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
巴结丁巡抚得高官 投靠蒋总统保实权
阎锡山是次于蒋介石的枭雄，他割据山西，称王称霸。但他的志向仅仅局限于守着山西的地盘，虽然有时也向外扩张，统治全国的野心却不大，无论什么时候都没有统治全国的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阎锡山有他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这一思想，就是：“中”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中是理的极则”，由于以这一哲学思想为基础，决定了他缺乏锐意进取的精神，更缺乏坚强的意志，因此他难以像蒋介石那样统治全国，只能割据一方。
阎锡山的升迁和崛起，不像出身土匪的张作霖，也不像出身行伍的冯玉祥，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正牌的军官出身。
阎锡山1902年投考武备学堂，1904年毕业，即将毕业时参加留学考试，被录取，以清廷公费的形式送日本留学。
阎锡山到日本后，先人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和现代科学知识，毕业后人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实习结束后人日本军士官学校学习，为第六期学员。1909年3月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1905年，阎锡山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阎锡山为人城府很深，善于运用人际关系，初时敢闯敢干，这种敢闯敢干的精神在后来逐渐消失。回国之后，阎锡山并没有直接回山西，而是先到北京晋见了陆军部左丞姚锡光，他自称是留日归国学生的代表，与姚交谈，庄重而廉恭，显示出青年人的朝气，又表现出了对长辈的尊重，受到姚锡光的赏识。这次晋见获得成功，姚锡光给他的儿子姚鸿法写信，要其对阎锡山特殊优待。因此，阎一回到太原即就任山西陆军小学校的教官，3个月后又升为监督。
阎锡山在陆军小学任职的同时，又广泛接触上层人物，他主要从事的活动是：
拜访省咨议长梁善济和副议长杜上化。
拜访巨商渠本翘和绅士谷如墉。
同梁善济的门生，咨议局秘书刑殿元订了“金兰之交”。
接近标统夏学津。
在梁善济和夏学津的介绍下，阎又接近了巡抚丁宝铨，被丁接纳为门生。
1909年11月，清政府为选择军事人才，下令召集留日归国学生到北京会试，并以考试成绩作为军界用人的标准。阎锡山考试成绩为上等，被赏为陆军步兵科军人，并授以协军校。
1910年夏天，阎升任八十六标教练官，即副标统。一些留日回国的同学也升了官。
1911年，山西巡抚丁宝铨离职，陆钟琦继任，陆上任不久，将八十六标标统夏学津撤职，升阎锡山为标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
10月24日，阎锡山领导起义，10月29日阎锡山被众人推为山西都督。
清朝覆灭，孙中山将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在孙中山的坚持下，阎锡山仍任山西都督。但袁世凯对阎锡山很不放心，就用调虎离山计，调阎锡山为黑龙江都督，阎得到消息后，用40万重金贿赂总统政府秘书长梁士诒，通过梁表示服从袁世凯，才保住未动。
阎又找各种与袁有关系的人，与袁亲近，并迫害革命志士，讨好袁世凯。
袁虽然允许阎锡山在山西生存，但派金永出任山西巡按使，分散阎的权力，阎锡山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很多事都让金永去办，使金认为阎锡山碌碌无为，不难对付，袁世凯看阎服服贴
贴，也就信任了他，没有撤他的职。
阎锡山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甚至在袁世凯称帝时，也表示拥护，这一点说明他缺乏远大的眼光，连段祺瑞都不如。
袁世凯称帝后，封阎锡山为一等侯，此时阎锡山早已背叛了人民，背叛了革命。即使在袁世凯取消帝制后，阎仍表示同意袁继续任大总统。
1916年袁世凯在一片讨伐声中死去了，阎锡山由于追随袁世凯，很不光彩。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掌握了北洋政府的权力，阎又巴结段祺瑞，继续控制山西。
