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欧洲和德国的内部挑战
一、 欧洲政治与社会
（一） 欧洲政治与社会矛盾
1.欧洲传统政治危机叠加注5
人们已经习惯用“叠加危机”来形容欧洲当前的局势，进一步说，各种危机已经合成为政治危机，其核心特征是欧盟各国传统政党，如曾经长期在法国执政的社会党和共和党等，像多米诺骨牌般从权力的舞台中央坍塌下来。这意味着欧洲的传统政治很难再适应社会现实的内外演变和冲击。近年来，欧洲传统政治的精英们试图在民粹主义和难民等域外因素上寻找危机的根源和对策，但政治危机依然在加重，就连一向被认为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的德国也遭遇近半年组阁难产注6的历史困境。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欧洲传统政治深陷危机？如果真是民粹主义作祟，又是什么原因促成民粹主义兴起？
须知，“民粹主义”是欧美精英话语，而那些被划归民粹主义者的大旗上却写着“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人们注意到，“人民”一词在德国前不久召开的历史学家大会上被列为需要防范的话语，因为一战后德国“元首”滥用了“人民意志”，把德国带入灾难。但另一方面传统大党又自我定位为“人民党”（Volkspartei， 中文译为“全民党”），要体现其代表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特征。给人的印象是，当前的欧洲谁是人民、谁代表人民，这越来越是个问题了。
21世纪初，欧盟朝着政治制度一体化方向大步迈进，领导人们确定了宪法草案，满怀信心地让民众确认。2005年2月28日，法国议会以91.7%的绝对多数投票赞同《欧盟宪法条约》。然而，与领导们预想的相反，法国民众在5月29日的公决中竟以55%的多数否决了这个条约，致使欧洲一体化进程严重受挫，“进入了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冬眠期”。这表明，政治精英们已经脱离了他们要代表的民众，91.7%和55%的比差形象地展现出人民代表和人民之间的鸿沟。数字还显示，投票者中80%的工人和60%的职员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社会的中低层形成了反对政治精英意志的联合力量，精英和大众间聚集着强烈的张力，这在欧盟历史上是罕见的。
是什么变化让欧洲传统政治步入了现今的困境？这是个值得深入、系统探究的议题，笔者尝试着从以下几方面观察此议题。
首先，欧洲中产阶级正从社会的稳定基础转变成社会不稳定的骨干。
财富减少、职业不稳、社会地位下降导致中产阶层萎缩不安。有研究表明，曾经被视为欧美社会稳定支柱的中产阶层在过去30多年中不断萎缩。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加速更使财富加速向少数最高收入阶层聚集，其财富翻倍增长，而广大中产阶层获益甚微，低收入人群在扩大。以德国为例，低收入人群占有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的1/3下降到现今不到1/5。注7稳定的职业本是中产阶级的支撑，但失业率居高不下是欧洲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即便是在经济形势良好、普遍就业的德国，固定的职业岗位也在不断减少。统计表明，德国接近1/3的就业人员从事的是“非典型”岗位的工作，即做小时工、临时工或自谋职业。这意味着，就业关系很不稳定，职业正在失去往昔给人带来稳定收入、自我价值和社会尊严的功能。有研究预测，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浪潮中，美国近一半的传统就业岗位将面临风险，劳动岗位在失去“不可替代性”，新增就业岗位中90%以上是所谓可替代性岗位，即，从业者可以被替代，可有可无，人的价值变得随意了，不确定了。承受物质和精神等多重压力的中产阶级越来越不安、不满，正从社会的稳定基础转变成为愤怒的群体。从近年来迅速崛起、被精英层认为是民粹主义代表的德国选择党选民结构看，它不完全是一场青年人的冲动和底层民众对建制的反抗，更是中产阶级的反抗。该党有79%的选民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好或很好，而且，很多党员受过高等教育。
