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刚做老舍先生这套书的时候，是因为被他文字中顶可爱的北京所迷住。后来发现顶可爱的不仅是北京，还有济南、成都、伦敦、纽约。爱上这些地方，同时也认识了这些地方的风物和人情，之后便有了和老舍先生笔下的人们相知的机会，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憎，都成了我们认识现代社会周遭的参照物。

老舍先生发表文章始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到今天已历百年。老舍，对于中国人，是北京的标签，而对于外国人，他又是中国的标签。这个“老字号”出众的地方在于，他不是文物，一百年间，他始终是活的，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重现，与我们的心共鸣。

从2018年起，我们便开始着手对老舍先生文章进行梳理，直到2020年的今日，世界都翻了个儿，从日新月异的欣欣向荣到当前的乱局，我们也从安静恬适的欣赏到可以把生活中的现实与作品对号入座。老舍先生文章的力量也逐渐显现了出来。

老舍作品给读者最突出的特点是幽默，而此次我们所编的这套丛书，试图向您呈现的却不止于此。在老舍先生众多的作品中，他的幽默既有“招笑”的白天，又有沉思的黑夜。前者是奉献给普罗大众的，后者则是留给他自己的挣扎。

有了先生给的那份幽默，苦便是百味人生中的寻常一味。任凭你是洋车夫、饭馆的老板，还是留洋的博士、大学教授，贫穷、孤独、病痛甚至战争，指不定哪碗苦水就会在前边等着你呢！生活是万难的！这是先生最有分量的人生经验，同时也是《最苦是人生》这本书的来历。读这书你虽笑不出，但却能使你遇到糟心事时不必非哭。有了这份坚韧，再加上点幽默，时候长了，生活自然会露出甜美。

老舍先生曾在《我怎样写〈赵子曰〉》中说，自己是“五四”一代的旁观者。从这个角度分析，先生这话并非只是自谦。从先生的履历中查到，1924年到1929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他在英国任教，地理的限制和教师的身份，使他无法成为没落文化的直接破坏者。这也许就是他对腐朽文化的否定会带着些幽默色彩的原因吧。因此，与同期其他先锋作家相比，老舍先生的文章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对于人性中的坏，除了批判，他还会加上些诙谐的理解，让坏人坏得有理由。愚昧执拗的王老太太、媚洋的毛博士、穿戴风光却摆不平太太们的毛毛虫、笃信诚实的周文祥、诚爽怜爱年轻姑娘的老者刘兴仁、乐天走运的牛老者……这些可笑、可悲、可爱、可怜的小人物，展现了社会各阶层中国人的百态。

老舍先生曾讲，幽默的人只会悲观，因为他最后的领悟是人生的矛盾。这一点，我的很多“舍迷”朋友都注意到了。在一次和李六乙先生的交谈中，他讲道：“老舍先生语言的魅力，并不只在于‘使人们一看就笑起来’，而是会‘永远不忘’，这才是上等的幽默。”

对于中国文化中那些旧有的顽疾，老舍先生既有唾弃的态度，同时又能感觉到他那“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的心怀。老舍先生曾说：“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有一些公理。”这是老舍先生为祥子们的辩护，更是对当时社会制度不公的不满。这也正是《闹咱们的脾气》这本书的主张。

在中国的作家中，老舍先生是为数不多的平民出身而又留洋的作家，这样的经历使他的作品对于普通读者来讲代入感很强。老舍先生有这样一段话：“我颇有几位交情很好的外国朋友，他们可分为两派： 一派是以为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假若中国人还不赶快一律变成英国人或美国人，则中国在一眨眼的工夫就会灭亡。另一派恰恰是与此相反。他们以为只要中国还有一架钢琴，或还有一个穿西装的人，中国就永无半点希望。”他的这段话给了我们不小的策划灵感。眼下，国际交往日益增多，人们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好看的西洋景和价值观的冲突不时地互换主次，所以，通过老舍先生的作品了解一百年前中国人在西方的处境，对于身处中西方文化交融中的我们是非常有意义的。《深说外国人》一书正是基于这种想法而诞生的。

审读老舍先生这套书的编辑们有一个共识，对于文学作品而言，特别是在百年之后，按照现代汉语用法进行修改不妥，搞不好就成了篡改。后来听朋友讲，老舍先生最痛恨编辑改他的文字，为此还放狠话。