阎锡山为什么投靠袁世凯，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当时山西是北方反清斗争中起义的省份，与南方的武昌起义相呼应。辛亥革命失败后，南方的革命党人继续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斗争，而山西与南方形势不同，袁世凯对南方鞭长莫及，而山西却在北京袁氏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阎锡山直接和袁世凯对抗，就难以生存下去，以“中”为准则的阎锡山终于选择了投靠袁世凯的道路。从袁世凯的角度上讲，阎锡山固然不是亲腹，但有反清的“前科”，不免对他有戒心，但袁需集中精力对付西方势力，既然阎锡山表示服从，他也乐意减少麻烦，袁死后，阎又投靠段祺瑞，理由也是一样。
袁世凯死后，阎锡山的日子更加难过，他处在各大军阀的夹缝中，兵力有限，经济基础也不雄厚，无论哪一个大军阀，消灭他都易如反掌。
在军阀夹缝中生存，阎锡山练就了看风使舵的本领。1920
年至1923年间，阎锡山一直保持中立，不参加任何军阀之间的战争。1920年7月和1922年4月先后爆发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他都采取中立态度。
对阎锡山有直接影响的军事力量有东北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革命军，南方革命势力，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等。
第一次直皖战争结束后，直系军阀打败了皖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掌握了北京权力，阎锡山急忙通电表示支持，曹锟搞贿选，山西也报销50万元巨款。
1924年9月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次战争将结束的时候，阎锡山加入了反直阵线。
阎锡山为什么要加入反直阵线呢。
阎锡山认为，吴佩孚胜利，对他很不利，因为吴佩孚刚愎自用，“逼人太甚，在他底下干事，困难得很。奉胜了，可能拥段上台，对咱们还好一点。”阎告诫部下， “无论哪方面的代表来了，都不要说太肯定的话。我不表示意见，你们也不要表示。”
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三方都派代表到山西与阎联络，阎只是应付，不说肯定的话。战争开始后，奉系方面进展迅速，而直系内部的冯玉祥要倒戈，阎锡山认为直系必败。这时阎锡山决定参加反直阵线。
直系在河南有冠英杰部5万大军，还有湖北萧耀南的队伍，为了阻止这些军队北上支援北京，阎锡山派兵进驻石家庄，切断京汉线，使援军难以北上，这是导致直系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奉系打败直系后，拥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这时北京政府的实力派是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阎锡山的力量最小，段祺瑞感到张、冯二人难以依靠，有心依靠阎锡山联合西北各省军阀，造成与张、冯平起平坐的态势。
张作霖入关后，一举占领了河北、安徽、江苏、山东等省地盘，排挤冯玉祥，冯玉祥的处境也很困难。1925年11月，奉系的郭松龄倒戈，将张作霖打到关外，这次倒戈虽然最后失败，但对奉系的打击很大。被张、冯、阎打到湖北去的吴佩孚重整兵力，企图卷土重来。
1926年，吴佩孚、冯玉祥、张作霖三方的代表纷纷来太原，都想争取阎锡山加入自己的阵线。
冯玉祥的国民军占有华北、京津，在察绥一带，和山西雁北十三县犬牙交错，是阎锡山的心腹之患，出于这个考虑，阎锡山决定与奉直联合，消灭冯玉祥的国民军。
奉系、直系和阎锡山的计划是，直军从京汉线，奉军从奉就线，直攻京津，晋军从大同方面出击察绥一带的国民军。
经过三个多月的激战，在奉、直、晋三方的围攻下，冯玉祥退往西北地区。阎军进入绥远，这次战争；阎锡山扩大了地盘。
1926年，南方的蒋介石势力迅速崛起，同年10月，北伐军攻克了武昌。阎锡山看到，只有与南方的国民革命政府联合，才有出路、奉系、直系两大军阀，已日落西山。于是在1927年6月阎锡山改换青天白日旗，投入国民党阵营。
蒋、冯、阎合作对付奉系，奉军不敌，退回关外。