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也意识到了上述问题，但又鲜有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执政理念影响，各国政府尊崇效益优先的“小政府”原则，大规模地把公共资本资源私有化，不仅失去了足够的财力和能力去解决社会分配失衡现象，也使政府沦落为国际资本的“招商人”、投资环境的管理者，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治理国家的宏观战略意识与能力。结果是，传统政党不断承诺，又不断食言，不管左右哪一派执政，抑或是左右联合执政，政府都越来越无力解决社会问题，民众则越来越觉得政府无能，官民之间的不信任持久化、阵地化，形成常态的危机。如前所述，法国2005年《欧盟宪法条约》公投时就已出现中产阶级（职员）和社会底层（工人）“自然”联合，抵抗政治精英的趋势，这样的趋势现今已蔓延到其他国家，包括德国。中产阶级正从过去的社会稳定要素转变成社会焦虑不安因素，成为社会抗议力量的骨干。
其次，教育正在失去社会流动阶梯的功能，成为大众难以逾越的门槛、精英独享社会权力的专属区、社会分裂的凝固剂。
从历史上看，欧洲社会围绕权力分配，即谁有资格享有权力成为统治阶层，大致先后有过三个门槛：先是血统门槛，以确保贵族独享权力和统治地位；之后是财富门槛，以保障新兴的资产阶级分享权力，成为新的统治者；再后是教育门槛，使形式上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成为国家和社会各领域的权力精英，把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基本排除在权力大门之外。可以说，以学历为表现形式的教育门槛总和并代替了血统和财富门槛后，至今保持着分配社会权力的关键标准。与前两个门槛不同的是，教育门槛扩大了社会选择的范围，把以往血统和财富门槛隐含其中，形式上显示出了更多的民主特性，更多体现出了教育精英在二战后主张“教育即人权”的政治意义，赋予了教育作为社会选择工具和社会资源占有的合理性。但在现实中能够逾越教育门槛的不是所有受教育者，唯受过那些由精英阶层通过各类行政措施和排名确定的精英教育者方有机会，血统和财富人群依旧是少数精英教育的主体，只有一些满足精英需求的社会中低层个体被容纳和补充进来，大众则被淘汰出这个精心设计出来的“精英自造产业链”，成为服务权力精英的一般脑力和体力劳动者。数据显示，20世纪60年代德国联邦议会议员受过高等教育的不到全部议员的一半，其中不乏工人或农民议员。现如今，联邦议员几乎全部接受过高等教育，尽管全社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占全部人口的20%左右，但在最高政治精英层已经找不到真正的工人或农民注8。教育门槛在容纳血统和财富门槛后，成为现今欧洲社会选择的综合关卡，把精英和大众分割为上下两个阶级，上边是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的精英联合体，下边是大众。按照传统制度的分工话语，主要由议会政府组成的政治精英代表人民，由媒体和教育从业者构成的知识精英教育人民。
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融合导致技术主义盛行，政治决策被拖延在烦琐的技术程序中，各类由知识精英组成的专业委员会登堂入室，影响着政治过程，形式上由议会和政府做出的决定，实质上被“外包”给“外脑”，议会民主制度通过行政和行政外包在各类精英的内循环中交替实现，民众被排除在外。近日德国媒体热炒的国防部和国防军“咨询丑闻”披露，2015年至2016年间该部支付了高达2亿多欧元的外脑咨询费，且账目不清，疑似暗箱操作。经合组织（OECD）基于新自由主义教育理念的教育排名榜和教育报告，比民选产生的各国政府威力还大，左右着各国教育政策，使教育成为经济的劳动力供应商和社会竞争的工具，不断强化、巩固着教育作为进入精英阶层的权威性与合理性。欧盟更是各种专业委员会和专家小组林立，其决策机制被普遍认为缺乏议会监督，主要由政府和行政精英运作。随着布鲁塞尔官僚体系不断强化对各成员国政府和民众的影响，民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可以说，今日泛欧洲之民主制度已经失去了原有模样，变成了一个让许多民众恐惧厌烦的庞然大物，近年来以反欧、厌欧起家的民粹主义政党正由于迎合了民众诉求而兴旺，原本代表人民的政治精英被他们极端地攻击为“人民的叛徒”，肩负“教育人民”之责任的媒体被称为“谎言宣传”。从这种意义上说，民粹主义运动是欧洲传统政治变化和民众不满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再次，自由主义思潮不断在欧洲渗透、普及，形成反权威的意识形态，并在大众化的过程中也瓦解了欧洲传统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大众基础，传统政党依靠的大众日趋小众化，小众不断碎片化。“全民党”逐渐无力回应社会深度碎片化时代的多重要求和期待，在面面俱到的努力中失去了本色，失去了社会身份依托，即人民代表看不清人民，找不到人民。