话说在编辑《有家可回》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插曲。老舍先生文中用了很多分号，但按照现代汉语的习惯，这些地方大都应使用逗号，因此，编辑自然就改动了。一天，一位编辑拿来1931年先生发表在《齐大月刊》上的散文《一些印象》，文中竟然把分号捧成“那俊美的”，把强调语气的叹号描画成“那泪珠滚滚的”，这太有趣了！由此，大家再不敢在先生的文章上造次，当然，受牵连的还有“的地得”们，一下又回到了一百年前白勺“的”的时代。

为了编好这套文丛，动笔之前，我们先后对长期从事老舍作品研究的教授，人艺的编剧、导演，老舍先生的研究者以及他的旧友进行了走访。让我们记忆最深的是人艺的编剧梁秉堃先生，见面的地点是一家英式咖啡馆，是梁老选的。他向我们问候的第一句话，带着浓浓的北京腔：“舒先生的事儿，我肯定得来！”让人听后，感觉千斤的重量落在了心上。接下来是梁老整整一个上午的“舒先生时光”，心下想，不把这套书做好，怎么和老先生交代呀！

提炼老舍先生的思想精髓是我们编这套书的初衷。制作的过程远比我们之前的想象困难得多，但由此得到的启发也不少。在编书的过程中，我们试图找到一些和先生同一时期的画家的画作，如果能同台呈现，对读者理解老舍先生的思想将会有很大帮助。为此，我们拜访了老舍先生的生前好友孙之儁先生的女儿孙燕华老师。孙老师听了我们对这套书的介绍后，立刻请秘书取来孙先生的画册，亲手将其交到我们的手上，并嘱咐我们，只要能把前辈们的精神传承下去，其他的都不必考虑。这份情谊至今让我们深受感召。

同样要感谢的还有丰子恺先生的画作。子恺先生以洞察生活，给生活赋予柔情和禅意见长。此次编排，我们试着将南派的子恺漫画与北派的老舍作品相融合。让南北文化牵手，会让很多人感觉鲁莽，搞不好就会生出“强扭的瓜”。为此，在长达一年多的尝试中，我们如履薄冰。冒险的旅途既艰苦又令人兴奋，在选图的过程中，我们不但没有感到南北文化的相互冒犯，反倒是共鸣、共情的感觉频频出现。这是我们作为编者的收获，也希望成为读者别样的阅读体验。

老舍先生的作品写的大多数是普通人的故事，写得那么有趣，为什么就没有在百姓中风靡过，而是仅仅止步于小众呢？是现代读者的眼睛不够上等，还是先生的幽默过于上等？读者和作品之间的鸿沟是否存在？如若存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隔膜呢？我们又将如何去融合二者之间的关系呢？一百年前的作品能否被当代人接受？类似的担忧在我们编书的过程中随时可见，驱之不散。

记得在《马裤先生》一文的选取上，我们是非常犹豫的。那个对茶房吆三喝四的马裤先生，生活中不但有，很多时候还被当成笑料。再现丑陋，我觉得毫无意义，于是就从目录中删掉了这篇。一日，下午茶时，和远在纽约的女儿提到此事，没想到她回我一句：“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这是鲁迅先生在杂文《华盖集》中的话，一个留洋的年轻人能随口给出这样的注解，实在不能不让我兴奋。从女儿的口中挖到了《马裤先生》的现实意义，无疑也就找到了老舍文学与当代人的纽带。由此事看来，“新人类”不但有上等的眼睛，而且他们还有上等的记忆和理解力。

自2019年年底暴发新冠疫情至今，短短数月间，世界的局势就翻转了数遍。外交、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哪里还有不变的地方呢？而更令人错愕的是，这些变化居然都在老舍先生的文章里发生过！“这种事老舍先生早写过！”这是审读这套丛书的编辑们最突出的感受。我们也因此相信，老舍作品的价值，并不是依托人的记忆力而存在的，他的不朽是通过超越时代的高远洞察力而实现的。

2003年，英国政府将一块蓝色的牌匾挂在了伦敦街道的一栋公寓上，上面写着“老舍，一位中国作家，1925年到1928年间曾在这里居住”。而能让伦敦记住，拥有蓝色牌匾的人物屈指可数。世界都不忘老舍，我们又怎能忘他！

零 露

2020年 岁末 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