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成为中国新的实力派。这四派中，阎锡山的力量最弱，不到20万人。旧的军阀打倒了，新的军阀产生了，蒋介石和冯、李、阎三大集团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
阎锡山总结以前投靠袁世凯、段祺瑞的经验，认为投靠蒋介石最保险，于是他向蒋抛了媚眼。
蒋介石正需要一个合伙人，冯玉祥和李宗仁的力量大，不适宜联合，最好的合作者莫过于阎锡山，于是蒋介石向阎锡山伸出双手，有意抬阎压冯。
驱逐奉系后，冯玉祥和阎锡山都想占领平津地区。1928年5月30日，蒋介石与阎锡山在石家庄会晤，二人达成秘密交易，蒋介石将京、津和河北省的军政大权交给阎，阎在政治上支持蒋的“统一”。
6月2日，蒋介石到新乡，劝冯不要急于占领北京，因为列强各国对冯无好感，宜由阎锡山接管。
冯玉祥虽然表面上同意了蒋介石的意见，但自古以来都是 “先入关者为王”于是命令韩复榘自彰德率2万余人，昼夜兼程，三昼夜徒步行程八百里，到达南苑。此时，阎锡山的先锋部队尚未抵达卢沟桥。韩复榘又挑选三百余精干人员，乘汽车抢先人北京，但是王士诊为首的地方维持会却以蒋介石已指令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接收北京为理由，拒绝韩接收北京，韩只得带队撤回南苑。
在接收北京这件事，阎锡山还运用了其他阴谋。
在没有进京以前，阎就多方活动，分别派人与外国使团、北京商会和日本驻屯军进行了广泛的联系。
阎锡山与日本驻屯军司令新井相勾结，新井担保“阎军如果占领保定，日军保证北京、天津不再放一枪，垂手可得。”
奉军从北京撤退时，留下鲍毓麟一旅维持治安，以五国公使 (外交团)和商会作保，等阎军接收北京后，保证其安全返奉。
6月4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戌司令。6月8日，阎军大部队进入北京，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戌司令。6月9日，阎军正式接收北京城防。晋系的张荫梧被任命为北平卫戌司令，傅作义被任命为天津警备司令。此外，商震任河北省政府主席，赵载文任察哈尔都统，徐永昌任绥远都统。不久两地建省。晋系一下子拥有晋、察、冀、绥四省，实力大增。
在接收北京问题上，阎锡山表现出比冯玉祥较高的谋略思想。冯玉祥只把这件事看作军事上的接收，谁的贡献大，谁的军队先到，就应归谁。冯玉祥的西北军是打败奉系的主力，冯军付出的代价最大。奉军曾把在保定的冯玉祥父亲的坟给掘开了，冯为此痛心疾首。冯没有考虑到接收平津还有许多政治问题，而阎
锡山则恰恰全面地规划了接收问题，及时地与各方面联系，使接收顺利进行。虽然冯军开到南苑的第六军、二军、二十三军、三十军等四个军，也只能眼看着阎锡山接收北平。
韩复榘没有抢到北京，非常气愤，在奉军的鲍毓麟旅从北京撤退时，被韩复榘缴械，外交使团公推英、美、法、日四国使节到南苑交涉。韩复榘赤着上身，有一间极其简陋的房子里接见外国使节，韩不但没有答应使节们的要求，反将他们一顿抢白。外国使节只得找南京政府交涉。
阎锡山对外国人毕恭毕敬，而冯军对外国人毫不客气，由此可见二者的不同。阎锡山老奸巨滑，冯玉祥不是他的对手。在以后的交往中更能证明这一点，冯玉祥多次受阎锡山的欺骗，最后成了光杆司令。
阎锡山投靠蒋介石，马上得到了好处。
要比权术，水平更高的是蒋介石，蒋介石决不会让阎锡山独占京津。于是6月20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由蒋系的何成浚接收北京的军事机关，又任命冯玉祥的亲信何其巩为北平市长，任命李石曾为北京大学校长兼北平政治分会主席，以分散阎的权力。
阎锡山从蒋介石那里得到好处后，继续执行拥蒋的策略，但以后的行动却使阎吃尽了苦头。
1928年底，蒋介石召开编遣预备会议，裁减全国军队，蒋介石想学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通过编遣会议削弱各实力派的力量。蒋介石采用以派制派的方法，挑起各派的矛盾。他先与冯会晤，热情地与冯闲谈，请冯提出一个裁军方案。
蒋首先提出全国共编五十个师的指标。根据这一指标，冯玉祥提出一个编遣准则：“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根据这一准则，冯又提出：“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四集团共编八个师，其他不属于各集团军的军队共编八个师。按这个方案，冯、蒋的军队编得最多，但并没有达到蒋削弱冯的目的。于是，蒋对此方案不知可否，又派何应钦，见阎锡山，要阎提出一个方案。