在欧洲，20世纪60年代后期爆发了被冠名为“学生运动”的教育和思想革命，“批判”不仅是行动，也是崇高的价值和真理，思想政治和社会生活各领域都要反权威、反传统、反制度。“平等”“自由”和“民主”被奉为判断是非、真假、优劣的道德标准，逐渐被诠释为欧洲自古以来就拥有的传统，即便是给欧洲自己和世界带来血腥灾难的世界大战也被用来验证欧洲“自由民主”制度的合理性、必然性和先验意义，是放之全球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在那场运动中，“批判”被推到崇高的位置上，不仅被当作方法，也被认定为绝对真理和价值本身，精英既是批判者，也是价值判断者。
国际上，价值自信的欧洲精英似乎是全球道德问题的教育者和裁判所，到处有来自欧洲的批评声、谴责声。有意思的是，欧洲的批评声也引起他者的批评回音，“欧洲教育了世界”。比如，德国魏玛市是欧洲文化大家歌德（Goethe）和席勒（Schiller）生活工作的地方，曾被确立为1999年的欧洲文化之都，展现出欧洲文明的灿烂。但就在魏玛的邻近之地，至今矗立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昭示着那段惨绝人寰的阴暗历史。“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以残酷反证文明，这透着玩世不恭的气息，也是欧洲思想精英们难以逾越的矛盾。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隔空对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总统喊的那句“你们当时在学德语了”，触到了欧洲很多国家的痛处注9。欧洲从道义制高点上构建价值共同体的路径或许是欧盟增强一体化和集体身份认同的必要选项，但要克服历史镌刻在欧洲各国人内心深处的伤痕依旧是一条坎坷之路，时常会透出矛盾和纠结。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还远远没有在欧洲各国发生，至今的纪念活动还维持着仪式的重复，着力去发掘出战争中的人性和英雄精神，但也难以遮掩各国“爱国主义”与“欧洲主义”两股潮流之间的张力和温差。也要看到，让战争纪念来体现人性，这本身就充满着荒诞的色彩。
在欧洲社会内部，当精英们设定的先验价值遇到现实时，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欧洲的公民们越来越发现，舆论自由实际上是由精英们控制的媒体发表舆论的自由。“谁上台都一样，我们都要付更多的税，社会负担更大，够了！”这是近来参加法国“黄背心”示威运动的一位年轻人表达的愤怒。他们曾经热烈地支持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曾寄托过美好的愿望，现在，总统的支持率跌落到了20%上下。这不仅对马克龙总统本人是沉重打击，也是法国政治的困局：在传统左右两派政党执政失灵后，人们寄希望于新人新党，然而燃烧的热情又要变为愤怒，变为街头革命。很明显，目前已不再是左右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结构出了问题，导致上层精英失去了社会感受力，中下层民众在焦虑和不安中反抗。
