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荔湾的改革开放
谢家彦：原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中共荔湾区委书记。
第一次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扬帆起航
打倒“四人帮”后，荔湾区与全市情况一样：干部群众思想混乱、物质匮乏、就业困难、住房紧缺。当时，除了发票配给生活必需品外，市场各类物资相当短缺，临时买点零食点心都不容易。就业方面，由于大批知青回城，以及因“历史问题”被疏散出城市的各类人员落实政策回城，区里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居住方面，很多回城的人没有地方住，那时到处搭建窝棚，在恩宁路涌面上就搭了一整片窝棚，安置回城人员居住。可以说，经过“文革”的破坏，百废待兴，需要我们做的事有很多。
我主持区委工作后，花了几天时间召开区委扩大会议，统一思想认识。会议的主题就是两个：研究解决干部团结问题和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我记得当时为了不受干扰，区委的会议安排在区武装部（当时设在光复路）召开。荔湾区是“文革”的“重灾区”，“文革”期间很多干部受到迫害，干部的派性思想比较严重。荔湾区干部的团结问题曾一度惊动了省委，省纪委当时还派人到区调查干部团结的问题。因此，解决团结问题是首要任务，团结搞好了，才能保证区委工作重点的转移。紧接着就开展了为期两年的整党工作。
区里通过整党推动各项工作，突出抓经济建设，重点发展集体经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当时发展个体经济有个口号叫“扶上马、送一程”，包括解决群众从事个体经营的思想认识问题，从税收、场地、管理费等方面提供多种优惠和服务。至今已经开了五六家分店的龙津街开记饮食店，当时他们一家有六个孩子，生活非常困难，我们就引导他们在龙津东路开店卖糖水，据说他领到了荔湾区第一个个体户牌照，现在经营得有声有色。
清平市场创办于1979年，是一个全国闻名的全市最大的农贸市场，经营范围包括药材、副食品等等。开辟了这个市场后，吸引了全国各地农民，甚至曾经被称为“二道贩子”、“投机倒把分子”的各类人员进场经营。但是，在当时条件下，我们也遇到一些问题。如有些老同志、老领导来荔湾调研发展个体经济的事，调查后专门向市委打报告批评我们，以致后来市委专门组织全市各区和市有关部门集中到荔湾区开现场会，专门研究解决清平市场的问题，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市委一位领导同志讲话时专门点了清平市场卖牛肉的牛记经营档，因为他的生意越做越大，还为很多酒楼宾馆食肆送货，认为“这个‘牛记’已经不是个体户了，已经是资本家了”，要求我回去和马书记（当时区委书记马虹）讲讲，搞个“马记”来代替“牛记”。实际上就是要我们搞个国营的来代替私营，因为区委书记姓马，马列主义也姓马，这是相关语。后来我们觉得这个要求很难办，也没有必要，就拖着拖着拖过去了。可见，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认识上和工作上区里还是有一定的阻力。
还有一件事，当时龙津街有个经营生产牛肉干的个体户叫“祥记”，由于某些原因与街道办事处有矛盾，后来事情被记者获悉登到报纸上，结果被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同志知悉了，专门写了张便条让邹尔康同志（时任荔湾区委书记）调查解决此事。这从另一方面说明省、市领导都非常重视发展民营经济、个体经济。
与此同时，区里鼓励对国营、集体企业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当时，一间三两个人的小饮食店铺都是国营或合作经营，怎么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呢？所以我们就在商业系统和街道工业搞承包经营，这是当时重点的改革措施。我记得先在副食行业搞全行业承包经营，很快从原来全行业亏损转为全行业盈利。又如金花街有间电器厂也是搞承包经营的，街工业公司与经营者签订合约，如企业完成任务则给经营者奖励3万元，当时3万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时任市委第一书记的许士杰同志来我区，我跟他汇报这个事，他思想比较解放，说：“如果你们签了合约，你就要兑现啊。”我们听了，放心很多。
为了调动街道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我们也在街道推行奖励政策。街道当时有工业公司、劳动服务公司、生活服务公司、侨企公司等各类发展经济的实体，很多干部被派去搞经济，搞得好的给予重奖。当时规定企业达到100万元利润以上的，就奖励企业的领导一套房屋，这也是一种改革创新，后来有好几位企业领导人得到了这种奖励。
第二次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乘风破浪