阎考虑，如不顺从蒋的旨意，自己的利益也难以保住，经过与下部研究，阎提出一个方案：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六至八个师。其余六至八个师由中央处理。
这个方案对阎有利，如按此方案，冯部裁军最多，阎锡山裁军很少，因为冯部有42万人，而阎部不到20万人。但这个方案对蒋介石更有利，蒋虽然要裁去一些部队，由于“其余六至八个师由中央处理”，就等于一边裁，一边加，这一方案实际是针对冯玉祥的。
1929年1月1日上午9时，编遣会议第一次正式会议召开，阎、冯两个方案供参加人员讨论，多数人赞成阎的方案，反对冯的方案。蒋介石说：“既是大家赞成阎总司令的提案，那么原则上就采用这个提案。我的意思，在央央编遣区之外，再加上东北编遣区。”
冯玉祥因自己的提案被否定，就提议暂缓编遣。
以后又召开了两次会议，制定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设立了编遣委员会，但最终并未解决什么问题。
编遣会议，激化了蒋介石与冯、阎、李的矛盾，冯、阎、李部都回到自己的地盘去，做军事准备，防备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1929年3月，蒋介石首先向桂系发动军事进攻。3月29日，阎锡山通电拥蒋讨桂，这一行动，表明阎锡山仍然对蒋介石怀有希望。
蒋介石在打败桂系后，又转过头来对付冯玉祥。5月，冯玉祥收缩军队，缩小防线，韩复榘、石友三不愿回陕西去，而投降蒋介石。冯采用以退为进的方法，通电下野，想拉阎锡山一道反蒋。
蒋介石下令讨伐冯玉祥，使阎锡山芒刺在背，他看到了蒋介石各个击破的手法，桂系败了，冯玉祥下野了，第三个就轮到自己头上了，但阎仍不死心，他还想抬高自己。于是，阎锡山施展政治阴谋，寻求立足之地。
首先他把冯玉祥骗到山西，挟冯玉祥以自重，向蒋表示，自己要与冯玉祥双双出洋，这就意味着，冯、阎二人要联合反蒋。蒋介石立即派吴雅晖，孔祥熙到山西，劝阎不要出洋。蒋甚至亲自赴北平与阎密谈。
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在山西建安村，阎一边与冯商讨反蒋大计，一方面又与蒋讨论西北的善后事宜，要占领冯玉祥的地盘，收编冯玉祥的军队。
冯玉祥暗中指示要西北军将领主动与何应钦联系，表示要服从中央，愿意参加编遣，甚至与韩复榘、石友三等人达成共同讨伐阎锡山的协议，这样做的目的，只是逼阎锡山坚决反蒋。
由于西北军的服从，蒋介石已无需阎锡山相助，因此开始冷落阎锡山。阎锡山与唐生智联合反蒋，唐怕阎反悔，就请阎拟通电稿，但唐起兵后，阎又与蒋夹击唐军，使唐生智一败涂地。阎在郑州时，蒋介石密令韩复榘逮捕阎，因走漏消息，阎才逃回山西。
阎锡山向蒋介石频送秋波，而蒋介石却一心一意要致阎于死地，使阎非常灰心，决心反蒋。
1930年，蒋、冯、阎三方在中原大战，双方参战人数不下百万，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但最终归于失败。
阎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通电下野，逃到大连，遥控山西，企图东山再起。
阎锡山的东山再起，体现出他对形势的认识和把握。阎是1930年11月4日宣布取消陆海军总司令部，随后下野，但仅过了一年多，到1932年2月27日，阎锡山重返太原，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阎在1931年8月间，得到日本要在东北采取行动的确切消息后，认为时局将发生变化，就潜回山西河边村老家，静等时局变化。时隔不久就发生“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党政府打出 “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旗号，蒋介石的死对头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
阎认为改变命运的机会到了，就召集心腹杨爱源、孙楚商量对策，定下了先驱逐国民党在山西的党部。
“九•一八”事变后，山西的抗日形势高涨，山西全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在12月11日举行大游行，要求山西当局积极抗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头目苗培成态度蛮横，讽刺挖苦抗日学生。