综合看，战后欧洲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增长，人们财富增多，经济依赖降低，但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促成财富分配不均，导致社会中底层不安、不满，与上层精英对抗。民众知识层次普遍提高，信息独立能力和意识增强，传统政治和知识精英垄断政治和信息资源的能力和程度被极大减弱，随着自由主义思想高度渗透，每个个体都成为有制造、评判和传播信息能力的基本“政治单体机构”，在竞选政治中受到党派“贿赂性”追逐，传统政治失去往昔领导者的尊严、权威和支撑。经济和政治已经自由化和现代化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民众不再依赖精英，出现了社会变化导致的实质上的去精英化运动，互联网则加速和提升了自由化的程度，但也进一步彻底地瓦解了精英阶层对知识、信息和思想的垄断。互联网强化了“感受的时代”，事实和真相在很大程度上被关于事实和真相的感受所取代，即，感受成为感受的依据，左右着社会的情绪和政治生活的运行，“特朗普现象”是感受时代的产物和标志。互联网改变了政治生活的模式和结果，加速了传统政治的崩溃。不断固化、僵化的精英阶层与自我意识日益增强并开始表达对精英不满和反抗的大众之间的矛盾，明显地勾勒出欧洲传统政治危机的宏观背景。
2.欧洲社会结构性问题凸显注10
最近两年，欧洲正遭受冷战以来最严峻的恐怖袭击。欧洲主流声音把矛头指向伊斯兰极端主义，把问题归罪于难民政策。但笔者认为，难民只是结果而非诱因，欧洲不应纠缠于一些“伪问题”，而应全面反思内外政策的得失。
首先，欧洲的人口和族群结构正深刻变化，“人民”变了。伴随着殖民政策和现代化发展，欧洲早已不再是单一欧洲人或基督教的欧洲，伊斯兰教在许多欧洲国家已成主要教派。相关调查显示，欧洲穆斯林人口已占总人口的6%，到2030年将达8%甚至更高。注11有些欧洲国家领导人认为，欧洲基督教徒的宗教意识和活动正在减弱、减少，笃信教义的穆斯林人数将很快超过虔诚的基督徒。已占人口很大比例的非欧洲移民构成了新族群，其数量迅速增长，政治诉求增强，这意味着欧洲国家的执政基础已深刻变化。使多个单一神教和睦相处，治理多族群和多宗教的国家，远比单一民族和单一宗教国家复杂得多，欧洲政治精英们对此应有充分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修正传统欧洲基督教文明以及政治思想基础和价值观念，以适应新的“人民”。
欧洲国家领导人对于在社会融合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并非毫无意识。德国前总统武尔夫（Christian Wulff）2010年就曾提出伊斯兰属于德国，希望以此增强穆斯林移民对于德国和欧洲的身份认同，促进融合。但多年以来，这种倡导多元文化融合的努力效果不彰，反而被一些意见领袖宣布失败，有人甚至认为，现行融合政策是向伊斯兰投降。欧洲应意识到，价值输出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应花更多精力应对内部社会文化挑战甚至自我生存问题。它还需认清欧洲不是独有普世价值的圣者，也不是拯救世界难民的恩人，这样的理念与排斥外来移民具有同样的思想基础。
其次，欧洲国家内部政策上新自由主义盛行导致社会撕裂。效益至上的逐利和竞争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被称为社会稳定支柱的中产阶层不断萎缩。法国失业率一度超过10%警戒线，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高达19.9%和23.3%，有的政府濒临破产；2012年统计显示德国中等收入阶层人数过去15年中减少550万。注12技术进步等要素带来财富增长，但新增财富因偏袒资本的再分配制度而更多进入大企业、大资本手中。中等收入阶层中蔓延着焦虑和担忧，正由社会的稳定器转变成社会不安的主力。
政策失误、结构失衡导致贫富不均、社会分裂，一些欧洲国家犯罪率攀升。据统计注13，2012年欧盟入室盗窃案数量比2007年上升14%，德国2015年刑事案件数量比上年上升4.1%。有人辩解说是违法移民催升了犯罪率，但对移民人口已普遍存在的国度而言，再区分是否为“原居民”不仅无助于改善治安，反会强化社会分裂。另外青少年问题颇为严峻，2014年有1/4的欧洲青少年生活在贫困中，他们缺少社会参与机会，在学校被另眼相看甚至被欺侮，忍无可忍时便可能走向极端、报复社会，最近两年的多起暴恐案就是青少年所为。
第三，网络技术主义破坏社会稳定，这在欧洲表现明显。网络技术促进了沟通，但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恐怖主义的“有效工具”和“教科书”。极端主义借助网络传播极端思想并诱发“独狼”，维尔兹堡火车惨案的杀手就受到IS（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启发”，慕尼黑惨案的凶手则通过网络效仿7年前一桩少年凶杀案来策划行凶细节。一旦恐怖事件发生，网络和媒体还可能成为传播恐惧的“帮凶”。各种信息瞬间传播、真假难辨，造成政府忙乱决策，民众惶恐不安。政府在失去信息掌控力和公信力，比如德国政府一再强调暴恐与难民无必然联系，但在网上遭到民众攻击，民众与政府对立。网络使人越来越“去社会化”，暴力恐怖也因此日趋“个性化”。“独狼”频现增加了社会安全的不确定性。
