物同时也是本书的主人公——我们，或确切而言，是我们隐藏的部分。为此我首先去了剑桥大学犯罪学研究所。那些画面让我无法释怀——一条走廊，一个消失的男孩，一扇关上的门，以及一个问题：那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

当我在大洋彼岸的哈佛大学心理学系实验室继续这个研究时，人们问我：“你在做什么？”这很难简要地回答。我总是这样回应：我想知道在那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这很有必要知道。我从未道出自己真正的感受：这个真相是我欠某个人的。

在我的脑海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帕姆的问题开始慢慢发生变化。问题不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而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她的问题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真相。为什么我们要伤害最脆弱的东西？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谁？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研究是为了拯救一个无法拯救的男孩。现在我才明白，可以用一个听上去不那么吉利的法律原则来批判我，即“不能犯未遂”。我要做的是一种不可能的尝试。接下来九年里，这些数据、线索和证据牵引着我进行了一连串“长途旅行”，前往人类居住的六个大陆中的四个，范围从古希腊、罗马帝国延伸到现代的南西伯利亚、冥王星的冰山。我必须一再尝试深入大脑内部，洞悉其中的秘密圣殿。这使我遇到了像道恩·费兹·韦伯斯特这样的人，在难以想象的情况面前毫不畏惧；还有帕特里斯和赛拉、凯西和乌巴、瓦西里和哈尼法，我敢打赌，这些人是我们见过的人当中最为杰出的。记住这个赌，我会坚守它。到书的最后，由你来评判。

我越是研究科学，探究人类经验的广阔边疆——在这些难以捉摸的边缘地带，探索我们知道什么，我们是什么，生命和人类的渴望——就越是意识到自己研究的不仅是那个房间里、那条走廊上发生的事，也是很多其他地方发生的事。在我们的头脑中有许多这样的房间和走廊，其中甚至居住着许多常常反复出现的人，他们有各种类型。在这本书中，你就将遇见他们。

在某种程度上，你已经认识他们了，但又不算认识——并不真正了解。他们就在你的身体里，你却可能没有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你，但又不算是——并不完全是。他们影响并塑造了你生活中各种最重要的决定，你却几乎完全意识不到他们的干预。他们是你遇到的人的本质和本能，他们就是人类的十种类型。他们是谁？他们为何存在？他们何以进入我们的大脑？

多年来，人们认为大脑就像一台通用电脑，有点像黑白电影里的老式电话系统，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一个中央总机。这一观点正在受到挑战，因为神经科学和进化生物学的新发现表明，大脑可能要更加片断化，更加难以捉摸。大脑不是电脑，更好的方法是将它理解成一系列高度专业化的“模块”，即神经元和神经递质的集合体，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通路。每个模块都被用来满足特定的适应性问题或进化目标，换句话说，就是帮助解决人类生活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关键问题。这就是“模块化”的概念。

事实上，大脑可能不仅仅是模块化的，还可能呈大规模模块化，大脑可能拥有许多这样的机制。接下来，我们要限定关注点，着重聚焦一些关键的生活问题，以及我们应对这些问题的流程。我们要关注十个问题。

我们的大脑不可避免地在进化。它今日的运作方式记述着我们祖先的过去，就像常见于世界各地博物馆的早期人类骨头那样。正如生物物理学家马克斯·德尔布鲁克（Max Delbrück）所说：“任何活细胞都带有其祖先十亿年试验而来的经验。”过去几千年我们赖以生存的模块，仍在以重要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生活。于是有了：

这些行为中，有些能被一眼识别，有些则令人惊骇。后面我们就会看到。

事实证明，我们并不完全是孤身一人。我们的身体里携带着许多进化而来的模块，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我们是这些模块影响下的决策的集合。我们把这些模块称为“类型”，记住，这是一个概念：一种试图理解复杂过程的方法。它不是对世界的精确描述，而是思考世界的一种方式。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的解释中将要看到的，神经科学和遗传学至关重要，却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图景。当然，文化也很重要。我们不愧是社会动物，我们的行为受环境、教育、知识和经历的影响。后天因素很重要。生物学同样重要。

那么，这些“类型”是做什么的？为何我们仍需要它们？它们对于我们了解人类本性有什么启示？

我当人权律师已经超过25年了，经手的案子一直与杀戮有关。本书讨论的内容——我们身上隐匿的部分——极大影响了人类的成就和悲剧。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威尔逊所言：“我们本性中至善与至恶共存”，就如“热沼地里的怪物”。这想法并不新颖，事实上，它古老至极。索福克勒斯就很清楚。在不朽巨著《安提戈涅》中，他告诉我们：“许多事物都既美妙又可怕，但人类尤为如此。”我们希望相信人类是善良的，但周围充斥着太多恶行，比如杀戮。真相在哪里？每当混乱来临，它都既令人陌生又令人熟悉。