12月18日，学生再次向省党部进军，要求撤换苗培成教育厅长职务，取消妨碍抗日救亡运动的命令。省党部大门紧闭，保卫省党部的义勇军荷枪实弹，围墙外有三四个连的晋军。当学生们到达时，带队的晋军军官忽然发出“原地向后转”的口令，于是数百名晋军便转头面壁而立，排出背对学生的奇怪阵式。经与省党部交涉，省党部答应派10名代表进入省党部，当学生代表行经大礼堂时，遭到棍棒殴打，外面的学生就摘下省党部的牌子、撞击省党部大门。围墙上的省党部义勇军向人群开枪，许多学生负伤。学联代表立即赴太原警备司令部讲理，警备司令荣胪闻讯马上派兵拘捕凶手。韩克温等省党部要员及一百多名参加镇压学生的人员全部被拘捕。随后又查封了省党部，承认学联合法。
在阎锡山的精心策划下，利用学生们的抗日运动，排挤了蒋介石在山西的势力。
排挤了国民党省部之后，阎锡山又派赵丕廉赴南京，与行政院长汪精卫联系，又派徐家昌赴北平，通过郑毓秀的关系向宋美龄进贡，托其向蒋介石说情。
阎锡山再次向蒋献媚。
而对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蒋介石面临着国内外压力，已无精力过问山西的事情，既然阎锡山表示服从，就做了个顺水人情，接受汪精卫的建议，委任阎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阎锡山终于达到了东山再起的目的。
到了1936年，日军不断南侵，山西危急。并且，为了阻挡红军，阎锡山请求蒋系的中央军到晋助战，引来非晋系的军队。
这一年，阎锡山一方面面临日军的压力，又面临着蒋介石的压力。
阎锡山又落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境地。
为了对抗日本人和蒋介石，阎锡山想到了共产党，于是又开始了他联共抗日的历程。
1936年4月，张学良到山西与阎锡山会谈，为了争取阎锡山对联共的支持，张学良讲了他自己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的情况及东北军与红军之间达成的互不侵犯的协定，建议阎以积极的态度与共产党联络。
5月间，中共与阎联系，阎表示可以谈判。中共派彭雪枫、周小舟会见阎锡山。
9月，阎派代表邀请中共党员薄一波去太原“共策保晋大业”。
薄一波到太原后，做了很多工作，推动了山西的抗日运动。
1936年9月18日，山西省成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并组织了“青年抗敌决死队”革命武装。
1937年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
9月7日，周恩来同阎锡山会谈，阎同意在绥远、察哈尔、晋军沦陷区成立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并默认由共产党领导。
1937年8月1日，成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薄一波任政治委员。该队9月份发展到四个团的兵力，不久又扩充为四个旅。
这支军队习惯上被称为新军。
新军迅速发展为50个团，其中48个正规团、4个游击支队，共约5万余人。
1938年2月，临汾失陷。
新军迅速发展，阎锡山的旧军却日益减少，损失了1／3以上，阎锡山由支持新军转变抵制新军。他认为新军的发展将威胁他的统治地位。
1939年12月，阎锡山下令向新军发动攻击命令，企图消灭新军，但被新军击败。
阎锡山不仅未能消灭新军，新军反而脱离了他，加入八路军的行列，旧军也损失惨重。阎锡山迫不得已同意以汾阳、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作为晋西南和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他的活动区域，晋西北为新军和八路军的活动区域。
阎锡山同共产党仍维持统一战线关系，直到抗日结束。
解放战争中，阎锡山坚决地站在蒋介石一边，反共反人民。
1949年6月3日，阎就任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任行政院长。
大陆解放后，阎逃到台湾。
阎逃到台湾后，非常识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退出政治舞台，开始隐居生活。在台北市阳明山之菁山开始了深居简出，“十年读书，十年著述”的生活。
阎锡山用人和统治之道，也和他的处世之道一样，也依据 “中”的哲学思想。