第四，以暴制暴、越反越恐的“反恐陷阱”症结在于信任危机。欧洲国家已有事实表明，仅仅强化国家机器的强力手段难以实现长治久安，甚至短期内都难奏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系列暴恐事件后宣布九条反恐措施，包括强化武器管理，但这未能阻止暴恐活动，如维尔兹堡火车惨案凶手作案的工具只是寻常的斧子和刀。法国在2015年巴黎遭恐袭后实施覆盖全国的紧急状态，但也未能避免一再遭袭。欧洲当前面临的暴恐对手以“独狼”居多，他们不是具有极端宗教背景就是因被社会边缘化而陷于绝望，无惧于死。这与此前出现的“埃塔”（ETA）、“红军派”（RAF）和“北爱尔兰共和军”（IRA）等恐怖组织不同，很难强力打击和压制。
正因新一波暴恐行为有明显的宗教极端主义根源和社会心理背景，所以反恐不再是防止和打击暴力行为那么简单，不能一味强调罪犯的个人问题，而需从社会文化角度着手，解决现代社会的“价值冲突”“信念空虚”和“信任危机”。英国英格兰银行前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就曾撰文警示，欧洲的深层问题在于政府和民众相互缺乏信任。欧洲精英们应看到，物质主义的发展并不能填补人对生命意义的内在需求，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仅要解决“我有什么”的问题，还要关注“我是谁”的终极议题。
另外还需看到，国际干涉主义与恐怖主义存在必然联系。美国主导的西亚北非“民主化”进程已持续近15年，不仅没给西亚北非地区带来人权与和平，反使相关国家安全形势空前恶化，极端恐怖主义势力肆虐。随着一些主权国家的政府和边界遭到瓦解，动乱与危机迅速外溢，蔓延成区域甚至全球危机。过去几年，大量民众逃离“民主化”失败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一波波难民潮，冲击欧洲。欧洲人跟随美国把难民和危机打进自己的家园，激化了已有的社会矛盾，而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却在悠然旁观。对此，不少欧洲有识之士已经有所认识。
综上所述，要想走出当前暴恐袭击困境，欧洲需要全面反思国内外政策，直面现实问题的根源，做到从长计议、综合施策，而非仅仅纠结于一些局部和技术性环节。在全球化时代，治国理政变得愈发复杂。今天欧洲政治遭遇的危机，明天就可能在地球上的另一角落发生，对此各国政治决策层须有远虑。
3.“左中右”视角掩盖欧美社会矛盾注14
2017年9月德国联邦议会大选结果显示，原大联盟政府的三个执政党（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遭受冷遇，得票率均创历史新低。与此相反，各在野党（绿党和左翼党）以及不在联邦议会的自民党和选择党却不同程度地受到选民热捧，支持率明显提升。冷热之间反映出德国当前政治生态观点分散、力量分裂的现状。选择党出尽风头，得票率提升到12.6%，升幅最大，成为德议会第三大党。这被认为是极右翼的胜利，标志着德国政治天平整体右倾，是继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右翼抬头的延续。
然而，细看各党选民结构可知，继续沿用传统“左中右”的政党分类方法已无法有说服力地解释上述变化，也无法解释其与德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甚至还遮掩了观察德国社会现实的视角。
与普遍猜测不同的是，选择党的选民不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失败者，据德媒报道，其党员多为社会中上层及精英人士，比例不低于其他传统大党。选择党选民的社会成分，实际上与绿党、自民党等高度重合。注15在对待执政党这一点上，选民们也表现出了高度一致，即向在野党分流，弃离执政党。