第二次解放思想是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重点是解决姓“社”姓“资”的问题。过去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有市场也有计划，社会主义有计划也有市场。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争论了很久。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论述，引导我们大胆前行。这又是一次思想碰撞，应该讲这一次的阻力已经没有改革开放初期那么大了。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得到大家的接受和认可。
我们在引资方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最典型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市利用港资在荔湾区建设了广州第一家涉外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以后又建起了荔湾广场。在区内，我们有一批工业和商业企业都利用了外资发展起来，当时比较出名的是华懋制衣厂、雄丰玻璃厂等等。区十分重视招商引资，当时招待外商都筵开几十席。我们利用外资主要搞“三来一补”和合作合资经营。可以说，那时对利用外资还缺乏经验，走了一些弯路。如曾经想利用外资来搞旧城改造，规模定得很大，规划在逢源路一带建设60座“爱群大厦”般的商贸居住楼宇。后来由于各种因素没有得以实施，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荔湾人历来的发展意识都是很强的。老荔湾人多地少，发展工业受到制约，已经把眼光盯到城区以外的地方。我们通过规划局在区外征地搞厂房，最早建设了聚龙工业区，后来在江村建起了更大的工业区。时任副市长的陈开枝同志在视察我区工作时充分肯定了这一做法，他说：“荔湾区觉悟得比较早，眼睛向外，筑巢引凤。”还有一次，时任市委书记的谢非同志来我区视察工作，我带他从区委大院（逢源路129号）出发，经过逢源街、文昌街，再到文安街看永红纽扣厂。视察后，他说：“你们产品一流，厂房三流。”厂房的确不怎么样，但当时那个厂长很自豪，他说：“一包纽扣可以换一台电视机。”可见当时的街道工业发展状况还是很好的，而解决场地问题也确实十分紧迫。
荔湾历来的传统是商贸比较发达。当时永安百货、清平饭店都是很出名的区属商贸企业，特别是清平饭店，有一次我们请马万祺先生到清平饭店品尝清平鸡，他赞不绝口，还打包了两三只回去消夜。可惜的是，后来清平饭店倒闭，这是荔湾品牌的遗憾，现在我们希望能重振“清平鸡”这个家喻户晓的品牌。
第三次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跨上新征程
第三次解放思想就是从党的十五大开始，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股份制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再到十七大明确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在发展观念上有了重大的突破。
新一轮发展，是重点解决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荔湾区历经几次解放思想的洗礼，有各个时期干部群众的不懈努力，经济社会发展、群众生活水平都取得长足进步。我觉得整个中国，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中国人，但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却是巨大的。可以说，思想是先导，路线起决定作用。正如当年我区一位民主人士梁蔼仪在某次座谈会上对我党的评价：佩服共产党的三条理由，一是有错自己改；二是无封建割据；三是无军阀混战。这样的观察够深，评价到位，使我感触很大。
可以这样说，没有思想解放，要迈开工作的步子是很难的，要谋求新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汪洋书记来广东，首先抓思想解放是正确的。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思路决定出路。但思想解放要有个过程，发展转型也要有个过程，急不来，这两个过程是必不可少的。有一次任仲夷同志参加荔湾一个研讨会，曾对我说过“发展是硬道理，按规律办事是更硬的道理”。当前，要怎么样才能更加有利于科学发展，调动区一级党委政府推动发展的积极性，我认为体制是一个问题，区里可以适当地向市里提出点意见，适当放权，增加发展和管理的主动权。旧城改造是一个大难题，区里没权、没钱、没政策，难有大作为，最后举个例子，仅金花街的旧城改造就搞了近二十年，建议市领导借鉴上海等地的经验，通过委托的办法，把必要的权下放到区。