1912年，阎锡山在山西起义成功后，政府内的人员构成相当复杂，存在新旧两派，两派互相倾轧，互相排斥。
新派思想进步，多数留过学，多是同盟会的会员，这些人为起义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革命成功，一些人骄傲起来，甚至有的以为革命成功了，就该当官享乐。由于他们居功自傲，使路人侧目。
旧派老年人居多，为科举出身或是前清官吏，思想落后、保守、甚至反动。但这些人在山西的势力很大，有些人也同情革命。旧派认为山西不可少了他们，他们在稳定人心，发展经济，维持社会秩序等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
阎锡山本人属于新派，但他在两派斗争中，左右逢源，从“中”的立场出发，既照顾到新派的利益，又利用旧派。因此，他在表面对旧派人物十分恭顺，一些政治事务都先请教他们。为拉拢旧派，支持一部分旧派人物出任政府官员，当谷如墉卸任民政长时，他竭力支持赞成前清进士，曾任黑龙江省民政长的赵渊接任。在财政司长张瑞玑因受新派嘲弄拂袖而去时，阎一再挽留，做工作。
阎这种“中”的用人观，团结了一大批人，为山西政局的相 对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阎的用人规则与蒋的用人规则有相通的地方。蒋用人要过问是不是黄埔系，是不是浙江籍，阎用人也大量选用五台人。阎锡山善于提拔安排自己的心腹，这些心腹对他十分忠诚。
1930年中原大败后，阎逃到大连隐居。山西被张学良接管，张学良对山西进行“整编缩军”。他召集徐永昌、商震、傅作义等晋军将领到天津商讨“整编”方案。他们虽然接受了张学良的命令，但又在暗地里接受阎锡山的操纵和遥控。一切变更，人事安排，确定政策都必须向阎汇报后才能决定。1931年8月，阎潜回山西后，晋军将领直接受其指挥，他与亲信定下计谋，驱逐了蒋在山西的势力——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东山再起，重握山西大权。
阎安排亲信有他的特点，政府的官位有限，军队的官位也有限，他就成立各种组织，这些组织由他直接领导，这样具体的负责人不必受另外上级的约束，直通阎锡山，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便于阎控制，二是负责人感到受宠幸，因而死心塌地为阎卖命。
阎在统治山西期间成立各种组织和团体有：
1912年成立的有将校研究所，安排整编军队时编余的军官，研究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的一些问题。后来又成立了军事教育团，从军队中挑选士兵，训练后任班长，另外还组织了精武社，学习武术。上述三个单位的负责人都是阎的亲信。
1931年阎锡山为东山再起，授意杨爱源、孙楚组织“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由杨、孙任正副主任为整编军队做好准备。
1932年阎授意成立的其他组织有：山西民众监政会、山西人民临政会、晋绥人民临政运动同志会。
山西民众监政会的图书室上摆了不少马列著作，专供青年阅览，以考察青年人思想动态。阎甚至以每月10至加大洋的津贴吸引青年入会。
1935年成立了“主张公道团”，阎自任团长。这一年，阎还组织了“文山读书会”和“植社”等团体以及政党性质的“民族革命同志会”。
1936年，联合共产党成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
1939年底，阎为了对付共产党，成立了“精神建设委员会”、“政治突击队”、“敌区工作团”等特务组织。
1939年11月，成立了秘密组织“铁军组织”。
1942年成立了“流动工作队”特务组织。
抗战胜利后，成立了“特种警宪指挥处”和“晋绥军返部干部集训团”训练被八路军俘虏过又回到晋军的官兵，阎自任团长。
在阎锡山的各种组织中，以“铁军组织”最特别。
铁军组织的守约是：“铁血主公道，大家如一人，共生死患难，同子女财产，为按劳分配物产证券而奋斗到底。”
誓词是：“誓以至诚，亲爱团结，用铁血拥护会长阎百川先生，坚持实行会长‘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主张……以生命付诸组织，与组织共存亡，始终到底。如有违犯，愿受组织最严厉的处分。”
纪律是：犯下列各条之一者处死：
“一、脱离组织、背组织者；二阴谋破坏组织者，三、不服从组织决议及指示者；四、泄露组织秘密者；五、有诬蔑会长之言论和行动者；六、污蔑同志破坏亲爱团结者；七、不积极努力组织工作，致组织受重大损害者；八、犯烟、赌、赃、欺之一者。”