与其说这次是选择党等在野党的胜利，不如说是对执政党的抗议和惩罚。这与传统政治谱系中的“左中右”没有太大关联，而是体现了德国选民对社会现实和生活现状的感受，以及由此而做出的政治选择。如果依旧按“左中右”的谱系，原大联盟政府中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社会民主党是传统上经典的左右两派，按道理完全可以从意识形态的两端来充分关照选民的不同诉求。实际情况恰恰是，选民并没有按照这样的谱系划分来做出选择，他们更关注的是社会现实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谱系。
社会现实是，选民需要稳定的经济收入，可以期待的社会上升机会，安全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家庭和社会的关爱。选民的生活诉求很实在。
宏观上看，德国经济宏观数据非常出色，在不太景气的世界经济中能够多年保持增长，政府财政实现盈余，劳务市场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机会。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没有均衡分配，地区之间和家庭之间财富差距不同程度地加大，在为德国统一承担主要经济负担的西部各州，受到“贫困威胁”的人数在2005年到2015年之间从13.2%增加到了14.7%，在不来梅市这个数据高达24.8%，居西部各州之首。但也同样是在这个城市，富人的数量却在德国各大城市中位居前列，贫富差距昭然。注16有数据显示，德国百万富翁人数从2009年的86万上升到2016年的120万，年均增幅约5%。注17据柏林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Institut）的研究，富人不仅有更多的机会，而且平均寿命也比常人多出10年，他们享受着私人医保提供的高档服务，与普通百姓排队看病截然不同。
就业不仅是生活资料的来源，也是实现个人社会价值的渠道，宏观看选民们有充分就业的机会，但新的技术和劳工政策深刻地改变了就业岗位，从过去终身单一岗位就业，转变到现在的多岗位就业、短期就业，从业人员难以有长久预期。有研究称，未来15年内60%的现有工作岗位将消失，人被工作逼着改变，在多个职位中奔波，这不断蚕食着原本属于家庭的时间。
家庭面临危机。从1996年到2015年，德国有孩子的家庭从760万下降到550万，单亲家庭却从130万上升到160万，其中单身母亲有孩家庭从110万增加到150万，传统家庭在分化，人们依赖的基本社会结构不再稳定。单亲有孩家庭受贫困威胁的比例更是高居44%，这意味着在这些家庭长大的孩子缺乏教育和社会参与机会。统计显示，德国大学毕业生中父母没上过大学的人只占总数的1/10，相对贫困在代际之间传承。
德国东部的选民还面临独特的问题。他们曾经生活在一个社会和生活供给由国家分配的体系中，尽管与西部相比不算富足，但很确定，有起码的保障。东西德统一之后他们获得了自己塑造自己生活的自由，但与之俱来的是个人谋生责任。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和能够承担责任，许多人仍旧希望在给定的体系中安稳生活。他们对国家充满期待，也同样更强烈地表达出不满。选择党的票仓主要在东部，在萨克森州选择党已是第一大党。
近两年的难民问题给德国带来了新的麻烦，但更重要的是难民问题激发了选民对社会问题的不满。在剧烈变化的时代，普通民众指望国家提供保障和稳定，他们一再失望，在选择党那里却找到了发泄不满的渠道，要以此教训一下那些“高高在上”的人。
对政治、对国家的信任陷入危机。德国波恩大学教授布拉宿斯（Jörg Blasius）提供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欧洲各国民众对政党和政府普遍不太信任，认为他们只在乎自己的权力，不关心民众的诉求。德国统计公司Statista的数据也表明，有82%的受访者表示很不信任德国政党。新一届议会有709位议员，其中只有299人是选民直接选出的，余者是得票数超过5%选票的政党确定的人选，选民甚至不知道这些议员是何许人。一项调查称，受访人中一半多弄不明白这样的选举制度是怎么回事。
德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在西方其他国家同样存在并将延续。德国大选结果提供了一个观察西方社会的新鲜案例。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去着眼，以“上中下”替代“左中右”更为切实。“左中右”是意识形态问题，那是政党们的游戏，是脱离社会现实的精英们在高谈阔论。“上中下”则是社会问题，这事关民众的冷暖甘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