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色诺芬著作《居鲁士的教育》中的波斯帝国理想统治模式[412]
第一节 色诺芬代表作《居鲁士的教育》的性质问题
作为色诺芬篇幅最长的现存作品，《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一书的性质长期以来一直饱受争议。[413]它涉及了色诺芬在其他著作中探讨过的几乎一切主题——统治术、哲学、教育、军事技术、波斯风俗，等等。早在罗马共和晚期，读者们已感到这部作品过于庞杂，以至于需要对之进行若干开宗明义式的导读。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西塞罗认为，《居鲁士的教育》所提供的不是信史，而是一件公正政体的理想模型（non ad historiae fidem scriptus sed ad effigiem iusti imperi）。[414]
至于昆图斯·西塞罗（Quintus Cicero）是否赞同兄长的观点，我们如今已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多数现代研究者们都不认为这种简单化的解释令人满意，因为《居鲁士的教育》内容的丰富程度显然不是三言两语能够交代清楚的。瓦尔特·米勒（Walter Miller）在《居鲁士的教育》洛布古典丛书本（Loeb Classical Library）序言中指出：“《居鲁士的教育》汇集并总结了色诺芬著述的几乎全部成果。”[415]80年后，德博拉·格拉（Deborah Gera）仍在她研究《居鲁士的教育》的专著中坦承，自己对所研究的这部著作的性质与目的并不清楚。[416]显然，诸如此类的说法并不是对色诺芬写作水平的褒扬，因为它们等于在宣称色诺芬的撰述主旨是含混不清、杂乱无章的。但就连坚决捍卫色诺芬文学成就的博迪尔·迪尤（Bodil Due）也不得不承认：“色诺芬并未向读者们阐述一套高度成熟、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是由五花八门的多种元素拼凑起来的，反映了他对雅典、斯巴达思想与价值观念诸多方面的共鸣与抵触。”[417]
其他一些学者则不愿轻言放弃寻找色诺芬代表作统一主旨思想的努力。他们坚信，既然色诺芬肯为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耗费巨大心血，那么他必然是有其明确目的的。卢奇奥尼（J.Luccioni）认为，色诺芬写作这部作品的真实目的在于团结四分五裂的希腊人抗击波斯帝国；[418]皮埃尔·卡利尔（Pierre Carlier）甚至相信色诺芬是在为防止希腊征服波斯后走向腐化堕落而献计献策。[419]然而，正如迪尤所指出的那样，设想色诺芬会为了征服波斯而选取波斯政体为理想模板的假说未免牵强。[420]并且色诺芬在《居鲁士的教育》中对波斯的态度其实是同他真正具备泛希腊主义精神的作品《阿格西劳斯》（Agesilaus）中的大量言论背道而驰的。[421]保罗·克里斯蒂森（Paul Christesen）认为，《居鲁士的教育》是为当时斯巴达的军事改革量身定做的一本技术指导手册，[422]其借用波斯帝国历史外壳的做法是为了增强作品本身的说服力。[423]有趣的是，我们发现阿祖莱（V.Azoulay）的观点恰恰与之相反——后者认为色诺芬选择波斯与居鲁士大帝为主题的做法正是由于他已对当时的斯巴达政权灰心绝望。[424]然而，上述几种假说事实上都缺乏坚实的证据支撑，并不足以令人信服。
近年来，多数《居鲁士的教育》的研究者开始回归西塞罗的基本思路——《居鲁士的教育》是一部探讨政治与统治艺术的著作。法贝尔（J. Farber）指出，《居鲁士的教育》所提出的政治学说主导了此后三百年间的希腊化世界，[425]其主题是探讨如何成为“成功的帝国君王”。[426]尼维尔（W.R. Newell）相信《居鲁士的教育》所讨论的是政治生活可能存在的基本组织形式，在这层意义上，它是一部同柏拉图《法律篇》（Leges）、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itica）性质近似的政治学著作。[427]德博拉·格拉更加明确地指出，色诺芬是按照古希腊的政体（πολιτεία）研究传统来撰写这部著作的。[428]
笔者认为，根据《居鲁士的教育》的文本内容来看，认为这部作品符合政体研究传统的解释模式是相对合理的。然而，这一假说必将导致文化传统所赋予这部著作的标题同作品实际主题之间的尖锐矛盾。如果这部色诺芬著作确实是以政体为研究主题的话，那么色诺芬本人（或该书的早期编订、抄录者们）为何要将之命名为“居鲁士的教育（Κύρου παιδεία）”，而非符合色诺芬另一部政体著作（《拉栖第梦政制》）与“老寡头（Old Oligarch）”、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两部小册子《雅典政制》命名习惯的《波斯政制》呢？
更大的麻烦在于，出于色诺芬本人之手的《拉栖第梦政制》（也是希腊文化史上关于该主题最早的现存样本[429]）虽然可以归入政体文学传统之中，却并非一部探讨政治组织方式的典型作品。古典时代政体研究传统的分析者雅克林·伯德斯（Jacqueline Bordes）认为，一方面，色诺芬的《拉栖第梦政制》确实与同时代的古代政治学作品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430]另一方面，它也呈现出许多有别于“老寡头”《雅典政制》等作品的独特之处。[431]换言之，《拉栖第梦政制》实为古希腊政体文学传统内的一部非常规作品。迈克尔·利普卡（Michael Lipka）认为该作品的传统手稿标题“拉栖第梦政制（Λακεδαιμονίων Πολιτεία）”多少是有些牵强附会的，因为色诺芬所讨论的实际上是相当宽泛意义上的“公共事务”。[432]事实上，色诺芬这部作品的大部分篇幅都被用来探讨斯巴达的教育制度。税收制度、议事会的组织模式和司法审判流程等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论著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主题并不是色诺芬关注的对象。
作为同时出现在色诺芬现存著作集中的两部较难把握性质的作品，《居鲁士的教育》大谈政治统治艺术，《拉栖第梦政制》反倒将儿童与青年的教育作为核心主题——这种作品传统题目与内容之间的严重错位显然是需要现代研究者们予以澄清的。笔者认为，消除这一逻辑矛盾的关键在于把握色诺芬从“社会教化”的角度出发对“教育（παιδεία）”形成的独特理解。在古典学研究史上，克里斯托弗·塔普林（Christopher Tuplin）已对色诺芬作品中波斯与斯巴达的文学形象（当然不仅限于《居鲁士的教育》与《拉栖第梦政制》内容与主题的比较）；但他的结论否认二者间存在着基本相似性。在他看来，以同时代的斯巴达为模板去描述古代波斯帝国绝非色诺芬的本意；[433]并且两种政体之间的若干差异是一望即知的。[434]然而，笔者认为，尽管塔普林关于《居鲁士的教育》中的波斯帝国并非以现实生活中的斯巴达为模型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两个政权（以及《居鲁士的教育》和《拉栖第梦政制》两部著作的主题）之间的相似性其实是不容否认的，反映了色诺芬在其特定语境下对政治与社会化教育互为表里关系的个人理解。为了认清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对《居鲁士的教育》和《拉栖第梦政制》的具体内容进行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