铁军组织永远不开除会员，违犯纪律，就给予最严厉的处分自裁处死。
铁军组织的名称是“三三铁血团”。三三的意思是，以王靖国等28个顽固反共分子作发起人。每人再发展三个，递层发展。发起人为第一层，再发展为第二层，以次类推，计划发展到二十层。
各人与组织均采取秘密联系的方法，只发生纵的关系，不发生横的联系，上下一条线。
参加铁军组织的人员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介绍人介绍后，由阎亲自接见，再经过训练，最后摆香案、诵誓词和纪律，向阎锡山宣誓。每人都是单独进行，以后发展的人多了，阎锡山就委托他人代为主持。
“铁军组织”始终站在阎锡山的立场上，效忠于阎锡山，在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中发挥极大的作用。阎锡山还通过这个组织，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阎锡山统御部下，很善于搞宣传。1948年10月5日，人民解放军发动太原战役，到了1949年春天，太原危在旦夕，阎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但他仍宣传与太原共存亡。
1949年2月，太原来了几个美国新闻记者，阎锡山为这几个美国记者举行了招待会。他在桌上放了一些装有毒药的小瓶子，房间外面摆了一口棺材，他甚至令侍从给他物色一个具有 “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整日随他行动，以备在危急时刻，让日本人开枪将己打死。
阎锡山对美国记者讲了自己的思想。他决心与太原共存亡，一旦太原城破，就饮此毒药与将士们同归于尽。
为了蒙骗部下，他还号召将士们要向古代的田横学习，誓死保卫太原。
阎锡山的种种宣传，蒙骗了一批死硬分子，他们一直到太原城被解放军攻破，仍不投降，甚至服毒自杀。
阎锡山本人却在城未破时就坐飞机逃跑了。
在解放战争中，阎锡山统治的山西最顽固，其中临汾、太原防守都很坚固，解放这两个城市费了很大的气力。
阎在离开太原时，很会耍手腕，他让南京给他发电报，请他开会，他将电报念给部下听，说开完会三五天就回来。阎走时，狠心未带走他的妹妹阎慧卿，一些人认为他是去南京想办法救太原，还会回来。实际上他一去不返。
在太原城被解放军攻破时，阎的特务头子梁化之与阎慧卿先服毒，然后让卫兵洒满汽油，点燃房间。
“特警处”头子徐端将科长以上的干部集中在地下室内，集体服毒，并互相开枪射击，最后纵火焚尸。
阎锡山统御部下与冯玉祥、张作霖都不一样，冯玉祥是家长式作风，张作霖靠朋友义气，阎锡山则注意加强对部下的思想理论教育。西北军、东北军后来都被瓦解，而阎锡山的军队，则始终在阎掌握之中。
阎标榜他的理论是：“人要为人类谋幸福。”他即不赞成资本主义，也不赞成共产主义。套用二者理论，搞“全民资本的生产制度”，他说：“实行这一制度，在同一条件下较资本主义生产的效用可加大七倍”，“加大生产的好处归全民所有，累积所得就是全民公共的财富，可以替人民发展公共事业，举力公共福利事项，无资本剥削与分配不平的事实。使劳资合一，以劳动定享受，以享受鼓励劳动，必然是共财富而不共生活，共救济而不共生育。做到科学公有，人才共用。既可消除因剥削而产生的阶级斗争，又可避免因恐慌而引的国际战争。”
阎锡山认识到共产党组织严密，战斗顽强，都是由于他们有自己的主义，因此，他竭力宣传他的反共产主义而不同于三民主义的阎锡山理论。这种理论有极大的诱惑力，蒙骗了许多人。
阎锡山甚至还在山西搞“农业社会主义”、“兵农合一”等实践活动，但最后无非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
总的来看阎锡山的用人，一方面他善于笼络人心，使部下为他卖命；另一方面由于吸收人才局限于山西，使人才的来源受到限制，因此不能说是人才济济。
阎锡山一生以“中”为准则，这一准则决定了他在处理任何事物时，都不会冒险，他的志向仅仅局限于守着山西的地盘，时机成熟时也向外发展，扩大地盘，统治全国的野心不大，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没有统治全国的实力，只能割据一方，尚需服从“中央”的统一。“中”的准则又决定了他不会诚心对人，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准，今日是朋友，转眼就会成为仇人。今日是仇人，明日也许会去讨好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