所有这些引出了本书提出的三个核心问题。它们是：

最后，这本书带来了最新的前沿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相关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有什么选择？到底是谁（或什么）做出了选择？

让我们开始寻找答案吧！为此，我要带你去另一条走廊——学校里的走廊。但这是一所非常特殊的学校。我还要把你介绍给一个人，一类非常特殊的人。亲缘主义者。

引子：亲缘主义者

这是每个家长的噩梦。

清晨的阳光下，当你眨巴着睡眼走出咖啡馆时，你意识到手机一直处于静音状态。就像每天重复一百次的那样，你本能地瞥了一眼屏幕——得好好清洁一下了。进来一条短信，然后又是一条，一大堆短信。你注意到一连串的未接来电提示。出事了，但出了什么事？你读了第一条短信，然后是下一条——内容都差不多，信息惊人地一致。你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收到这样的消息。

咖啡溅到了鞋子上，你根本没有留意。有个男人在你孩子的学校游荡，那人带着枪。

就在几条街开外，你急匆匆地冲到那里，却发现一切都安静得令人忐忑。夏日的阳光下，校园的树木投下柔和的阴影，一只孤独的鸟掠过淡蓝色天空，但在视线边缘，你看到教室的门被踢开了。两名警察趴在入口处的水泥地上，死了。当那只鸟消失在树林里时，你步入你女儿教室所在的走廊。接着你听到了隔壁走廊传来的枪声。

于是你更加急切地向前走，直到透过教室门上的玻璃瞥见许多学生时才停下来。那些受惊的学生眼睛瞪得大大的，挤成一团，躲在课桌下面。你用目光搜寻女儿，却怎么也找不到。你向孩子们打手势，但他们都被吓呆了，恐怕你只能把他们从桌子底下拽出来拖走。可你的女儿在哪里？接着，你听到了沉重的呼吸声和脚步声……子弹在上膛。时间不多了。突然，你听到一个声音从出口旁的扫帚柜里传出来，就在走廊另一端，喊着你的名字。正是你的女儿。你该怎么办？

你会放弃这个教室里的24个孩子吗？你会留下来保护他们吗？放眼走廊尽头，你看到另一具尸体，那是一名试图阻止枪手未果的老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四肢摊开，一动不动。显然，另一名老师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这可能关乎英雄主义。我们每个人都有展现强大勇气的能力，但如果面对的是持枪歹徒，后果可想而知，就像前面的警察和两名老师一样，你肯定会被杀死。对抗枪手是徒劳的。他会向你开枪，再向所有的孩子包括你的女儿开枪，但你做了英雄般的尝试——我们都希望自己是英雄。不过话说回来，还有哪些其他选择？如果去到教室，你可以带着孩子们从窗户爬出去，脱离危险；如果去找女儿，你就能在枪手到来之前救出她。但问题是，你没时间同时做这两件事。

你会怎么做？这并不容易。类似的选择从来都不容易。但身在其中的人必须做出选择。你，会怎么选？

是救24个别人家的无辜孩子呢，还是救1个你自己的孩子？这是你的困境，你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也许换成任何人都是如此。但事实就是这样。

你能听到枪手逼近的脚步声，武器上膛的咔嗒声，你能看见孩子们的眼睛，听见女儿的声音在呼唤和恳求你。你打算怎么办？

那一刻，你可能感觉五味杂陈，心乱如麻。为了更清楚，我将你的选择简化为三个等式：

你怎么做？

你不是一个人

我知道你会怎么做，因为换了我也会这么做，因为我们认识的几乎每个人都会这么做。

不过，我能试着改变你的想法吗？

想象一下在你的孩子和50个孩子之间做选择，情况会有改变吗？肯定会：毕竟是50条命换1条命。下面有50个圆点，想象每个圆点上都有一个孩子的名字。我从互联网上随机抽取了一些名字：托德，萨拉，苏雷什。艾伦，大卫，贾辛丝。阿斯顿，提瑞西阿斯（底比斯盲人先知的名字——真的是随机选的）。

想象每个名字都是不同孩子的脸。

你会救这50个圆点，这50个孩子吗？还是只救自己的孩子？

如果换成100个孩子，你的选择不变吗？如果是1 000个孩子呢？满满20箱圆点，全是孩子，你的选择还是不变吗？

那么100万个孩子呢？肯定会改变你的决定吧？让我们用数字写下它，这样你就能看到危在旦夕的生命的绝对数值：1 000 000——所有这些零，就是你能拯救的生命数量，只要你放弃那一个。

