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理解的现代转变

把握这本书的主题，可以从书名中的关键词入手。“本真性”对应的英文词是“authenticity”，在汉语中曾有过多种译法：“本真性”“纯正性”“确真性”“可靠性”“确实性”“真实性”等。本书译者译作“本真性”一定有自己的考虑。它的形容词“authentic”原本的意思是“确实的”“纯正的”或“真的”。比如，有人送你一幅古代名人字画，你若怀疑这可能是赝品（仿制品），大概会去找专家做鉴定。如果鉴定的结果是“真迹”，那我们就可以说这幅字画是“authentic”。在西方哲学中，“本真性”有更为特定的含义：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这是应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对存在主义哲学家而言，本真性（率真性）尤为重要（虽然不同的哲学家对“何为本真”会有各自不同的阐释），事关人生的安身立命之根本。

在泰勒看来，本真性与“自我”的特定观念密切相关。将自我理解为“分离自在的独立个体”是现代西方的理念。注重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强调以忠实于自我的方式来生活，这是现代性转变中出现的“个体本位的文化”（individual-based culture）。但是，现代人这种特定的自我理解并非与生俱来，也并不那么“自然”。泰勒指出，“个体在现代西方文化中无可置疑的优先性，这是现代道德秩序构想的核心特质。……因为对我们而言，个人主义已经是常识。现代人的错误，便是认为这种对个体的理解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最初的自我理解深深地镶嵌于社会之中。我们的根本认同是作为父亲、儿子，是宗族的一员。只是到了后来，我们才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由的个体”。[1]实际上，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有分离的、自由独立的个体，实际存在的个体总是生活在社会群体和政治秩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天生地是政治动物”。那么，先在于社会群体的独立个体是一种观念，它并不是对人的境况的“真实历史描述”，而是一种建构出来的“自我理解”。当这种观念被大众普遍接受和默认，就成为一种泰勒所谓的“社会想象”（socialimaginary）。那么，现代人的社会想象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古代世界，人们甚至不用“自我”（self）这个词。在那个时候，人们不是以孤立的方式来理解个体，而是将个体理解为“嵌入”（embedding）在各种有序的关系之中：与他人的关系，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与自然世界和宇宙整体的关系。个别的古代思想家或许有一种“个体为本”的想法，但它无法成为社会大众的主导文化观念（“社会想象”）。古代世界的社会想象是一种整体的宇宙观。“宇宙”（希腊语kosmos）这个词的含义是指包容一切的整体——和谐、统一、具有普遍秩序的整体。人们生活在“人、神、自然”的统一秩序之中，而秩序包括一种等级结构以及“各就其位”的观念。泰勒分析指出，前现代的道德秩序“是围绕社会中的等级制概念展开的，这种等级制表达和对应着宇宙中的等级制”。当时有大量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对应论”观念：“比如说，王国中的国王就相当于动物界的狮子，相当于鸟类中的雄鹰，如此等等。”[2]这种等级制度之所以能成为规范性秩序，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想象中，它符合宇宙事物本身的结构：这样一个秩序“倾向于通过事物的过程来强化自身：违背它，就会遭到强烈的反弹，超出了单纯人类领域。在前现代的道德秩序观念中，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特征”。[3]由此可见，在这样一种文化视域中，所谓“自我”，首先处在整体的关系结构之中，个人“嵌入”在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宇宙秩序整体中，并根据在其中占据的恰当位置，来获得自我认同、行为规范、价值感和生活意义。

然而，这个基于宇宙秩序的自我理解与社会想象在近代发生了重大转变。泰勒在他的多部论著中反复考察了这个复杂的转变过程。[4]他的研究表明，这个转变的过程是多个层面彼此纠葛、交织互动的结果，其中既有历史的连续性，又有较为明显的断裂，经历了大约五个世纪之久的“长征”（the long march），最终完成了所谓“大脱嵌”（great disembedding）——“个人”从前现代的整体宇宙秩序中脱离出来，首先将自身看作“独立自由的个体”。而这个“大脱嵌”的转变同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向”（anthropocentric shift），将人类作为整体从宇宙秩序中“脱嵌”出来，成为与自然世界相对的“人类主体”；一是“个人主义的转向”（individualistic shift），个人的“内在自我”被发现并被赋予独特的价值，使得个人从有机共同体中“脱嵌”出来，获得了具有个人主义取向的自我理解。

泰勒的历史叙事提供了相当独到的观察：自我理解的现代转变并不是与宗教传统的简单断裂。恰恰相反，“大脱嵌”的两个转向都具有基督教文明的根源，而犹太——基督教传统与希腊文化之间复杂而紧张的关系也构成了现代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之一。简单地说，基督教的自我理解以拯救为终极目标，现世的政体只是天意偶然的规定。这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的政治生活被看作崇高的目标。此外，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也难以与希腊的等级秩序完全调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向”与“个人主义的转向”并没有明确的先后阶段，两者是并行交织的。其中，科学革命的兴起以及现代科学的发展引导了从“神意世界”到“自然世界”，再到“自然的客体化”等一系列演变，这些变化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向关系更为密切；而宗教冲突、宗教改革、大革命以及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催生了“个体主观化”的观念，对个人主义的兴起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简言之，“自然世界的客体化”与“个体的主观化”在瓦解前现代的宇宙秩序转变中是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共同催发和推动了现代社会想象的兴起，并在经济、公共领域与人民主权的实践中深化了这种个体本位的社会想象。

于是，在大约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西方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道德秩序。泰勒认为包括下述四个相互关联的原则：首先是一种信念，认为所有关于社会的思考都应当始于个人，而社会应当为个人之间的互惠利益而存在。这种“个人先在于社会”的信念拒绝了前现代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信念：一个人，“只有当他嵌入一个更大的社会整体之中，才可能是一个适当的道德行动者”，而新的信念期许“一个人可以外在于社会而成为一个完全胜任的人类主体”。其次，现代政治制度的出现是针对这样一个背景——预先存在作为权利承担者的个人。政治的目的是通过提供安全保障，使得个人为相互利益服务，促进交换和繁荣。因此，政治的目的是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如是理解的政治社会目标不同于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人与超验秩序的联系。第三，政治社会的组织原则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个人首先被理解为权利的自主承担者，在塑造他们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秩序中自由地发挥他们的能动性。第四，平等地向所有个体确保他们的权利、自由和互惠利益。[5]这四个原则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已经深入人心，而新的“现代社会想象”支持这些原则，并赋予它们实践意义，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基于个体（而不是基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这是现代个人主义的文化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