还不够？若是在你的孩子和一个年轻有为的科学家之间选择呢？这位科学家无意中攻克了癌症的疗法，只是她还没来得及告诉任何人这项改变世界的发现。想一想，你将能够挽救一代代病人，使他们免遭难以言表的痛苦与不幸。还是你要救自己的孩子？如果选择了自己的孩子，你能忍受世世代代的谴责吗？如果不这样选择，你又能忍受自己的煎熬吗？

如果可以，退后一步，想想你正在认真考虑要去做的事。仅仅为了救一个孩子，你打算让未来的一代又一代人持续遭受癌症的摧残。你会怎么做？

我知道你会怎么做。我知道我也会这样做。但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就是本书的内容。事实上，当你沿着走廊奔向扫帚柜时，有件事你可能并没有意识到：

这本书的论点是，见证你每一步的包括前进、后退、踌躇，事实上是帮助你走出每一步的，是人类十种类型中的第一种。这十种类型正是接下来的主题，你刚刚见识到了第一个。让我们给它取个名字——亲缘主义者。

这个角色是怎样进入你头脑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它是什么样的？本书认为，这是一种心理机制，在我们进化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化，以应对某些反复出现的生活难题。这一心理机制与我们的习得行为——社会化——交互作用。因此，先天与后天这两种因素相互联结，错综复杂。在学校走廊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嘴上说着应该做某件事，但内心深处却想做别的事：去教室，回扫帚柜。你很快会对亲缘主义者有更多的了解，但你已经知道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它会牺牲几十个、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其他孩子来换取自己的一个孩子。我们都愿意保护自己的孩子，每个人都如此。但我们真的认可这种内驱力的可怕力量吗？为了选择自己的孩子而牺牲其他孩子，这有多无情我们能够认识到吗？为什么会这样？

你“崩溃”了吗？在与我的研究团队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很快选定了“崩溃”这个词。达到哪个数字会让你抛弃自己的孩子？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在达到24这个数字时便已崩溃，许多人在孩子数量达到50个时会崩溃，而更多人的极限值则接近100。我一个朋友是那种即便世界上其他孩子都死了也不会崩溃的人，直到她意识到需要有个孩子陪自己的女儿玩。那么，从其他所有孩子中减去一个，便是她的崩溃数字。那个朋友（我们现在仍然是朋友）是一名律师。

我们心里都有一个数字。你的是多少？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我们的数字能说明我们是哪种人吗？这些就是本书要讨论的内容。各种问题，各种类型，比如说亲缘主义者。以上只是对亲缘主义者的一个简短介绍，我们还会谈到它。不过，有必要先认识一下十种类型中的其他类型，就如下一章的主题：痛苦感知者。按本书中的出场顺序，这些类型依次为：

不过，为了理解这十种类型，我们必须举一些例子。因此，在本书接下来的十章中（每章主讲一个类型），我会用到三种方法。

首先是科学方法，借助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帮助你全方位了解相关心智模块。

其次是个人叙述，是与我共事过和打过交道的一些杰出人士的故事。这些叙述将展示各种类型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影响人们的，他们又是如何找到办法来面对和降低其破坏性影响的。

最后是一些假设，让你有机会去亲身体验其中一些机制。

通过这种方式，我希望你不仅能听说这些类型，还能看到它们，体会它们，从而对如下核心问题得出更丰富的答案：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的内在有谁？

因此，我希望接下来的内容能够揭示为什么我们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以及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它开启了如此迷人的可能性，让我们以全新的方式认识自己，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我们将看到世界上一些有问题的事情，本书将提供挑战它们的方法。这些解决方案基于卡斯特的方法，他告诉我们，要想挑战有害的权力及其滥用行为，就必须在我们的头脑中披露它的存在——这正是本书最根本的使命。

本书提供了对人性本质的一种全新审视。这是一项探究，旨在以新的方式看待人类如何对他人施加伤害，并在此过程中找到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归根结底，这就是《十种人性》一书的意义所在：找到获得自由的新路径。

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我的手边始终摆着一份日渐泛黄的新闻报道，关于那个我从未谋面也无法拯救的男孩。有时，那几帧自高处俯瞰的监控画面会在我脑海里闪过；有时，屏幕会变成一片空白，随后画面慢慢地重组起来：一条走廊，一个消失其间的男孩，一扇关上的门，以及一个问题：那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

紧随我左右的另一个“同伴”，是男孩母亲帕姆的一个简单问题：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